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文学》2021年第7期｜段平：文学铁军（节选）
段平，回族。中国作协会员，云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省作协常务理事，曲靖市作协名誉主席。1983年开始文学创作，迄今已发表、出版长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影视作品近千万字。先后获云南省首届文艺奖、《民族文学》奖、《滇池》奖、《边疆文学》奖、滇东文学奖、公安部金盾奖、云南省文化精品工程奖、《解放军报》长征文艺奖、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第九届云南文学奖特别荣誉奖、2021年湄公河文学奖等奖项。
文学铁军（节选）
段平（回族）
陈赓麾下的2野4兵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响当当的头号主力，其属下13军被誉为铁血雄狮，14军有丛林猛虎之称，15军就更不用说了，上甘岭一仗威震四海。但鲜为人知的是，上世纪50年代，4兵团曾涌现出一大批以冯牧、公刘、白桦、彭荆风、陆柱国、徐怀中、苏策、寒风、季康为代表，享誉全国的青年军旅作家，信手拈来，其名号大都如雷贯耳，名扬中外……
—— 题记
八千里路云和月
与越老缅三国接壤的云南，国境线长达4060公里，其中，中缅段1997公里，中老段710公里，中越段1353公里。因此，人们习惯上又将岳飞《满江红》“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里的“八千里路云和月”用于形容云南边境线之漫长。但冯牧先生的散文《八千里路云和月》，指的却是从太岳根据地，到豫西、淮海、长江、两广，直至边陲云南的作战行军距离。
1937年11月，八路军129师开赴晋东南，创建晋冀豫根据地。不久，日军打通白晋铁路，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决定，晋冀豫根据地一分为二，路西改称太岳根据地。1940年6月，太岳军区成立，由129师386旅旅长兼仼军区司令的即是大名鼎鼎的陈赓。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主席亲赴重庆谈判。谈判期间，1945年9月13日上党战役爆发，我军歼敌35000人。正应了毛主席那句话，你们打得越好，我在重庆越安全。10月10日，国民党被迫在《双十协议》上签字。
上党战役，仅由太岳军区改编的太岳纵队，即歼敌16000多人。
毛主席在《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选集》第1102页）一文中，以通俗易懂的文学语言谈到上党战役：“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地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就是说，把他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他们进攻的军队共计三万八千人，我们出动三万一千人。他们的三万八千人被消灭三万五千人，逃掉两千，散掉一千，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
如此大捷，主席都发话了，谁还坐得住？
1946年冬，新华社负责人廖承志指示李千峰和冯牧率一个记者组来到了这支英雄的部队。
冯牧到太岳根据地时，时逢部队整编，太岳纵队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纵队司令员陈赓。原386旅改称第10旅；原决死纵队第1旅改称11旅；原386旅17团，决1旅57团，太岳四分区第2团改编为13旅。
陈赓在延安就认识冯牧，一见面就“截留”了这位大写家。谁也没想到，这一留，就是整整十年！三年解放战争期间，冯牧两次接到调令，调《解放日报》，但此时的冯牧早已溶入了这支英雄的部队，不愿离开。陈赓更不愿放走这位大写家，冯牧的想法正对了他的心思，他高兴地说：“那好嘛，我正想不让你走呢，我可以打电报给小廖，就说我们把你留下了。”（见《冯牧散文精选》第17页）
陈赓是什么人？堂堂黄埔三杰！毛主席作报告，他都敢跑到台上抢主席的水喝。他不但认识小廖，连小廖的母亲何香凝他都认识。
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结束后，全军统一番号，由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编的中原野战军，改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野战军，陈赓4纵整编为第2野战军第4兵团，下辖第13、14、15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
先后担任13军政委、原昆明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的13军37师首任政治委员雷起云，是笔者采访过的4兵团职务最高的指挥员。雷起云说，那时的干部战士文化程度普遍很低，文盲率接近90%，谁也弄不清什么是作家，什么是记者，不但常常把两者混为一谈，而且，一般都笼统地称之为“写家”。其实，雷起云本人就是一位知识分子，1932年在西安师范上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教师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1937初参加红军。多年以后，著名军旅作家、原成都军区创作室主任彭荆风回忆第一次到曲靖军分区的经历，也是这么说的，分区政治部副主任、组织科长都称其为“写家”，并想方设法地想把他这位年仅22岁的“写家”截留在曲靖军分区。
陈赓4纵整编为第2野战军4兵团不久，冯牧被任命为新华社13军支社社长。
雷起云回忆说，本来陈赓是想把冯牧留在兵团部的，但冯牧死活不干，坚决要求到13军。一方面，自1946冬到4纵后，冯牧长期待在13军前身之一的4纵10旅，与旅长周希汉、政治部主任雷起云、110团团长吴效闵等官兵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另一方面，渡江不久，4兵团就受领了进军云南、经营云南的任务。13军的前身是八路军129师386旅，再往前可追溯到红四方面军93师，是第2野战军响当当的头牌主力。1949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22周年这天，部队在井冈山下统一换发胸章和八一军徽，当天，兵团就召开了团以上干部大会，明确13军为进军云南的先头部队。云南，不就是艾芜《南行记》中描写的那个神奇而美丽的地方吗？
1950年1月，4兵团进入云南，2月16日云南全境解放。2月20日，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宋任穷率第4兵团部进驻昆明，旋即成立了云南军区，由4兵团兼军区机关。其下辖13、14、15军分别兼滇南、滇西、滇东北卫戍区，13军军部兼滇南卫戍区驻防开远。
开远有四面伸开，联络广远之意，是通往滇东、滇南之要冲和滇越铁路的中枢。1950年3月，13军正式进驻开远。
早在担任新华社驻4纵记者期间，除了新闻报道，冯牧就尝试用文学的笔调写下了大量的战地通讯，有写某个战役战斗的，也有写战斗英雄和英雄模范人物的，如《新战士时来亮》《曾经是奴隶的英雄》《在双堆集》《英勇的南坪集阻击战》等等，或因这些英雄模范就在自己的身边，或因指战员们亲身经历了文中的战役战斗，文章读起来亲切感人，深受部队指战员的喜爱。
