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七堇年：一九八六年生。香港浸会大学硕士毕业。已出版《大地之灯》《平生欢》《无梦之境》等作品十一部。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长篇小说奖等。另有短篇小说、散文等陆续发表于《人民文学》《收获》等刊。

万川映月

——当我们在谈论社区保护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节选）

七堇年

一

二〇二〇年八月的一个普通的早晨，我打开电脑，登录邮箱，收到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面试通知邮件。窗外传来一声长达十二秒的汽车喇叭，应和着九秒的、五秒的……刺耳的狂躁在交叉传染，人们为了诅咒按喇叭而更加疯狂地按喇叭。又一个雾霾天，又一个早高峰，又有一些人被堵车逼疯了，而这一天才刚刚开始。

每到这种时刻，我就极度渴望翠绿的松涛、清澈的溪喧、幽幽的鸟鸣……过去多年里，我也一直通过旅行的方式缓解“自然缺失症”：从贡嘎的落日、雨崩的明月，到挪威的森林、乞力马扎罗的雪……都是极好的续命药。每年至少服用一次，剂量越吃越大，耐药性也越来越高——严重时，非得阿拉斯加的荒原才能治愈。直到二〇二〇年疫情突然拔掉了插头，宣布这办法没戏了，而且很可能，再也没戏了。

我必须直面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既然这么热爱自然，为什么不去真的为她做点什么。为家乡，为身边的自然，做点什么。这成为我申请加入“山水”的初衷。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以下简称山水）是由北京大学吕植教授发起的生态环境保护机构，成立于二〇〇七年，从事物种生态系统保护，致力于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问题。在山水官网首页的背景图中，几只白唇鹿漫步绿野，滇金丝猴与纵腹纹小鸮的身影交替叠映，它们无辜地回应着我的凝视，我几乎可以听见那个优美的愿景——“生态公平”。

在面试现场，我第一次见到了山水的两员干将：冯杰、赵翔。一个深耕西南山地，一个驻扎三江源，都是做“社区保护”的前辈，一干就是十多年。面试很顺利，直到赵翔和我聊到了这么一个插曲：当他还是个研修生的时候，有个项目是要在某乡村推广“少砍树，多养鸡”。他一个扬州小伙子，初来乍到，一个人也不认识，怎么说服村民做改变呢？

“于是我只能挨家挨户地串门，跟乡亲们喝茶、唠嗑，甚至一起搓过麻将，差不多泡了一年，直到全村人都接纳了我，愿意听我的，这才把事儿给疏通了。” 赵翔双手一摊，“自然哪里需要‘保护’呢？自然好好地在那儿，亿万年了，要说‘保护’，就是因为人的存在，人带来的矛盾。管好了人，自然就被保护了。”

但是管人，天哪，一听到这两个字，我不由得放下二郎腿，下意识地摸了摸手机，又迅速摁掉。我想起在质兰基金会的公众号上读到的一句话：“环保工作者时常陷入如何做‘人的工作’的泥沼之中，到村子里阿叔家喝茶唠嗑远比在山脊线上拣屎找豹更让人感到‘头秃’。”

两周后，我如愿加入了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成为二〇二〇年度研修生。按流程，我们首先要去山水最具代表性的社区保护项目地“关坝”，在那里接受六天的培训。直至出发前，我对环保的理念仍然和大多数人一样停留在种树、减塑的阶段，不知什么是“社区保护”。对此，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给出的定义是个复杂的定语从句，我每个字都认识，连起来却不知所云。

二

第一次在卫星地图搜索“关坝”的时候，以令人眩晕的速度一层层放大：东方，亚洲，中国，西南，四川平武县，木皮藏族乡。

终于在2公里/1厘米的比例尺上，大头针扎向了“一块邮票大小的”村落。那一刻，显示屏看起来就像一张墨绿色的皱纸，暗示着山势之险峻，百分之九十三点七的森林覆盖率。一条名称令人遐想的河流——火溪河——从北到南，贯穿关坝村域，在地图上勾勒了一道弯曲的白线；这条涪江一级支流，流淌着藏族白马氏的血液，原名“夺补河”，与当地的“祭火”习俗有关。

在十公里的比例尺上，以关坝为中心，鼠标顺时针游走着：

十二点钟方向，甘肃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九七八年就成立了；

三点钟方向，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野生动物肉眼遇见率极高的天堂；

四点钟方向，老河沟已成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的自然保护区项目地，在NGO圈的调侃里，那是马爸爸看上的地方；

六点钟方向，余家山县级保护区有着戏剧性的历史：一位老板原本计划承包山林作为伐木场，刚刚把运木道路修好，就赶上天然林禁伐令；老板将整座山林保留，后来成了民营保护区；

越过九点钟的小河沟自然保护区，十点钟方向，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九寨沟只有一箭之遥，到了这一尺度，屏幕上翠绿的皱纸已见积雪皑皑、沟壑纵横，像极了一个人的大脑沟回。

仅从地图上就不难发现，从国家级到省级、县级，民营、公益……各类权属的保护区环绕着关坝村，彼此骨肉相连,血脉相通。当一只岷山A种群大熊猫进入这条核心走廊带，穿过关坝村的森林时，有没有脸盆那么大的猎夹埋藏在枯叶下，伺机咬住它的脚踝？当一溪清水流过关坝沟，汇入涪江，有没有村民毒鱼炸鱼，或将农药残余垃圾肆意排入，威胁下游水质？毕竟，大自然是没有围墙的。

保护可以理解为协调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的影响，而栖息地周边社区是人类影响最直接的来源。关坝这样的社区构成了“保护的最后一公里”，它们拱卫着周边栖息地的价值：是沦为一件政绩橱窗里的展品、一块绿色的孤岛，还是一片生态公平的和谐之地？

