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1949 年后，内地文学格局在表面的迅速“一体化”中隐藏着诸多的文学暗流。而像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内地- 香港”间的文学往来并没有完全中断这一文学史事实，却在以往的当代文学史撰述中几为空白。如果我们把“十七年”文学主潮之外的这些隐蔽的历史细节考虑进来，则以往当代文学被叙述为铁板一块的“一体化”结构，似乎就出现了裂缝。而这裂缝的打开，则正为香港文学的“入史”提供了进入的切口。仅以本文所呈现出的有限“内地- 香港”文学关系的细节，虽不能对当下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叙事有颠覆性的影响，但这一横向勾连的文学史线索所提示的方法论意义，对重新思考香港文学研究的基本框架，以及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香港部分如何叙述的问题，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性。

关键词：香港- 内地文学关系 一体化裂隙 香港文学入史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在世界华文文学版图中负有连接“内地”“台湾”以及“新马”“美国”“日本”“东欧”等多个文学空间的特殊“结点”身份。在这个层面来看，隐藏在“内地-香港”“香港-内地”“内地-香港-世界”中的文学史线索，对建构20世纪中国文学史整体格局与寻找新的述史逻辑，具有十分开阔的方法论启示价值。而从“内地-香港”文学关系这一线索来重新审视香港文学研究基本框架问题，则不失为一种新的尝试，也有可能引发中国当代文学史叙事范式的新变。将“内地-香港”文学关系纳入香港文学研究视野，是在建构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大格局之下重新思考香港文学研究的基本问题，这自然也要求以往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叙事框架的重新调整。本文截取“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段“内地-香港”文学关系来作为重新思考香港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学史叙事范式的考察对象，主要考虑到，学界虽然已经对香港“五六十年代”这一隐藏着丰富文学史线索的时期给以关注，但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还并不深入，更远未展开，尤其涉及此段香港文学的“入史”问题，还有很多难点与关节需要打通。

一、中国文学史整体格局下的香港文学述史之辩

迄今为止，虽内地的香港文学研究已有近30年的历史，而有关香港文学的“入史”与“怎样入史”却一直是悬而未决的热点话题。尤其，自香港“政治回归”后，其“文学的回归”，也即“香港文学”的“入史”问题，便迫切地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面前。究其根因，则正是对“香港文学”的“本土性”认识存在相当大的分歧使然。因此，怎样看待与解决香港文学的“本土性”问题1，便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无法绕过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而通过对该问题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发现，早期的香港学者往往因强调“香港文学”的“本土性”而对香港文学“入史”问题难有建设性的思考。而早期内地专攻港台文学的学者则多因强调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而与上述情形接近。这使香港文学研究更给人以自划边界的意味。而香港文学研究的自成体系，则在内地学术界导致了其研究成果与当代文学史写作间的学科间离与隔膜。因此，在内地以往的“当代文学史写作”格局之中，对“香港文学”的入史问题，亦有简单与粗暴的倾向，甚至这一问题更加突出。

以香港文学的发展论，1950年代以后在不同的时空中发展演变的香港文学形态已经难以整合进内地当代文学的历时性观照体系，许多著史者便用板块组合的方式将其拼贴进中国文学的版图中，有意无意间将其置于了亚文学或次文学的位置。2

出现这一情形，大概是因为，能深刻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学者均属于“专攻”港台文学的学者，而要将“香港”“内地”两个板块均纳入其文学史叙事框架，则似乎缺乏相关的学术准备；而内地的多数当代文学史撰写者多因学科壁垒而对香港文学“入史”问题缺乏深刻的思考，加之当下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编撰多为集体合著，即使涉及香港文学部分的章节均由香港文学研究者负责撰述，但也只能在早已前定的“香港文学板块”内部腾挪，而无法改变其根本上的“板块组合”式的文学史框架。正如陈国球在其论著《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中所析，内地出版的各种“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史”“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收有“香港文学”部分者，尽管数量甚巨3，体例上也五花八门，但在香港文学“入史”问题上，均没有突破当下种种“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之“内地现当代文学史”补入同时期的“香港文学概况”的简单“板块组合”式的文学史叙事范式。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诸如金汉、冯云青、李新宇主编《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孔范今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中华文学通史》，金钦俊、王剑丛、王晋民等著《中华新文学史》，黄修己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朱栋霖、朱晓进、吴义勤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1917-2012》，董建、丁帆、王彬彬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以及国家教委高教司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学大纲》等均如是。

