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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出生于1960 年代的学群不惑之年才开始创作，其《坏》系列小说三部曲2016 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2018 年起又开始创作《好》系列小说，同时，还有单独成篇的《西西弗斯走了》，这些小说显示了作家不俗的写作功力。学群长篇小说最鲜明的艺术特色体现在内向而又恣肆的叙述语言上。

关键词：学群 《坏》系列小说 存在 逃离

一

学群是近年来湖南长篇小说创作领域一个值得关注的作家。

出生于1960年代的学群在文学界却是一个地道的新兵。不惑之年才开始创作，至今不过十年的时间，之前主要写散文和短篇小说，出版过三个散文集，分别为《生命的海拔》（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两栖人生》（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年8月出版）、《牛粪本纪》（花城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在《大家》《天涯》《芙蓉》《大益文学》《小说月报》《湖南文学》《西部》等刊物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2014年开始尝试系列长篇小说，《坏》系列小说《坏孩子》《坏家伙》《坏东西》相继在《大家》杂志发表，并得到作家马原的赏识，马原以《“不识时务”的突围》为题著文在《大家》2015年第1期推荐，称“完全被这个不大的故事震慑住了”。其中《坏家伙》获《大家》2015年先锋新浪潮文学奖。《坏》系列小说三部曲2016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马原为其作序并称小说挑战了他的阅读经验，小说的主要人物“可以和所有小说里的那些坏人比肩，而且绝不逊色分毫。这个牛立人可以写进小说史坏人卷了……牛立人个人经验是逆天的，常情常理不存在，仁义道德不存在，人伦纲常不存在，一句话：一个坏字了得”1。马兵认为：“贺学群坚持奉‘坏’之名，是在用一种佯谬的方式来表达他对现代人应对现代性困境之迷惘和危机的思考。”2（学群原名贺学群——本文作者注）刘恪认为：“学群发掘了一个乡村坏小子形象。这个形象意味深长，乡村是我们社会的根基，在这里产生了坏小子的文化反抗现象，当然更具有独特的社会意义。”3

继《坏》系列后，学群又开始了《好》系列长篇小说的创作，其《好孩子》发表于《天涯》2018年第１期，《好家伙》收入2019年６月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彼此》，余下计划中的《好东西》还在继续中。与此同时，《十月》2020年第３期发表新创作的长篇《西西弗斯走了》，被青年作家郑小驴称为是一部极具象征和哲学意味的小说。4

学群的社会职业是银行管理者，白天工作，晚上写作，其模样用马原的话说是“长相中规中矩，着装中规中矩，说话中规中矩，身材中规中矩”5，一个从头到脚没有丝毫异样的中年男人，但他酷爱写作，以写作为快乐，他说，阅读是别人带给我的快乐，写作是自己给的。写作带给我的愉悦，超过了任何别的东西，“感谢上苍让我找到这样一件事情——用文字来写作，好让我的生命在这么好的一件事情上燃烧。它让我不至于因为自己的热力走到别的事物上去，不至于网入一大堆纠葛难解难分，不至于陷进自身的泥潭无法自拔”6。

但这样一个写作者及其作品，除了得到为数不多的作家和编辑注意外，还没有引起文学界更多的重视。我认为，学群的创作是值得持续关注的，学群的创作显示出了其深厚的功力，其作品呈现出了较高的文学价值。

二

如前所述，目前学群的长篇小说主要是《坏》系列小说、《好》系列小说中的两部和单独成篇的新近的《西西弗斯走了》，《好》系列还在进行中，容以后讨论，这里主要就《坏》系列和《西西弗斯走了》谈谈我的理解。

两部作品在内容上具有很大的关联性，用通常的眼光来看，其主人公都带有强烈的叛逆性，逃离是他们的行为特征。《坏》系列中的牛立人就是一个“坏透了”的人，拒绝规范，脱离正常生活轨道，在“坏”的轨道上自在逍遥，从逃学到杀牛到拒捕到对抗上司，简直是“无恶不作”；《西西弗斯走了》写哲学教授陶一粟患病后拒绝治疗，不辞而别，远离医院，远离上流社会，一头扎进荒凉、诡异、险恶的自然世界之中。如果仅仅作这样的理解，学群的创作也顶多不过是美国20世纪40年代“垮掉了的一代”以及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刘索拉、徐星、王朔等叛逆写作的延续。在这些写作中，叛逆是一种对抗，叛逆者对抗着，同时又堕落着、孤独着，他们的精神是紧张的。这样的一种现代主义的写作，在当时也许是先锋的，而到今天，这几乎是一个已经写烂了的主题。