三

正值“817”特大洪水过去不久，所有参加培训的山水研修生，从云南、北京、长三角等各地项目点，分头前往关坝村集合。即使是在路网发达的二〇二〇年，最远的三江源研修生仍要整整走上三天；而我们从成都出发，则要五六个小时。

过了绵阳界，205国道贴着涪江蜿蜒，水坝似乎比加油站更多，河流像一首永远在排练中的交响曲，不停被蹩脚的指挥厉声打断。人们已永远无法听到这首交响曲本来的恢宏与清澈了。

在中国，大众习惯了“水利清洁能源”的说法，对水坝习以为常，甚至颇带自豪；但在欧美环保人士眼中，水坝的生态代价与经济效益“冥冥之中有些不成比例的凶险”。

山水创始人吕植在“一席”演讲中提及：“九十年代的时候，生态旅游在中国还非常少，我们做了非常细致的调查，四川平武县这条山沟，哪个拐弯上有一棵杜鹃树，哪个角度前面的村落和后面的雪山值得一看……花了两年的时间来培训，把这个地区所有值得了解的信息，和背后的地质、生物、历史、文化知识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能够向外人讲解的故事……我在那里工作了五年之后，平武县发生了巨大变化，采伐停了，新一轮水电开发又开始了。这一轮比上一轮挣了更多的钱，但是我们设计的那条路线上的景色都变样了……”

据学者李晟之回顾，吕植一行人回到平武发现，杜鹃、雪山已消失在视线；只有矿山、工地、水坝……不绝于目。晚上，大家吃饭，喝了些酒，吕植极为罕见地当场落泪。众人一时手足无措，悬箸噤声——“当时我非常伤心，觉得我们几年的工作抵不上一个推土机推一个星期……”

她叩问：“所有这些水坝也好，砍伐也好……背后都有非常合理的现实逻辑，我们能够撼动那个逻辑吗？是不是不撼动那个逻辑，就没法做保护了呢？”

仅仅追求自然保护，或仅仅追求发展，都是相对容易的；唯有同时兼顾两者，追求平衡，才是最大的难点——那意味着，不是正义对抗邪恶，而是正义对正义。

四

怀着相似的困惑，我们进入了木皮藏族乡。205国道突然从丝滑的巧克力变成被耗子啃过的蛋糕，洪水冲毁的路段还在维修。车身颠簸起来，泥水溅到车窗这么高，涉过巨坑后，一辆辆地全都成了兵马俑。我看着一大半悬空的路基下面，浑浊的涪江咆哮着口吐白沫，想起“817”洪水期间，网页新闻上那张触目惊心的照片：就在这条通往关坝的必经之路上，曾有一块洗衣机大小的落石，砸穿了一辆小轿车，落在司机座位上。

冯杰跑这条路，不下一百个来回了。从研究生毕业起，他就加入了山水；他投入心血的关坝、李子坝、中坝，是山水最成功的几个社区保护项目，这也是他的网名“冯三坝”的由来。每次介绍到这儿，他都会赶紧补一句：“谐音三爸，四川人都说我这是占便宜。还是叫我冯杰、冯哥都行。”

这个喜欢吃面食的北方汉子，看似大条，实则细腻，哪怕是跟晚辈说话，都会客客气气添上“不好意思啊，打断你一下……”每到重要节日，他都会给团队的成员买小礼物；在成员的生日或者欢送会上，他还会用那人的名字写藏头诗，留作纪念。无论是面对乡村农户、政府干部，还是NGO的个性青年，冯杰都能自然与其打成一片；我甚至惊奇地发现，有些四川老乡跟我们四川籍研修生说话，彼此都听不懂，却能跟冯杰这个河北人一川一普地畅谈无阻。对此，冯杰只是哈哈一笑：“刚开始也听不懂啊，时间久了就好了。”

冯杰如今已经是一个儿子的父亲。在家的时候，喜欢看成都的晚霞，会拍落日，发朋友圈；他还喜欢清晨早起，开窗看云，写些小诗；但更多的时候，他都在出差、开会、写方案、改报告。这总让我想起John McPhee在《与荒野同行》这本书里对环保斗士布劳尔的描写：“……正是他对山脉的挚爱，把他早早地从它们身边拖开，拖进了被叫作摩天大厦的办公楼中，拖进了国会的走廊上，拖进了临时办公的酒店房间内……”

为了自然，我们必须跟人聊，跟人磨，跟人先交朋友，再办大自然的事。毕竟，大自然，是默不作声的。

五

终于抵达了关坝。下车第一口深呼吸，空气如清冽的泉水，透彻心扉。眼前是一条狭长的山沟，沟内溪水清澈见底，见不到一点儿垃圾。山谷间散落着民宅与菜地，两边的高山犹如墨绿色的金字塔群，一重重淡入天际。眼前的绿色让人难以想象，仅仅三十多年前，我脚下踩着的这条村主道，就是当年伐木场的运输通道。“碗口粗的树全被砍完，送去平武县造纸厂。八十至一百二十元一吨的，是杂木纸浆。一百至一百二十元一吨的，是松木纸浆；那时候拉木头一天可以挣到五六十元。”

不难想象“当时平武县木头车绝对是一景，拉五吨的东风车拉十八九吨”，泥水将车身和牌照完全糊满；加高的货斗里码满了木头，高度快要戳到电线，褐色的尾气，嘶哑的发动机……我们离这个链条并不遥远：脚下的木地板，身边的家具、纸。我们享用，但不（直接）承担后果。我们就是经济学里的外部性问题。两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早已点破:“被最多人所共享的事物，却只得到最少的照顾。”