关于香港文学“入史”问题的思考与研究，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宏观讨论与微观实践，最近十年渐渐增多，但多数还混杂在一些香港文学研究的其他问题之中，尚没有被提高到一个独立的具有学科建设性意义的层面与地位。诸如刘登翰、潘亚憞、王剑丛先后编撰的三部《香港文学史》，虽将香港作为独立的撰史对象，对于香港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整体格局中的地位，也作出了一定的判断与思考，但其思考的边界仍局限在建构“地域性”的香港文学史框架之内。此外，刘俊也在其专著《复合互渗的世界华文文学》与《越界与交融：跨区域跨文化的世界华文文学》中试图对“世界华文文学”的“整体性”进行深入的讨论。他用“复合”“互渗”“交融”“越界”这四个关键词来描绘世界华文文学的学科特征与未来走向。但在他的世界华文文学框架中，香港的地位却不如台湾，他曾反复用“港台文学”后渐被“台港文学”的名称所取代来证明这一点。他这是从文学创作的总量上来考虑，因此他虽然也对香港文学的特殊性有所认同，但他因“轻视”香港而没有将他对“世界华文文学”整体性特征之“交融”与“越界”的判断落进对香港这一最能体现其“结点”品质的“文学空间”内深入研究。陈旋波《时与光——20世纪中国文学史格局中的徐訏》乃开始相对深入地论证了香港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格局中的特殊地位。他认为，1949年后的香港文学在两岸极端对立的文学格局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学史参照价值，它是1940年代自由主义文学的继承与延续，同时也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策源地，这对于弥补20世纪中国文学史框架中因政治功利性造成的艺术缺失颇为关键。4但陈旋波因主力梳理徐訏的文学史意义，因此未能充分展开他关于香港特殊结点身份这一论断的讨论。在这一点上，黄万华有更为系统而深入的思考，他洞察到，香港虽空间狭小，文学总量与质上也都难以提供重大影响，但它在揭示中国现当代文学深层次机制对“重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巨大影响上却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5黄万华以“历史张力空间”的“特殊性”来放大香港文学的文学史空间价值。他认为，“文学空间”的“历史张力”是一种超越二元对峙但又接纳二元的“空间”，用它来说明战后至1950年代“香港文学”的生存、发展是很适当的。人们之所以在界定“香港文学”上有多种歧义，也正表明“香港文学”是产生于这种超越二元对峙又接纳二元的“历史张力空间”中。6但黄万华并没有找到将他的“历史张力空间”与内地的“一体化”文学空间相接引的具体路径。计红芳的《香港南来作家的身份建构》7，将“南来作家”做了具体的指认，将香港文学中与内地有密切关联的部分切割出来，给以系统而整体的研究，突出了“南来作家”在香港文学中的特殊地位。但计红芳仍没有超越“南来作家”对“香港本土”的文学贡献这个视角，即试图查找到“香港”对“南来作家”在“南来”之后的“香港影响因子”，本质上还是从“香港文学”的“香港本位”出发的一种研究。这种具有代表性的典型香港文学研究视角，无疑对建构“香港文学史”的独立地位有重要意义，即如果出于书写一部以地域或政治空间为格局的“香港当代文学史”，这种研究是意义重大的。但如果试图找到“香港文学”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切口与路径，而在更大的空间格局中纳入“香港文学”的话，则这种研究视角并无太大的价值。

前述种种试图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整体格局中来讨论香港文学“述史”问题的意识的增强，以及相关史料与述史思路的积累，无疑对未来真正贯通“香港-内地”文学时空，进而建构统一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整体格局，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从根本上看，香港文学“入史”问题的真正解决，除需要在香港文学研究自身之中寻找突破口外，还需要钻出香港文学研究既成框架与格局。最近，赵稀方撰文提出“香港文学研究基本框架还需重新考虑”的命题8，其核心思考虽主要针对香港文学早期情形而发，但仍能启示我们，香港文学研究基本框架的重新考虑，必须打破香港文学研究自成封闭体系的局面，即将其纳入到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大格局之中。因如果只是在其内部来进行调整，则香港文学“入史”问题就仍然无法解决，这就像要在地球内部寻找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一样。

近年来，在试图超越“板块组合式”的当代文学史叙事逻辑与范式新变上，黄子平提出“空间性压倒时间性”的香港文学入史思路最具启发价值。9但足为可惜的是，黄子平的这一文学史叙事策略也仅仅停滞在“提出设想”的层面之上，而没有贯彻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具体实践之中。但无疑，黄子平的设想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价值。因此，沿着黄子平的思路，论者试图提出一个勾连“香港-内地”文学时空的新的文学史叙事路径——即十分强调“内地-香港”“香港-内地”“内地-香港-世界”这一横向的“空间关联”建构，以文学的主体“人”（作家与社会活动家）与“文学事件”为勾连的线索，将香港文学的“香港”身份暂时“淡化”，而强化“人”与“文学事件”的重要性，以“两地”的“文学关系”来打通文学史“时间叙事”过程中的“空间阻隔”，从而解决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易陷于“板块组合”模式的问题。即努力挖掘与呈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往返”或“联络”香港与内地间的“文学人物”与勾连两地的“文学事件”。具体来说，这一文学史叙事策略与程光炜“重返八十年代”有相似之处，即试图通过“重返”到发生在“香港-内地”间“文学往来”的“隐”的“历史遗迹”中，以知识考古的方式，将附着在当年个体命运上的“隐”的“本真的历史”拉到“显”的层面；使人们看到“香港-内地”之间本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命运关联，也有着地下溶洞看不见的河流一般互相勾连的文学史网络，当我们把这些文学关系的细枝末节一点一点地从泥土中清理出来，我们就有可能呈现出一个越来越接近“本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来。

而从文学史写作的具体操作层面上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内地与香港之间，也确实存在着相对独特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文学关系，即时间上的“纵向”与空间上的“横向”联系。在“历时性”上，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学与1940年代内地的新文学传统间存在着极其复杂的作家主体与文学思潮上的“整体迁徙”与“赓续发展”的文学史线索；而在“共时性”上，则同时存在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内地-香港”间或明或暗或隐或显的从公共到私人的各个层面的“文学往来”。可以说，这两个维度上“文学关系”与“文学往来”细节的有效呈现，为这一时段香港文学的“入史”，同时也为这一时段内地当代文学史的“再叙述”，均提供了新的可能。下文即延循这一思路，分别在“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将此文学史设想进行初步展开。

二、新文学的流徙与文学史的纵向线索

整体上看，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至1940年代已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传统与复杂的格局。尤其是1940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浪潮的影响与中国本土战争中生与死的终极体验，催生了一股具有相当哲学深度的旨在探寻生命存在价值的文学潮流10，这使新文学从笼统的“为人生”发展到对“生命存在”的关注，从而使1940年代文学突破了五四文学模式，将中国文学提升到“为人类”的哲学高度。1949年后，中国政治格局的巨变虽使文学生态发生了根本变化，但这股现代主义流脉却没有中断，它转而流入五六十年代香港这一特殊的政治与文化空间之中。

