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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筹边楼

一座建筑的名字，蕴含着建筑与城市的密切关系，类似于一次成功的心脏搭桥手术，是对城市的一次深刻命名与文化凸显。而一个人的名字往往包含着命运的常数与变数，比如你叫“淑芬”，那就是“淑芬”平凡而幸福的一生；至于你敢于叫“惊鸿”，但命运里未必含有空降而来的福分，也就是说名字更倾向于蛰伏的大地。而一座建筑带来的地望效应，连同它的实体与逶迤于历史的斜影，远非景观一词所能囊括。

唐时矗立于成都府之西的筹边楼，应是中国最早的筹边楼。筹边堂、筹边阁、筹边亭等建筑在各地渐次崛起，壮大了筹边的谱系。

自此以后，“筹边”一词，成为“筹划国家边境事务”的专称。宋代刘过《八声甘州·送湖北招抚吴猎》词：“共记玉堂对策，欲先明大义，次第筹边。”《明史·吴执御传》：“故曰筹边不在增兵饷，而在择人。”明末清初侯方域《南省试策四》：“请更以筹边进，从来筹边者三策：曰和，曰守，曰战。”甚至在北洋政府体系里，“筹边使”是节制两省以上、性质与巡阅使相似的官职，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六月十三日徐树铮曾被特派为“西北筹边使”。

薛涛晚年所做《筹边楼》诗，28字傲岸沉雄，峭拔古今，令男诗人们为之气短、气紧。诗中所说的筹边楼，建于唐代李德裕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期间。李德裕(787—850年)，字文饶，是历经四朝的唐朝宰相，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与父李吉甫均为一代名相。诗人李商隐如此赞美李德裕：“成万古之良相，为一代之高士。”

安史之乱以后，北方经济地位下降，长江流域地位迅速上升。扬州、成都成为全国最繁华的工商业大城市，经济地位超过了长安、洛阳。故有“天下之盛扬为首”的说法，成都物产富饶，所以当时谚语称“扬一益二”。唐代元和、太和年间，西南吐蕃、南诏等民族经常入侵富庶的四川内陆。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年），南诏国权臣王嵯颠（也作蒙嵯颠），借口西川节度使杜元颖与南诏不睦，于是率兵汹涌内犯，连陷巂、戎、邛三州（今四川西昌、宜宾、邛崃），兵临成都城下，接着再犯梓州（今三台县）。西川节度使郭钊立即修书切责，后者感到理屈，乃退兵。但既来之，又岂能空手而归！王嵯颠大军撤离成都时，将成都平原的财宝、美女、艺人、技术工匠抢掠一空，掳掠的人口多达一万。当大队人马行至山谷纵切的大渡河边，被掠人众望乡恸哭，绝望之际，赴水死者以千计。唐宣宗大中末年，王嵯颠于南诏国王丰祐死后摄政，不久为南诏臣段宗牓所杀。

李德裕在所撰《论故循州司马杜元颖追赠》中，述及南诏进攻成都时驱掠人口之事时，还说了一件事：“成都、华阳两县，被驱掠80人，其中有杂剧丈夫两人。”请注意，这也是“杂剧”之名见于记载之始。

有鉴于此，唐文宗太和四年（830年），李德裕以检校兵部尚书兼成都伊充剑南西川节度使主持蜀中军政事务。此刻摆在李德裕面前的是个令人头痛的烂摊子，急需他去尽快解除不断遭受南诏、吐蕃蹂躏的蜀中腹地所遭受的威胁。李德裕一改以往唐王朝剑南西川节度使所惯用的怀柔之策，着力加强军备，锋芒相对，准备用军事手段打击来犯之敌。一方面，李德裕下令在大渡河沿岸险要之地和蜀与南诏、吐蕃交界之处，修建大批军事要塞，设重兵防守。“筑杖义城，以制大度、青溪关之阻；作御侮城，以控荥经犄角势；作柔远城，以厄西山吐蕃；复邛崃关，徙巂诲州治台登，以夺蛮险。”另一方面，他建的筹边楼，成了边地战役的指挥部。

