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宁肯，1959年生于北京。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客座教授。曾任《十月》常务副主编，现为北京老舍文学院专业作家。主要作品有《宁肯文集》（八卷，包括长篇小说《天·藏》《蒙面之城》《三个三重奏》《环形山》《沉默之门》、散文集《北京：城与年》《我的二十世纪》、非虚构《中关村笔记》）。曾获老舍文学奖、首届施耐庵文学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2014《亚洲周刊》十大小说、2017中国好书奖、首届香港红楼梦推荐奖、美国纽曼文学奖提名。作品译成捷克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

我承认，我历尽沧桑

文/宁 肯

说起处女作总让人一往情深，有什么被拨动，四弦琴，五弦琴，单弦琴，与“锦瑟无端五十弦”还不同，总之有一种遥远、清澈、刚刚出山的溪水声。小溪如此年轻、敏感，映着天空、云，触着各种地貌、石头，不同的石头甚至会发出不同的声响，每一泓净水都像鹿的眼睛。而无端五十弦是老境，“一弦一柱思华年”。但两者相望又是同一个人，一种对弹，那才有趣。

我的处女作是一首诗，发表在1982年上海《萌芽》杂志，责任编辑是赵丽宏。关于这首诗的发表过程我写过一篇《黑梦》的文章，这里就不说了，有兴趣的人可以去参照，这里主要谈谈之前和之后的有些情况，因为这首诗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小小的分水岭。有时候我的想法出奇地幼稚简单，但这也甚至导致了我的与众不同。先说最近，我没写过短篇小说，对短篇总是一头雾水不得要领，看了奈保尔短篇小说集《米格尔街》受到影响，也想写写早年生活。但早年的记忆许多都模糊了，我就想先把记忆写出来，写一本散文集，然后再把散文集写成短篇小说。这想法幼稚得要命，简直孩子式的思维，没人这么写短篇小说。这么想是完全不懂短篇小说，因为真实或记忆与虚构大相径庭，越真实完整的事情反而越不一定能写成小说，倒是简单而印象深刻更有虚构空间。但我这几年就那么幼稚地干了，写了散文集《北京：城与年》，又写短篇小说集《城与年》。其实大可不必这么原始大费周章，但人思维就是这样，年轻时就是这样，爱上诗也是这样。

我中学时把一篇老师布置的作文写成了小说，受到表扬，1977年。于是决意写小说，当个小说家。1979年上大学，一门心思读小说，写小说，根本不想上课，却处处碰壁，归其原因是自己年龄小，二十岁，接触人少，了解人少，不了解生活、时代、社会，不了解别人是什么样，怎么想的。可是三点一线的生活让我上哪儿了解社会去？都说言为心声，诗是最直接的心声，写诗的人写的都是自己的内心，于是我发现了诗，写起了诗，希望通过诗了解别人，了解时代，了解社会，以助于写小说。这想法是多幼稚，简直是加减法的想法，四则运算都谈不上，更不用说代数几何。就小说而言我进了一个错误的门，“争渡，争渡，误入藕花深处”。人生很多时候就是误打误撞的结果，没有绝对的错误，许多正确的东西都是错误导入的，不经过错误的门就无法进入正确的门。我读诗，忘记了小说，爱上了诗，甚至尝试分行表达自己。一开始读普希金、拜伦、济慈、雪莱，印象最深的是两部长诗，拜伦的《唐·璜》（许多年后我的长篇小说《天·藏》潜移默化受到点儿影响，真是神奇，不写这篇回顾文章还忘了这事）。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对我影响巨大，奠定我的某种东西。这可以说是我的诗歌的浪漫主义或古典主义时期。但是很快，到了1980年，偶然在美术馆星星美展的墙壁上接触到“朦胧诗”，拜伦、雪莱、普希金一下子几乎在一秒钟内结束了。我看到北岛“星星永远是星星吗？”“天空中漂浮着死者弯曲的影子”，芒克的“也许是风，猜透了我的心情，才来替我抒情”，江河的“我把攻城放在北方的山峦，像举起高高的锁链，像抱着刚刚死去的婴儿，它还在我手中抽搐”……我被这些诗惊呆了。这些诗是有革命性的，我开始进入现代主义诗，甚至现代主义小说，发现了卡夫卡。中国的朦胧诗和外国的卡夫卡几乎同时，让我进入另一种维度。我也开始试着写意象主义的诗，我们班成立了诗社，油印诗刊，我写下了长诗《醉诗梦画的朦胧》以及《落日印象》《圆明园》《Ｘ旋律》一系列短诗，成为大学我们班诗社和诗刊的主力。写出这些诗被人刮目相看，明显受到朦胧诗影响，同时带着《唐·璜》《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的印迹。有些诗不说水平，一看题材就发表不了，但一些相对安全唯美的诗纷纷投出去，皆石沉大海。当年文学竞争，千百万马蹄过小桥，根本挤不进去，但仍百折不挠地挤、挤、挤。这时我已不再想小说的事，也忘了通过诗去了解社会和别人，只想自己当个诗人。