徐訏即是从内地到香港后最早进行现代主义创作实践的作家11，而其到港后所创办的多种不同风格的刊物，更有意将1940年代内地多种声音并存的新文学格局移入香港。马朗的《文艺新潮》则是最早译介与倡导现代主义的期刊，对香港与台湾以及1980年代内地的现代主义思潮有直接的推动作用。而如徐訏与马朗这样的作家与编辑的离沪至港，必然会将他们在1940年代所形成的对生命存在的关注直接移入香港，这大大加速了香港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发生与成长。因此，勾画徐訏、马朗的文学轨迹便可以作为“内地-香港”这一文学史线索的重要个案。

徐訏到港后所创办的刊物《幽默》（1952）、《热风》（1953）、《论语》（1957）、《笔端》（1968）《七艺》（1976），均可视为是“内地-香港”这一文学史线索的具体体现。而从第一份刊物《幽默》的命名上，可以看出徐訏对1930年代同林语堂、陶亢德一同主持《论语》经历的追慕，仍以《论语》的招牌“幽默风”名之。这大概也是希望借《论语》的影响力而在香港掀起新的热潮。《热风》自1953年创刊，坚持到1957年，计出版99期。《热风》之刊名以及热衷挑起政治、文化论争的倾向显然与当年鲁迅杂文集《热风》间有某种暗示的关联。12而复刊《论语》更是徐訏有意再造当年同林语堂、陶亢德共创五四文化盛况的最直接的一个行为。复刊后的《论语》十分忠诚地继承了当年的风格，其在创刊号上即以《本刊十则》13明确宣示了其独立于“政治”与“商业”之外的品格，乃正是延续了《论语》当年的办刊精神。

至1968年，徐訏创办《笔端》之时，比之1950年代的《幽默》《论语》《热风》等，徐訏的编辑思想有更成熟与贴近香港文化环境的变化。徐訏对香港的文化环境，读者群体有了更多与更深刻的了解，他在尽可能使刊物具备在香港文化空间中继续存在下去的品质的同时，仍隐忍地坚持着自己对精神独立与思想自由的追求，这使《笔端》成为与当时很多期刊都不相同的一份很有品格的刊物。14《笔端》不是一份纯粹的文艺刊物，这也是徐訏一直以来始终坚持的一个办刊原则。因此，《笔端》对同期内地时政有密切关注，如创刊号伊始即开始连载“鹿岛宗二郎”在内地的见闻《从羽田到上海》，并预报说后面还要陆续刊登“鹿岛宗二郎”的《人民公社参观记》15，这在当时对香港与海外了解内地时局颇有价值。徐訏亦在创刊号《编辑小记》中表示，能看到日本作家观光内地所写的报道，正是一种难得的交流。而从《笔端》所刊文章内容的广泛16来看，《笔端》的确视野开阔，在研究、继承新文学传统方面，在关注内地时局方面，都很有作为。

《七艺》虽只出版四期，但一向被认为是徐訏在香港所创刊物中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一个。《七艺》的政论文章仍占有一定比例，多关注内地的政治与社会问题，不过《七艺》更对同期内地文学风向有密切关注。诸如林曼叔《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创作》《中国大陆描写战争与边疆风貌的小说创作》《中国大陆老诗人的新诗作》17，沙田《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是反毛的吗》《〈洪湖赤卫队〉与贺龙》18等，这些对同期内地文学风向与氛围进行介绍的文章，对当代文学研究犹有他者视阈下的比较价值，是内地“文革”文学在香港传播与接受研究的珍贵史料。另一值得瞩目者为《七艺》创刊号所发《知堂老人的己丑（1949）日记 》19，出版后立刻引起港台以及海外文艺界的关注。此外，《七艺》对当时海外最新文艺动态与创作均有译介，如太宰治《樱桃》20，增田涉《我所认识的郁达夫》21等。

致力于将1940年代内地的文艺思潮与新文学格局接引到香港，这是1950年前后南来香港的内地作家或多或少都具有的共同的特征。徐訏之外，马朗与他创办的《文艺新潮》正是另一股值得深入挖掘与呈现的力量。1944年马朗在上海创办《文潮》，当时他虽倾向于左翼，但《文潮》已有明显的现代主义倾向。1950年代初，马朗离沪至港，其文学历程与徐訏完全相同。马朗到港后，即于1956年创办明确倡导现代主义的《文艺新潮》，张起香港现代主义的旗帜。正基于此，香港五六十年代的现代主义浪潮才得以蓬勃而起，成为20世纪下半叶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策源地。从《文潮》到《文艺新潮》，这一文学史线索早已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黄万华《从〈文潮〉到〈文艺新潮〉：一条不可忽视的文学史线索》一文即系统而深入地论述了“上海-香港”这一中国新文学的时空流转轨迹22。

《文艺新潮》创刊伊始，即借发刊词以迅疾的姿态宣称——要冲出旧的“乐园”的“枷”，去寻找新的“乐园”，为那甘美的“禁果”的诱惑，而要打破一切旧的“诫条”，去寻找与开辟出更多有这样“禁果”可以采摘的“新的乐园”23——可以说，《文艺新潮》的姿态，是将1940年代上海《文潮》未竟的事业移植到香港无疑。《文艺新潮》创刊号即大力译介西方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文艺作品，里尔克、毕加索等均赫然在列。如林靖译“黎尔克诗二首”《孤独》《时间倾泻着》，毕加索《牧神的半身像》《美女和牧神》及画家生平介绍等。里尔克诗的存在主义意绪，毕加索的立体主义绘画，都使当时的香港文艺界耳目一新。