在中国林业史上，有过好几波乱砍滥伐的风潮是绕不过去的疮疤；先是“大炼钢”，后是一九八四年“林业三定”。均山到户的政策导致了意想不到的后果：集体林一分，农民立刻将属于自家的山头砍完，因为“不知什么时候政策又变，林子就不是自己的了，不砍白不砍”。这就是贴现率的威力：当预期不明确的时候，未来价值的折现将会大大降低，股票暴跌如是，森林砍伐如是，因为行动者，都是人。人的世界里常常这样：“扣子从一开始就扣错了，到最后一颗才发觉。”

一九九八年的特大洪水，让政府重视起长江黄河中上游的森林退化。二〇〇〇年，“天然林保护工程”启动，退耕还林政策开始普及，生态得到了喘息。二十年过去，自然以令人叹服的胸怀，默默地还原了部分次生林；恰如那句我已想不起出处的诗句：“仅以你消逝的一面，足让我享用一生。”

见过了许多萧条衰败的村庄，关坝的面貌几乎让我吃惊。除了清幽的环境、安详的民居，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座崭新的三层建筑坐落在村口，窗明几净，是新村委会。两天后，研修生的培训，也将在这里举行。几个村民忙前跑后，搭线缆的，安水管的，打扫卫生的……赶着给这栋新楼通水通电。每个人都给冯杰打招呼，熟络得就像老朋友。

眼看研修生们第二天就要到了，冯杰有点着急能不能搞得定，唐虹回答：“肯定要通，必须通。”她的语气十分笃定，俨然是这里的主人。来之前我就被告知，唐虹与冯杰，正是整个关坝保护事业的起点。

六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某个寒冷的下午，高家大院里聚集着一百来号人，烤着火盆，为村委会换届选举唱票。唐虹被选为村主任。回忆起那一刻，她没有什么紧张激动的印象，只说是父亲鼓励她去参加选举的，当时她只有二十五岁。选上后，唐虹的表态十分实在——承诺要改造基础设施，要修好阳地山组的路，要改厨改厕。

口号提了，资金却一直没有。当选后的第一年，承诺的事一直没法兑现，唐虹焦虑得“不堪回首”。压力累积到二〇〇八年五月五日的一次培训，坐在考察的中巴车上，当着许多上下级，她靠着车窗就哭了。回忆起那天的心情，她记忆犹新，因为“一周后，就是汶川地震”。

二〇〇八年后，灾后重建的资金惠及关坝，唐虹反复找乡上协调，总算落实资金，把村里的土路硬化了，改厨改厕也做了，兑现了当初的承诺，“恢复了一点自信”。但她并不打算止于此。当时正是劳动力外出打工的高峰年代，剩下的村民还在山上放羊放牛，环境影响不小。唐虹想模仿隔壁小河村的做法，在关坝搞养蜂、做品牌，替换牛羊养殖。她将这个想法一抛出，“没有一个人看好”，就连本来的养蜂大户也无动于衷；何况“突然叫人别养羊了，这是断人家活路啊”。那会儿，她挨家挨户地一遍遍磨嘴皮子，但得到的最好反应是沉默，最常见的反应则是：凭啥不养？又不犯法。

转机总算来了，林业局陈佑平向唐虹推荐了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二〇〇九年秋天，平武水基金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联合进行选点调查，对关坝进行了项目可行性分析。

冯杰那会儿也还是个刚毕业的小伙儿，刚来关坝的时候，唐虹和他私下里聊天，讲起养蜂的事，两人一拍即合。但到了村上正式开会的场合，村书记资格老，主导话语权，让唐虹感觉“轮不上自己说话”,她当时只有二十六七岁，是个骨子里很害羞的姑娘。是冯杰在会上主动问：“唐主任，你不是对养蜂合作社有些计划吗？”这才让唐虹有了机会开口。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关坝项目点本底调查；

二〇一〇年四月，水基金支持下，关坝村阳地山组太阳能安装项目、木皮乡关坝村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养蜂产业发展项目启动；

二〇一〇年六月，养蜂合作社改为股份制+会员制管理模式，启动中蜂有机认证；

……

回看《关坝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大事记》，一件件里程碑仿佛自动弹立，但只有唐虹本人知道，整个过程“太难了，怎么说呢”，她捋着两根掉落的长发，指尖搓着，对我说，“经常睡不着觉”。

著名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的公共选择理论奠基之作《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九六五年）一书中描述：“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存在强制手段，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

奥尔森的理论在唐虹身上得到完美的验证。村里的养蜂大户都不怎么理她，对集体合作社更是毫无兴趣。唐虹为了说服他们加入合作社股份，只好生磨硬泡，一趟趟地背上腊肉、土豆、玉米酒，跟他们吃饭喝酒，聊天混熟。

蜂场位于关坝沟深处一个叫作“倒梯子”的地方。有个春天的夜晚，她在那儿跟蜂农们吃饭喝酒到半夜，“醉醺醺的，一个人从山上走夜路下来……一直走”，我以为后面埋伏着惊悚的情节，没想到她话锋一转，“月光好亮……白天阳光也很暖，蜜蜂嗡嗡嗡的，我特别喜欢那种感觉，腊肉煨土豆你吃过吗？香得不得了……” “蜂种是装在麻袋里运过来的，我生怕别人动作重了，弄坏了啥的，亲自跟着背上山，肩膀这些，全部磨破……”

从她眼神放光的样子，我忽然看到了人类学家项飙在《把自己作为方法》中所说的“乡绅精神”：立足脚下事，照管身边人，他们不谈世界格局、中美博弈，只是像个“温州做打火机的”那样，专心把身边小事做成。

在当时，唐虹身边没有任何人看好养蜂合作社，甚至连身为工程师的丈夫都“想不通我为啥要折腾，气得要离婚”。她的最后一线希望是一份五六页的养蜂产业报告，自己写的，拿去找乡党委书记寻求支持。

