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杨朔散文被毛泽东同志批示赞赏之后，在文学体制规约下“被”政治化，而成为一个政治符号立即“走红”。其“颂歌”主题的一致性、“大我”抒情的失真性、文本形式的相似性，表现了与时代主流话语的“同质”。但“去”政治化进行解读后，仍能留给文学史以某些美学的价值。杨朔散文话语权与时代同名，变成体制内一统的文学话语，变成“无作者文本”的知识分子写作，这可以看作是十七年中国文学形象的写照与缩影，这是抹不去的历史记忆。

关键词：杨朔 政治化 考辨 同质性 文学史价值

一、关于杨朔“被”政治化的考辨

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中期的散文创作，出现了以杨朔、秦牧、刘白羽“三大家”为代表的“诗化散文”的思潮。这一思潮的政治属性，是政治需要的“文以载道”，是对五四现代散文新建立的“自我表现”的“人学”理念，逐步进行消解与回归的必然结果。从1930年代初期的左翼革命文学、至毛泽东同志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的延安解放区文学、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所坚持文艺的工农兵方向，这个漫长的“文以载道”的回归，最终形成了文艺“为政治服务”，执行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学评判话语模式。散文也毫无例外地成为国家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其属性便成为政治化的写作。——这是1960年代“诗化散文”的显在的政治文化背景。

从宏观的文化语境与文艺政策看，“十七年”（1949-1966）期间杨朔是“被”树“典型”而“被”政治化了的一位作家。之所以称他为“被”政治化的作家，是因为他被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同志所批示赞赏。这是当时发生的、鲜为人知的一个事实。这个文学事件在1996年《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公开出版之后，才第一次被揭秘。为了论文阐说的需要，这里有必要将雪藏了35年之久的秘密，予以真实地还原。

事件是这样缘起的。1961年3月，以巴金为团长，冰心、刘白羽为副团长，杨朔为秘书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前往日本东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借此机会，中国作家还与日本友好人士中岛健藏、井上靖、川端康成等著名学者、作家进行了民间交流，还与日本社会底层的劳动者进行了有限制的接触。巴金的《从镰仓带回来的照片》、冰心的《樱花赞》、杨朔的《樱花雨》、刘白羽的《樱花漫记》，都是此次访问的历史记录与见证。其中杨朔的《樱花雨》，发表于1961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副刊上。毛泽东每天有阅读《人民日报》的习惯。《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这样予以记载：毛泽东在看完1961年4月29日《人民日报》上诉求诗美的《樱花雨》之后，在标题旁边批云：“江青阅，好文章，阅后退毛。”1这个极其隐秘的，甚至被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批语，在毛、江两人之间传递，并交换信息，这应该是一个高度绝密的事情，也是一个偶然的事情。但事件的发展却将这个纯属偶然的事件，逐步升级，后来在政治文化意境中演绎成为一个历史上的必然事件。

杨朔公开的“被”政治化的标志性事件，是半年之后其散文《雪浪花》，在同年20期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代表中央最高政治权威的《红旗》杂志上得以发表。在此之前，《红旗》杂志不发表文学作品（仅发表过符合毛泽东趣味的胡乔木的古体诗）。毛赞杨朔之后，《红旗》杂志有两个非常态的决定：第一，添加文艺编辑与文艺编辑组的编制，将当时下放在昌乐县东村劳动锻炼的青年作家浩然（时已经成名，以俄文报《友好报》记者的身份下放昌乐以体验生活），急调回北京担任文艺编辑的职务。第二，浩然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去北戴河找杨朔约稿，而被约写的散文作品即是《雪浪花》。第三，浩然以最快速度编发《雪浪花》，在《红旗》上正式刊发《雪浪花》，是继《人民日报》发表《樱花雨》之后，以配合《人民日报》，升温对杨朔的宣传。浩然的儿子梁秋川，在根据父亲书信日记等资料写成的《父亲浩然和他的朋友们》一书中 ，这样描述浩然向杨朔约写《雪浪花》的这段经历：