1950年4月，为纪念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一周年及4兵团进军云南，时任新华社13军支社社长的冯牧，以散文的形式写下了《八千里路云和月》。文中，冯牧热情洋溢地写道：“当我用比例尺在地图上量着从长江到红河的距离的时候，我想起了一句诗‘八千里路云和月’。越过无数饥饿疲惫、风餐露宿、艰难困苦的日子，我们走完了祖国大地最后的八千里路……”
可以说，《八千路云和月》的发表，吹响了云南军区文学创作的冲锋号。
冯牧有位发小叫苏策，两人同在北京一个胡同里长大。从年龄上看，生于1921年的苏策，虽然比冯牧小了两岁，但却比冯牧早一年—— 1937年1月就参加了革命，属于红军干部。云南军区成立后，苏策出任军区文化部副部长兼文艺科科长。两人不但是发小，而且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京剧。最终，两人都将其一生献给了文学事业。
冯牧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发表不久，1950年秋，苏策的中短篇小说集《生与死》出版。同年，新华社4兵团分社记者寒风写于行军途中的中篇小说《党和生命》在创刊不到一年的《人民文学》发表（改名为《尹青春》）。同为新华社4兵团分社记者的陆柱国反映淮海战役的中篇小说《决斗》，也登上了《人民文学》。陆柱国是河南宜阳人，生于1928年，比彭荆风大一岁，也比彭荆风早一年入伍。
此时，时年21岁的彭荆风还在位于翠湖岸边的2野军政干校4分校担任宣传干事。
彭荆风是1949年6月，在江西南昌考入2野军政干校4分校的。部队进驻昆明后，4分校被安排到位于翠湖南岸的原云南陆军讲武堂。
军政干校对外又称军政大学，最早可追溯到抗战时期分散在各大根据地的抗大分校，是战争期间专门用于培养军政干部的教育机构。战争结束，它的使命也就完成了，2野军政干校4分校也一样，进军云南时，4分校有4000多名学员，进入云南很快就分配到了各地各部队。不久，校名也随之改为西南军政大学云南分校，主要任务是培训参加昆明起义的滇军军官。约半年后，培训班结业，学校再次更名为云南军区步兵学校。
彭荆风原籍江西萍乡，生于江西鄱阳，其父曾就读于日本中央大学，学成回国后做过大学教授。因早年就读于辛亥革命元勋李烈钧创办的江西陆军中学，算是李烈钧的弟子。李听说弟子回国，致信邀请其回江西做县长，前后在江西做了四个县的县长，彭荆风就是其父做鄱阳县长时出生的。
战争期间，县长的日子也不好过，为了补贴家用，彭荆风初中还没毕业，就到江西九江一家报馆做了实习生。报馆只管饭，没有工资，抗战胜利，报馆也随之倒闭了。当时，彭荆风有个初中同学在江轮上做事，彭利用同学关系偷偷上了一艘江轮，到南京投奔舅父。但舅父的日子也不好过，虽然是黄埔一期生，抗战胜利后编余，进了将官编余训练团，相当于失业。为此，该训练团曾大闹中山陵，跪哭先总理陵寝。
彭荆风1944年15岁就发表诗作了，在南京无所事事闲逛了半年后，重返江西，凭着发表的作品进入另一家报馆，做校对。晚上校对，白天写文章，发表了大量的散文和随笔。后来觉得不过瘾，干脆发起成立了一个叫“野牧”的文学社，当起了主编。
彭荆风当时才17岁，标准的热血青年，什么文章都敢写，什么人都敢骂，渐渐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
彭荆风做校对的那家报馆在江西上饶，报馆老板对彭荆风和他的文章十分欣赏，称其为小彭先生。老板得知消息后，提前通知他，让他快走，同时还给了他20万法币和一封介绍信。信是写给南昌《民国日报》总编辑的，这位总编姓冯，冯总编看了小彭先生的散文和小说后，将其留下做了副刊编辑。报纸的副刊，一般主要登载文学作品，18岁的彭荆风算是正式入行了。
1949年5月21日，南昌解放，2野军政干校招生。这时，大半个中国已经解放，干校招生也要考试了。彭荆风之前就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将革命进行到底》，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考试难不倒他，南昌解放一个月后的6月21日，彭荆风被2野军政干校4分校正式录取，分配到3大队12中队任班长。进军云南途中，别的学员都是赤手空拳，彭荆风却背了一支重达10斤的美制汤姆逊冲锋枪，4个月走了6000多里地。他才知道，这个班长不是好当的。
再说，军政大学改编为步校后，校领导认定彭荆风是块干军事的材料，决定将其送进军事队。但彭荆风不干，政治部副主任邹友生说，不想干军事，那就去干政工吧，去政治队，将来当个指导员。彭荆风说，我什么都不想当，就想写东西。邹主任一时被难住了，步校这座庙太小，没有文工队，养不住你呀。邹主任被难住了，但却难不住彭荆风，说要不，你给我写封介绍信吧，主任，我自己去找军区文化部。邹主任又一次被难住了，小彭，步校是下级单位，我们一个下级单位如何给上级部门开介绍信？
彭荆风说，这个你别管，你只管给我开介绍信，文化部我自己去找。多年以后，彭荆风还记得邹主任和邹主任替他开的那封介绍信，大意为，我校彭荆风同志非常喜好文学，想到你们文化部工作，希望你们给予接收。
邹主任网开一面，是因为他知道彭荆风是干校小有名气的“写家”，从江西出发到云南途中，4分校曾办过一份名为《学习导报》的油印小报，四个月出了50多期，共刊出彭荆风的文章38篇，全校第一！因此，彭荆风让邹主任开介绍信是有底气的。从15岁开始，彭荆风先后在三家报馆干过校对、编辑、记者，在一张油印小报上发文章，不过是小菜一碟。再就是他的好朋友林予此时就在军区文化部。林予也是江西人，投考军政干校时，彭荆风帮过他的大忙。当时，林予所在的中学不让学生报考，是彭荆风在月黑风高之夜，在围墙边上接应林和他的女朋友偷偷溜出学校的。
云南军区政治部当时驻在昆明如安街的一座大院里，离翠湖不远，因为好友林予在文化部，彭荆风之前曾去过几次，见过文化部副部长兼文艺科科长苏策，知道这位副部长不但是老红军干部，而且是出过书的“大写家”。大概林予早就跟苏策提过彭荆风15岁就发表作品，年纪轻轻就干过记者、编辑，还在上饶创办过“野牧”文学社。因此，看了步校的介绍信，苏策当即同意接收彭荆风，时间是1951年春。
文艺科人手不多，除了科长苏策，只有林予、马陵两个工作人员，彭荆风的到来，大大增加了文艺科的力量。当时，文艺科办了一份名为《文艺生活》的月刊，彭荆风因为办过报纸，苏策给他的主要任务就是编辑《文艺生活》。
苏策早在1937年1月即加入了中华抗日先锋队，同年进入4纵11旅—— 14军前身山西抗日决死队，可以说是伴随2野4兵团一同成长起来的，对这支部队有着深厚的感情。而且因为长期从事宣传工作，是一位非常内行的领导。明确指示彭荆风和林予，《文艺生活》就是为部队服务的。
《文艺生活》最早叫《文娱生活》，同音不同义，一字之差，却是天壤之别。苏策出任军区文化部副部长兼艺术科长后，将其改为《文艺生活》。
担任军区文化部副部长之前，苏策曾兼任4兵团文工团政委，作为一位内行的领导，苏策深谙生活对于文艺创作的重要。出任文化部副部长后，苏策将文工团创作员和驻云南军区记者分头派往驻滇东的13军和滇西的14军（秦基伟的15军已编入志愿军，开赴朝鲜）。除此之外，苏策还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云南军区部队驻防边疆民族地区，我们的文学作品，应该具有浓郁的边地和少数民族特色。
彭荆风是“老报人”了，对此心领神会。
半年后的1951年秋冬，彭荆风就陆续编发了康致行和白桦的小说《在祖国边疆》和《竹哨》，以及公刘的诗歌《远离北京的地方》（《解放军文艺》转载时改名为《守望在祖国的边疆》），两部小说和公刘的诗歌因颇具边疆地域特色，文字清丽流畅，人物故事感人，很快被《解放军文艺》和《人民文学》转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如果仅仅从姓名上看，康致行很容易被误认为男性，其实是个女兵，是寒风的妻子，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白桦本名陈佑华，河南信阳人，与彭荆风同龄，但比彭早两年入伍，1946年就在《中州日报》上发表了处女作《织女》，此时任驻蒙自13军38师文化科干事（后任师俱乐部主任），《竹哨》被《人民文学》转载后，白桦文思泉涌，紧接着又发表了短篇小说《边疆的声音》和《炊烟四起的早晨》；公刘是江西南昌人，本名刘仁勇，公刘是笔名，生于1927年，18岁发表诗作。其经历更为独特，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后入伍，后随4兵团进军云南。