相比被选举为村主任的那一刻，她更记得去找詹书记那次的紧张。一大早，她就战战兢兢地站在詹书记的门口，手里汗津津的，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幸亏那天没有开会，詹书记就在办公室，她进去，递上报告。对方翻了翻，扫了第一页，迅速跳到最后一页，合上。

唐虹心里一沉。

好在詹书记说：“你这事儿，方向肯定是对的；乡上确实没得资金支持你，但我个人，绝对给你精神支持。”

精神支持这四个字，十多年后唐虹说起来还意犹未尽，“真是最后一根稻草，要是詹书记也泼我冷水，那我绝对放弃了”。

流动蜂农所养殖的主要是来自欧洲的西方蜜蜂（如意蜂），它们个头大，性情凶猛，只偏爱大量开花、花粉量和花蜜量大的植物，对生态的贡献很有限；而中华蜜蜂（Apis cerena subsp. cerena）与中国的本土植物协同演化了上百万年，对蜜源不挑剔，能为意蜂不屑一顾的植物传粉，保证植被的正常更新。保护中蜂，意味着保护整个植物生态系统，能在对自然干扰极小的前提下，带来当地人的收入。

正是这些小小的中华蜜蜂，打开了“社区保护”的门缝，在“鱼与熊掌”都要兼得的圆饼图中间，重合出了一小块可能性。山水抓住这个机会，向关坝村提供了大量支持：除了邀请专家为当地组织技术培训，还用股份制的方式一边注入资金，一边吸引当地养蜂户共同入股，组建了养蜂合作社。

第一份订单非常漂亮，经过NGO的牵线搭桥，万豪酒店集团与平武水基金按四十元/公斤的价格收购关坝蜂蜜两千公斤；而此前,关坝村民依靠自己最多只能获得十四元／公斤的销售价。

一切顺利得像梦，然而到了取蜜前夕，洪水冲走了百分之七十的蜂箱，只剩下大约四百个。唐虹为了交付这份两千斤订单，到附近的白马乡去收购蜂蜜。她过于急切，想着“节约成本，就只带了合作社的李天才去付款拿货”。回来后，合作社的出纳得知此事，气急败坏。一时间，谣言四起。唐虹这才意识到自己“太年轻太天真”，忽略了程序上应该先带上会计、采购员去查质，然后才是让出纳付款。

等到这批蜂蜜被加工完成，送到万豪酒店的全国店面出售，新闻里一片掌声，热闹的眼神投来，山村沸腾了。唐虹“做梦也想不到蜂蜜可以放在五星级酒店里卖”。但梦的背后，始终有村民揪住报道里的偏差不放，“返利两台车，还有一台去哪儿了”（另一台车其实是基金会给了荥经县的另一个项目）。唐虹一时间感觉百口莫辩，“那时候真的不懂，公开就是对自己的保护；越是公开，越是保护”。

唐虹并没有给我吹嘘她当时一心想养蜂的生态意义有多么前瞻，聊起当时种种折腾，她有种怀旧般的兴奋，“可能别人看我，上蹿下跳的，就像看猴戏一样……但我是因为喜欢，是真的喜欢，把事情做成的感觉……尤其是喜欢跟山水这帮人，像冯杰这种，真的都是很纯粹的人。”

说起如何一碗水端平，如何服人，她已俨然一位成熟的领导者，对带人管事得心应手了。我们研修生的欢迎晚宴上，她来迟了些，大伙儿起哄，说要罚酒，她就落落大方端起酒杯抿了一下，给大家唱了一段《青藏高原》。从她端庄大气的姿态，我完全想象不出她小时候“非常自卑，很害羞”的模样；也想象不出她被迫去温州打工的最后一年，因为太舍不得离开家乡，在火车上哭得稀里哗啦的情景。

我问她：“乡村女性干部挺少的，你觉得你的女性身份对你是有帮助呢，还是阻碍更大？”

她坐在我对面，认真地想了五秒钟，说：“我觉得是帮助更大。”她颇为肯定地回答。从二十五岁第一次竞选上村主任开始，唐虹就活动在“人多口杂”的环境里，一举一动都很扎眼。她早已考取了公务员，做过了两地乡长，“到现在最痛苦的还是跟人打交道……人多口杂啊，太难了”。

当一个村民说，“可以保护，但红外相机别在我的山上安”，他的顾虑并非不可理解。毕竟对于一个普通村民来说，最实在的担心就是，牛羊不让养，树不让砍，我怎么活。

但“思想是降落伞，打开时才有用”。只要对欲望适当节制，总有一些可持续的选项，比如养蜂，能够溶解保护与生计的对立，实现共赢。

七

二〇一二年的一个晴天，早上九点左右，乔良远远地看见一队人马出现在关坝那条村干道上，像是重要干部来考察的样子。乔良不知道那是哪位领导，但他立刻将军装穿戴整齐，跑上前去，拦住了官员队伍。

领导就在最前，后面的人发现突然闯来一个当地青年，颇有些紧张，好在那一身齐整的军装看着也不像是“来闹事的”。乔良大大方方开口了:“领导你好，我叫乔良，是退伍军人，我父亲是抗美援朝战士。我把退耕还林的补贴都拿来给家里的承包林种上了树；我还想再种三十亩，但我没有钱了，希望领导能帮我。”

当着众人，领导掏出了两千五百元，发话：“看好你，年轻人！二十年后我再来看你做到没有！”

二十年时间还没有到，乔良却已经不满足于当初的小目标了。返乡后，乔良当选了村主任，后来又是村书记。当时，养蜂已经打响了第一炮，关坝有了太阳能热水器、节能灶，减少了薪柴砍伐，“环境保护”开始渐渐渗透到普通村民的认知中。除了养蜂之外，乔良认为冷水鱼养殖也是很好的方案，可以将社区生计需求与环境保护融为一体——这类鱼基本上只在最清澈的天然水质环境中生长，既能带来经济效益，也能促使村民保护水质。