《大清一统志》说：“筹边楼在府治西（在今天府广场四川省科技馆东侧，钟楼的位置正是唐时成都最中心），李德裕建，四壁图蛮夷险要，日与习边事者筹划其上。”据《新唐书·李德裕传》载，李德裕到蜀中之后：“乃建筹边楼，按南道山川险要与蛮相入者图之左，西道与吐蕃接者图之右。其部落众寡，馈餫远迩，曲折咸具。乃召习边事者与之指画商订，凡虏之情伪尽知之。”

从这些记录来看，李德裕修建的筹边楼相当于边地军事指挥部，巴蜀周遭边地的山川河谷分布尽收眼底，并招募了大量熟悉边地的人员予以细化地图要津方略，李德裕经常登楼在地形图前与将士商讨细节……此楼也成为向外昭示剑南西川军备力量的一个高台。可惜的是，与成都的西楼（望妃楼）、张仪楼、散花楼等名楼命运一样，筹边楼也毁于唐末的兵燹。

值得一提的是，李德裕平南之乱时，驻扎于成都新繁镇。李公诗礼传家，公务之暇，亲手将宅园培植成一座典雅园林，命名“东湖”。据史书记载，李公亲手培植的柏树，到清代同治年间尚在，并建有“古柏亭”专记其事。从园林研究的角度看，此园自李德裕手植树始，其园址、园名都未改变，虽经千余年沧桑，至今仍郁郁葱葱。园内建筑虽为清代重建，名人撰写的楹联众多，具有川西园林轻快飘逸的布局，但其总体风貌仍不失大唐气象。故现在仍以“唐李卫公东湖”之名，立碑保护，被园林史学界视为少有的遗存至今的“唐代园林”。

《蜀中广记》提及，李德裕还习画，曾经画得峡中异蝶，翅阔四寸余，深褐色，毎翅上有两个金眼。这是李德裕于太和中为西川节度使期间，渡峡有见而作。

李德裕两次出将入相，为了维护朝廷正义与社稷大局，他始终与朋党侫臣不懈斗争，以致遭受政敌诬陷迫害，四次被挤出京城，两度被罢免宰相，最后被流放到今天的海岛三亚，悲愤而死。其命运比同到海南岛的苏东坡惨多了。

宋代的筹边楼

作家卡内蒂说：“十层的天堂，那里的天使一层比一层更能言善辩。”语含讽喻，但我们似乎也可以这样说，在筹边楼的每一层楼上，映入眼底的壮丽雪山、天际飞云、翩翩白鹭，在它们构成的天际线最深处，似乎总有烽火狼烟会突然暴起，打破平原宁静的格局。挺身登楼，呈现出每高一层就更为逼人的清晰态势。

对于这一点，范成大似乎比李德裕更了然于胸。也源于宋代筹边楼比唐朝的更高，所谓更上层楼的境界，湛然无碍。

阎苍舒，字才元，四川阆中人。淳熙中（1174——1189年）以试吏部尚书身份出使金国祝贺新春。他工于正（楷）书，雄健而有楷则，尤其长于匾榜。淳熙五年（1178年）七月，他以右司员外郎兼国史院编修官；是月为左司员外郎。六年二月为宗正少卿，并兼国史院编修官。

宋淳熙十二年（1185年），阎苍舒再次到汉中，出任利州东路安抚使兼兴元知府。范成大闻讯，写了两首题为《寄题汉中新作南楼二首》的绝句相赠。诗曰：

其一：

我作筹边倚半霄，西山云雪照弓刀。

如今且说南楼胜，应共汉坛相对高。

其二：

甲子周天事好还，关河响动剑光寒。

秦川草木多如荠，时倚楼阑直北看。

第一首绝句的前一句，说的是范成大在成都修缮筹边楼之事及筹边楼的作用。诗人难免有夸张的修辞，说在成都新建的筹边楼高耸无俦，达到“倚半霄”，形容筹边楼巍峨高大、直插云霄。范成大登上筹边楼远眺，大邑西岭雪山宛若钢锯一般与天光融为一体，千里田畴尽收眼底。筹边楼下，将士们日夜操练，剑光闪闪，与西岭雪山的雪光交相辉映。

