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宋大鹏被抓捕前是个货车司机，在恒泰家具城给人送货。

桃城是人口大县、农业大县、矿产大县，县城很繁华，其中恒泰家具城是一栋相当于两个足球场大的长方形六层楼，是周边十几个县里规模最大的家具卖场。家具城外面的广场上，有五十多辆专门为顾客送货的轻型载货卡车。这些车整齐地排成两排，车头对车头，中间是一条宽约十米的过道。顾客买了家具，如果需要送货，那些商家就替他们叫车，给司机的运费包含在货款里。送一趟货，叫“干了一个活儿”。距离近的叫“小活儿”，能挣三十至五十元；距离远的叫“大活儿”，一般不低于五十元。逢淡季，可能一天拉不到一个活儿；逢旺季，可能一天能拉七八个活儿。一年大概能挣四五万元，收入在桃城属中等偏下。

这些司机文化程度都不高，衣着都比较低档、土气，脸晒得黢黑。闲下来的时候，喜欢在那个过道里支起简易折叠桌和小马扎，围在一起打勾鸡、抽烟、喝茶、吹牛。

在五十多个司机中，宋大鹏显得有些鹤立鸡群。他身材高挑、不胖不瘦、肤色微黑、浓眉大眼、五官标致，很有男人味。他穿着比较讲究，有的是名牌，不是名牌的也干干净净、利利索索，休闲皮鞋每天都擦得锃亮。别的司机都喝浓茶，两手捧着积满茶垢的大保温杯，仰着脖子咕咚咕咚地像“驴饮”。宋大鹏喝咖啡，他的驾驶室里有一把精致的不锈钢保温咖啡壶，喝的时候倒进一只比酒杯大不了多少的木鱼石杯子里，抿着嘴小口小口地呷。他大多时候表情严肃，甚至有一种令人畏惧的严厉，看上去像县政府大院里的主任。

他等活儿的时候，坐在驾驶室里听音乐、刷微信。他最爱听的是英国民歌《斯卡布罗集市》，最爱看的是微信公众号里的美文。在车上坐累了，他就去卖场和那些女商户调情。他把刚读过的美文里的话当成自己的话，在那些女人面前夸夸其谈。那些女人都夸他太有才了。他眼睛眯成一条缝，咧着嘴嘿嘿地笑。

那些女人还说：“你这么高档次的人，在这种破地方当这种破司机，真是白瞎你这个人了。真不好意思叫你宋师傅，真想发自内心地叫你一声宋总。”

宋大鹏眨巴几下眼睛，脸色一下子变得阴沉起来，忽地站起来，抬腿就往外走。那些女人跟在他身后，嘻嘻哈哈地大声叫：“宋总，宋总——”

宋大鹏低着头，大步流星，边走边嘟嘟哝哝地自言自语：“落地凤凰不如鸡，虎落平阳被犬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总有一天老子要东山再起！”

那些女人的话，像一根根钢针扎在了宋大鹏的心脏上。两年多了，每时每刻，他都觉得在这种破地方当这种破司机不是他想要的生活，是一种难以承受的屈辱，但又无可奈何。

宋大鹏高中没毕业就开始混社会，在县城蹬三轮车卖过水果，开过手机门市，生意也算风生水起。八年前他买了一辆东风牌大货车倒腾煤，从那时就开始倒霉了。他那些倒霉的事都很“搞笑”：先是从南方拉来的四千多把扫帚发生“自燃”，烧成了一堆青灰；后来是办养鸡场赶上了鸡瘟，三万多只即将出栏的肉食鸡死得一只没剩；再后来，一个高中同学请他当担保人，借十万元高利贷开饭店，饭店刚开起来，同学却突发脑出血死了，他不得不把大货车卖掉替同学还债。