1981初春我们班去了一次八达岭长城，我记得我们集体坐火车到康庄就下了车，决定走一段柏油山路到长城脚下。我们五十多人，男男女女，集体排成一字长蛇阵，在公路上跳着“十六步”（一种准迪斯科）一路前行，真是太八十年代了，像这个共和国，确切说像这个又刚获得新生的共和国。现在再也不会有这种情况了，那个时代是多么奇怪，或许只有后世的历史学家说得清这样的事。我现在是说不清，但感觉与历史的联系。我记得冰消雪化，但还不是春天景象，树未绿花未开，路边一些荒暖的灌木丛谷地仍覆着冰雪，但已有雪水流下。我们跳的过程中，每瞥一眼远处都印象深刻，像一幅画。那灌木丛、色调、雪水，整个山谷和我有关系，亲和得不得了，回来以后那幅画成为我念念不忘的东西，比长城给我印象深多了。也就是这时候，我看到诗人任洪渊的一首诗，写泉还是写月我忘了，反正是以泉或月自述的形式写。诗一开始的“我”即泉，泉在用“我”说话、叙述、抒情。这是我第一次明确知道人之外也可以用“我”来写，当时像开眼一样。于是我一下子用山谷的雪作为“我”写开去，写出了《积雪之梦》。

积雪之梦

如果我融化了，

那就是说：土地不会再沉默！

而我，我会歌唱的！

我将奔流——

把深刻的激动告诉田野，

告诉灌木丛。

我将用歌声，

唤醒那些沉埋的心灵

拱破冻土，勇敢地站出来，

同我一路奔走、歌唱；

我懂得土地

被压抑的渴望和梦想。

我走到哪里，

哪里就会有生命、成长和歌唱；

就会有绿色的手帕

枝条上飘扬，

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

从一支琴弦到另一支琴弦，

像手指奔跑在琴键上，

沿着密林小路的旋律，

优美地流淌……

而我也会成为劳动一天之后

人们解脱疲劳和汗水的池塘。

即使在迢迢无期的大路上，

当褐色的开拓者快要昏厥，

驼铃即将喑哑，

我也将是——

最令生命激动的喧响……

因此，我坐在高高的山岗上，

每日把太阳思念、遥望。

《萌芽》1982.11

这是我第一次用拟人的方式写的一首诗，非常顺利，一气呵成，非常感谢任洪渊先生。此前还真的见过一次任洪渊先生，当时我就读的大学是北京师范学院二分院，在菜市口西砖胡同，与法源寺一个胡同之隔。任先生在一分院教书。一分院在白广路，离我们学校不远。我去白广路一分院听过一次任先生的诗歌讲座，那次有两件事印象特别深，一件是任先生讲座中提到了顾城，他们有一次在一起谈论诗歌。他认识顾城。顾城当时像北岛、芒克、江河一样在我心目中是偶像级人物。任先生一说和顾城在一起谈诗，一下子拉近了我和顾城的距离；第二件是任先生提到“自然辩证法”。我过去只听说过“唯物辩证法”，从没听说过“自然辩证法”，非常新鲜。同时这也摆脱了传统或旧有的意识形态，代表一种思想解放。差不多过了三十年或三十五年之后，我才又在一次会议上见任洪渊先生，他样子没变，还那么瘦削，但已满头白发，眉都是白的。我提到当年往事，提到是任先生教会了我写诗。去年任先生作古，如今我不禁深深缅怀这位诗歌前辈、老师，怀念1981年，怀念长城，怀念那个荒暖如烟的山谷，初春的河流。