马朗对创刊号上的种种尝试亦不无担忧，恐为香港文艺界所抨击，但其张扬现代主义的态度却十分坚定，并在第2期《编辑后记》中进行说明，表示以译介西方现代主义为主，正是要拆除过去对现代主义之偏见的藩篱，声称已被某种势力控制与蒙蔽至少有十年之久，这一局面早该破除云云。更表明继续战斗下去的决心，而绝不会因受到某种污蔑、误会而停止探索的脚步。24因此，尽管被批评刊载翻译现代主义作品过多，第2期《文艺新潮》并未作出调整，更大幅度引入现代主义力作，如谷崎润一郎的《食蓼之虫》、萨特的《伊乐斯特拉土士》都占有相当的篇幅。此外，还对现代主义运动的理论有所关注，如对斯蒂芬•斯彭德的《现代主义派运动的消沉》的译介。

《文艺新潮》自1956年创刊一直坚持到1959年，计出版15期，分别为1956年第1-7期，1957年第8-13期，1958年第14期，1959年第15期。为凸显《文艺新潮》对现代主义译介的功绩，现将《文艺新潮》第1-15期中所译介之有较大影响的现代主义作品统计如表1。

（图表略，详情请查询原）

根据表1统计数据显示，《文艺新潮》在外译现代主义作品的选择上几乎覆盖了20世纪最有影响的现代主义流派的代表作家，“里尔克、萨特、加缪、叶芝、卡夫卡、庞德、奥登、乔伊斯、劳伦斯、艾略特、托马斯曼、布莱希特、博尔赫斯、谷崎润一郎、井上靖、横光利一”等尽在其中。

而随着这些译介作品影响力的扩大，《文艺新潮》逐渐转向更加重视推出中国本土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家，如纪弦、叶维廉、刘以鬯等代表中国本土现代主义发生阶段力量的中坚人物皆自该刊进入人们的视野。尤其是1958年刘以鬯自新加坡回到香港后，即开始在《文艺新潮》上发表具有强烈现代主义特征的《黑白蝴蝶》《春》《秋扇》《冬天来到了》等。虽然以往的文学史叙述均以刘以鬯1963年所作的《酒徒》为香港现代主义的开山之作，但研究界对此已早有异议，陈旋波即将香港现代主义起点推至1950年代初徐訏的《炉火》（1952年）、《彼岸》（1953年）等。25事实上，即使将徐訏的《炉火》《彼岸》等带有鲜明意识流手法与存在主义意绪的创作归属于个人的行为，还未形成潮流性的现代主义力量，但至少到《文艺新潮》创刊后，其大力译介与张扬现代主义的实践是已经形成集体性的影响了。这一点也在黄万华对《文艺新潮》的研究中得到了相对深入的论述。26

仅以现代主义思潮的流变来看27，香港文学空间中各种潮流的发生与变化，都不是凭空而起，而是有着深远的“内地-香港”这一文学史线索的存在——从内地流出，转而进入香港，并在香港融入新的元素——这正是1949年后，中国新文学经“内地-香港”的空间转换而在纵向的时间流中所发生的“流徙，赓续，坚持，挣扎，对抗，衍生”的发展轨迹。

三、香港-内地文学往来与文学史的横向勾连

客观地看，1949年后的内地文学格局在表面的迅速“一体化”中隐藏着诸多的文学暗流，而像五六十年代“内地-香港”之间的文学往来并没有完全中断这一文学史事实，却在以往的当代文学史叙事中几为空白。即使在1960年代香港与内地人员往来受到很大限制的时期，也依然有多种形式的交流或明或暗存在。甚至在“文革”期间，也通过各种观望、媒体平台（报纸、电台等），而在两地的文学思潮、个体创作以及文学研究领域发生着微妙的关系。仅以本文所呈现出的有限“内地-香港”文学关系的细节，虽不能对当下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叙事有颠覆性的影响，但这一横向勾连的文学史线索所提示的方法论意义，对重新思考香港文学研究的基本框架，以及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香港文学部分如何叙述的问题，都具有相当的启示性。

相对来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是“香港-内地”文学关系最为薄弱，但也最为特殊的时期。香港虽然在以往的文学史叙事中一直被隔离在内地的当代文学史格局之外，但却无法排除香港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时刻在参与中国当代文学史建构的事实。“香港-内地”之间的文学关系是完全客观存在的，试图在微观层面发现与建立二者之间的文学关系，不仅可行，而且完全符合客观实际情形。28

下文即按这一思路而以《北行三语》《周曹通信集》《知堂回想录》《悲惨的世纪》的成书过程为线索，对“香港-内地”文学关系的细节进行初步展开。

在“1950-1970年”间，曹聚仁是连接香港与内地文坛的重要纽带人物。《传记文学》“曹聚仁”条目下，对曹氏1950年代后的主要活动作如此描述——“四十五年以记者身份访问中国大陆，成《北行小语》一书。四十六年，二度北上，其后复多次进入大陆，成书多种，极尽为中央吹捧之能事。四十九年，周作人接受曹聚仁劝告，开始撰写回忆录。五十四年九月，周作人具函要曹聚仁为《知堂回想录》在海外发行事宜全权代表。五十九年《知堂回想录》在港印行，曹聚仁并将其与周作人多年通信，编为《周曹通信集》两辑出版，此为大陆陷共后，大陆作家与海外作家经常通信之唯一例外。”29

1956年7月1日，曹聚仁以《南洋商报》记者身份，随新加坡工商考察团经广州飞赴北京。曹氏首次“北行”虽以政治目的为主，却对香港文学界有很大震荡。其在北京与五四名流一一见面30，并得悉他们的生存现状，为此后诸多文学往来事件埋下伏笔。正是在这次北行之后，经曹聚仁介绍而使鲍耀明与周作人之间开始有书信往来，此后，周、曹、鲍之间书信往来频繁，后积有300余封。31在1956-1960年间，为台湾问题，曹聚仁曾先后8次赴北京。曹氏在北行途中，所见即记，时而写报道，时而写信，将其见闻、思考、慨叹形诸文字，除去当时即在《南洋商报》上刊发的新闻稿外，后亦将其当时所写信件一并整理，遂成此后出版的《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最终得以将其内地见闻传之于香港、星马，以及台湾、海外。