最倒霉的是他的老婆跟别的男人跑了。他听说县城南面的银驼山三年之内肯定有大老板来搞开发，如果在那里承包一片山地，再种上一些果树，一旦被征用就发大财了。他花五万元承包了一片十二亩的山坡，期限是十五年。可是三年过去了，开发的事却一点儿动静都没有。而按照合同约定，在承包期内每年都要投入一万多元购买苗木。三年下来，一分钱没赚，还搭进去四万多元。老婆让他把山坡转包出去，不然就离婚。他忍痛以十万元转包了出去。可是，刚转包出去半个多月，就有大老板来搞开发了，那片山坡一次性获得补偿二十八万元。更让他气恼的是，他的婚姻还是没保住——老婆爱上了别的男人，不可能回心转意了。

就这样，宋大鹏节节败退，一步步沦为恒泰家具城的货车司机。

不过，如果现在让他转行干别的，他还真不愿意。因为他喜欢上了一个女司机，想把她拿下。那个女司机名叫马玉兰，去年六月开始干这一行。其他几个女司机都腚大腰粗，风风火火，比爷们儿还爷们儿。马玉兰就“清新”多了。她中等个头儿，皮肤白皙，体态丰满，胸和屁股很大，腰很细；脸蛋很漂亮，又爱打扮，每天都光彩照人；伶牙俐齿，八面玲珑，有些轻浮放荡。

马玉兰的那辆灰色北汽黑豹停在宋大鹏的东风轻卡对面。马玉兰等活儿的时候，坐在驾驶室里绣十字绣、刷微信。她喜欢和宋大鹏聊天。两人有时把简易折叠桌支在车旁边，把水杯、咖啡杯放上面，坐着马扎面对面地聊；有时坐在驾驶室里在微信里聊，都不抬头看对方。马玉兰跟宋大鹏开玩笑的时候，宋大鹏使劲儿绷着脸不笑。别的司机只看见他们在玩手机，都不会想到俩人正在热火朝天地“撩骚”。

宋大鹏不愿说自己，马玉兰却喜欢聊自己家的事。她老公三年前因肝癌死了，她和十三岁的儿子相依为命。她想再婚，但一直没遇到喜欢的男人。她夸宋大鹏长得爷们儿，个性特别，如果再有一些钱，就是个钻石王老五了。这话让宋大鹏心里直痒痒。离婚后的这两年多里，他的心死得透透的，像一堆冰凉的黑灰，从没打算再喜欢上哪个女人。他不得不在心里承认，自己已经渐渐喜欢上马玉兰了。

马玉兰很擅长调情，套路层出不穷。宋大鹏每次和她聊天，都感觉像一场智力对决，很过瘾很刺激。可是，这个女人有个让宋大鹏难以忍受的毛病：总是忽冷忽热。热乎的时候，在微信里一聊就到半夜，情不自禁地叫宋大鹏“老公”。宋大鹏往往刚进入角色，想和她热乎的时候，她却一下子冷下来了，不管他说什么，一个字、一个表情符号的回复都没有，让他很抓狂。

宋大鹏认真权衡了一番，觉得这个女人带给自己的痛苦远远多于快乐，还是趁早散伙吧。再见到马玉兰，他脸上冷冷的，就像面对一个陌生人。可是，他的内心戏已演了好几场，马玉兰那边却没开锣，忽然再次对他热乎起来。宋大鹏被撩拨得油煎火燎的，就试探着提出去宾馆开房。马玉兰很痛快地答应了。可是，宋大鹏在桃城最高档的宾馆——能源大厦——开了房，把自己弄得浑身香喷喷的，左等右等，马玉兰却没去。打电话，不接；微信留言，不回。他气呼呼地回到家具城，想冲她发脾气。可是，她一见他就说：“今天我老爸病了，心情坏透了。”至于去宾馆开房的事，一个字都没提。宋大鹏急忙安慰她几句，并为自己的“无耻”感到羞愧，找个没人的地方扇了自己两耳光。

宋大鹏觉得这个女人像雨像雾又像风，抓不住，猜不透。他无数次打定主意不再理她，可她几句撩拨的话就让他的堡垒瞬间土崩瓦解，只能乖乖投降，就这样欲罢不能。他的人生很失败，绝不能再败给这个女人了，于是咬着后槽牙在心里发誓：一定要把她拿下。