1961年9月1日，时任《红旗》杂志社文艺编辑的父亲与正在北戴河休养的杨朔通了电话，约他为《红旗》写篇散文。杨朔爽快地答应了。9月13日清晨，父亲乘65次快车，赶往北戴河作家疗养所。在这里，父亲除了见到他要找的杨朔，还结识了闻捷、李纳、贺敬之、朱寨、菡子、朱丹、贾芝、华山等等诸多的作家……父亲在北戴河度过了十分愉快的7天，他与杨朔一起下海游泳，一起漫步在海滩、码头，还一起乘车沿海边进行了一番游历……9月9日，浩然带着杨朔那篇业经修改过的散文《雪浪花》手稿和自己在北戴河起草完成的小说集《蜜月》的后记及散文《车厢里》，回到北京。2

由此可见，杨朔又一篇诉求诗美的《雪浪花》在至高政治权威的《红旗》上发表，是郑重地让杨朔及其散文贴上政治标签而“被”政治化的行为，并且这种行为，在看似无任何政治指令的情况下，暗中却传达和执行“毛赞杨朔”的批示，对这个秘密，没有任何资料证明杨朔本人是知晓的。可以推论，前前后后所发生的这一切，杨朔是被蒙在鼓里，毫不知情。而事情的本质意义却昭明，以中共中央的最高政治权威，发布对一位散文家创作审美理想——诗化散文，进行了导向性的、政治仪式感意味的充分肯定。《红旗》杂志在继《人民日报》之后，成为杨朔“被”政治化的最大与最权威的“推手”。

毋庸讳言，“十七年”期间我国政治、经济、教育、文化、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导向，都是由党刊《红旗》和党报《人民日报》所揿定的。党报党刊在公开宣传的舆论方面，作为党的喉舌，忠诚地保持着与毛泽东思想、与党中央方针政策的一致性。自然，这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实施人民民主专政体制的需要。在传达和执行“毛赞杨朔”的问题上，不仅《红旗》杂志做到了雷厉风行，而且在《红旗》杂志的直接影响下，杨朔及其散文进一步“被”政治化，形成了“十七年”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杨朔热”。“杨朔热”的出现，除了本文开头部分提到的政治化写作的背景之外， 还有着它被政治文化生态机制所推动的三个必然性。

第一，“杨朔热”的出现是舆论一律的报刊宣传的必然结果。对杨朔散文进行全面、充分的肯定，成为舆论一律、应和文学主流话语的一个宣传中心话题。各种媒体在紧跟党刊党报的宣传口径，冥冥之中贯彻着“毛赞杨朔”的指令，成为二级“推手”。历来公开地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批判性指示（批《武训传》、批“胡风”反党集团、批“红楼梦”研究、文艺的“两个指示”等），都会引发文艺界的大规模批判性运动，而这一次却是在文学创作方面树立一个正面的“典型”。于是，国家主要的、权威性的报刊格外地显示出不同常态的雷厉风行，进行了“树典型”的大力宣传。《人民日报》发表了马铁丁的《古、今、人、兽——艺术评点》（1962年7月1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高歌今的《诗写的散文——读杨朔的散文》（1962年3月1日），《大公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文艺报》《新闻业务》等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报刊，均共识性地、跟风性地发表了冰心、曹禺、林志浩、杨扬、黄政枢等老作家和一些学者的“时文”，一致并且高度地肯定了杨朔的散文。后来，全国唯一的权威性学术刊物《文学评论》，发表了洁泯（即著名评论家许觉民，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的长篇论文《读杨朔的几篇散文》（1962年第2期），对杨朔散文进行了有时代局限的、审美的、学理性的评价。据笔者统计，《樱花雨》发表之后两年间，在有全国影响的大报名刊上发表对杨朔表示充分肯定的文章与论文，就有13篇之多，而省级类刊物上发表的此类的文章更多，还没有进行统计。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一位作家如此地热捧不仅绝无仅有，而且显然远远超出了文学本身的意义。