4兵团进驻云南不到两年，就先后涌现出冯牧、寒风、陆柱国、苏策、白桦、康致行、公刘、穆欣、彭荆风、林予等一批年轻却实力强大的青年作家，对云南文学产生了不小的触动，尤其是驻滇各部队。如雷起云将军所言，当时全军各部队干部战士文化程度普遍很低，文盲率接近90%，1949年2月，部队统一番号后，全军每个连队都增设了一个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编制—— 文化教员。文化教员一般由高中或初中毕业生担任，享受正排或副排职待遇。2野军政干校4分校进军云南时有4000多人，这些学员毕业后大都下部队做了文化教员。一方面，这些学员有文化、有知识，或多或少阅读过不少文学作品（年轻人就没有不爱读文学作品的），有一定的写作基础；另一方面，云南绮丽而美不胜收的风光，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让这些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眼界大开的同时，内心躁动不安，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多年后彭荆风回忆，寒风、陆柱国、康致行、白桦等人的作品发表后，他所编辑的《文艺生活》来稿量成倍增加，这些来稿虽然难免幼稚，良莠不齐，甚至略显粗糙，却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边疆地域特色。当时，云南军区14军42师担负着进藏任务，13军39师正在与进犯思茅地区沿边几个县的国民党李弥残部作战（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蒋残匪一度窜入思茅、临沧地区的孟连、澜沧、沧源、耿马四县），这些来自战火纷飞的前线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作品，使得云南边地军事题材文学初现雏形，并为此后云南军旅文学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艺术的源泉
看到军区那么多青年作家诗人的作品纷纷登上《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等国内知名大刊，身为《文艺生活》编辑的彭荆风坐不住了。其实，早在1947年，18岁的彭荆风就在《民锋日报》上发表了短篇小说《乌江泪》，1951年又先后在《文艺生活》上发表了《在地震中》《控诉》两部短篇。但影响平平，连他自己都不太满意，为此感到非常苦闷，他也知道症结所在—— 没有生活。入伍后，一直待在机关（军政干校、文化部），对火热的部队生活毫无感受。既然立志要做一名作家，就必须改变现状，到一线部队、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很快，机会就来了—— 苏策奉命调往驻重庆的西南军区担任文艺科长，《文艺生活》随之停刊，彭荆风终于找到了下部队的机会。
彭荆风虽然年纪轻轻，但却是一位“老报人”了，深知长期待在军区机关，高高在上，远离生活，是不可能写出好作品的。
他要干一票大的，到国境线，到仍在与蒋军残部作战的一线部队中去。而且，不是以体验生活的名义，而是直接要求调到一线作战部队，到最基层的连队中去。
谁都知道，打仗是要死人的，好好的军区大机关不坐，偏偏要去一线作战部队，放到今天，恐怕很难让人理解，甚至不可理喻。
笔者在刚刚完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革命历程口述史文学作品《家国天下》的后记中写道：这支曾经击碎了我飞行梦想的部队轮廓，渐渐变得清晰丰满起来。但越是清晰丰满，越是感到不可理喻，这支部队的知识分子超过了三分之一，其中，来自中国最高学府—— 西南联合大学就有一百多人，云大、师院更是高达数千之众。这些人大多出身于富裕之家，衣食无忧，他们参加革命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改变自身命运。相反，在他们亲手埋葬的那个社会中，他们是真正的既得利益者。
大概我的困惑，也是那个特定年代，绝大多数人的困惑。因为这违背了起码的常理，不是吗？
因为不可理喻，我对这支部队的起源、发展壮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几乎找遍了所有能够找到的关于这支部队的史料、沿革、人物传记，终于明白了，只有一种解释—— 信仰。
为了信仰，他们可以背叛自己的家庭；
为了信仰，他们可以毁家纾难；
为了信仰，他们可以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正如和耕（边纵营教导员，贡山县首任县委书记）老前辈所说的那样，我这一辈子跟定了毛主席、共产党，哪怕再关我二十年，杀我的头，我也不会拆除毛主席雕像（丽江东方红广场毛主席雕像因此得以保存至今）！
当然，此时激荡在彭荆风心中的不仅仅是信仰，还有一个作家的梦想，或者说是理想。
彭荆风主动要求下部队，在那个年代，既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举动，同时也广受各级组织的鼓励和支持。
很快，他打听到到13军39师政委张钧正在军区开会，毛遂自荐找到张政委，提出了到39师当兵的请求。张钧是1937入伍的老八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也是个知识分子,曾担任13军随营学校副政委，抗战时期干过分区宣传科长，与彭荆风算是“一个系统”的人，认识彭荆风。一听这位年轻的“写家”要求到自己的部队，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时间是1952年的春末夏初。
1952年，昆明到思茅的昆洛公路还没有修通，公路只通到距昆明130多公里的玉溪地区峨山县。到39师师部驻地普洱县还有400公里，距目的地39师115团防区澜沧县更远，差不多有600多公里。
当时部队的文化科除了宣传，还兼管教育。彭荆风到昆明金碧路谊安大厦（即后来的昆明旅馆）找张钧政委时，师文化科科长耿全思也在场。听说彭荆风要求到前线，到有作战任务的115团，耿科长说，115团2营5连正好缺一个文化教员，干脆你就去2营5连吧。不过，我们三天后就要返回师部，你来得及吗？
彭荆风当时还是个单身汉，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打起背包就可以出发，于是说，来得及、来得及，三天足够了。
当即返回军区文化部办理调动手续，收拾好简单的行李，从枪库里领出从江西一直背到云南的那支汤姆逊冲锋枪，四枚手榴弹，就去找耿科长报到了。
战争时期，一般都是枪随人走，从步校调军区文化部时，彭荆风把那支枪也带到了文化部，因为要上前线，他又从军械管理员那里领了四枚手榴弹。
应该说，他这一步棋走对了。张钧政委到昆明开会，带了一个警卫班（张政委的前任就是被人暗杀的，尽管凶手是他老婆），张政委坐一辆美式普吉，彭荆风跟警卫班坐大卡车。这时，昆洛公路已经修到了杨武。到了杨武，张政委一行换乘军马。马是从39师师部驻地普洱，骑到杨武寄存在马店的，没有彭荆风的份，彭荆风只好跟在马屁股后面步行。但人腿哪里跑得过马？不到半小时，就把他远远抛在了身后。