二

巴黎花园是县城最大、最高档的住宅小区，有二十多栋耸入云天的高层住宅。里面有假山、喷泉、会所、休闲健身广场，楼间种着红叶李、棣棠、红鸡爪槭等三十多种乔木和灌木。全县最富的一批人都住在这里。

宋大鹏经常给巴黎花园的业主送家具。有个看大门的老头儿对他很热情，每次他离开的时候，老头儿都咧嘴笑着说：“爷们儿，喝口水再走呗。”那老头儿看上去六十岁左右，中等个头儿，偏瘦，留着小平头，头发花白，背有点儿驼，穿衣服有点儿邋遢，毛衣扎在裤腰里。宋大鹏很喜欢和他聊天，如果暂时没别的活儿，就去门卫室坐一会儿。老头儿说他叫孙传喜，一个人生活。宋大鹏推断他是个有故事的人，但没有多问。

后来，他们在“如意快餐馆”见过几次，就慢慢熟悉起来了。这家快餐馆在县城北关，是宋大鹏的东邻，在一栋四层民房的一楼。快餐馆的大厅大约九十平方米，里面摆满了刷了桐油的笨重的榆木桌子和凳子。都是家常菜，价钱也很便宜。宋大鹏傍晚收工后，经常换一身宽松、随意的休闲服，从家里提半瓶北京二锅头，去隔壁的快餐馆要一盘酸辣土豆丝、一盘猪头肉拌黄瓜和一个猪肉馅饼，慢慢地吃喝，很晚才回家。

11月上旬，宋大鹏两次去快餐馆，都看见了孙传喜。孙传喜哪儿热闹往哪儿凑，笑嘻嘻地跟很多人打招呼，包括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都叫他“喜子”，甚至还摸他的头。1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宋大鹏第三次去快餐馆。孙传喜看见了他，急忙端着铝制餐盘，在他对面坐下来。孙传喜说他不在巴黎花园看大门了，失业了。他还说他是天底下最倒霉的人。宋大鹏忽然对这个老家伙很感兴趣，让他说说那些倒霉的事。

孙传喜说，他今年整整六十岁，家是县城东关孙家沟的。他年轻的时候在县城卖过猪下水和青菜，在县师范学校食堂当过伙夫，还打过很多零工。他最大的盼头是儿子。儿子长得高大健壮，学习也很好。他盼着儿子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娶个好媳妇，给他生个好孙子。可是，他四十四岁那年夏天，儿子在河里游泳时不慎被淹死了。此后老婆就精神不正常了。第二年夏天，儿子去世一周年那天，刚下过一场大雨，河里水位暴涨。老婆在河边坐了半天，最后走进河里找儿子，再也没上来。连续两年的同一天，先没了儿子，后没了老婆。

五十三岁那年，他和堂兄开玩笑的时候，在堂兄前胸轻轻砸了一拳，没想到堂兄刚做了心脏支架，疼得在地上打了几个滚儿，忽然腿一蹬，死了。他卖了房子，又向弟弟借了八万元，赔偿堂嫂十万元。轻轻的一拳，就把人打死了，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几率极低，却被他赶上了。

村干部找到他，说村委会可以腾出一间办公室让他暂住；村里一些好心人也主动提出，闲置的老院子可以让他无偿居住。他谢绝了这些好意，住进了村外一家停工的光伏发电厂里。他想尽快攒下钱来，把那八万元还给弟弟，再在村里盖个房子，于是就托人在一家制药厂找了份工作，月工资四千多元。他很想干个五六年，没想到因为低血糖，三次晕倒在工作岗位上，只干了一年多就被辞退了。

此后他就在巴黎花园看大门，月工资一千八，仅仅是混饭吃。可是，即使是这样低收入的工作，半个多月前也丢了。也是因为低血糖，在门卫室晕倒了两次。他想再找个看大门的差事，可是，跑遍了县城所有的小区，都不需要人。村干部主动提出为他申办低保，他觉得吃低保太丢人，就谢绝了。现在他的存款和现金只有六千多元，还不知道这些钱花完了怎么生活下去。