第二，“杨朔热”出现的必然性体现在散文作家们一致认同并呼应杨朔的创作中。《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代表官方的表彰导向，引发了散文作家群体紧跟杨朔的“诗化散文”的思潮。所谓杨朔的诗美诉求，是他以中国传统诗歌、散文的诗的意境为鉴，对散文进行“诗意”创造的理念和践行的经验，学界后来以“诗化散文”的概念予以概括。它在技术层面强调散文的艺术性。这种美学诉求得到了当时散文家们普遍的响应。即使喜欢以革命激情直抒胸臆而且有些傲慢的刘白羽，也看风紧跟 ，有时也尽量规避直抒胸臆与主题先行的说教，跟着杨朔的“诗化”意趣，写了《秋窗偶记》《平明小札》《冬日草》三个组篇中的那些作品。不仅刘白羽，众多散文家很自觉地听《红旗》的“声音”而一呼百应，故而形成了效法杨朔“诗化”的集体“有意识”创作。吴伯箫、曹靖华、碧野、陈残云、袁鹰、何为、方纪、郭风、菡子、魏钢焰、碧野、艾煊、凤章等，包括孙犁等“荷花淀”派写的一些散文，都出于当时作家们“一批大家批、一捧众人捧”的盲从，纷纷跟着舆论、效法“诗化”，加入酿造诗意的创作实践中。这次“诗化散文”思潮的标识，是1961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以《雪浪花》命名收入上述一些作家作品的全国散文年选本以《雪浪花》命名，仿佛有着“孤偏盖全唐”的意味，也是为了突出地宣传杨朔。故此，后来的当代文学史家不仅将这一年称之为“散文年”，而且将杨朔定尊为“十七年”“三大家”中的第一名家。这个时期“诗化散文”思潮的成果，是众多作家酿造的诗意的、那时读者耳熟能详的散文集，如杨朔的《东风第一枝》《生命泉》、秦牧的《花城》、吴伯箫的《北极星》、刘白羽的《红玛瑙集》、曹靖华的《春城飞花》、碧野的《情满青山》、陈残云的《珠江岸边》、袁鹰的《风帆》、何为的《第二次考试》、方纪的《挥手之间》、郭风的《叶笛》、菡子的《初晴集》、艾煊的《碧螺春汛》等，它们表现了“诗化散文”的审美特征，代表着经过“诗化”之后散文艺术性上浮的整体水准。由此可见，“毛赞杨朔”不仅让评论如潮的杨朔红极一时，成为散文“颂歌”的“诗化”之领军人物，而且导致散文家群体共识趋同，形成了诗化散文热潮。

第三，“杨朔热”的出现是读者选择杨朔的必然结果。王尧说过：“与其说杨朔影响了人们，不如说人们选择了杨朔，而这种选择又是无可回避的”3。自然这里的“人们”，主要是指读者。文学的接受，需要作家的作品与读者拥有共同审美文化语境与趣味。广大读者与杨朔散文都处于“十七年”的政治文化的时空，他们与杨朔一样都长期处于文学强调“工具化”功利的非常时期，当充满政治思想教育的散文与“颂歌”的散文充塞文坛，而使广大读者深感审美疲劳的时候，杨朔清新的、陌生化的、充满古典趣味的“诗化散文”一经出现，便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与真诚的欢迎。这个时期，杨朔改变“颂歌”形式的“诗化”体式散文集《海市》《东风第一枝》《生命泉》，一版再版，书店铺架总是告罄。仅举一例：1963年《海市》（作家出版社）第一版第二次印刷，印数就从20000册翻倍到40000册。从这一个数据中，便能窥见与证明杨朔散文被读者广泛接受的实际情况。而且，读者对杨朔非常状况的文学接受，一直延续到新时期之初“杨朔热”的再度燃起。可资证明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杨朔散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的《杨朔散文选集》等选本多次印刷；仅笔者撰写与出版的《杨朔散文的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之一种），也因“杨朔热”的持续而印行26000册。新时期之初，杨朔的《茶花赋》《香山红叶》《荔枝蜜》《海市》《雪浪花》等很多作品被选入初中、高中、大学教材，研究杨朔散文的论文与单篇被选为教材的解读文章大量涌现，发表在学术刊物与语文刊物的这类文章估有200篇左右。杨朔被正式写进文学史，是在1984年全国十所高等院校18位专家讨论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版）一书中。此种文学史教材，第一次将杨朔列为专章；将魏巍、刘白羽、秦牧、巴金、冰心、吴伯箫、曹靖华等均分组列节，唯杨朔独立成章而给以散文大家的地位。笔者在拙著《杨朔散文的艺术》中，也曾论定杨朔是“当代散文首数的名家”4，即第一名家。