关坝沟最主要的冷水鱼有两种：俗称“石爬子”的，是鲇形目鮡科石爬鮡属，一种流水性低栖鱼类，吸附水底石头上，攀爬自如；俗称“雅鱼”或“白鱼”的，是与石爬鮡伴生的齐口裂腹鱼。

有村民回忆自己小时候：“一遇到夏天有山洪，山上有位婆婆，就在我家旁边的河边，用一个拖布一样的武器，上面挂上蚯蚓，旁边放一只水桶，石爬鮡一咬，她就一提，这叫‘梗鱼’……父母偶尔也带着我和妹妹去钓鱼，半天就是一桶，掏出肚腹，抹点盐，就在河边生火烤着吃，香味记忆犹新。”

关坝沟的鱼类原本很常见，但随着森林退化，梯级电站修建，越来越稀少；加上这些鱼对生境十分挑剔，难以人工养殖，石爬鮡的价格渐渐涨到本地六百多元一斤，市价最高时可达一千多元一斤。

乔良上任后，让高明斌“把沟里的鱼管起来”。

八

高明斌是个七〇后，个子瘦高，因为身体不太好，一直留在村里，是关坝组的组长。他年轻时候得过肺结核，“医生说这是富贵病，累不得，要多休息，我就只能放羊”。有次修补羊圈，搬石头，一用力，肺泡破裂，当场大吐血，差点没了命。结核病得长期服药，伤害了肝脏，他更没法外出打工了。

虽然身体不怎么样，高明斌却是出了名的踏实肯干，心直口快，组长一职尽心尽力。在村里，人们习惯叫他“高队长”。自从书记让他“管沟里的鱼”，他就一个人骑着摩托车，来来回回在沟里巡逻，喝止人们毒鱼炸鱼。“没有工资，没有汽油补贴，就我一个人。”

外村的人为了捞鱼，深更半夜跑进关坝沟，将渔网鱼篓偷偷放到河里，几十米放一个，第二天捞走；“这还算温柔的”，遇到毒鱼、炸鱼的，环境破坏就更大。高队长每晚十一点左右都要来沟里转悠，经常半夜打着手电出来抓人——管理关坝沟在实操意义上，几乎就等于跟人吵架。

一个不可忽视的细节是，根据山水的社区本底调查，当地村民的收入支出结构里，“人情支出”占比普遍较高。以旁边的和平村为例，红白喜事礼金占农户家庭支出总量的百分之二十八，且百分之四十三点一的农户人情支出在五千元以上，部分家庭甚至在一万元以上的水平。

如此一个熟人小社会，彼此抬头不见低头见，要开口阻止谁，难度可想而知。更何况，经济学家Elinor Ostrum在《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里提醒道，不仅灯塔、广播、国防……“惩罚”也是公用品，可以搭便车——面对公愤，大家往往敢怒不敢言；毕竟，无论谁站出来“说句话”，好处是所有人分享的，坏处却是那一人承担的。

高队长脾气爽直，一把硬骨头，无论逮着谁撒网捕鱼，都敢没收。为了杜绝外村人进来弄鱼，他做了一根拦路铁杆，横在关坝沟路口，上了锁，阻止车辆进入。外面的人是拦住了一些，但本村人进进出出，也只能找他，三更半夜打电话让开锁，高明斌也只好起身赶过来。有时候他有事不在，或者赶来的时候慢了些，等的人不耐烦，难免骂骂咧咧。

“我就是性子直嘛，脾气暴嘛，别人不敢说的我敢说嘛。”高队长管得凶了，得罪了许多人，到了公选巡护队长的时候，村里人匿名投票，把他“选下去了”。他毫不避讳那时候非常寒心，很是受挫，面子上也挂不住，“就赌气，不干了。书记再打什么电话，我就拖着。就不干、拖，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多年过去，高队长坐在村委会门口的木墩子上说起这一段，捂着头，脚尖仿佛在玩弄一只看不见的蚂蚁，“最难的，还是人的管理啊，团队啊”。很难想象这也是一个小学都没有上完的山里人的烦恼。

改变竟然是《西游记》带来的。在山水提供的一次培训机会“绿色领导力”中，专家教导学员怎么带团队，怎么管人，用《西游记》举例。高队长对其他的抽象理论不感兴趣，唯一记得“唐僧一个普通人，怎么能把孙悟空这种家伙管得住……你看唐僧有紧箍咒，但是也会给孙悟空缝衣服对不对”。

他现在一说起《西游记》的管理心法就滔滔不绝，毕竟，他的确是从那次培训后，大受启发，突然对“管理”开了窍。

“你要打个啥肉吃，可得悄咪咪的，不然坐牢的又不是我们，更不是当官儿的，还不是你自己，对不嘛？家里有个坐牢的，儿女上学也要受影响，是不是？” 如今的高明斌已经学会一套“柔术”，与过去的“硬干”不同，他现在会经常坐进农家院子里，跟邻居拉家常，耐心劝说。“老百姓一听，晓得你关心他，他就高兴，他反而就不得去打鹿子了。”

高队长和我聊起，不久前关坝村有人在后院烧玉米秆，烟雾蹿上了半山腰，吓得林业局一通电话打到村上来：“着火了吗？干啥呢？”

高队长一听就知道谁家干的，赶紧打电话给罗向平：“快点回去!你老汉儿又在烧苞谷秆啦!”