从杨武要经过元江县、墨江县，才能到普洱，到了元江有一条马帮路称思普大道，思普大道蜿蜒于哀牢山、无量山之间，江河纵横，森林密布。一路险象环生，除了毒虫猛兽，还有不少散落民间的国民党残匪、特务。彭荆风暗自庆幸，没听军械员的话，把冲锋枪换成手枪。他是干部，按规定可配发手枪，但打过仗的人都知道，真正上了战场，手枪是不顶用的，那玩意儿中看不中用，只能用于防身，吓唬吓唬老百姓还行。但冲锋枪不同，有了冲锋枪，对付三五个残匪都不在话下。
昆明到115团驻地澜沧沿途有20个马站，平均30公里一个。30公里，刚好是马帮一天的行程。彭荆风急于追赶张政委和耿科长，不能像马帮一样按部就班，从黎明到天黑，能走多远算多远。当时的滇西南又称思普车佛南地区，全区17个县，只有一百万人，人烟稀少，有时走一天都碰不到一个村寨。好在正在赶建昆洛公路，沿途有不少勘测线路的工程技术人员，彭荆风就跟人家挤在窄小的帐篷里过夜。
从杨武到39师师部所在地普洱县，彭荆风整整走了8天，到了师部，耿科长吃了一惊，他们5天前就到了，他还以为彭荆风直接去了澜沧的115团。彭荆风笑笑说，我已经是马不停蹄了，耿科长，两条腿哪里能跑过你们四条腿？看到彭荆风一脸的疲惫，耿科长有些内疚地说，对对对，两条腿肯定跑不过四条腿。依我看，澜沧你也别去了，干脆留在科里算了。越往南路越难走，从普洱到澜沧至少要走10天，马上就要到雨季了，雨季是疟疾、伤寒高发期。要下勐遮坝，先把老婆嫁。思茅的事你听说了吧？
思茅县是思普车佛南地区的中心，城里原来有好几万人，自1850年开始闹瘟疫，一闹就是一百多年，霍乱、鼠疫、伤寒轮番上阵，人死在家里都没人抬，到1940年代末已是十室九空。39师师部原定驻思茅，但“边纵”（云南地方武装，全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的同志说，千万去不得，因为十室九空，思茅城内，如今老虎豹子大白天都敢上街了。军区原准备派防化兵到思茅全城洗消（消毒），后因抗美援朝，没了下文。
彭荆风心里说，我要是想蹲机关，军区机关不比师机关大？去年到曲靖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用小灶款待他，他心里正犯嘀咕，这小灶的伙食费怎么缴啊。主任发话了，希望他这位年轻的“写家”留在曲靖分区。如今，耿科长又拿瘟疫来吓唬他，想把他留在师部。没准让他一个人步行，也是这位科长的“阴谋”，弄个当让他上，目的还是想把他“截”留在文化科。
他当然不会上这个当。
在普洱休整了两天，彭荆风又开始了他的南行之路。越往南，人烟越是稀少，彭荆风不由想起了艾芜的《南行记》。不过艾芜当年去的是滇西，要求下部队时，也有人劝他去滇西，滇西有滇缅公路，至少用不着步行。但彭荆风拒绝了他们的好意，他还是想到前线，到有战火硝烟的地方去。
从昆明到澜沧，除了连绵不断的高山，还有无数大大小小的江河，其中比较大比较有名是元江（红河上流）、阿墨江、把边江、威远江、澜沧江。元江、阿墨江、把边江上都有吊桥，通行不是问题，但威远江和澜沧江就不行了，澜沧江是云南境内最大的一条河流（金沙江、怒江流经长度都不及澜沧江）。思普车佛南大都属于热带雨林地区，一年只分雨季和旱季，彭荆风从普洱到澜沧时，已经进入雨季，江水暴涨，傣族平时渡江的独木舟已无法过江，只能改乘更大一些的竹筏。彭荆风是在长江边上长大的，水性很好（80多岁仍坚持每天到五华游泳馆游泳），江水再大他都不怕。但傣族用于划竹筏的竹笊让他大开了眼界，像猪八戒的钉耙一样的竹笊，挖到水中往后一带，竹筏就在水中窜出一大截。什么叫智慧？这就是智慧，只有人民群众才有的智慧，这样的细节关在书房里，是永远想不出来的。
威远江在景谷县内，景谷是傣族聚居区，彭荆风乘坐傣家竹筏先后渡过了威远江和澜沧江。
澜沧县因澜沧江而得名，过了澜沧江，离澜沧县就不远了。但因为时值雨季，一天至少要下八九场大雨，步履维艰，行进速度很慢。好在傣家人对解放军非常热情，每到一个寨子，好客的傣家人都会端出可口的糯米饭和香喷喷的烤鱼烤肉，让饥肠辘辘的彭荆风饱餐一顿，再在火塘上烤干衣服，美美地睡上一觉。
因为大雨耽误了行程，足足走了16天，彭荆风才来到了澜沧115团团部。团部虽然住在县城，但县城也只有几排破破烂烂的茅草房。彭荆风找到政治处，还没开口，政治处主任就热情地拉住他说，我们研究过了，你是大机关来的写家，5连你不用去了，你就留在政治处吧。
彭荆风心里说，又来了又来了，我风餐露宿一口气走了24天，目的就是为了下部队，他们怎么就不明白呢？
于是告诉这位主任，艺术来源于生活，部队的生活是什么？就是战斗，全军区那么多部队，我为什么要求到115团？就是因为你们团还在执行作战任务。
这位主任看起来也是一位知识分子，抓了抓头说：“好吧，5连正在大黑山执行剿匪任务。过几天有下人去，让他们把你捎下去。”
但彭荆风一天都等不及了，第二天一早就独自出发，顶着瓢泼大雨一口气走了两天，来到了2营营部。营教导员看完介绍信，连说，来得好来得好，来得正是时候，营部书记报名去了朝鲜，你就留在营部干书记吧。部队的营部书记，跟地方的党团书记是两回事，营部书记相当于秘书、文书，主要从事文字工作。彭荆风是大机关来的写家，在这位教导员看来，自然是营部书记的不二人选。彭荆风没办法，只好把自己要求到一线连队的理由从头到尾又讲了一遍。这位教导员还不错，没有为难彭荆风，反而夸了他几句，不错不错，一个大写家，不怕苦、不怕死，要求到一线作战部队。5连干部严重缺编，你去了正好。
在营部住了一天，彭荆风又出发了，从清晨走到傍晚，终于抵达5连连部所在地卡马寨。
卡马寨是个拉祜族寨子（当时还没有拉祜这个族名，他们自称“倮黑”），5连连部、火力排和3排借住在马卡寨。
一线连队条件艰苦，彭荆风心里早有准备，但艰苦到连睡觉的地方都找不到，却是万万没想到的。那位教导员说的果然不错，5连连长、指导员、副连长都不在家，有的进了远在贵州遵义的文化速成学校，有的去了朝鲜战场，只有一位姓马的副指导员在家主持工作。马副指导员非常年轻，20岁左右，吃过晚饭，带着彭荆风转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找到睡觉的地方。多年以后，彭荆风才知道，拉祜族属于云南十一个直过和人口较少民族，社会形态还处于原始社会。云南民族众多，还在广西南宁，一向爱兵如子的兵团司令员陈赓就斩钉截铁地强调，进入云南后一定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任何人都不得违犯党的民族政策，否则我是要开杀戒的，先杀四条腿（四条腿即骑马的团以上干部），再杀两条腿！你想，一个小小的寨子一下子挤进几十号人，还不能违犯民族政策，随便进入民宅，到哪里去找住处？转了半天，彭荆风发现一栋竹楼下方的鸡笼上有一块一米来长的木板，就说，算了，就在这里将就一夜吧。
没想到，这天晚上彭荆风遭了大罪，刚睡下就被鸡虱子盯上了，浑身上下爬满了鸡虱子，他还不敢乱动，生怕一不小心压垮了鸡笼，把主人的鸡给压死了。
第二天一早，部队开始搜山。彭荆风被鸡虱子折磨了一夜，脸色蜡黄。马副指导员劝他别去了，留下好好休息一天。但这是彭荆风入伍后第一次真枪实弹的参加战斗，这样的机会岂容放过？二话不说，背上冲锋枪和手榴弹就出发了。
大黑山位于澜沧县的西部，再往西就是临沧地区了，刚好处于13军与14军防区交界处。境外蒋残匪十分狡猾，专挑两军结合部下手。但当初八百万蒋军都不是解放军的对手，逃到境外的几千蒋残匪还能翻了天？
彭荆风跟随搜山部队进入森林不久，就找到了残匪的藏身之地，刚一接火，残匪非死即伤，剩下的四处逃散。彭荆风与连部两个通信员紧盯着一个跛脚残匪（事后得知，这人绰号就叫跛脚老四），把他逼进一条山谷后，最终将其生擒。战后，初次参加战斗的彭荆风荣立了三等功。
彭荆风在战斗中的英勇表现，赢得5连指战员的认可。傍晚返回卡马寨，9班班长告诉他，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一客气就只能睡鸡笼了，今晚哪个班有空地你就往哪个班挤吧。既然班长发了话，彭荆风也不客气了，当晚就来到了9班。9班班长笑着幺喝了一声，挤一挤，挤一挤，给我们的写家找个地方睡觉。
9班睡在一户拉祜人家的竹楼下，没在战斗部队待过的彭荆风不知道，作战期间，每个班都有自己的哨位，尤其是夜间，哨兵上岗后，总有一个床位是空的。打仗就不说了，光是一个睡觉的地方，就让彭荆风眼界大开，长了不少见识。