上述的三个必然性，客观上将“毛赞杨朔”的原初秘密，描述为文学史上文学体制内必然运行的一个重要的文学事件，旨在说明，杨朔成为“十七年”间中国当代作家中唯一的、“被”政治化的散文家；国家领导人的“好文章”的一句话，决定了杨朔“走红”的命运，而使其必然成为“典型”。树立各行各业先进的模范、标兵、典型，这在“十七年”期间属于政治生活中顺乎逻辑的正常事件；而在今天对杨朔进行反思，却又是文学史上一个非正常的文学故事。今天价值观嬗变之后，当年被树立为散文创作“先进典型”的杨朔，是一位有着悲剧意味的历史“中间物”。

二、关于“杨朔模式”同质性的考辨

随着改革开放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文学消解了政治第一的评判标准，而逐步回归到文学的审美。文坛与学术界开始了对“十七年”散文与文学的整体反思。杨朔及其“杨朔模式”，最早被作为“十七年”文学创作的一个政治文化符号，而遭遇非常严厉的批评，甚至可以称为是一种批判，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陈军对杨朔的“评价史”进行过梳理，指出张远芬的《失真，美就失去价值——评杨朔三年困难时期的散文》、张明吉的《谈杨朔散文的不足之处》、沈敏特的《关于杨朔散文的一点惋惜》等，对杨朔散文的思想内容与技术层面提出了比较严厉的批评。5其中梁衡与马俊山的文章最有代表性。梁衡的《论“杨朔模式”对散文创作的消极影响》6一文，对杨朔模式做了全面的研究和批判，阐释了杨朔模式的形态、产生的背景；概括了杨朔模式的两个特点：内容上的虚幻性与象征性，结构上的稳定性，即“物-人-理”的三段式结构；指出杨朔模式的本质是假，是一个叫人“忘记自我、为空头政治服务的假模式”，造成的流弊是模式化、僵硬化，使散文的艺术之路越走越窄。马俊山在《论杨朔散文的神话和时文性质》7一文中，对杨朔散文也做了尖锐的批判，认为杨朔散文是“神话”，是一种新的八股时文，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变质，是创作心理非个性化时期的产物，它表述的不是个人的经验，而是一种群体的幻想。笔者认为，这些批评或批判是有其合理性，但过分地侮辱、“污名”杨朔人格的一些言词与态度，失去了批判者的涵养与品格。必须指出的是，一些人的批评陷入了一个误区，即将杨朔散文的问题，仅仅当作是杨朔个人问题，将“十七年”散文的问题归结为杨朔一个人的“原罪”。显而易见，这是犯了只见一树而不见森林的方法论错误。杨朔散文的局限和教训，有时代整体语境的影响，有文艺体制的规训，不应该由杨朔一个人领责。

杨朔个人“被”政治化，固然是一个“十七年”间的个别文学事件；从更广泛的影响来看，杨朔的“被”政治化所引发的“诗化散文”思潮，也随之进一步地“被”政治化。鉴于此，“诗化”时期散文家同时也成为“被”政治化的作家群体。笔者认为，杨朔并非害群之马，其散文与“十七年”散文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尤其“诗化”思潮时期，“诗化”使散文创作完善了“同质性”的本质建构。早在1992年，笔者就指出：应该用“‘杨朔模式’的整体概念，对“十七年”散文在整体上……加以界定与描述”8。换言之，秦牧、刘白羽、吴伯箫等作家之散文，在本质上无一例外地与杨朔散文有着本质的共同性。他们个人创作思想的趋同，构成了“十七年”后半期散文的本质。我的归纳逻辑是：杨朔的模式、秦牧的模式、刘白羽的模式……，均趋同于阐说一个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主题，是政治文化所诉求的、高度统一的“时代颂歌”。这就是笔者27年前将“杨朔模式”，作为“十七年”散文思想模式命名的根由。需要说明的是，讨论“杨朔模式”的“被”政治化，自然主要以“诗化散文”思潮为主，但不限于“诗化”时期的散文，而是泛指整个“十七年”的散文创作。因为，自新中国开始，我们的文学制度便规约作家有限的创作题材与创作手法，而这必然导致“同质化”的政治写作。