学群笔下的牛立人和陶一粟是不同的，他们的现代主义特征只不过是一种表象。他们的叛逆是原生性的，他们在逃离中没有现代主义笔下被异化者的患得患失的紧张，有的只是逃离的自由与快意。在他们那里，逃离与其说是为现实所迫，不如说是一种存在于每一个个体自身的天性，是一种无法规避也无需规避的存在。

牛立人，本是一个好孩子，好学生，但他同时又是一个不断逃离的坏孩子，“好”与“坏”不过是其自然天性的一体两面，按马原的说法是，牛立人是以百分百的叛逆开始的，7作者致力于牛立人“坏”的一面的天性的释放，以及由此带来的无比的自由。《坏孩子》一开始就写牛立人逃离体育课队形操练后作为局外人再来反观操练场景的那种快意：队形操练动作整齐、单调、重复、荒诞，让人发笑，和远观者形成一种强烈的反讽。在牛立人身上，我们发现所有人包括“好”孩子都存在着的那种“坏”的存在。不仅如此，在小说中，牛立人的逃离是没有具体理由的，作者让逃离的理由缺席，一开始就直扑逃离现场，不厌其烦叙述逃离的快意。在作者这里，牛立人的“坏”不具备多少反抗性，它只是一种存在的真实呈现。小说曾这样写牛立人的“坏”：

一个人一旦成为坏孩子之后，就会发现，做一个坏孩子其实要容易得多。你可以逃学，世界在一个逃学人的眼里是另外一副样子。不逃学的人永远不会知道。一开始，你偷偷摸摸，还以为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比你来得高大，都可以拿一双眼睛看你，叫你相信你错了。你只有像一只老鼠缩头缩脑。很快我就知道了，只有好孩子才需要缩头缩脑，看到老师看到校长，得赶紧递上笑，乖乖叫一声。你都成坏孩子了，干吗还要管这些？你可以像一头野兽，横冲直撞；你可以像一只打足了气的皮球，乱蹦乱跳；你可以像一只夜间的猫，漫天号叫。总之，一旦成了坏孩子，就会发现，有很多事情，你都可以干。8

《西西弗斯走了》的主人公陶一粟也是这样的一个人。虽然，身患绝症也许是他逃离的导火索，但作为一个哲学教授，他对人生包括对其自我的思考早已进入一种形而上的境界：他孜孜以求的是个体的自由，是如何从一种存在进入另一种存在。对他而言，即使生了病，他也有着比其他人更多的资源，他和西林医院林院长是朋友，能得到更好的治疗，何况他还有着作为哲学教授的优越的社会地位，但这些都不能成为他逃离的障碍，他的逃离是坚定的，正如他的好朋友一家刊物的总编辑“我”从林院长那里得知他要放弃治疗时判断的那样：“我知道这家伙，他多半不会跟人说。他一个人扛着。像他这样的人，一个人呆在那里天地人想多了，多少都有一些异于常人的地方。他想好了要放弃治疗，别人再怎么说，恐怕都没用。”也正因为如此，他的逃离便是一件自自然然不声不响轻而易举的事,他只在医院待了一个星期,然后就不辞而别,只是因为担心医院难以承担失踪了一个病人责任,他在逃离之后给林院长写了一封信。

我曾是医院的病号，三十九床，现在不是了。一个往死亡路上去的人，只有上帝管他，还有就是阎王爷管他了。留下这张条子，是怕你们为一个不再相干的人浪费时间。毕竟你们的一生也是极其有限的。

态度如此坚决，又如此轻松：信写在一张收费单的背面，连称谓也没有，更像是一张便条，在这张便条中，他也没有告知自己的去处，他选择的是一份永远的逃离，是一种形而上意义的逃离。事实上，他逃离之后的去处也并非如何清静，是废弃的军事工程，是荒野洞穴，是环境恶劣的高原和雪山，但逃离，一次又一次的逃离，让他获得生命的活力。

小说有这样一个细节：在他逃到雷都山洞穴的时候，被一条毒蛇所咬，后来被人搭救，治好了蛇伤，奇怪的是，他肺部的肿瘤也自然而然消失了，在尘世无论如何也治不好的肺癌，却在逃离之中不治而愈。这个细节也许正暗示了逃离的真实意义：作为存在的逃离才是我们真正的生命力所在