周作人、曹聚仁、鲍耀明之间的交往一直维持到周氏离世前，他们之间频繁的通信为日后《周曹通信集》的出版埋下了伏笔。《周曹通信集》虽是私人书信往来，但比之沈从文的《从文家书》更具有公共性的隐喻色彩。因书信的收寄均需经过海关检查，他们在书信内容上往往有所顾虑，尤其对涉及两地不同政治倾向的话题，均十分小心。但正如李吉如为《周曹通信集》的出版所作的序所言：“综观周曹晚年虽生活于同一天地中，然环境与心情各异。相互间借通书信以舒心境，真情交炽，表露无遗。书信内容语句隐蓄者极多，耐人寻味，读者深加咀嚼，玄妙无穷。”32三人均为同时代之高士，在达观与平淡之中往往有深意隐露。《周曹通信集》的史料价值不言而喻，而在思想性与艺术性上也不容忽视。

从周作人、曹聚仁、鲍耀明之间频繁的书信往来可知（尤其是周鲍之间），他们甚至于“文革”期间仍有密切往来，直至周氏被隔离而无法写信至其离世。

知堂老人给我的信，自一九六〇年三月算起，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廿一日止，共四〇二封。参阅他的日记，可以发现甚至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廿一日以后的六月十日、六月廿三日、七月一日、七月六日这四天，他尚有信给我，可惜我并未收到，会不会那时因“文化大革命”已开始，他的来信亦给卡住了？至于我寄他的信，根据老人一九六六年七月五日的日记，尚有提及：“得耀明六月三十日信。”这就应该是他生前收到我的最后一封信。33

周作人与鲍耀明未有谋面，但书信往还之中，建立起如此令人唏嘘的信任与情谊，不禁使人有恍如梦寐之感。周作人与香港文人间的往来，对其1950年代后的创作之发生与持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960年代，身处内地的多数作家、学者与外间联系均基本隔绝。不过，这种在视野与精神独立性上的降低，似乎也不能完全归因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周作人即凭藉与鲍耀明、曹聚仁、徐訏、谷崎润一郎等旧友新知的交往，而可贵地维持了与外界的互通有无，这对他在晚年能够始终保持一种世界视野无疑有重要意义。可以说，没有曹聚仁、鲍耀明的支持，就没有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的成书。

根据周作人日记，《知堂回想录》始写于1960年12月9日，至1962年11月30日完稿，总计38万字。作为新文学主将周作人晚年的最后遗作，《知堂回想录》的文学史价值不必讳言。但当下的所有当代文学史著作，均对之未置一词。自然，造成这一局面的最主要原因是周氏敏感的政治问题。但1990年代后，周作人研究已有显著变化，周作人在现代部分的文学史地位得到相对客观的承认也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这样的情势下，当代文学研究界却始终回避对周作人1950年代后的创作进行文学史层面的评价与描述，却显得有些奇怪。尤其，当一些学者还在为寻找不到五六十年代被“遗漏”的“另类”而失望之时：

我也是想能发现50-70年代许多被“遗漏”的，“另类”的东西。我不相信那个时期，人的情感、观念、表达方法就那么统一。为了寻找“遗漏”的“珠宝”，真花费了不少时间。翻过不少作品集、选集，各种过去的杂志，从《人民文学》，到许多重要省份的杂志。结果非常失望，好像并没有发现让人振奋的东西，或者说很少。所以，知道陈思和先生在发掘、重构当代文学史的另一线索，我总有点怀疑它的可能性。34

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宁愿选择“流沙河、绿原、曾卓”等在写作时间无法可考的“潜在写作”35，而对周作人已确切发表、出版的“三十八万言巨著”《知堂回想录》（除《知堂回想录》外，周作人1950年代后在内地与香港的报刊上均有相当数量的散文、随笔类创作发表）不置一词，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论者以为，即使对周氏的政治敏感有所顾虑，如果以客观的态度稍加评介，似无不妥。何况，《知堂回想录》的内容并无太多涉及政治的部分，多为感怀旧事，品评人物的回忆性文字。如果《从文家书》《无梦楼随笔》《缘缘堂随笔》等均可入史，则《知堂回想录》的遗漏便显得有些费解。而如果是考虑到《知堂回想录》并未在内地发表、出版，而是发表、出版于香港，则对同是未在内地出版的无名氏的《无名书》却有两处论及，并在注释之中对《无名书》的写作、出版年代均有详细说明。36

以论者眼界所及，当下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仅见朱栋霖、朱晓进、龙泉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对周作人1950年代后的随笔创作稍有评介。37这应该是第一个对周作人1950年代后的创作有所论及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但所论极少，与周瘦鹃并占一个段落，且仍对《知堂回想录》只字未提。38

但无疑，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格局之中，《知堂回想录》除特别的“文学史补缺”价值外，更有勾连“香港-内地”两大文学板块的文学史线索价值。比如，对1960年代中国散文创作情形的文学史描述，即可借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的写作、发表、出版的线索，将“内地-香港”两地的散文创作进行整合与融通式的撰述。这样，既能打破以往内地当代文学史仅有“散文三大家”式的叙事模式，也会使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学中因过分强调本土性而被忽视的“外来”部分重新得到彰显。按此思路，则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叙述方向便有了比较开阔的选择空间。1950年代后，诸如周作人、张恨水、周瘦鹃、唐大朗、老舍、夏衍、田汉、陈敬容、徐迟、姚雪垠、茅盾、巴金、胡风、艾芜、欧阳山、杨朔、周扬、秦牧等当时的“主流”与“非主流”甚至“另类”的作家均在香港报刊上有相当数量的作品发表，且与他们在内地发表的作品有着微妙的差异。39在这个意义上，1950年代后的《大公报•文艺》《文汇报•新文艺》《文汇报•文艺》《文艺世纪》《伴侣》《文艺伴侣》《青年乐园》《良友杂志》等香港左派报刊对保存内地作家在十七年文学主潮之外的“另类形象”，具有丰富的开掘价值。