“被”政治化的“杨朔模式”之“同质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颂歌”主题的一致性。

“左”的文艺理论和“左”的文艺政策理念，揿定了新的“文以载道”，这个“道”就是歌颂党与社会主义，阐释关于歌颂祖国、时代和工农兵的主流话语。特别是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散文创作几乎形成了大一统歌颂性的思维模式：只能歌颂，不能暴露，只能歌颂生活中的真善美，不能暴露生活中的假恶丑，更不能触及时弊，揭露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尖锐深刻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颂歌”的主题无疑是应该的和必需的，任何时候我们的文学都应该热爱我们的祖国、关怀我们民族与人民的生存生活状况、褒扬我们社会生活中真善美的事物，以及表现社会每一个角落的美好人性。但缺少“批判”精神的颂歌，又会导致散文表现生活的审美残缺，会误导读者放弃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精神与认识事物的科学方法。这无疑是悖反文学职责的，是放弃自己文学批判功能与责任的错误。

“诗化散文”的思潮，将直接的歌颂演化为婉致的、艺术的歌颂，演化为“革命”加“诗意”的文学表达。杨朔用花花草草、山山水水、人文风景作为托物言志的载体，曲致地演绎歌颂的主题。其他散文作家或像杨朔一样托物言志的，如菡子、曹靖华等；或以社会主义新人新事新气象为题材，用情景交融、借景抒情，表达自己的赞美之情的，如碧野、何为、陈残云等；或以某个赞美的思想为中心进行联想与想象，艺术地在叙事中插入政论而创造思想意境，如秦牧、刘白羽、魏巍等；或以延安、井冈山等革命圣地为叙事、抒情的革命符号，较为含蓄地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与抒情的，如吴伯箫、袁鹰等。这些作品在文本呈现上讲究艺术性，“诗化”的散文，最终将散文变为艺术的颂歌。尽管散文家们作品表现的形式与抒情的方式各有区别，但指导思想主体性都归一为本质上的歌颂。主流话语与文学制度，使杨朔们获得了政治信仰、阶级觉悟、革命热情与写作观念方面的一致趋同，甚至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使散文家只能存有一种“歌颂”的忠诚，而不能有“暴露”式的第二种“忠诚”（自然诗人、小说家、剧作家也同此），只能选择歌颂而偏废了暴露与批判。巴金此间对自己有过这样的描述：“我不住地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要写，我要写人民的胜利和欢乐，我要歌颂这个伟大的时代，歌颂伟大的人民，我要歌颂伟大的领袖。”9虽然仅是巴金个人的描述，却可以看作是对当时散文作家们创作心态的一个整体的概括。正如丁帆等所说：“由于革命本质的内在一致性”，使“十七年”的颂歌与战歌“在制作上可归为皆出自一个作者之手”10。作家们的自觉意识与集体趋同社会心理定势，使“十七年”散文创作的属性，规定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颂歌”的时代。

第二，大我抒情的失真性。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刘再复发表《论文学的主体性》的论文，影响着文学研究从外部走向内部、从客体转向主体的走向。后来丁帆、王世城的专著《“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深刻地讨论了“十七年”文学中作家主体性失落的问题。散文家与诗人主体性的消弭与失落，与小说家、剧作家则是不同的状态，他们以人物与故事间接表达歌颂的主题，无须在文本中间直接表现主体性，无须面对读者袒露一个真实的自我。而散文文体则要求作家必须在读者面前，进行直接的自我表露。“十七年”的散文家因为“颂歌”文化语境的归一与政治功利意识的统一，作者的“自我”不是一个自由自在表达思想情感的“小我”，其写作立场是一个时代规约的“大我”，我在拙著《散文十二家》自序中，做过这样的说明：