我们还注意到，小说共有六章，每章标题总是由时间和空间两个范畴的词构成： “星期五•医院”“星期六•洞穴”“星期四•0公里”“星期日•座位和鞋”“某年某月某日•车站”“今生今世•高原和雪山”，这样的标题方式透露出了作者自始至终是在宏观的存在意义上来观照陶一粟的一切。就连陶一粟的名字也极具存在的意味：宇宙那么大，他不过是沧海一粟。他除了自己，什么也不是。他选择了渺小的自己，就是选择了逃离，选择了自由，这才是真正的存在。

《西西弗斯走了》这个题目引导我们走入我们熟知的那个西西弗斯神话，但又注入了新的元素：一方面，也许暗示我们应该放下将石头滚上山坡的作茧自缚的努力，离开这个山坡；另一方面，又似乎告诉我们，离开本身何尝不是一种无法回避的周而复始的行走。只是这一种走，是一种主体的行为，这一种存在，是一种自由的存在。

三

学群长篇小说在艺术上最鲜明的特色体现在内向而又恣肆的叙述语言上。关于这一点，刘恪很早就关注到了，他说学群的叙述语调有两个风格：“其一在讲叙中保持亦庄亦谐，其二全部叙述向内转，使用了一种内心想象语言。”9这是由小说作为存在的逃离的主题意蕴决定了的。逃离与其说是行为上的，更不如说是心理上的。因此，在学群那里，与人物行为相关联的行为故事并不是特别的突出，无论是牛立人，还是陶一粟，他们的经历都没有大起大落，没有九曲回肠，没有巧合偶遇，更没有奇人怪事，一些小事件，一点小细节，更多的是人物的心理体验，学群的小说在叙述语言上似乎更适合纳入到心理现实主义的视野中去考察。学群的叙述是内向的，是随着意识的流动而展开的。在他那里，所有的外在事物都是通过人物的内在体验呈现出来。《坏孩子》一开始写牛立人逃离出来的体育课场景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牛立人的心理视角。

从操场里出来的时候，他们在排队：先是立正，立正之后是稍息，稍息之后又立正。向前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

这里的“他们”，是牛立人的“他们”，牛立人眼里的“他们”的整齐单调的操练，内在着牛立人逃离之后内心的窃喜与自得。

《西西弗斯走了》一开始写哲学教授因咳嗽在星期五去医院看病，也是从陶一粟的心理视角入手的。

这天星期五。这个世界上有好多星期五，它们从星期三星期四那里来，最后都往星期六星期日那里去了。……那天还是星期三，还没到星期五。一个朋友从别的地方来，几个朋友聚到一起。大家抽烟，他也抽。他咳得厉害，就叫他别抽。他不抽，大伙儿也不抽。就喝酒，说白酒消毒。医院消毒，不也用白酒？现在人和东西就这样，酒精能有白酒的度数就不错了。第二天照常聚会，还是咳。就说看来光用酒消毒不行，得上医院去看看。

很显然，一个简单的时间点星期五，在这里表述得如此复杂甚至有些啰唆，这只可能是哲学教授才有的一种时间心理体验。同样，关于咳嗽，由轻到重的具体过程写得非常详细，这种详细非患者本人同样是无法体验到的，因此这里虽然用的是第三人称“他”，但这个“他”的心理体验叙述者又如何能知晓？因此这里其实又隐含着一个陶一粟的“我”的叙述视角。这种视角的含混，正是心理现实主义叙述的典型特征。

需要指出的是，学群的叙述语言虽然是内向的，但又没有内向语言的紧张与严肃，学群的向内语言是恣肆且充满野性的，有一种语言自由滚动的不可控制的能指的力量。学群叙述的所到之处有时甚至是由语言自身的滚动所操控。这正与其作为存在的逃离的文本所指的一种能指呈现。排比、反复、顶针、谐音双关、滑稽模仿、词语混搭等后现代主义的语言策略在学群的叙述中比比皆是。当然，学群的写作不是后现代主义的，他无意去解构什么，他只是借用后现代主义的语言策略来建构起逃离的自由意义。前面我们提到的《坏孩子》开头一段，简单的队形操练，竟能“饶舌”到这样的地步！这样的语言方式，似乎是学群小说最具辨识性的特征，我们还可以看看《坏家伙》开头，作者写牛立人劳改出狱后要求解决工作，听说市长到了劳动局，便提着一只鸡大摇大摆直撞劳动局办公楼会议室，其语言表达可用汪洋恣意来形容。

小会议室靠里面，一张大桌子围满了人。那样子，好像是在进行一顿丰盛的大餐。在他们眼里，我就像是一粒突然闯进来的老鼠屎。……我是蹲过号子的，我怕谁？那人问我什么事，我说：我妈妈办了提前退休，我顶职老是顶不上去。听说要送东西，也不知道该往哪里送，买了一只鸡，就往这里来了。说罢，把鸡往那张大餐桌上一掼。母鸡受惊，格格叫起来。有一阵，所有人都坐在那里，听鸡说话。只差往本子上记。后来，鸡被拿到外面，换上市长说话，他们赶紧往本子上记。