根据《悼念曹聚仁》一文所描述的情形来看，徐訏一定是经常收听内地的广播，对“文革”期间的内地形势变化有相当的认识。40这对徐訏当时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可以说，其长篇小说《悲惨的世纪》的素材，在香港与内地几乎断绝联系的当时，很有可能是通过“听广播”这样的途径，以及根据曹聚仁北行归来所描述的情形，再加上自己的想象而写成的。《悲惨的世纪》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文革”，并作出相当严肃的哲学探寻与深刻文化反思的长篇小说。

谁也不会想到，徐訏到晚年竟能有这样大的转向，他开始大量书写内地的政治题材，并且尝试用各种体裁来写，诗，小说，戏剧，全面出击。而且变化着各种风格，白描的，象征的，反讽的，形式之多真是不一而足。他写出了新文学史上堪称最长的政治叙事诗《无题的问句——遥寄“文联”“作协”的一些老朋友》41，也写了几部反思内地政治运动的小说，除长篇《悲惨的世纪》外，还有《康悌同志的婚姻》等。徐訏在1960-1970年代的“政治转向”具有较为深刻的象征意味，可以说完全是中国当时巨大的政治变动与荒诞的社会运动的一种折射。

无疑，《悲惨的世纪》是同期当代文学史上少见的一部长篇政治寓言，它与老舍的《猫城记》遥相呼应，但显然徐著所探更深，境界更高，却几被文坛遗忘殆尽。从打通“香港-内地”文学史写作的“勾连”意义上来看，徐訏的《悲惨的世纪》是“文革”期间在香港写内地政治斗争，而又在空间上存在一定距离的隔离，但又保持相当密切的关注，而通过各种间接渠道获得创作素材，加以艺术的想象而创作出的最有深度的作品。从当代文学史研究范式上看，将《悲惨的世纪》作为连接“香港-内地”文学史线索的个案，更具有方法论意义。

《悲惨的世纪》始写于1966年，至1972年脱稿，曾在台湾《文艺》月刊连载，亦曾在香港《展望》半月刊连载（1968年开始），时更名为《阴森森的世纪》。1977年，《悲惨的世纪》由台湾的黎明公司出版单行本。《悲惨的世纪》虽采用了一个发生在宇宙深处的公元前2050年的超现实故事外壳，但它所描述的场景与使用的话语则完全是“文革”式的，这对1960-1970年代的香港文学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案例。徐訏的小说语言一向瑰丽而独特，但《悲惨的世纪》在语言上则十分“阶级斗争化”42，与同一时期内地作品相比，具有十分特别的对照价值：

于是，一个亲切悦耳的声音忽然在电台中出现了：“同志们注意！同志们注意！全国工农兵同志们请注意：今天阶级日报的一篇社论，这是有关于我国我党生存的一篇社论，有关于我们全国人民精神健康，阶级意识纯洁性的一篇社论。全国各阶级同志各地人民慢慢有机会来细细学习讨论研究这篇社论，但我们得优先的将这篇社论向大家介绍。这篇社论的题目是：‘警惕，警惕，第三个警惕！’”43

这是《悲惨的世纪》第一章的片段，徐訏对“文革”语言的戏仿，使小说产生了强烈的寓言特征，但徐訏以荒诞与超现实的手法所表现出的后现代主倾向之中，却并没有放弃对国家与阶级斗争的本质，以及人类如何能够真正和谐共存的可能性所进行的真诚思考。在1960-1970年代，徐訏的《悲惨的世纪》对中国当代历史的思考，应该说是走到了最前列的，最具有现代意义的思考。如果当代文学史写作能将徐訏这部写于“文革”开始而终于1972年的小说，放在同一时期“内地”文学史框架之中，则可以看到始于1940年代而在1950年代流徙至香港的现代主义潮流与内地“文革”历史的共同作用，对徐訏这样有深度的作家的创作所发生的重大影响。将《悲惨的世纪》作为勾连“内地-香港”文学史线索的“有效个案”44，这一研究思路，可能对当代文学史叙事范式新变有某种启示。

比如，对1960年代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文学史叙述，同样是写女性在“阶级”与“爱情”间选择的矛盾与痛苦的，即可以有浩然的《艳阳天》（1964年）写“焦淑红”在“马立本”与“萧长春”之间，以“进步”与“阶级”为深层次的情感与精神的取向标准，因此当她感到马立本无法进步后也就没有丝毫痛苦地走近了萧长春；但也可以有徐訏的《康悌同志的婚姻》（1960年）写孤儿出身的入党积极分子“康悌”因为爱上了有“小资产阶级气质”的“林正豪”，而后又不得不因为出身于地主阶级的“林正豪”的“政治水平很低”而痛苦地同他分开，去与中年丧偶的党的高级领导“沈天芳”结婚，但又在结婚的前夕啜泣地告诉“林正豪”：“但是我爱的是你，我要……我要把我先交给你。”45徐訏在1960年5月所写的这篇以内地的阶级斗争为背景的小说，自然是对1950年代后内地社会人生的隔空想象，但也未必就可以说是浩然的写作更为接近当时的人性与历史的真实。