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尤其是“反右”以后，作家的主观精神世界处于被压抑的状态，带着“运动”的余悸而创作。正如老作家巴金所说：“每次运动过后我就发现人的心更往内缩，我越来越接触不到别人的心，越来越听不到真话。我自己也把心藏起来藏得很深。”这些话真实地描述了散文作家当时的精神状态。表现在实际写作过程中间，他们则是自觉地、十分谨慎地考虑个人的政治归属与安全需求，所缺少的正是那种心无挂碍、自由自在的审美心境。于是他们总是把一个真实的自己包藏、隐匿起来，让一个虚饰的、矫情的“我”出现在读者的面前；因此，背离了散文说真话、抒真情的美学原则，使原本非虚构性的文学，在相当程度上具有了虚构的性质。11

于是，散文抒情的失真成为普泛的现象。作家心灵的封闭的结果，是他们服从政治写作功利的结果，而使“小我”演绎为工农兵的代言人、党的方针政策的代言人，作者也就演绎为颂歌时代的“大我”。大我的抒情因此就显得宏大而空洞，标语口号、豪言壮语，是习见的抒情语言。诸如“这是多么豪迈的生活啊！我们的哲学是革命的哲学，我们的诗歌是革命的诗歌”（《长江三日》），“井冈山的毛竹，你是革命的竹子……是英雄的井冈山人，也是亿万中国人民的革命气节和革命精神”（《青山翠竹》）等，这类的壮语、口号式的抒情，就显然失真，完全遮蔽了个体的心灵世界。也许，当年的散文家是出于对时代的真诚，可今天带给读者的感觉，是作家主体性失落之后的一种矫情。

第三，是文本形式的相似性。

所谓文本形式的相似性，作家与作家之间的文本呈现，在包括立意、构思、结构及艺术手法与技巧等表现形式方面，存在着很多相似之处。仅从杨朔散文自我雷同化的问题，可以窥见“十七年”散文家自我雷同与相互雷同的倾向。从自我雷同来说，杨朔是“卒章显志”，通过写人叙事，转几个弯子，结尾说出作品的主旨所在；秦牧是“类比归纳”，从表达的主题出发，往往用一些物事而进行类比取义；刘白羽是“今昔对照”，将昨天的革命岁月的艰辛与今天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进行对照，这些都是文本形式自我雷同的模式化表现。从相互雷同的现象来说，杨朔、秦牧、刘白羽等作家的文本模式中间，都是从新社会的光明幸福与旧社会的黑暗痛苦的对比中，表现与歌颂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作品的立意，都是出自于同一个思维，反映在文本建构上，则是一个相似的思想结构的内在模式。

从艺术表现的系统看，“杨朔模式”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封闭的艺术表现系统，不独是杨朔，而且是杨朔们。他们对于继承文化传统的选择，是因“十七年”主流话语的强势一体化，必须放弃正常情况下的继承、借鉴的途径。首先，放弃对五四现代散文传统及现代文学的垂直继承。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批判朱自清的《背影》并从中学语文课本中删除该文，到批判沈从文、丁玲、艾青、巴金等诸多作家，现代文学史上只剩下“一个鲁迅”与半个“茅盾”；文坛对五四文学中的“自我表现”与表现人性、人道主义，进行了严苛的批判，惟其如此，便可宣告与五四文学传统的断裂。其次，对外国司汤达的《红与黑》、托尔斯泰的“道德的自我完成”等的批判，以及接受苏联日丹诺夫主义式管理意识形态的模式，对现代主义文学采取批判的拒绝态度，加之“十七年”间多次在文艺理论上批判“人性论”（批判巴人的“人性论”、钱谷融的“人学”论等）；因此，包括散文在内的文学创作便关起门，拒绝借鉴外国文学以及现代主义文学的艺术传统。因此，两个方面借鉴、继承的传统途径被堵住、堵死，散文创作也就剩下借鉴中国古代文学传统这唯一的通途。难怪杨朔别无选择，提出了向古典诗文寻求借鉴的主张。他说：“我向来爱诗，特别是那些久经岁月磨炼的古典诗章……于是就往这方面学，常常在寻求诗的意境。”12可见，杨朔向“古典诗章”的选择，是被逼无奈，是文化语境限死的古典守成主义使然。