云南有25个少数民族，刚解放时更多，他们自己的称谓就有一百多个，许多支系经过不断整合，最后剩下25个。但真正有本民族文字的非常少，许多民族还在使用原始的刻木结绳记事。
大黑山的蒋残匪被消灭后，彭荆风开始履行文化教员的职责—— 给干部战士上文化课，一下子在马卡寨引起了轰动。马卡寨有三四十个适龄儿童，头人提出，能不能请大军顺便教一教他们的孩子？
彭荆风与连里的干部一合计，这是好事啊，毛主席早就说过，人民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尤其是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给孩子们上课，捎带着把民族工作也做了。
给少数民族兄弟的孩子上课，就不能像给战士上课因陋就简了。好在马卡寨周边都是森林，战士们砍来木头、竹子，割来一人多高的茅草，一天之内就建起了一间简易教室。
彭荆风从教授汉话开始，给孩子们上课，没有教材，就给孩子们读报，孩子们又把读报听到的各种新闻，转述给自己的父母，比地方干部召集村民开会还管用。
除了读书写字，彭荆风还成立了宣传队，教孩子们唱歌跳舞。少数民族本来就能歌善舞，是天生的艺术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通过唱歌、跳舞的方式歌颂新中国，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了。
“群众的态度渐渐变了，从怀疑，到信任，再到亲近解放军，群众主动向我提供蒋残匪情报（云南许多民族跨境而居，常常越境到相邻的国家赶街走亲戚），为我军带路、做向导。”
平生第一次与少数民族近距离接触的彭荆风也深受触动，产生了创作灵感，借着拉祜人家火塘微弱的亮光，写下了下部队后的第一篇散文—— 《马卡寨孩子的欢笑》。
在军区文化部，彭荆风就写过不少散文，有些是有感而发，有些是利用过去的新闻稿改写的，但因为缺少生活，闭门造车，连自己都感到拿不出手。
但这一次，彭荆风却充满了信心，直接寄给了北京《中国青年》半月刊。稿子从马卡寨到北京，途中大概需要一个半月。几年后，彭荆风到北京，专门到《中国青年》拜访。《马卡寨孩子的欢笑》的责编告诉他，我第一眼看到信封上的首寄日期和上面密密麻麻的邮戳，立刻惊呆了，简直是天外飞鸿，第一时间就读了稿子。写得真好，不但生活气息浓郁，而且非常感人，那儿的山，那儿的水，尤其是那里的孩子们，让人耳目一新，文字也十分老到。要不是今天见到了真人，我们还以为你是一位老先生呢。
《中国青年》发行量很大，有几百万份，《卡马寨孩子的欢笑》发表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彭荆风再接再厉，很快又写出了短篇小说《倮黑小民兵》。
拉祜族（当时还叫倮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男孩十来岁就开始上山狩猎，部队上山清剿残匪，孩子们主动要求参加，做向导。彭荆风以此为素材创作的《倮黑小民兵》，在1953年第四期的《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
紧接着，短篇小说《当芦笙吹响的时候》在《西南文艺》1954年第四期发表后，国内十几家报刊争相转载，再次引起了轰动。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芦笙恋歌》发行拷贝高达1280个，先后在苏联、东欧、东南亚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
所谓功夫不负苦心人，彭荆风成功了。
检 阅
解放战争期间，冯牧在陈赓4纵10旅整整待了三年半。10旅即后来2野4兵团13军37师，时任旅长周希汉曾担任过八路军129师386旅作战科长、旅参谋长，是公认的陈赓麾下第一战将。陈赓出任晋冀鲁豫野战军4纵司令员后，周希汉接任由386旅改编的4纵10旅旅长。
抗战期间，129师386旅曾被美军观察团评价为中国军队最好的一个旅，屡遭386旅重创的日军，将其视为心头大患，甚至在坦克装甲车上写下“专打386旅”的标语。
可见陈赓对周希汉的信赖。
冯牧在《前线记者第一课》中，深情地回忆：三年半的前线记者生活中，我先后参加了吕梁、汾孝和晋南战役、抢渡黄河和豫西战役、平汉战役、解放洛阳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广州战役、粤桂边战役和大陆最后一次战役—— 滇南追歼蒋军残部的战役。这些战争生活经历和生活体验，使我感到好像是重新上了一次大学：这不是普通的大学，而是一个可以使人们冶炼成钢的大学，一个可以改造人的精神和使人懂得如何粉碎旧世界并进而争取新社会诞生的大学。三年半前线记者生活，是我一生中获益最深的一段经历。如果说从抗战初期起在延安的八年生活使我获得了关于抗战、关于科学世界观和关于党性的教育的话，那么，三年半的战争生活的锻炼，才使我真正树立了自己的革命信念和为革命理想而献身的决心。
我很感谢在前线遇到的第一个战斗指挥员周希汉同志。这位指挥员非常熟悉作为一个记者和知识分子的长处和短处……他要我先和他的指挥所一起行动，并且不时地通过他的指挥活动告诉我为什么我们的部队要这样配属和安排，为什么我们的主力团队要隐蔽在他认为最合适的地位；同时，他一直是谈笑风生地、好像讲述战斗故事似的告诉我他所指挥的几支部队的战斗历史和部队特点……在两天两夜中，我几乎和他寸步不离，感到收获很大，我学到了火线生活的第一课。而周希汉同志就是我的第一位好老师。这次战役结束的那一天，我写了两篇报道：《一次小试刀锋的战斗》和《把敌人淹没在汾河里》。周希汉同志匆匆看了我写的通讯，笑着说：“还是你们文化人的词句多！写得不错。”并且立即派骑兵送到纵队新华分社去。但我从他的脸上的表情所看到的，与其说是对我稿件的赞许，还不如说是对于我在战火中的不太怯懦的表现表示肯定。
前线记者需要有许多素质。最重的一条，是勇敢，不怕死。我发现，我所在的部队里，从司令员到普通战士，都很欢迎和尊重前线记者的工作；他们都愿意给记者提供一切必要的工作条件，而且十分重视保护记者的安全。但是，使我感受最深的一点是，在野战部队中，一个前线记者的报道成绩固然为广大指战员所重视，而人们更看重的是他们在火线上的精神状态。他们尊重和欢迎那些能够无所畏惧地同他们并肩行动的记者；而对那些只愿待在上级指挥机关，不愿甚至害怕到危险的战场上进行采访的人是不感兴趣的。
4纵10旅20团是一支英雄的部队，这个团原属冀南军区，1942年日军“五一”大扫荡中，团长、政委、参谋长全部壮烈牺牲，仅副团长楚大明率四个连突出重围。途中，顺手从日军手里救出了重伤被俘的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建国后曾任总政部副主任、昆明军区政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五一”大扫荡后，该团转隶陈赓386旅。陈赓曾多次公开地说，他打仗靠的就是20团和772团。
772团是老红军部队，就不用说了，但20团也是个不得了的部队，当年冀南日伪军中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楚团”戳一下。由于特别能战斗，因而深得人民群众爱戴，就连送给部队的猪肉上都写着：送给20团吃。楚大明有句口头禅：再熊的兵，拼一回刺刀就出来啦，下一次准保当英雄。就连向以白刃格斗闻名的日本人都不是楚大明的对手，大口战斗中，楚大明率1营与日军伊腾大队肉搏，伊腾大队400多人死于楚大明和1营刀下，楚大明为此付出了四颗门牙的代价（肉搏中，楚大明一口咬住日军手指，日军拼命挣脱时，活生生拽掉了四颗门牙），陈赓特批二两黄金给英雄镶牙。可惜1947年，已升任副旅长的楚大明英勇战死。楚大明牺牲后，旅长周希汉、政治部主任雷起云等一众旅首长扶着楚大明的遗体与其留影告别，这种事，大概也只有陈赓的部队能干出来。