范成大在展示自己重建成都筹边楼的意义之余，还夸赞汉中的南楼。这座位于汉中的南楼，是范成大离开四川制置使后，阎苍舒主持汉中政务时修建的类似成都筹边楼的景观建筑，这也反映出唐朝筹边楼的影响力。范成大在《用汉中帅阎才元侍郎韵，送樊子南西归，兼呈郎侍》一诗自注中说：“子南尝自岷山西游，穷探胜境，多见异人。南楼，侍郎新作。”此处所说的侍郎正是阎苍舒。说明阎苍舒游历过岷江上游的边地区域，见到了很多异人与奇境，得到了启示。范成大虽然没有到过汉中，他想象中的南楼，是一根历史的钢刺，是完全可以与成都筹边楼相媲美的高挺建筑。此楼之所以称南楼，可能是位于宋人所说的南山（秦岭）之南，站立于南楼之上，北可望逶迤秦岭，南可眺苍茫巴山。其最重要的功能范成大在第二首诗中说得一清二楚，此楼无关风月，还是为了向北眺望，观察蛰伏的兵情，“时倚楼阑直北看”，关注秦岭防线，完全类似于成都筹边楼俯瞰西北的功用。就像诗人陆游一样，南宋士大夫们心中始终有收复中原的情结，梦里都想着收复沦陷土地、恢复故国山河，成为一个时代压倒一切的话题。于是，在兴元的南宋文人们常常登南楼远眺，遥望苍莽秦岭、缅怀故乡田园。

话，要从头说起。

距离范成大写作此诗之前的9年，即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48岁的范成大出任四川制置使兼成都知府。他是深谙蜀地历史的，于是在成都城的西南隅重修了筹边楼以及内城中的铜壶阁、城南的学宫和有“西门之胜”的石笋街等。位于成都西门的铜壶阁又称“郡楼”，由此成为宋代成都的地标性建筑。其《冬至日铜壶阁落成》云：“走遍人间行路难，异乡风物杂悲欢。三年北户梅边暖，万里西楼雪外寒。已办鬓霜供岁龠，仍拚髀肉了征鞍。故园云物知何似？试上东楼直看北。”看看，即使置身风景的深处，他仍然没有忘记“看北”的士大夫情怀。

宋代筹边楼的位置，与唐朝时不同。筹边楼落成之时，范成大邀请在成都路府安抚司任参议官的老友陆游撰写了《筹边楼记》。

陆游在《筹边楼记》中写道：“淳熙三年八月既望，成都子城之西，新作筹边楼。四川制置使知府事范公，举酒属其客山阴陆游曰：‘君为我记。’按史及地志，唐李卫公节度剑南，实始作筹边楼。废久，无能识其处者……”（陈祥裔原著，王斌、靳雅婷校注《蜀都碎事校注》）这说明到了南宋，唐朝筹边楼地址已不可考。陆游在文中并没有记载这座筹边楼的具体制形、建筑规模，而是大肆讴歌范成大睿智，说范成大在筹边楼四壁上按唐代李德裕的边地地形图惯例，重新绘制了西南边防图，将西南边防要地和西南夷出入的道路全部予以标注。成都之西是西岭雪山，杜甫有诗曰“窗含西岭千秋雪”之句，说的正是这种景象。而西岭雪山以西恰恰是羌（吐蕃）人聚居区；成都南面通往南诏国。范成大倒还谦逊，将削平灾祸的功劳归之于宋代的朝政清明与路途的便捷，他对陆游坦承：“君之言过矣！予何敢望卫公？然窃有幸焉。卫公守蜀，牛奇章方居中，毎排沮之，维州之功既成而败。今予适遭清明寛大之朝，论事荐吏，奏朝入而夕报可。使卫公在蜀，适得此时，其功烈壮伟，讵止取一维州而已哉？”（陈祥裔原著《蜀都碎事校注》）

