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徐怀中，一九二九年九月出生于河北省邯郸市。一九四五年中学毕业入伍，历任西南军区文工团研究员、云南军区文化部干事、解放军报社编辑、记者、总政文化部专业文学创作员、昆明军区文化部副部长、八一电影制片厂编剧、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一九八八年任部长，少将军衔。曾任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名誉副主席。主要作品有《地上的长虹》《西线轶事》《我们播种爱情》《底色》《牵风记》等。

军旅文学的前进阵地

徐怀中

军队写东西的人，很少有谁不是从《解放军文艺》这个阵地上发起第一次出击，并且步步为营不断取得进展的。就我个人情况而言，或可称得上是最为恰切的例证之一。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每年都有几个月到修筑康藏公路部队和康藏地区去。曾在筑路部队代职任连队指导员，我们连驻在海拔近五千米的达马拉雪山上，我每天都和官兵一同筑路。因空气稀薄，身体不支，心脏严重亢进，但我还是坚持下来了。回到重庆，以这一段连队生活写出了中篇小说《地上的长虹》，寄往北京绒线胡同四十五号的《解放军文艺》编辑部。不想会是那么快，一九五四年八月和九月号，分两期刊登出来。那个年代，一个《人民文学》，一个《解放军文艺》，两个高地，能攻上去一个中篇实属不易。这是我第一篇印成铅字的小说，颇有一点侥幸之感。当年十二月即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薄薄一个小册子，蓝色封面，左上角印有一匹飞马，那是“解放军文艺丛书”的标志。用当下语言，一个著名品牌。

西南军区撤销，我调到云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任干事。机关实行签到制，八点上班，一分钟也不能迟到。我只能利用熄灯号以后的时间及节假日，完成了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我还是交给《解放军文艺》，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号至一九五七年六月号连载，同样作为“解放军文艺丛书”品牌，一九五七年十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一九五九年作为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苏联《外国文学》分三期连载，东德、波兰、日本、越南几国出版了译本。如果说，我的文学创作由此向前推进了一步，那么这种推动力首先来自于《解放军文艺》。连续七个月，把那么大的篇幅分配给我，不是轻易下得了这个决心的。小说反映的是西藏社会改革，政策性较强，要送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及有关部门审阅。资深编辑吴金锋同志满头大汗，陪同我四处奔走，说明小说写作情况，终得以顺利出版。

一九六四年，《解放军文艺》约我为《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专栏写一篇小说。因为一个电影文学剧本，几年前受到严厉批判，好久没有再写东西了。接受这次约稿，我特别谨慎，也特别用心力。吉林四平坦克部队一名炊事员春节回老家，身上背的全是帮战友带回家的东西，他一家一家去送，刚送完了，假期已满，只好匆匆赶回部队。为详细了解这一位“五好战士”，冰天雪地我跑去四平，在他连队炊事班住了一段时间。又沿着他回家的路线，到了湖北浠水农村，一家家去探访他战友的父母亲、妻子或者未婚妻。到要动笔的时候，让我颇费斟酌。我实在不情愿将事情写成一篇“五好战士”的先进事迹，又不能不考虑刊物专栏的特定要求，这篇东西怎么写？终于还是打消了那些不必要的顾虑，决心摆脱简单化、公式化、概念化的影响，遵从小说这种文学样式固有的艺术规律，写出了短篇《四月花泛》。《解放军文艺》的编辑们十分宽松，十分豁达，并没有提出什么意见、一定要我做某些修改，一九六四年八月号全文刊登，一字未动。

因为约稿在先，我的短篇小说《西线轶事》发表在《人民文学》一九八〇年一月号上。《解放军文艺》虽未刊登作品，却很热情地为这个短篇举办了专题研讨会。由主编胡奇同志亲自主持，我在会上以“创作准备三题”为题作了发言。会议开得颇为隆重，军内许多作家及编辑部全体同志参加，让我又一次感受到了那种亲切愉快的“部队内部”氛围。

开拓军事文学发展的大好局面，关心爱护与扶持部队作者，《解放军文艺》自始至终不遗余力。在众多作者笔下，《解放军文艺》被亲切地称为“文艺”、“军文艺”。以后又开辟“第二战场”，创办了大型文学双月刊《昆仑》，以发表中长篇小说为主，推出了一系列军事文学佳作名作。许多享誉全国的军队作家，当年发表作品署名“战士某某某”。许多作家生动记述《解放军文艺》的编辑请他们到自己家吃饭，又怎样到车站接送他们；许多作家回忆住在北太平庄改稿的往事，至今仍历历在目。编辑部组织过上百次笔会、改稿会，有时竟长达三个月，军内几辈作家是永远不会淡忘的。在军事文学长途跋涉中，“文艺”犹如可以随时补充给养的一个中转站，经过这个中转站，你可以继续向前走出去很远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