在这里，语言的狂欢与逃离的自由无缝对接，相得益彰。

从外在的特征来看，学群的叙述，似乎带有某种先锋性，也正因为如此，当《大家》试图重拾先锋文学精神的时候，学群向内而恣肆的小说得到青睐便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学群是由马原及其主持的《大家》“先锋新浪潮”栏目所推出的一位写作者。马原在《“不识时务”的突围》中在整体上将学群的《坏孩子》纳入到先锋文学的视野中予以考察，但他还是感觉到了学群的“先锋”与被称为真正先锋旗手的海明威和加缪的某种相通，前者是只做减法的先锋，后者是恢复古典写作的先锋，他们同时又被称为是新古典主义的大师。10确实，学群的叙述不是海明威、加缪之后越走越远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先锋叙述的翻版，尽管这种越走越远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如此之深之广。学群叙述的特殊性在于他行走在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间，有时甚至还充满浪漫主义的激情。《坏家伙》中写牛立人逃到洞庭湖洲那一段逍遥自在的野人般生活，内向而恣肆的叙述方式和语言流动，将逃离的丰富意义传达得淋漓尽致，作为自我反思的逃离，作为个体存在的逃离，作为精神自由的逃离，早已超越了一般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意义上的“逃离”。那时正是涨水季节，作者这样写道：

成天无所事事，除了在林子里游上一会儿水，就是从一棵树爬到另一棵树。爬来爬去，我好像突然懂得了人为什么生有四肢，树为什么隔一段时间开一道杈。不同的枝伸向不同的空处，看起来好像互不相干。你从一根树枝爬到另一根，一路连过去，手和脚原来可以把它们连成一片。我喜欢赤身裸体躺在树上。树叶不停地翻合走动，时而翠绿，时而毛茸茸一片背白。

洪水漶漫、环境恶劣的湖州，因“坏人”牛立人的到来，也因作者恣肆的语言狂欢而充满了生机。

《坏家伙》以牛立人提着一只母鸡大闹劳动局会议室始，以躲进杳无人烟的洞庭湖芦苇荡终，似乎是前面写牛立人的叛逆对抗，后面写牛立人的生命归宿，从外在性质上看，两者本应是一张一弛、一放一收的关系，但作者的叙述语言方式却并没有体现这样一种区别，而恰恰是首尾相同，一以贯之，在这种一以贯之的“狂欢化”语言叙述里，内在着的正是牛立人生命中一以贯之的原始野性，这种野性以逃离为特征，无论是出发，还是抵达，都是逃离，逃离本是一种存在。

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长篇小说创作大体沿着两条路径发展，一条是追求历史文化的深度与厚度，历史小说，家族小说，地域文化小说，受到各方青睐，另一条是热衷于诗意的消解，在对日常生活的狂欢化叙述、对历史的滑稽模仿中解构所有意义。这些创作自有其合法逻辑。在这样的文学潮流中，学群和为数不多的一些作家，依然着力于对当下个体人性存在的探寻，少了一些历史文化的厚重，多了一份自我现实的思考，少了一些狂欢，多了一份真诚，这对当下长篇小说创作生态的意义当是十分有益的。

学群是一个半路出家的写作者，尽管从他的文本中可以看出他有着相当文学知识与理论素养，但这种知识与理论在他那里并非以其原有谱系的方式被接受的，因此，他能把这种知识、理论对写作者造成障碍与羁绊的可能降到最低限度，他的写作又固执又鲜活，如同一个异数，吸引着我们去跟踪，去辨析，去发现。

注释：

1马原：《逆水行舟》，《坏孩子》，学群著，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第3-8页。

2马兵：《被他者化的自我与分裂叙事的隐喻》，《坏孩子》，学群著，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第225页。

3刘恪：《坏孩子的成长史及精神指向》，《文艺报》2017年5月22日。

4郑小驴：《追随他的旅程》，《十月》微信公众号，2020年9月27日。

5 7 10马原：《“不识时务”的突围》，《大家》2015年第1期。

6学群：《两栖动物》，《两栖人生》，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77页。

8 本文原作引用凡涉及《坏孩子》的，见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涉及《西西弗斯走了》的，见《十月》杂志2020年第3期。

9刘恪：《必要的丧失——评学群的“坏小子”系列小说》，《湖南文学》2017年第1期。

[作者单位：湖南理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