文中提到牛奇章（牛僧孺）与李德裕的矛盾，所以陆游的诗里有“君不见牛奇章与李卫公，一生冰炭不相容”之句。

置身高处，一种人会一心向天。另外一种人，因为不能安宁，必须不断从高处探出身体，环顾四野。

筹边楼修好之后，范成大常常登楼极目远眺，登临赋诗，力压蜀地脂粉的诗章《水调歌头·万里筹边处》就此横空出世。“人语半霄碧，惊倒路傍儿”，置身高楼云端，恍若神仙交谈。但他耳听八方，还写有《秋老，四境雨已沛然，晚坐筹边楼，方议祈晴，楼下忽有东界农民数十人，诉山田却要雨，须长吏致祷，感之作诗》。很显然，干旱祈雨的民间呼声，置身高楼的他，闻声而起，他也参与了本地举行的祭天、祈雨仪式。可以想见，范成大之于蜀地的重要性：“范公以文名, 其毫端之珠玉、纸上之云烟， 蜀士大夫争宝之……”他与陆游“主宾唱酬，短章大篇，人争传诵之”。

自然，筹边楼建立了不可能一劳永逸。对于边关只是象征意义，更多的还是要把防卫落到实处。孝宗赐给了度牒钱40万缗以充军费。范成大认为西南边境，汉源县为军事略要之地，增加兵士5000人，设置各路分都监。藏族入川之路有18处，全部建筑栅塞，驻军防守。四川北边原有民兵3万，地方政府及将领经常令他们服杂役和守卫；范成大表示反对，得到朝廷批准后，免除了民兵的杂役。蜀中名士孙松寿和樊汉广已年届花甲辞去官职；范成大上表言他们的气节，朝廷下诏复仕，他们皆不应诏。然而蜀中之士都崇敬范成大了。凡是人才而可用的，他都请到为幕僚，发挥他们的优长，不拘泥他们的小节，对其中的杰出人才则向朝廷推荐，这些人后来有的成为国家重臣……

这一系列筹边举措，取得的效果是明显的。

特别是范成大《闻威州诸羌退听，边事已宁，少城筹边楼开槛修葺已毕工，作诗寄权制帅高子长》一诗，点出了诗人恰好遇到的两大喜事，他热情称赞了高祚。高祚，字子长，和州历阳（今安徽和县历阳镇）人，为陆游的表亲，曾与陆游一起在王炎幕供职。范成大帅蜀时高祚任威州（州治在今四川汶川威州镇）军事长官，对安抚西羌人颇有功绩（李青石《范成大吟咏汉中的几首诗》）。范成大在诗中生动地描写了高祚的形象：“筹边楼上美髯翁，赤白囊飞笑语中。”还不吝夸赞了高祚的才华：“踏筵舞罢平阑月，横槊诗成满袖风。”很显然，横刀跃马的英雄，与筹边楼立竿见影的功效，犹如一双手的正反面。

依据赵抃、王刚中的例题，范成大还编成《成都古今丙记》10卷，“虽不至如前、续《记》之多，然二书之所不及者，则加详矣。”《成都文类》里收录范成大的48首诗歌，详细地展示了成都地区的风俗和市民的游赏活动，至今仍是一部展示宋朝成都的以诗证史的诗歌地理学之书。

淳熙四年（1177年）五月二十九日，范成大离开成都还朝。范成大在成都的短短两年，政绩卓著，震动朝野。陆游赞其：“及公之至（成都）也，定规模，信命令，施利惠农，选将治兵，未数月，声震四境。”陆游深情，一路相送范成大到达青神县的中岩镇，依依惜别。双星相耀，从此蜀地内外流传着“家剑南而户石湖”的美谈。

在筹边楼落成的第二年中秋，陆游写《八月十四夜三叉市对月》，追忆了在成都筹边楼登楼赏月的一段心事：“去年看月筹边楼，云罅微光如玉钩。主人不乐客叹息，清歌空送黄金舟……”为什么范成大“不乐”呢？一是在于范成大到成都期间身体欠佳，二是范成大的诗回答了这个问题，主要还是在于他必须直面当时成都的旱涝情况：“西堰颇闻江涨急，东山犹说雨来迟。锦城乐事知多少，忧旱忧霖蹙尽眉。”尽管置身高楼与置身高位，他仍然倾听着来自大地的呼号，而且要筹措方案。