因此，考察“1950-1970”间的中国当代文学，“内地-香港”虽因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异而出现了不同走向的文学潮流，但二者之间并非全无关联。大陆对香港左翼文学创作的影响自不待言，而像徐訏这样的自由主义作家的“文革题材”写作，自然也与稍后的内地“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有着极其不同的表现视角与开掘的深度。

结 语

尽管，与内地的当代文学史体量相比，本文所呈现出来的“香港-内地”文学关系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正如冰山理论所描述的情形，一切被呈现出来的，往往只是事物露出水面的部分，在水面以下，还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未显世界。

海德格尔关于历史有两个概念，一是Historie，一是Geschichte。前者是被记录下来的历史，是“显”出的历史，而非本真的历史。本真的、真实发生的历史是亦显亦隐的，和命运相关的。46

海德格尔关于历史的概念，其价值更在于“隐”的部分。之所以“隐”，是因为“和命运相关”，在“显”的历史层面，不关注“个体命运”。生命个体为“命运”，即生存，往往会“隐”。47《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周曹通信集》等所记录之“历史”本不属于“显”的历史，周作人当年为生存而求助于海外，乞求各种可以邮寄的食物，或者为自己当年的“附逆”而辩解，自然想不到在多年以后被公之于众，这本属于“隐”的历史，它“关乎命运”。但在沧海桑田的变迁之中，当事人已不在人世，自然无需再顾虑是否“与命运有关”，当年“隐”的历史又被另外的亲历者推到了“显”的层面。因此，历史永远都在“亦隐亦显”之间发生着微妙的变化，“隐”不会永远的“隐”，“显”也会因失去真实而渐被淡忘。因此，尽管目前我们所呈现出的“香港-内地”文学往来与文学关系在数量上还微不足道，但它所展示出的文学史研究思路却值得重视。

曹聚仁在《北行小语》中为我们描述了1956年7月1日早晨，深圳罗湖桥口岸千人潮涌进出海关的场面——“尽管从罗湖桥那边来的人潮，有时汹涌得惊人，有如黄河的泛洪。他们调集了那么多的青年干部，在那里替旅客办回乡介绍书；上千的旅客，就在一小时内办完了。和我同来的旅客，也都上了车往广州去了；其中若干旅客，时常往来港穗之间，他对记者也就是这么说的”48。1956年前后，每日可有上千的旅客进出于深圳罗湖桥口岸，而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文革”前夕。论者不相信，在当年无数生命个体的“隐”的暗处，那些进出于深圳罗湖桥口岸的人群之中，会没有人不携带一些“私人化”的“文学关系”“生命体验”以及“历史的隐秘”。但那自然也是“亦隐亦显”的，我们仿佛从曹聚仁的描述中看到了“另外的历史”有可能的“样子”，但我们却无法把它们从真实的暗处拉出来，呈现出来。但我们相信，那些的确是存在过的。只不过它们就是永远地“隐”在“显”出的那一点点的后面，恍惚可见，但不在眼前。

那是本真的历史，它们亦隐亦显，和命运相关。

[本文为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化与国际化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7ZWB004）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虽然有些学者认为香港文学的“本土性”与“香港-内地”文学的“一体性”并不矛盾，但在具体研究上却往往无法做到不对另一方造成压抑，不管是彰显“本土性”还是“一体性”，都会产生某种立场分歧与历史观差异的意味。事实上这种分歧正是中国学术与思想发展从“革命史观”转向“民族国家建构史观”这一更根本问题的具体表现，无疑“本土性”的背后是前者，而“一体性”述史动力则来自当下“民族国家建构”的整体诉求。

2白杨：《“文学史”重构与书写的限制——大陆文学史视野中的“香港文学”》，《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第3期。

3据陈国球统计，仅“1990-2000”年间出版的此类文学史著作即十种有余。事实上，如果算上各不知名高校编写的“当代文学史教材”，则在数量上远超陈国球的统计。

4陈旋波：《时与光——20世纪中国文学史格局中的徐訏》，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27页。

5参见黄万华《香港文学对于“重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意义》，《河北学刊》2008年第5期。

6参见黄万华《二战后至1950年代的香港文学：在传统中展开的文学转型》，《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7参见计红芳《香港南来作家的身份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8参见赵稀方《香港文学研究：基本框架还需要重新考虑》，《文艺报》2018年7月6日。

9参见黄子平《香港文学史：从何说起》，《香港文学》2003年1月号。

10小说可以“钱钟书、张爱玲、徐訏、无名氏”等为代表，诗可以“穆旦、戴望舒”等为代表。

11徐訏早在1936年就已在法国受到柏格森与荣格的浸染，其到港两年后便迅疾地以意识流手法创作出在非理性层面查找人性之恶的《炉火》（1952年），与被誉为“哲思的絮语”（司马长风）的透着强烈存在主义意绪的《彼岸》（1953年），这两部具有强烈现代主义色彩的小说皆早于刘以鬯《酒徒》（1963年）近十年，但此中隐藏的文学史意义却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

12《热风》在1950年代曾引起数次风波，如1955年《热风》因刊载郭增恺文章《一个没有交代清楚的问题——西安事变十八周年感言》而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甚至国共两党高层领导蒋介石、周恩来也受到震动，并使西安事变主角张学良再次陷入已被遗忘的历史漩涡之中。

13诸如“不崇拜人或主义，但不反对别人拜神拜鬼或拜物”“不谈空口的公道，只说老实的私见”等“办刊准则”自然于“幽默”之中别有所指。参见《论语创刊号•本刊十则》，《论语》1957年第1卷第1期。