过了一会儿，罗向平打电话回来：“我说没用！他不听我的！你快过来吧，你说，他才听！”

高队长为这个能证明自己威信的小事深感欣慰。顺着他的指引，我走进了罗向平家的后院，着实惊喜了一把——那里是罗向平亲手修建的一处小鱼塘：贴着山壁，林木幽荫，沟里的活水穿过清澈的鱼塘，波光流溢。鱼塘边垒着几块特意搬来的巨石，错落有致，配上旺盛的多肉植物，旧轮胎做的花台，俨然一处僻静优美的小花园。我躺那块平台般的巨石上，仔细往水里看：“鱼呢？”

罗向平用一种自嘲般的欢快，一口回答：“水猫子吃完啦！”

水猫子的学名是水獭。它们的回归，是关坝保护业绩的一大喜事：水质恢复，鱼类恢复，水獭也回来了。尽管这又带来了下一步的人兽冲突问题——比如黑熊吃掉了蜂蜜，水獭吃掉了鱼，等等——但大部分开明村民对于生态环境的好转持欢迎态度。老一辈的养蜂合作社成员自发组织山林巡护，阻止盗猎、挖药、毒鱼炸鱼的行为。他们的下一代继任者们自称“葫芦娃”，高明斌、乔良也是其中之一。这批骨干成员遥远地呼应着亚马逊集团贝索斯那个著名的“两张比萨饼原则”——最有活力的团队规模，就是六至十人（一顿聚餐两张比萨饼就够）——恰如中国古老智慧所说的，“人多不干事儿”。

二〇一八年后，红外相机网格化监测在关坝正式铺开，“葫芦娃们”跟着山水员工一起，跋山涉水，学着安装和调试红外相机，还要定期上山“换电池”“收数据”。这是科学做环境保护的必要手段，可以准确地用数据反映该区域到底有些什么值得保护的动植物，以及保护成绩如何。

九

二〇一九年，桃花源基金会评选的首届“最美巡护员”，让这一群体被放在了聚光灯下，走进公众的视野。但在现实中，社区的巡护行为大都是民间自发的，高队长这类巡护员没有国家机器的执法权，抓到任何人，也只能“口头劝说”，最多“扭送派出所”；几乎每一次巡护行动，他都面临一句绕不过去的反问：“你又不是政府，你有什么权力管我？”

如果是在荷枪实弹的盗猎者面前，草根巡护员面临的“无权”问题更加凸显。三江源保护区措池村，“野牦牛守望者”是当地牧民自发的非正式保护协会，除了怀揣“管理局盖章的巡护证”，他们并没有别的合法手段与荷枪实弹的盗猎对峙。在不得已之下，“野牦牛守望者”给自己的巡护车喷上了“巡护”“检查”等字样，虽是未经允许的灰色手段，但多少可以增加威慑作用，保护他们人身安全。

在四川茂县九顶山，巡山二十多年的余家华和兄弟们感召了附近村民自发“做眼线”，每次接到村民举报的电话，余家兄弟操起镰刀就上山。聪明的是，早在胶卷的年代，余家华就自费买了相机，对峙的时候，先当场拍下盗猎者的人证物证，比如手持土枪，或者背包里的猎套。在闪光灯的威慑下，“你们这是人证物证俱在，非法持有枪支武器！赶紧走！再也不准来!否则下次就直接送公安了哈”！

以上策略都充满了民间智慧。最令我哭笑不得的是，就连高队长自己也有一套自己的办法：每当对方反问“你凭啥管我弄鱼，又不犯法”的时候，他就回答：“那当然要管你了，我每个月领六七千块钱，就是专门管这个鱼的。你要打鱼去别的地方打，反正不能在我们沟。”

在乡村，“六七千块钱”的概念足以让对方暗自接受，“好吧，你是专门管事的”，而实际上，高明斌的工资最多只有一千二百元，夜巡一次四十元。“可要是我说一千多块，那就没有说服力啦!”

据心理学研究，有一个反常识的结论是——不是态度改变行为，而是行为改变态度。

人一旦做了某事在先，就会自发地将行为合理化，形成自我说服。究其原因，也许是人类天生有需要克服“认知失调不适感”，倾向于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

也许，利用这种心理机制，一开始有没有环保态度并不要紧，至少在高明斌身上，从“让我把沟里的鱼管起来”的那一天开始，环保这一抽象概念，已通过无数次直接行动，渐渐内化为他的自我认同。从“要我保护”到“我要保护”的鸿沟，就这样被悄无声息地跨越了。

十

我去高队长家那天中午，天气终于放晴。院里停着他的那辆标志性的江陵摩托，多年来，他就是骑着这辆摩托来回巡逻关坝沟的。

“我们骑摩托车上山去吧，我想看看蜂场。”

“不得行，路刚刚才挖通，软得很，摩托车吃不住。”高明斌拒绝了我的请求，但找来另一位葫芦娃孟吉，一起坐他的面包车上山。

机耕道曲曲折折，向关坝沟的半山腰攀去；刚刚挖通的塌方路段还很泥泞，轮胎压上去像是棉花一样柔软。这条路的终点在“倒梯子”，再往深，就没有机耕道了，是巡护路线的起点，只能步行。眼前出现一片空地，传说中的“集体蜂场”看起来有点像一面巨大的壁龛。

“本来就要在这儿修堡坎，防塌方嘛，我们想，咋利用起来呢，后来就把堡坎修成格子状的，每个格子里面放了蜂箱，表面安了钢丝网，黑熊偷不了蜜。”我问高，这些设计是谁想的，他说大家商量的。