陆游此诗于淳熙四年（1177年）八月作于三叉市。那时，范成大已经返京了。邛州知州宇文绍弈邀请老朋友陆游到邛州做客。三叉市，当是邛州的一个市镇之名。“黄金舟”指的是酒觥。（钱仲联、马亚中主编《陆游全集校注2》）

有道是“筹边堂上兵无数”。从我看到的好几首宋代诗词判断，宋代的成都，尚有一座筹边堂。是否就建在筹边楼附近，或者是附属建筑，目前暂不能确定。

梁介，字子辅，华阳（今成都双流县）人。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七年（1157）丁丑科王十朋榜进士第三人。曾官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彭州知州、直秘阁、权利州路转运判官、四川宣抚司参议官、泸州知州、泸南安抚使等。他流传至今的诗作不多，有《筹边堂》诗：

筹边无它长，幸此岁有秋。

吏无打门宣，民无失业忧。

史君来此邦，不但肉食谋。

有言天命之，为汝消穷愁。

夷蜑及生齿，各异风马牛。

一醉堂上樽，莫运机与筹。

从梁介一生的情况来看，其任职空间主要在四川境内。他的这首诗，看来是为某个入蜀官员（史君）的一番建言，但其筹边的思路，显然过于狭隘了，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夷蜑及生齿，各异风马牛”这样的话啊。至于说到喝酒，倒是不值得运筹帷幄的。

宋时曾在四川重庆为官的诗人项安世（？—1208年），也写有《寄题四川总饷陈郎中筹边堂》，这足以看出，当时的蜀地筹边堂俨然为重镇，似乎已有取代筹边楼之势，抑或范成大的筹边楼业已式微？他在另外一首诗里认为：“只道成都路八千，谁知从此便西川。行人一见成深省，大道多歧稳著鞭。”在我看来，这才是“著鞭”（筹边）者应该具备的眼光。

明清时期的筹边楼

很显然，成都唐朝、宋朝筹边楼的军事、民族、文化意义得到了不同时代、不同区域官员的尊崇与效仿。清初彭遵泗《蜀碧》即指出，明末蜀地古迹尽数被张献忠毁去，只有李卫公（唐相李德裕）所建的筹边楼在保宁县（阆中）城中，流贼没有入城，所以现在还得以留存。但彭遵泗在另一文里也明确指出：“（筹边楼）后范成大改建子城西南隅，今圮。”（倪亮校注《蜀故校注》）这是说，屹立了800年的宋代筹边楼，到明末时期，终于湮没消匿了。

但筹边楼的边地效应，仍在持续扩展。

王士祯《陇蜀馀闻》指出：“李卫公筹边楼，在保县城市中。楼凡二层，每层高二丈许。其梁柱皆当时故物，保与松维相连。唐广德三年，吐蕃陷松维保三城，即其地，地界雪山。明末，逆献乱蜀，不至其处，楼故不毁。门人知保县事高崇岩（《四川通志》载，高崇岩为奉天监生，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任保县知县），说成都亦有筹边楼。”从这一记载来看，即使到明末，距离成都并不遥远的保县（阿坝州理县）官员只是风闻成都有筹边楼。也暗示成都筹边楼，并未像它无俦的历史高度那样名声远播。

晚清民国时，成都民间流传有一曲道琴《渔鼓词》，唱出老成都名胜和街名，其中有“油篓糠市红布街，筹边楼挨广东馆”之句，清末广东会馆位于现在成都市中心远洋太古里西南角，袁庭栋先生即认为：“以大慈寺的山门为中轴线，广东会馆在西边。那边有四条街，呈十字架排列在大慈寺山门前，分别是东、南、西、北糠市街，广东会馆就建在西糠市街，所以老成都人都叫西糠市街为‘广东会馆街’。”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民俗里的清代筹边楼位置，又与宋代、明代所言位置不同。

北糠市街，南接南糖市街，北至大慈寺街，东抵和尚街，长160米，旧名大慈寺街，在街西处有詹天庙，而筹边楼位于街东。这在《光绪五年（1879年）成都府地图》上可以得到印证。