太岳纵队整编为4纵后，20团改番号为29团，决死纵队出身的吴闵效调任29团政治处主任，不久升任团政委。1946年团长浦大义受重伤，吴效闵找到纵队司令员陈赓和政委谢富治，要求给他派一位团长。陈赓说，派什么团长？你就是最好的团长。谢富治也怒气冲冲地说，不用派，就是你了。谢富治生气是因为战斗一打响，就再也找不到团政委吴效闵了。吴效闵也是一个打仗不要命的主，哪里枪声最激烈，他就出现在哪里。谢富治骂了他几次，他都不听。
吴效闵从此改任军事干部，团长、副师长、副军长、军长，直至昆明和济南军区副司令员。
冯牧在《前线记者第一课》中，同样写到了吴效闵：吴效闵同志是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军事干部，戴着眼镜，但在枪林弹雨中从来都是泰然自然，勇往直前。1947年4月的晋中战役中，我和他一道行动，他告诉我：部队将要进行攻占城市的战斗。我对他表示了想和突击部队一道登城战斗的愿望。他用半是怀疑半是赞许的眼光看着我说：“那当然好。不过这很危险，如果出了意外，我负不起责任。”我说，这是我的衷心期望，如果他能帮我实现这个愿望，将是对我的最大帮助。在思索了片刻后，他同意了我的要求，并且把我交给担负突击连队的指导员，要他帮我顺利登城，尽可能保护我的安全。我将要参加的是强攻山西绛州的战斗……在发起攻击前，吴效闵告诉我，我不能和突击排一起行动，只能同突击连的连部一起登城……绛州城墙有四丈多高，我们的云梯都是用细沙蒿和粗竹子扎成；光是往城头上架设云梯就需要两个班的兵力。火力准备开始了，战士们伏在掩体中等待出击的号令。我夹在战士们中间。我看到他们都是左臂挎着步枪或冲锋枪，右手拿着掀开盖子的手榴弹。我回过头来，看见吴效闵对我在微微点头。
随突击队攻入城后，冯牧向一位战士要了两枚手榴弹，并将其准确地投进了一座地堡。战斗结束，吴效闵称赞冯牧：“你还可以，不像是头一回爬云梯的。”
三年半的解放战争中，冯牧长期与干部战士生死与共，非常了解这支部队，对这支部队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
1951年初，全军军事题材创作刮起一股名曰“后进变先进”的风气，写的大多是后进落后人物入伍后，经过部队这个大熔炉的锤炼，百炼成钢，最后成为英雄模范的故事。当时，各部队中，解放战士（国民党军俘虏）的比例高达70%。但这些解放战士绝大多数出身贫寒，是被国民党强征入伍的，尽管他们身处国民党军队，属于敌对阵营，但共产党一视同仁，土改中照样给他们分了土地。因此，大量国民党官兵，一旦被俘或投诚起义加入人民军队后，为了保卫胜利果实，战斗力和勇敢精神并不比“正宗”解放军差，甚至往往强于刚刚入伍的翻身农民。解放初期，军事题材作品中，所谓“后进变先进”占了很大的比例，引起了时为13军文化部长（后改称文化处）冯牧的关注和警觉。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冯牧一直生活战斗在第一线，与陈赓4兵团及前身4纵广大官兵朝夕相处，生死与共。发生在1947年1月的中街村惨烈战斗，冯牧至今记忆犹新，4纵10旅副旅长、著名战斗英雄楚大明就是在中街战斗中牺牲的。汾阳、孝义是大原西大门，汾孝不保，则危及太原，阎锡山派重兵西援。1月28日拂晓，陈赓4纵将阎锡山46师、71师包围于中街村，楚大明率部冲锋时壮烈牺牲，11旅32团3营9连全部战死。
此役，系陈赓4纵与王震吕梁部队联手作战。战后，陈赓、王震率团以上干部赴战场实地查看，冯牧也跟着周希汉去了。在中街北面的攻击出发阵地，他们看到全体阵亡的9连，官兵头部全部面向中街村，没有一个后退的。而这些英勇牺牲的官兵中，很大一部分就是解放战士。上党战役后，共有13000名解放战士补入陈赓4纵，经过一年多严峻的战斗考验，许多人已成长为班排长，甚至连级干部。
冯牧认为，一哄而上大书特书“后进变先进”，与真实的历史不符，同时也违背了党的政策和艺术创作规律。
1951年年初，冯牧与时任军区文化部副部长苏策坦诚地交换了自己的观点，同样长期战斗在一线的苏策表示完全赞同。军区主办的《文艺生活》1951年第二期登载了冯牧的文章《关于新英雄人物的表现问题》。毫不夸张地说《关于新英雄人物的表现问题》一文，解决了云南军区青年作家写作的方向和写什么及怎么写的问题，使得这批青年作家少走了许多弯路。
云南军区许多知识分子是在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战争胜利在望之际投身人民军队的，之后的战斗顺风顺水，许多人并没有残酷的战争经历。而且，参军后远离基层，但像彭荆风那样主动要求到一线战斗连队的并不多见。而远离基层、高高在上，显然是写不出深受官兵喜爱的优秀作品的。
冯牧参加过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多年后，他在回忆文章《窄的门和宽的路》中写道：我从毛泽东1942年在鲁艺所作的一次报告里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他那天似乎很有兴致，用了两个小时对我们这一群围坐在他周围的小青年讨论了他对文学艺术的基本看法。我应当说，对于他的那次讲话的具体内容我已经记不很清了，但有一点留给我的印象却很深：他显然从车尔尼雪斯基的美学观里吸取了一些正确的观点并且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发挥，比如，他提出了“生活即美”“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源泉”的看法，同时又强调了一个作家同时还应当具有进步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论断。
冯牧1951年发表在《文艺生活》上的《关于新英雄人物的表现问题》，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以苏策的小说通讯集《生与死》为例，指出我们新的人民英雄的性格须是纯正善良的、忠心耿耿的、勇敢勤劳的共产主义的性格：他们可以具备有风趣的性格，但不能是低级趣味的，我们的英雄人物不容丝毫的恶劣趣味的玷污。我们可以写“奇迹”类似的动人故事，但这故事必须是能够得到表现阶级本质、必须在作品中表现出作者对于人物的无限热爱，以感染读者也产生同样的感情。
同年8月，冯牧在《文艺生活》上又发表了题为《更好地反映我们英雄的年代》的评论文章，其指向非常明确、清晰—— 文学不但要书写英雄模范人物，还要大书特书那个火红的年代—— 1951年7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已将以美国为首十六国组成的联合国军赶到了三八线附近，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经苏联，向中国传递了通过谈判结束战争的请求。这是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间，西方列强第一次向中国低三下四地提出媾和的请求，而且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可以想见，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一位年轻的革命者，胜利的豪情无时无刻地激荡在冯牧的心中，他在该文中写道：我们的军队和人民一起，以他们的英勇坚韧，百折不挠的斗争改变和创造了历史，有权力要求把他们的伟大创造记载下来，写在历史上，他们同样有权力要求把他们的英雄行动通过活生生的形象在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当作回忆的记录，也当作前进的指标。伟大的年代和伟大的人民应当有无愧于它们的文艺作品。
彭荆风回忆说，1953年之前，他与冯牧并不熟悉，因为一个在军区文化部做编辑，一个是13军文化部部长（后改文化处）。只是冯牧到军区开会时见过几次，我们都知道他是延安出身的老干部，从头到尾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不多的几次接触中，彭荆风发现冯牧与一般的中高级干部不同（尤其是文工团出身的领导干部），性格沉稳，博览群书，待人非常亲切。