《积雪之梦》寄给了上海《萌芽》杂志的编辑赵丽宏。此前因为投搞诗歌《圆明园》给赵丽宏，他给我回了信，那首诗虽然没用，但他希望我有诗再给他。我直觉这首诗可能行，一来已不是野投稿，漫天撒网，而是有的放矢，二来这首不错，想象力飞起来后让我自己都有点惊讶，原来诗还可以这么写！果然很快赵丽宏就给我回了信，说正好最近要做一期大学生诗歌专辑，我的诗被采用！当时，我的激动之情无以言表，我们学校多少写诗的，全国多少写诗的，能公开在刊物尤其是《萌芽》》发表诗的有几个？反正我所在的大学一个没有，不要说我们分院，就是师院本院，我也没听说有谁在杂志发表了诗。不久，上海的《文汇报》预先刊登了《萌芽》即将出刊的目录，我在那里看到了自己的名字。1982年11月号，《萌芽》正式发表了我的诗。我觉得那一刻，我已印在历史上。

仿佛一语成谶，我真的做起了雪的我。后来，我到了西藏，在拉萨郊外一所寺院与山村围绕下的中学任教，像维特根斯坦在奥地利山村一样做了一名教师，每日与孩子为伍，与山为伍，我真的就像雪一样坐在山巅上。没有那首诗我后来会去西藏吗？没有西藏我会在不平坦的写作道路上一路走过来吗？会写出《天湖》《藏歌》那样的“新散文”吗？会写出《蒙面之城》《天·藏》吗？没有这些会有宁肯吗？宁肯是后来才用的笔名，当初发表《积雪之梦》时用的还是原名。

成了一名小说家后我慢慢忘记了自己的文学前世诗。但是到了2010年，距那首诗快三十年后，《积雪之梦》再次在我的生命中喧响。那年我上鲁院，班里开了一次诗会，没人知道我曾是诗人，别人在朗读诗歌时我突然想起了1981年的山谷。三十年了，不禁百感交集。于是我朗诵了《积雪之梦》，一下子把班上同学的热情点燃了，把大家带回到许多年前，带回到改革开放之初，冰消雪化，万物更生。

我再次听到了自己的声音，那个时代的声音，我知道，所有人也都听到这来自早年空谷足音的声音。我看到了什么，我的同学们也看到了：不仅是荒草、山谷、雪水、长城、火……

“我承认，我历尽沧桑。”——我听到聂鲁达的声音。

1998年我在《诗刊》发表了最后一首诗《雪顿节》（外一首《响尾蛇的情歌》，责任编辑是梅绍静。我没见过梅绍静），也不认识她，只是在写完西藏系列散文《沉默的彼岸》之后，意犹未尽写下了这两首诗，寄给了《诗刊》，梅绍静大概负责看北京地区的自然来稿，发现了自然来稿中我的诗。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自然投稿，梅绍静很快给我写了信，告之发表。感谢梅绍静，我当时一文不名，没人知道我，事实上就像当年赵丽宏在芸芸众生中发现了我，他们都令我永远感激。按理说，在《诗刊》发表诗是一个重要台阶，一个新的层级的开始，但却是我的诗的生涯的结束。因为心中积蓄发酵的东西已难以抑制地隆起，我开始了长篇小说《蒙面之城》的创作，此后再没写诗。从1980年“争渡，争渡，误入藕花深处”写诗到1998年，我写诗跨度（中间多年没写，事实上也离开了整个文学）差不多二十年。追根溯源，处女作《积雪之梦》给了我太多东西，那个分水岭一直是我写作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