对此，明代曹学佺《蜀中广记》指出了变址的原因：“今筹边楼在都院之东掖，随使节而迁者。”成都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成都市民政局2016年12月编订的《成都中心城区历史地名保护名录》里，“地名—历史建筑类”有“筹边楼”一条，指出：“明、清时代的筹边楼，据今人考证，分别在大慈寺前和北糠市街东侧。宋、明、清之筹边楼均系袭旧名而重建者。”

《民国华阳县志》卷二八《古迹》二：“筹边楼，李卫公德裕节度两川时所建也。在治城西，属于成都（县）。其上四壁图画蛮夷险要，日与习边事者筹画其上，故名。经唐末乱毁。宋淳熙中，范大又重建于子城西南者，则华阳治内也。陆游作记时，言卫公楼基已无人能识某故处矣。而宋楼亦不知以何时圮废。明代又重建于都院东，则在今大慈寺前。”

清代四川诗人廖光（1862—1901年）写有《筹边楼·筹边楼上望龟城》，更清楚展示了清代筹边楼的高敞无蔽，可以从容打量成都城：

筹边楼上望龟城，照耀千秋两地名。

今日屯田半荒废，暮云空听鼓鼙声。

但很显然，清代重建的筹边楼已不是成都的最高建筑了，当时最高的人工建筑应该还是武担山。诗歌里提及“屯田”，应是指大慈寺广袤的庙产田地分租出去了，因而对筹边楼周边景观造成了分割。

鉴于王闿运写日记有事无巨细均有案可查的习惯，他的入蜀笔记里并无筹边楼的任何记载，推测起来，至迟在晚清时节，位于北糠市街东侧的筹边楼已颓塌过半，或荡然无存了。但也有资料指出：此楼到“民国时才因扩修马路而拆除”。（“成都发布”，载《天府早报》2012年12月28日）

如今，在打造一新的北糠市街上，尚可以见到一座字库塔，修建于清朝年间，坐东南向西北，高约7.6米，占地面积约4.39平方米，为双层六角砖式结构，采用青砖砌成，透过雕刻精美的文人墨迹图案，我们似乎可以想象那座筹边楼的丽影。宛如康熙年间巫山县籍诗人傅作楫《筹边楼》结尾流露的心绪：“不堪憔悴西征日，人在筹边第几楼？”

所以，无论是百尺高楼，还是离地仅两丈的小楼，你死我活的征战，都足以令世间憔悴。

薛涛与保县筹边楼

平临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四十州。

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

单凭“壮压西川四十州”一句，晚年薛涛的胸襟气象就已然峭拔于汉诗之上。明代钟惺指出：“教戒诸将，何等心眼，洪度岂直女子哉，固一代之雄也！”大才子纪昀曰：“如《筹边楼》诗云云，托意深远，有鲁嫠不恤纬、漆室女坐啸之思，非寻常裙屐所及。”（《四库全书总目》）岂止是“裙屐”，又有几个男儿可以如此气吞万里如虎！

云鸟吞吐大荒，八窗深秋竞爽，西蜀平畴千里如画，一座筹边楼就像一块巨大的“镇纸”，让风景与局势平稳。值得说一下“羌族马”，这里指的是古蕃人的战马，薛涛诗歌里称为“羌族”，这是平仄所致的原因。古羌人是游牧民族，坐骑以蒙古马为主，后来为躲避战争迁徙到达川西大峡谷，逐渐转为定居农牧，所带入岷江上游的马也发展成蒙古马的中亚种，耐粗饲，善于攀缘，比如名闻遐迩的河曲马。河曲马与内蒙古三河马、新疆伊犁马被誉为中国三大名马。河曲马史称“南番马”，据史料记载，河曲马已有1300多年的悠久历史，以青、甘、川三省交界处的青海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甘肃玛曲县、四川若尔盖草原为主产地。因其分布区处在黄河拐入四川北部的河曲地带，1954年由西北军政委员会正式定名为“河曲马”。松州在唐时已从茶马互市扩展到其他产品贸易，成为历史上川、甘、青三地边境最大的贸易中心。