《更好地反映我们英雄的年代》是彭荆风亲手编发的，文章除了希望讴歌新时代的英雄，还针对当时轰轰烈烈的“文化大进军”中“兵演兵，兵写兵”的某些倡议、观点，新颖而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开始创作运动中间，中心环节和重点应当放在哪里？我们认为应当放在专业文艺工作者（或者说有一定思想能力和写作能力的同志）的身上，而不是其他。”
彭荆风为何执意放弃四季如春的昆明、放弃轻松舒适的军区机关，现在看来，我们不难找到答案了。
13军是诞生过全军著名战斗英雄卫小堂、时来亮、张英才、王引生、郭春生的英雄部队，进入云南后，除军区作战值班师37师驻防宜良大荒田，38和39师均驻防于中越、中老、中缅国境线上。其中，38师师部驻蒙自；39师师部驻思茅普洱（今普洱市宁洱县），38、39师下属各团分驻在红河、思茅（普洱）、西双版纳数千公里的边境线上。除了撰写文章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身为13军文化部长的冯牧，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将新华社13军支社的年轻记者、军文工团创作员派往分驻于滇南、滇西南的各个师团，让这些年轻的记者、创作员与这支英雄部队的指战员同吃、同住、同战斗，目的就是让他们创作出真正反映人民军队风貌，同时深受官兵喜爱的文艺作品。
冯牧与苏策是在一个胡同里长大的，一同在北京参加了“一二九”运动，苏策1937年1月就投奔了延安，冯牧因患结核性肋膜炎，一年后才辗转到达延安。近十年间两人音信全无（1944年冯牧在《解放日报》做编辑时，偶然在一张小报上看到一篇名为《我们的小组长》的小小说，虽然署名苏策，但冯牧以为是重名），直到1946年底，俩人才在战火中重逢。更为巧合的是，1952年春，苏策奉调重庆西南军区。当年秋，接替他担任云南军区文化部副部长的，正是他的发小冯牧。
冯牧出任军区文化部副部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了停刊近一年的《文艺生活》，并更名为《部队文艺读物》。指向更加明确，说明了就是为部队、为广大官兵服务的。
1953年冬，西南军区在重庆举行“文艺检阅”（按今天的说法，其实就是颁奖）。
彭荆风的女儿彭鸽子珍藏着一张10位云南军区获奖青年作家的合影，从右至左分别是白桦、林予、姚冷、康致行（女，寒风之妻）、彭荆风、周良沛、公刘、寒风、 樊斌。
照片是冯牧亲手拍摄的，所以唯独少了他这位领队。
另外，其中有一位鸽子不认识，但我认识—— 王双贵。王双贵也是39师的，河南人，正是因为王双贵，我才第一次、同时也是唯一一次见到了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的冯牧先生。当然，这是后话。
彭荆风回忆说，那次“文艺检阅”，云南军区作家的作品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因为作品反映的大多为部队战斗生活和云南边疆少数民族，题材新颖、边地格调浓郁，获奖作者和作品几乎是四川、西康、西藏、贵州其他四个军区的总和。
那次“检阅”耗时很长，前后20多天，冯牧是从朝鲜战场赶来的（上甘岭战役结束不久，冯牧就前往15军采访）。在重庆期间，冯牧与云南军区的年轻作家们朝夕相处，竟夜长谈。
在这次西南军区文艺检阅中，彭荆风发表在《解放文艺》1953年第四期的《倮黑小民兵》，获二等奖，奖状上有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亲笔签名。
彭荆风下连当兵，冯牧是从13军调到军区文化部才知道的。那时交通不便，通信手段十分落后，冯牧事前并不知道彭荆风主动要求调到了13军39师115团。《倮黑小民兵》在《解放军文艺》1953年第四期发表后，冯牧读后，感到小说非常不错，有生活、有感情，真情实感，既反映了部队的战斗生活，同时也表现了边疆少数民族兄弟对解放军和共产党的深情厚谊，当即指示在1953年第六期的《部队文艺读物》上转载。
在重庆与彭荆风的交谈中，冯牧得知，《倮黑小民兵》取材于彭荆风在澜沧马卡寨当“临时教师”的一段亲身经历。不由感慨万千地说：“我就说呢，这种作品，待在远离边疆的书房里，是绝对写不出来的。”
时年24岁的彭荆风说：“我还有一个短篇比《倮黑小民兵》还好，《倮黑小民兵》毕竟写的是孩子，受众有限。这一部是写成人的，而且是另外一个民族—— 佧佤族。”
佧佤族即现在的佤族。《倮黑小民兵》写的是拉祜族，因当时族名未定，故而采用了他们的自称—— 倮黑；佧佤族更麻烦，当时中缅边界尚未划定（1961年才勘定），居住在缅甸境内的佧佤族，远多于中国，为避免引起外交事件，编辑建议将主人公的族别改为与《倮黑小民兵》一样的拉祜族（改编为电影时，又换成了景颇族）。
冯牧一听，当即追问：“这么说，已经有刊物定了要用了？”
这时，已经是1954年的1月了，西南军区领导出于对全区文艺骨干的关心，决定让“文艺检阅”的获奖者到上海等大城市参观学习，同时参加即将在上海举行的电影方面的一个座谈会。
彭荆风说：“是的，已经定了，发《西南文艺》1954年第四期。小说名字叫《当芦笙吹响的时候》。”
这个标题听起来就别开生面，冯牧越发来了兴趣，兴奋地说：“你给我讲讲具体的故事内容。”
其实，《当芦笙响吹的时候》取材于彭荆风亲自参与指挥的一次剿匪战斗。1952年冬,彭荆风所属的39师115团2营完成大黑山剿匪任务后，向当时属于澜沧县的西盟地区（今普洱市西盟县）进军。西盟位于澜沧县的西部，距澜沧县城直线距离约80公里。彭荆风所在的5连，为先头连，在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和浓得跟牛奶似的大雾中，艰难地行进了三天，于当年的12月6日从残匪手中夺回了西盟。
但部队并没有就此停下来，5连又连夜急行军攻占了通往境外的交通要道大力所寨，肃清附近的蒋残匪。
一天，5连唯一在家的指挥员—— 那位姓马的副指导员和几位排长到营部参加一个重要会议，连里只剩下彭荆风一个干部。清晨，一位佧佤族妇女带着一个面黄肌瘦、蓬头垢面的男子，找到了连部。通过一位佧佤族战士连比带画的翻译，彭荆风终于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原来，这两位佧佤男女是一对夫妻，丈夫被蒋残匪抓了壮丁，解放大军进入西盟后，残匪仓皇而逃，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吃饭睡觉了。昨天夜里趁残匪熟睡之机，男子逃离了匪巢。
佧佤男子告诉彭荆风，抓他的残匪头目叫戴老六，队伍基本上被从天而降的解放军消灭了，只剩三个手下，藏在离大力所寨大约半天路程的一座原始森林里。
妻子是带着丈夫来给解放军报信的，目的是希望解放大军尽快消灭这股残匪，让老百姓过上平静的日子。
彭荆风是连里唯一的干部，但除了零星的几次剿匪，从严格意义上讲，彭荆风并没有参加过真正的战斗（尽管很渴望），就更别提指挥战斗了。但毕竟从军快四年了，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当即命令通信员通知在附近活动的4个班立刻归队，同时又让人把一位姓屈的班长叫到了连部。屈姓班长从前是排长，因违犯纪律被降为班长。这是一位参加过淮海、渡江战役的老兵，战斗经验十分丰富。将情况向屈姓班长简单做了介绍后，彭荆风告诉他，这次战斗由你负责指挥，你在战斗中的表现我会如实向上级报告。言外之意，只要仗打好了，你就可以将功折罪，取消处分。
屈姓班长也不含糊，首先通过翻译请求那位逃出匪巢的佧佤族汉子为部队带路，佧佤汉子巴不得亲手宰了匪首戴老六，二话不说就同意了。接下来就带着40多人冒着大雨出发了。
雨越下越大，一路翻山越岭，山路泥泞崎岖，为避免过早惊动残匪，不能打伞，也不能穿雨衣，屈姓班长让战士们砍下宽大的芭蕉叶，顶在头上，既可避雨，又可作伪装。
夜半时分，在屈班长的指挥下，部队终于分两路摸到了残匪戴老六藏身的窝棚，但已人去屋空，火塘里的柴灰都凉了。