宋大鹏发现竟然还有比自己更倒霉的人，十分惊喜和欣慰。他把自己那些倒霉的事也简单说了说。孙传喜问他为什么离婚，他轻描淡写地说夫妻感情不和。孙传喜咧着嘴笑了一会儿，语重心长地说：“你还年轻，还是要尽快再成个家。再找女人，不要对女人期望太高，能死心塌地过日子就行。一定要挣钱，不能挣钱就不要奢望女人爱你。不要轻易爱上一个女人，爱上了也别用力过猛，免得被她闪一家伙。”这些“恋爱攻略”从孙传喜嘴里说出来，宋大鹏觉得很滑稽，同时也更喜欢这个老家伙了。

宋大鹏坚信，一个人如果倒霉透了顶，这时候不应该难过，而应该高兴，因为糟糕的日子终于要结束了，好日子要来了。今年中秋节前的一天，他曾到银驼山的普宁寺里找老和尚求了一签，求到的是上签，签文是“待看年将三十六，脱去蓝衫换紫袍”。他今年正好三十六岁，他相信他和孙传喜都该转运了。两个好运的人联手做事，肯定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于是他对孙传喜说：“以后你跟我混吧，咱俩一起想办法搞钱。”

孙传喜眨巴着浑浊的眼珠子问：“跟你混？你都这样了，跟你混能混出个什么样儿来？”

宋大鹏说：“问题的关键是，你还有选择吗？那六千多块钱花完了怎么办？”

孙传喜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那我还是跟你混吧。你能吃上肉，也让我喝口汤。以后我叫你老宋，你叫我喜子，我一切都听你的。”

宋大鹏说：“没有不可治愈的伤痛，没有不能结束的沉沦，没有不会到来的春天。所有失去的东西，都会以另一种方式翩然归来。我相信我们一定会逆袭成功的，放心吧喜子。”

三

孙传喜所在的孙家沟村，在桃城县城以东大约四里地。他暂住的那个停工的光伏发电厂，在县城和村子当中一片地势较高的盐碱地里，周围很空旷。发电厂征用了孙家沟村六百亩耕地。去年下半年，来自江苏和江西的十几家施工队的上百号人，戴着安全帽，不分昼夜地忙活，大车小车进进出出，非常热闹。到今年春天，人越来越少，最后忽然都撤离了，原来项目停工了。那些彩钢房、钢构房都被村民用铁棍撬开，里面的桌椅、床垫等，能搬动的都被偷走了。

在厂区大片的空地上长满了荒草。厂区内有两排房子，前面一排是整齐的白墙蓝顶的单层彩钢房，是工人的集体宿舍；后面一排是通体深灰色、看上去结实朴拙的钢构房，有三间的，有两间的。正当中的三间，门口挂着一个铝制的“工程指挥部”的牌子。孙传喜把锅碗瓢盆等大部分家当都搬了进来，算是在这里安了家。两排房子当中有一口深约十米的水井，可供饮水。晚上照明点酒精灯。孙传喜觉得住在这里很舒服。

宋大鹏每隔两三天来一次，都是傍晚收工后把车开回家，然后骑电动车过来，带两瓶二锅头和一只烧鸡。孙传喜厨艺不错，每次都炒三四个菜，外加一盆热气腾腾的辣兔子。他在荒草丛中挖了一个陷阱，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会有一只野兔掉进去。他自己舍不得吃，给宋大鹏留着，用那种很辣的红尖椒炖了当下酒菜。

两人坐在那张一米见方的小饭桌旁，边喝酒边商量怎么搞钱。他们想了很多项目，但都不可行。主要是没本钱，两人手头的钱加起来不到两万元，只够装备一个炸油条、磨豆浆的早餐摊子。

两人一聊就到了下半夜。初冬的夜晚已经有些冷了，宋大鹏脸上乍起了一层“小米”，牙齿嘚嘚嘚地磕碰着。孙传喜找来一件散发着浓烈汗臭味的棉衣给他披上，自己也找一床薄褥子盖住腿。两人聊完了，才发现全是胡扯淡，嘴上痛快了，心里却更加空虚。