从中唐以后，到宋神宗时期内地尤其匮乏马匹，而北方的契丹等则禁止马匹输入。王安石变法兴马，为拥有足够的战马，便从藏族地区以茶大量换取马匹。宋朝廷为了进行茶马贸易，专门设立茶马司，将松潘辟为茶马市场，并规定川陕民茶“尽卖与官”的专卖制度。通过茶马司掌握“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

薛涛诗的最后一句硬语盘空，虚实均有：实写的是，诗人登楼眺望，成都西北方向恰是西岭雪山为地标的逶迤岷山，已然能望见烽火，这是多么严重的事态；虚写的是，“边头”已是悬在成都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前后对照，西川地区今昔形势犬牙交错，历史的得与失都暗示出来，寓严正谴责于沉痛慨叹之中。

学者彭芸荪《望江楼志》认为：“涛之年在太和六年秋也。”又说：“筹边楼之筑建，当在五年春夏间，至秋始落成，故涛《筹边楼》诗有‘平临云鸟八窗秋’之句，时涛尚存。”张篷舟先生《薛涛诗笺》也指出：“李德裕为剑南西川节度使，乃太和四年（830年）十月命，当年自不能建成筹边楼。况涛诗有‘八窗秋’句，楼成应在太和五年（831年）秋。六年（832年）夏，涛卒。冬，李德裕亦入相矣。”

四川省文史馆《成都城坊古迹考》指出，唐朝成都西川节度使府署在今四川科技馆东一带（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成都时代出版社2006年版，第291页）。这就是说，薛涛所咏赞的筹边楼其实就是成都西川节度使府署附近的这座“筹边楼”。

由此可见，成都的筹边楼，与今天阿坝州理县薛城古镇的“筹边楼”在修建时间、地点和规模上都不相同。尽管薛涛本人的确去过松州，但那时的松州哪有筹边楼呢？

资料显示：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杂谷脑河、孟屯河洪水泛滥，二力相摧，一举冲毁了保县薛城。直到乾隆四年（1739年），当时的保县（现汶川县）知县陈克绳才重修了整个古镇及周边建筑。南沟边这座“筹边楼”，极有可能就在此时托名仿建。筹边楼屹立于两河交汇的河谷边，为木框架抬梁穿榫结构、有典型的汉民族殿堂风格（重檐歇山式）的二层阁楼，通高18.5米。时逢波罗和尚来薛城讲经说法，以此楼为传教基地，并塑观音圣像供于楼内，因而筹边楼亦称“观音阁”。清代李元所著《蜀水经》记：“李卫公筹边楼在保县城市中，楼凡二层，每层高二丈许。梁柱皆当时物。”这一记载，就让事情进一步复杂化了。

有清一代，四川终于从明末持续的大混战之后开始恢复重建。为了地方经济的持续繁荣，祈求文风普化昌盛，往往托名仿建古迹，祈求历史泽被后世。当时的地方官场，乡绅、大户们相互炫耀、攀比，成为一时的风尚。比如在川贵滇地区，托名诸葛孔明的山名、地名、桥名、村名、器物就不可胜数。而薛涛为一代风流人物，早在832年段文昌再镇成都时，就在望江楼以南的薛涛墓地撰写了墓志。光绪十五年（1889年），在成都锦江之畔的玉女津起造高楼“崇丽阁”（俗呼“望江楼”）以及“玉女津”，目的也是通过营造风景名胜，很自然地与诗人薛涛建立起了“跨时代”关系。

显然，薛城的筹边楼是当地民众仰慕前贤、尊重文化和历史的产物。在我看来，在藏、羌、汉多民族杂居的薛城能够托唐代之名重起筹边楼，一是在于知县陈克绳等人具备宽阔的历史眼光，二是反映出这一多民族杂居地区的民众对和平、安宁与幸福生活的向往。薛城的筹边楼建造距今已有近300年，虽历经岁月的洗礼，仍旧巍然屹立于一块巨大耸立的孤石之上，孤石立高楼，就像冷兵器时代的一根分水峨眉刺。2005年，当地文保部门按照“修旧如旧”原则，进行过一次保护性维修。现在的筹边楼上，悬挂有“红四方面军临时指挥部旧址”牌匾。红四方面军是从四川苍溪出发长征、经茂县到达理县的。由此，理县筹边楼成为涵盖多民族历史以及红色文化的高地。