显然，佧佤男子的逃跑，引起了戴老六的警觉，他们已经逃离多时了。
天黑雨大，部队既不能盲目搜索，也不能马上返回大力所，只能等到天亮进一步弄清敌情再做打算。
佧佤山海拔1000多米，时逢冬季，天上又下着大雨，根本无法入睡。彭荆风将当作拐杖的竹子剖开，点燃火塘，边烤火边通过翻译与那位佧佤汉子竟夜长谈。佧佤汉子讲得很细，讲到他们从前的生活、他与妻子的恋爱经历，以及被蒋残匪抓丁后的种种经历，在彭荆风听来，简直就是一部现成的小说。
冯牧听得饶有兴味，连连感叹：“还是毛主席说得好，艺术源于生活，生活才是艺术的源泉啊。”
诗和远方
冯牧调任云南军区文化部副部长后，首先抓了两件事，一是恢复了停刊近一年的《文艺生活》（更名为《部队文艺读物》），并创办了另一个供部队演出所用的刊物—— 《部队文娱演唱材料》；二是将13军38师俱乐部主任白桦、《国防战士》报的公刘、14军42师的樊斌，调进了军区文化部，加上原先就在文化部的林予、陈希平、江一波，大大加强了文化部的创作和编辑队伍。
当时，在云南军区所属的各个部队中，还有一大批很有潜力的青年业余作者，不可能将其一一调入军区文化部，冯牧利用长期生活在这支部队，与军师首长非常熟悉这层关系，在每个师（军分区）挑选出两三位重点作者后，以军区文化部的名义，请求各部队首长，为这些重点作者提供较为宽松的创作环境和条件。与其他部队不同，当年陈赓4纵下属的11旅，前身是山西抗日决死纵队，这支部队知识分子比例很高，如雷起云、吴效闵、王砚泉、张英才等人。抗战后期，为使4纵各旅营团级干部在文化程度和军事指挥上更为均衡，陈赓对各个旅的中层干部进行了交流，将11旅一部分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交流到10旅、13旅，同时将10旅、13旅的老红军干部交流到11旅。云南全境解放后，一部分原“边纵”的军事干部编入了云南军区，这些人大多是知识分子出身，毫不夸张地说，他们中的许多人，当年就是因为受了进步文学作品的影响，进而投身革命的。他们深知文学作品潜移默化的作用，对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巨大作用，是其他任何形式不能替代的。因此，对冯牧的请求给予了大力支持。
1954年的西南军区文艺检阅，云南军区虽然拔得头筹，成绩斐然，但冯牧并不满足。尤其是听了彭荆风三度拒绝留在师、团、营机关，一竿子插到底，直接到一线作战连队的经历，连连称赞：“你做得很对，如果留在师团或营部，你就不可能写出《倮黑小民兵》和《当芦笙吹响的时候》。”
同时，回忆了自己刚到4兵团前身4纵的经历，战争期间，一线作战部队，尤其是那些英雄部队，一般是不大看得起知识分子的。在他们看来，知识分子无非是玩嘴皮子的，真枪实弹打起来，反而是部队的包袱。因为看不起你，把你当包袱，人家就不会跟你掏心窝子，跟你讲真话，你就无法真正融到他们中间。
冯牧这番话，让彭荆风想起了自己参加的第一次战斗，如果不是自己生死不惧地追击“跛脚老四”，估计第二天，他还是找不到睡觉的地方。我们的战士太可爱了，憎爱分明，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把这些可爱的战士写下来，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
1954年举行的西南军区文艺检阅，云南军区获奖作品，文学方面的有樊斌的长篇小说《雪山进军》、白桦的小说集《边疆的声音》、公刘的诗集《边地短歌》、彭荆风的小说《倮黑小民兵》、林予的小说《猛玲河边春来早》，还有林聆的油画《澜沧江边》、梅肖青的油画《情报》，以及一大批诗歌、歌曲、戏剧、舞蹈作品。
其中，樊斌的长篇小说《雪山进军》获文学创作一等奖。樊斌是个老八路，是位大夫，进军云南时的14军42师126团卫生队长。42师的前身是国民党110师，淮海战役中，110师师长、地下党员廖运周率全师战场起义，为双堆集全歼黄维兵团立下了头功。1950年底，126团从云南方向进藏，参加了昌都战役。
穿越茫茫雪域高原的亲身经历，指战员们不怕苦不怕死的英雄事迹，无时无刻地萦绕在樊斌的脑海中，夜不能寐，部队返回云南后，在很短的时间内，樊斌就用从前开处方的笔，写出了长篇小说《雪山进军》。
高原缺氧，白雪皑皑，许多指战员不是战死，而是死于高原反应或活活冻死的。但即便如此，却没有一个逃兵。身为团卫生队长的樊斌，亲眼看到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消失在自己眼前，心灵受到了极大震撼，把这些英勇献身的指战员一一记录下来，供后人铭记，成为樊斌这位大夫尝试创作的强大动力。
冯牧后来说，他是含着眼泪看完《雪山进军》的，西藏高原昼夜温差可达三四十度，许多哨兵活活冻死在自己的哨位上，成为一座座不朽的冰雕。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冯牧都是在前线度过的，他知道有一种叫潜伏哨的哨位，哨兵是不能随便移动的，没有上级的命令，哪怕天塌下来，哨兵也不会移动一步！当然，这需要高度的纪律性，人民解放军恰恰是一支拥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军队！
樊斌毕竟是一位大夫，小说虽然十分感人，但结构、语言方面多少还有一些瑕疵和不足。冯牧与14军的领导协商后，把樊斌调到了军区文化部，指定先期调入的公刘协调樊斌修改《雪山进军》。
公刘是江西南昌人，生于1927年，半工半读上过两年大学，后在上海、香港等地从事学生运动，广州解放后，公刘从香港返回广州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随陈赓4兵团进军云南。之前，他的诗歌在上海、广州、香港等地就小有名气了，部队进驻云南后，公刘以《边地短歌》为题发表的一系列反映云南边疆的诗歌，引起了冯牧的关注，将其调进了军区文化部。
公刘是个诗人，诗人的文字大都优美、简洁，独具匠心，在公刘的帮助下，樊斌对《雪山进军》进行了重大修改，很快就在《部队文艺读物》上发表了。之后，冯牧又把这部长篇小说推荐给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
冯牧在回忆文章中多次谈到他与陈荒煤宜师宜友的关系，陈荒煤年长冯牧三岁，1938年冯牧投奔延安进入鲁艺之初，陈荒煤正在鲁艺任教。鲁艺毕业后，冯牧留校任教，两人又成了同事，从此，开启了两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1953年，白桦创作了反映云南边地的第一个电影剧本《山间铃响马帮来》，冯牧将剧本直接推荐给了时任文化部电影局局长的陈荒煤。因为这层原因，1954年在上海召开的一个电影剧本会议，邀请了冯牧等云南军区一批作家参加。会议期间的一个傍晚，这批作家来到了上海外滩，公刘的目光立刻被外滩的各式建筑和光怪陆离的霓虹灯吸引住了。跟别人不同，公刘曾在上海学习、生活过，但当时的外滩还是外国列强的天下，对中国人而言，洋人恣意横行的外滩，本身就是一种屈辱的标志，与今天属于人民的外滩，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公刘当即表示，他要作一首诗，专门为外滩而作的诗。
当时，大伙还有些半信半疑，因为同行中不乏诗人，写什么呢？外滩高大的建筑大都是外国列强留下的，一百多年前的上海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是西方列强用坚炮利舰轰开了中国的国门，才使得上海成为中国第一批开埠的城市。上海对中国而言，就是一部屈辱的血泪史。
谁也没想到，返回云南不久，公刘的《上海夜歌》就横空出世了：
上海关
钟楼
时针和分针
像一把巨剪
一圈，又一圈
铰碎了白天
夜色从二十四层高楼上挂下来
如同一幅垂帘
上海立即打开她的百宝箱
到处珠光闪闪
灯的峡谷
灯的河床
灯的山
六百万人民写下了壮丽的诗篇
纵横的街道是诗行
灯是标点
......
（全文载《边疆文学》2021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