14《笔端》创刊号之《发刊词》即明确地表达了这种独立的自由精神与关注时代问题的姿态：“在态度上，我们这个小刊物既是公开的，势必容纳不同的意见与不同的‘所感所思’，但也只限于个人的意见与所感所思，至若官方的公告，团体的宣言之类，则自在无法刊载之列。在内容上讲，这是一本综合性的刊物，所以这与纯粹的文艺刊物政治刊物或电影刊物等不同，我们想接触较多的问题，也想包括较广的范围。”《笔端》1968年第1期。

15《笔端》第2期即有鹿岛宗二郎的《在北京的所见所闻》。

16如刘以鬯《链》，林海音《烹狗阿太婆》，十三妹《关于美籍华裔廖博士》《他山之石》，徐訏《谈陈独秀与其晚年的思想》，左舜生《各方面在美化中的日本》，周作人《我与西洋文化学术的因缘》，刘其伟《谈印象主义的绘画》，孙宝刚《民族与国家》等等。

17此三篇文章分别刊于《七艺》1976年创刊号、《七艺》第2期、《七艺》第4期。

18此两篇文章均刊于《七艺》第4期。

19周作人、成仲恩编著《知堂老人的己丑（1949）日记 》，《七艺》1976年创刊号。

20 [日]太宰治：《樱桃》，成仲恩译，《七艺》1976年创刊号。

21 [日]增田涉：《我所认识的郁达夫》，沈西城译，《七艺》1976年第2期。

22 26参见黄万华《从〈文潮〉到〈文艺新潮〉：一条不可忽视的文学史线索》，《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

23 《〈文艺新潮〉发刊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到我们的旗下来！》，《文艺新潮》1956年第1卷第1期。

24 《〈文艺新潮〉编辑后记》，《文艺新潮》1956年第1卷第2期。

25 陈旋波在《时与光——20世纪中国文学史格局中的徐訏》（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中对此有深入论述。

27 诸如围绕受内地控制的香港左派报刊《海光文艺》《文艺世纪》《大公报•文艺》《文汇报•文艺》《文汇报•新文艺》《青年乐园》《小朋友》《良友杂志》《伴侣》《文艺伴侣》等与内地时局间的复杂关系，可在另一条线索上对“香港-内地”文学关系进行展开。相关论述参见闫海田、张孝雨《“控制”与“溢出”之间——五六十年代香港左派报刊与大陆时局的关系》，《华文文学》2019年第2期。而如徐訏、马朗这样的线索人物，还有罗孚（罗承勋）、廖承志等，限于文章篇幅，更多线索无法一一展开。

28 相关研究一些香港学者早已展开，如黄继持、卢玮銮、郑树森编著的《香港文学大事年表（1948-1969）》《香港文学资料册（1948-1969）》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内地”文学往来的史料整理等。

29 刘绍唐主编《传记文学》，第41卷第6期。

30 曹聚仁曾先后访问了梅兰芳、周作人、梁漱溟、熊十力、徐凌宵、张东荪、章士钊等人。

31 这些信件在1973年由香港南天书业公司出版，名为《周曹通信集》（第一辑、第二辑）。

32 李吉如：《〈周曹通信集〉序》，《周曹通信集》，南天书业公司1973年版。

33 鲍耀明：《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34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70-71页。

35 洪子诚认为，曾卓的《有赠》与流沙河的《情诗六首》，虽分别标明是写在1961和1966年，但它们在刊物上公开发表的时间却是1980年代。而在这20年间，特别是发表的时候，作者是否进行过修改（尤其是重要的修改）是不得而知的。除作者自言而还没有别的材料来作为旁证时，这个文学史就很可疑。洪子诚：《问题与方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76-78页。

36 参见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31页。

37 参见朱栋霖、朱晓进、龙泉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0页。

38 该版文学史至2014年新版修订时亦有较大变化，尤其是涉及周作人、周瘦鹃部分，在内容上有很大扩充，篇幅上也相对增加到初版的2倍，且对二人的评价亦有微妙的“提高”。

39 诸如巴金《变化万千的今天》对“大跃进”期间的种种，巴金描述自己的感受是：“好像活在童话世界里一样，好像在做梦。”参见《文汇报•文艺》1958年8月16日。

40 徐訏曾在该文中说：“那时候，《新晚报》有人写文章，说我不但反共，而且反祖国，我对曹聚仁说，那些记者，怎么连大陆的广播都不听，北京天天在骂彭真、邓小平、刘少奇反党叛国，他们竟还不知道谁是反党叛国，徐訏何人，有什么资格反共反祖国？”参见徐訏《悼念曹聚仁》，《徐訏文集》（第11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27页。

41 徐訏的这类针对内地时政而写的政治叙事诗还有《来信》《观文坛旧画有感》《你从北国回来》等，这些诗都是用最简单而直白的语言写成，批判的锋芒毕现，语词激烈，悲愤情绪的流露也似不加收束，发表时曾在港台引起很大震动。

42 自然，这是一种“戏仿”的“阶级斗争语言”，却与30年后阎连科《坚硬如水》的后现代革命话语遥相呼应，其先锋性不言而喻。

43 徐訏：《悲惨的世纪》，《徐訏文集》（第3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85页。

44 限于本文写作主旨与结构的限制，《悲惨的世纪》作为这样的“有效个案”，对其研究与呈现还远未充分展开。

45 徐訏：《康悌同志的婚姻》，《徐訏文集》（第8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63页。

46 张文江：《〈尚书•说命〉析义》，《上海文化》2011年第3期。

47 诸如1960年代周、曹、鲍、徐之间的往来，他们为避海关之检查，曾试过各种通信与寄物的技巧。如海关不允许同一个人一个月内收到两件海外邮寄的物品，周作人便让鲍耀明每次邮寄要化出多个名字，“周信子、周吉意”等皆为常用。

48 曹聚仁：《北行小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2-13页。

[作者单位：淮阴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