英国皇家地理协会会员伊莎贝拉·伯德于1898年途经薛城镇，拍摄了系列照片。如今我们看到的其考察记《长江流域旅行记》一书，封面照片就是这座峭拔的筹边楼。

对此，清人李锡书的诗《题卫公筹边楼》，把地望表现得较为清晰。

李锡书（1756—1830年），字洪九，号见庵。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出生于山西省静乐县西河沟村之书香门第。李锡书自幼好学，尝诵读“对偶声律之文”，12岁应童子试。因其文采斐然、成绩卓异，时任静乐知县，浙江海宁进士。嘉庆三年（1798年），李锡书奉命赴四川，先后任汶川县令、蒲江县令、蓬州知府、大邑县令等职。他以“居蜀二十年之积”完成的《锦官录》，弥足珍贵。

节度西川历几年，精思广运在全川。

七星桥跨三江水，百尺楼撑一线天。

此地划疆称扼要，当年图阁亟筹边。

八关俱在公先出，记取丹扆列圣筵。

诗歌里提到的七星桥、三江水、一线天等，均为松潘薛城周边的地望，恰是古人所谓“三垴九坪十八关，一锣一鼓到松潘”的写照。

我去过薛城筹边楼两三次了，每一次登楼，均有不同的心境。记得是2017年秋季，我再次登楼，乱石密布的杂谷脑河呼啸着从楼脚下蜿蜒而去，楼的左面是熊耳山，山顶上一块突兀的锥形大石头，很像黑熊的耳朵；右面是笔架山，朝天耸立的一支巨大的毛笔。这就是著名的薛城十景之一的“笔架献奇”，似乎要用一支无俦之笔，蘸杂谷脑河奔腾的雪水，把这饱经劫难的筹边之史在天空一字排开……看到有几只盘旋的大鹰在熊耳山巅起落，将难以排遣的情绪提往更高处，迅即被一阵撕裂云层的大风所摧折。史事与风景相互叠压，风暴正在深秋的时间里酝酿，让人感触到一种居高而思危、一展云间志的态势。

远山勾勒出的天际线，就像一个女人的腰线，而且是银灰色的腰线，渐渐在岚烟中融化。

近人肖崇素所写《过筹边楼诗》一诗，昭示了另外一种祸起萧墙的启示：

节使日夕苦筹边，韬略何不向中原。

岂知朝廷风雨日，祸在萧墙不在边。

诗人的感叹固然有理，但在一个天高皇帝远的时代，边关历来易遭反复蹂躏。但历史上的无数灾祸，似乎远不是一句祸起萧墙就能道明的，更有无数的欲望、暴力、贪婪充斥其间。

除了嘉峪关筹边楼、广西马山县的思恩筹边楼之外，清代钟登甲撰《蜀景汇考》一书还记载，四川马边厅尚有一座筹边楼。这样，蜀地历史上一共出现过6座筹边楼，唯薛城的筹边楼巍然屹立。细细品读筹边楼的兴衰史，不少人产生“懒向筹边楼上望，赞皇心事已全灰”的心情。

出生于西川蜀地的段成式有笔记巨著《酉阳杂俎》行世，其中提到了“塔影”逸闻。对此，陆游《老学庵笔记》指出：“段成式《酉阳杂俎》，言扬州东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倒如此。沈存中以谓大抵塔有影必倒。予在福州见万寿塔，成都见正法塔，蜀州见天目塔，皆有影，亦皆倒也。然塔之高如是，而影止二尺，纤悉皆具，或自天窗中下，或在廊庑间，亦未易以理推也。”

对此沈括评论道：“《酉阳杂俎》谓海翻则塔影倒，此妄说也。影入窗隙则倒，乃其常理。”

在此不去执着于是否在于小孔成像的原理。看起来，无论塔楼是否有影子，最后摧毁它们的宿命，绝非源自影子的昭示。而塔楼之影，倒是其深耕现实的犁铧。

2021年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