“蜂衣，要不要穿上？”他们给我一套防护服模样的东西，面罩是透气的。我只在电视里见过蜂农穿上这身东西，感到新奇。穿上后，我也跟上前去瞧：蜂箱是一截掏空了的树干，剖成两半，平时合拢，只留一个小小的出口供蜜蜂出入。他们小心翼翼地取下了一个蜂箱，放在地上，慢慢解开两端捆绑的铁丝，打开——蜜蜂密密麻麻，大部分仍然贴在蜂巢上；一小部分嗡嗡地飞了出来，但大家都动作缓慢，谁也没有被惊扰。

这时，有人拿起一把小铲子，规律地，轻轻地，持续敲打着蜂箱；敲打了好一阵，蜜蜂嗡嗡地飞离，这才露出下面的蜂巢和蜂蜜。

“来迟了，来迟了，至少一个月之前就该取。”高队长用铲子撬开一块蜂巢，甩到塑料桶里；过一会儿，又敲下一块。蜂蜜像液体的阳光一样流动着。

倒梯子蜂场尽头，有一座两层楼的小木屋，是巡护队“白熊保护站”的办公室，放置了许多巡护队的工具：电池、电筒、靴子、头盔。屋里贴着蜂场照管轮班表，合作社分红细则圆饼图。《保护小区大事记》是手写的，字迹工整。

一张巨大的科研监测地图，贴满整整一面墙。在密集的等高线底色上，红线方格划出了200米×200米的红外相机监测网格，覆盖关坝四十点三平方公里的公益林。每个网格都有图钉扎着一枚动物的小照片，从羚牛到黑熊，代表在那个位点拍到过的物种。

就在这张科研监测地图旁边，我看到了巡护队收缴的土猎枪、猎套、猎夹。简易者，只不过是一截精巧编制的尼龙绳，贝爷在《荒野求生》节目里用鞋带就可以制成的那种，可以困住竹鼠、雉鸡类小型动物；而钢丝套就种类繁多了；最狠的是猎夹，小的有巴掌大，大的则有脸盆那么大，是用来捕捉羚牛或野猪的。曾有野猪被猎夹困住后，不惜生生咬断自己的腿骨逃跑。高队长亲眼见过这么一截猪蹄留在空空的猎夹上，后来当他遇到一头跛脚的野猪时，他猜测这就是当初那头“勇士”。

高队长给我展示起那段尼龙绳怎么用：“这样绕……这端，捆一根树枝，弹的，从这儿，插进洞口……这儿，扎上，看到没？”他说得轻松，就像一位高级程序员向奶奶解释算法；可我怎么也没看出来，这怎么就能“抽完一根烟，就逮到一只竹鼠”。

十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动物保护专家乔治·夏勒在WWF的资助下，到中国西南山区从事大熊猫研究。他写的《最后的熊猫》里提到，哪怕在卧龙自然保护区，也至少有三头熊猫死于猎套。那些猎套是本地人用于捕杀麝、熊等大型动物的。“中了套的动物们都会惊慌地往前冲，企图挣脱，而这只会让绳套越系越紧。”没有动物知道，只要后退，轻轻绕出圈套就可以了，从来没有。

“人奸不晓得死活，猴奸不晓得解索”，当高队长用四川话说出这句民谚的时候，我有点哭笑不得。

早在《野生动物保护法》立法的五年前，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一名叫冷志中的村民因猎杀熊猫被捕。夏勒博士在书里详细记载了那场法庭审讯的笔录——

法官问：“你把肉怎么了？”

冷说：“带了回家，我老婆用萝卜炖了，我们吃了一点。味道不好，所以我们就拿来喂猪，我还送一些给我妹妹。”

当时，冷志中得到的判刑是两年。

站在道德高地上眺望，“萝卜炖熊猫”的荒诞与愚昧当然是一目了然的。但只是这样吗？真正的悲剧，不是正义对抗邪恶，而是当正义遭遇正义。只有从一切道德高地上撤下来，走进现实的平原，才有可能真正从源头上解决两种正义的冲突。

吕植在二〇一七年的一次公开演讲中分享了一个细节——博士生期间，有次她跟着一名野外工作助理，走了一百二十里山路，去吃助理的家人的酒席。“走了一天，很累。第二天一大早，村子里突然人声鼎沸，大人小孩都在叫。我好奇，就爬起来看，结果发现一只毛冠鹿被全村的人堵在一个角落里。这只毛冠鹿是一只怀孕的母鹿，它不知道为什么跑到村里来了，大家发现了以后喊打喊杀，我看见的时候它已经不行了，倒在地上，口吐白沫，看起来就要流产的样子，我心里头很不忍嘛，就想,是不是应该劝一下。

“正当我准备往前凑时，旁边一个人回头说：‘哎呀，你可真有福气，来了就有肉吃！’

“我当时一下就语塞了。我知道这个村子很穷，他们一年就能吃到一次肉，就是过年的时候杀一头猪，把这头猪挂在房上把它腌起来，只有客人来的时候才会切下一小条给客人吃，小孩子也会眼巴巴盯着客人的碗。在这种情况下一只鹿被当成肉来吃，有错吗？”

吕植继续说：“这不是一篇博士论文能回答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科学家能回答的问题，所以我开始琢磨，自然保护该怎么做。”

十二

杜勇一九七四年出生，是高明斌的同辈人，童年时代“火柴五分钱一匣，家里硬是买不起”。在关坝，他是出了名的好丈夫，夫妻关系温馨和睦，门口挂着“五好家庭”的小小铁牌。妻子意外去世后，他至今没再娶。很难想象这个“好男人”，在少年时代是个“超社会的”，总能吆喝到大帮兄弟打架，在镇上“横着走”。

有了电话和BP机之后，招呼兄弟来打架反而变得越来越难了。毕竟，市场经济已经席卷了乡村，而打架不能当饭吃。一九九〇年，杜勇第一次离开家乡出去打工，目的地是海南。他至今记得渡过琼州海峡的慢船，整整六个小时摇啊摇，他吐得昏天黑地。晕船只是第一关，考验刚刚开始。他们干的活儿是种树，没想到遇上飓风。幸好他反应快，将自己腰上的安全带扣入了固定物，躲过一劫。