天越来越冷了，买家具的人越来越少了。马玉兰和宋大鹏每天都在微信里聊三四个小时。宋大鹏感觉马玉兰有些心不在焉，不一定什么时候，她就会毫无铺垫地冒出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比如：“我儿子还是比较懂事的，你不用太担心。”更不可思议的是，有一次她竟然给宋大鹏发了一张她的裸照。没全裸，但浑身上下只穿一件黑色的丁字内裤和一双粉色的拖鞋。宋大鹏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口干舌燥，呼哧呼哧地急喘。他愣了愣，摁住那张照片，想保存在手机里。可是没等他保存，马玉兰却把照片“撤回”了。

宋大鹏抬起头来看马玉兰。她冲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在微信里说：“不好意思，发错了，本来是发给一个闺蜜的。”又问，“照片看了吗？”宋大鹏说：“只看了一眼，眼珠子都快撑死了。”她说：“如果有机会，我会让我的身体属于你一次。”宋大鹏的脑袋嗡嗡响，浑身哆嗦不止，再次提出去宾馆开房。马玉兰却说：“好东西都给你留着呢，着什么急呀。这样吧，什么时候你银行卡里有三十万了，我就给你当老婆。”看到这几句话，宋大鹏在驾驶室里呆成了一尊冰凉的泥塑。过了一会儿，他右边的上牙龈隐隐作痛起来。两年多来，他一着急上火就牙疼。

他太需要三十万了，可那些钱在哪里呢？

这天晚上，他又去找孙传喜喝酒，商量搞钱的事。想起马玉兰的那几句话，他握紧拳头，砸在那个小方桌上，桌上的盘子、碟子、筷子、酒杯都弹起来了。他咬着牙狠狠地说：“他奶奶的，再也不能这样活！必须改变！必须尽快搞到三十万！”

孙传喜把桌上的碗筷收拾了一下，问宋大鹏为什么这么急于搞到三十万。宋大鹏不想说他和马玉兰的事，就点了一支烟，猛吸了两口，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故作神秘地一笑，无比神往地说：“有了三十万，我就能过上那种高品位的生活了。我琢磨一年多了，那个项目已经想好了。不过呢，到底是什么项目，暂时保密。”

孙传喜说，最近几天他打听了一下，现在砖、瓦、水泥等建筑材料和人工都贵了，在村里盖个像模像样的房子需要七八万。他也不能这样活下去了，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了。

宋大鹏忽然嘿嘿笑起来，说：“要尽快搞到钱，目前只有一个办法。”

孙传喜瞪着浑浊的眼珠子，问：“什么办法？抢银行？”

宋大鹏一仰脸喝下一大杯酒，不动声色地说：“绑架一个富人家的小孩儿。”

孙传喜张着嘴，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忽然又咧着嘴嘿嘿地笑了，说：“有点儿意思，有点儿意思，这事肯定很刺激。”

宋大鹏紧紧地皱着眉头说，他每次去巴黎花园送家具，心里都一阵阵刺痛。那些富人住着那么好的房子，买那么贵的家具，他们的钱都是哪儿来的？谁敢拍着胸脯说是靠勤劳的双手，通过诚实劳动挣来的？很多富人都是有罪的。社会财富的总量是相对恒定的，富人捞得多了，穷人得到的就少了。这就好比一个锅里抡勺子，有人吃得多，就有人吃得少。他和孙传喜之所以这么穷，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某些富人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占有的财富太多了。绑架富人家的小孩儿，敲诈一些钱，虽然手段也不正当，但却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一种有效方式。

孙传喜听着听着，向宋大鹏伸出了大拇指：“老宋你真是太有才了！你说的这些我都想过，脑子里都有，但就是不会说。”他当即表示，愿意和宋大鹏一起干，但又提出，把钱弄到手就行，千万不能伤害人质。

......未待完续

（全文见《啄木鸟》202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