就在他身边，工友们十指紧扣的双手被生生吹开，像被什么隐形巨人拽走，一个个被甩到天上去了。杜勇眼睁睁看着身旁的工友抱着一棵树，连人带树被刮走，风筝似的在天上飘。“我们一共去了六十到八十个人左右，最后剩下的只有二十几个。”海南的经历只有短短两个月，却叫他很长一段时间发誓再也不外出打工，还是“靠山吃山稳当”。

在漫长的农耕时代，西南山地的农民上山砍柴、打猎、挖药，本是传统生计，索取也是有限的，毕竟斧子只有一把，手只有两只，一趟累死了也只背得动一百斤。“不像后来的油锯、电锯、卡车，一个人一天就可以剃光一片山。”

十六岁的杜勇开始跟老一辈人打猎。当时的猎人，一般三人一起上山，要带烛纸，敬山神，求平安。打了“麝”这类高价猎物，叫作“抢山”；打了麂子、鹿这类普通猎物，叫作“偷山”。无论是“抢”还是“偷”，都得烧香还愿，感谢山神，否则日后必无获、遭灾。

但市场经济很快辐射到了乡村，当打猎不再是贴补口粮，而是进入买卖市场的时候，传统约束很快让位给钞票。羚牛在一开始能卖几百元一头，相当于种玉米一年的收入；后来涨到一两千，现在“怕是不止一两万”。猎人进山一趟极其艰困，所以从来都是“不打到猎物不下山”，如果三天口粮不够，就省着吃，待上五天、七天，总要拖着猎物下山才算数。

后来七天也打不到一只猎物了。

野生动物很快被漫山遍野的猎套猎夹消灭。四川茂县九顶山余家华回忆，最猖狂的时候，人们放火烧山驱逐动物，赶尽杀绝。

这是活生生的“公地悲剧”。一九六八年，美国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在《科学》杂志上将Common Tragedy 这个概念加以发表、延伸，描述这样一种情形：“公共草地上，每一个牧羊人都想要多获利一些，虽然他知道过度放牧，草地可能会承受不住，但他不放，别人也会去放。而后所有的牧羊人都跟进，所以草地牧草耗竭，悲剧因而发生了。”

用经济学的术语，这是“租值消散”的一种情形；用猎人的大白话，这是自己不搞别人也要搞，不搞白不搞；用人文的话语，悲剧一词在古希腊，意味着“某种崇高的东西”崩溃了，而且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当动物越来越少，风险越来越大，外出打工的收益远远超过打猎，乡村迅速卷入市场经济旋涡，沦为空心状态。杜勇又重新回到外出打工的队伍。

十三

作为一名熟练钻工，杜勇通常在工地与爆破组配合，打炸药预埋孔。有天，突如其来的巨响仿佛是一列火车从头皮上碾过去，巨浪般的摇晃感袭来，隧道中突然停电，盲黑，噼里啪啦所有东西都在往下落。烟尘劈头盖脸，所有人紧紧聚成一团，抱着头，在灰尘的气息中，聆听黑暗中各种崩塌的声响。

杜勇在隧道中蹲了漫长恐怖的十多秒，这大概是继海南飓风之后又一次离死亡很近的时刻。摇晃平息后，在一片沉默的慌张中，他和二十多位工友追着两把手电筒的微光，匆匆逃出隧道。所幸没有人员伤亡。出隧道的第一时间，得知大地震，杜勇立刻狂奔到木皮乡中学。确认女儿安全，他又立刻撒腿跑回家，看妻子。家里厨房的土墙塌了，人没事。

地震成了许多四川人记忆的断层，甚至一种纪年法。人们不提二〇〇八年，而说他们是“地震前结的婚”，这房子是“地震后修的”，诸如此类。杜勇修房子要花九万，“但手里只有六千。政府补贴了二万四，还差六万。这六万是低息贷款，靠四个月的打工，我就还完了”。

那是在河北，杜勇还是做钻工。四个月挣六万，对于一个农民工来说，意味着“一天二十四小时三班倒，全跟；工地机器二十四小时开着，人也是不休的”。

无论白天黑夜，炮工炸完，钻工跟上，钻工钻完，炮工跟上，如此往复；见缝插针地打个盹儿就继续干，吃饭是狗刨式秒杀。“那个河北老板太黑啦! 八个小时一班，十六个小时算两班，再多就不给我们算了，可我明明干的是三班倒，照理说我应该拿八万。”

回来后整整两个月，杜勇一直耳鸣，仿佛钻机仍然在脑子里铿铿锵锵。他掉了二十多斤，瘦得像块页岩，体重再也没能长回去。从杜勇身上，不难看到中国最典型的那批农村劳动力的缩影。凭借吃苦耐劳这四个字，他们奠定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基石。

随着地震后政府的基建投入，加上山水陪伴，关坝社区无论是硬件设施还是生态经济都大有起色，吸引好几位打工人返乡，参与养蜂、日常巡护，学会布设红外相机进行动植物监测，阻止盗猎。在公开的队长选举中，高明斌尽管没有继续担任巡护队长，但仍旧主要管理沟里的鱼，负责关坝的“水”；而关坝的“山”，则交给了新的巡护队长——杜勇。

凭借少年时代打猎的经历，杜勇翻遍了附近每一座山、每一条沟；要说密林里找路，GPS都不如他厉害；要说生存技巧或追踪动物，他的经验和直觉无出其右。在给研修生们自我介绍的时候，杜勇就说，“反正，进山找我”。

毕竟，巡护绝不是简单的爬山。

…… ……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1年0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