从艺术形式技巧看，封闭的艺术表现系统造成了方法技巧的大体相似。例如，杨朔喜欢用诗歌的比兴手法，进行中国传统而非外国现代主义传统的象征寓意的艺术构思。“樱花” “茶花” “雪浪花” “荔枝蜜”等等意象的比附，都是杨朔笔下反复使用的手法。“十七年”的散文家也在“诗化散文”的思潮中，较为普遍地用这一手法，进行托物言志。冰心的《小桔灯》、峻青的《秋色赋》、吴伯箫的《北极星》、袁鹰的《青山翠竹》、秦牧的《社稷坛抒情》、何为的《千佛山上的小树》、曹靖华的《望断南飞雁》、刘白羽的《向日葵》等等，都是受杨朔影响的例证。再如，融情入景、借景抒情以创造古典趣味的意境，成为散文普遍“求诗”的技法，淡化直抒胸臆，改为创作意境的委婉抒情，上面列出的《小桔灯》等一些散文，也都是这方面的名篇。这些现象说明，“十七年”散文文本在很大程度上有着相似性问题。

“颂歌”的一致、“大我”的失真、文本的相似，构成了文学史上散文“同质性”的记忆。“同质性”的必然结果是，百花齐放不见了，变成了“杨朔模式”的一花独放。一味固守古典传统及“诗化”的必然结果，自然使鲁迅、周作人、朱自清、冰心、茅盾、徐志摩、梁遇春、林语堂等等现代散文家创造的文本的丰富性，及文本中“洋为中用”的许多现代主义的方法与技巧，在“十七年”散文中淡出，以致销声匿迹。杨朔的散文话语权与时代同名，变成体制内一统的文学话语，变成“无作者文本”的知识分子写作。于是，“被”政治化的杨朔散文，与政治文化是“命运共同体”，可以看作“十七年”中国文学形象的写照与缩影。

三、关于杨朔散文“去”政治化的考辨

杨朔“被”政治化及引发的“诗化散文”思潮，已有半个世纪。20世纪80年代对杨朔的批评，引发了学界对“十七年”散文及文学创作的整体反思，亦已成为历史。作为一个文化符号象征的杨朔与“模式”，作为历史的特殊中间物，却是文学史上一个还没有完全被认知的话题，之所以成为一个遗留的问题，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对杨朔散文的过度批评带来的误读。于是，对杨朔散文进行“去”政治化的价值考辨，便成为一种阐释的必要。只有澄清一些误读，才能在学理上真正认识杨朔给文学史留下的价值所在。

对杨朔散文学理性的认知，必须掌握一个正确而科学的标准。丁帆最近说：“我的回答仍然是我个人的标准：人性的、历史的、审美的排列组合是文学史的不二选择。”13我觉得，丁帆在这里道出了唯物史观包含的三项整合起来的标准，揭示了文学史编写的真理；同时，人性、历史、审美，也可以看作是对唯物史观内涵的一个界定。 如前所引，梁衡等人指责杨朔散文的严苛批评，“一种新的八股时文”，“模式化、僵硬化”，使“散文的艺术之路越走越窄”等，这些“审判式”的话语，将“十七年”散文创作的问题归结为杨朔个人的“原罪”，而不是归结于既往的时代与历史，这是错误的，也是笔者所不能认同的。当认识了“十七年”散文的“同质性”之后，读者就可以认识一些人只抓住杨朔说事的片面与错谬。从本质上看，梁衡等人对杨朔散文的批判是政治化的批判，所采用的依然是政治社会学的批评原则，而非唯物史观的标准。故此，对杨朔散文进行“去”政治化，进行历史与美学的考辨与判断，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的、实事求是的结论，即回到科学的唯物史观进行学理的评判。必须强调的是，对杨朔的严苛批评，在很大程度上误导读者对杨朔散文的正确认知，遮蔽了其散文的正价值。因此，对杨朔散文的研究，我们应该有一个清醒、公允的态度与立场；以唯物史观“去”政治化，将杨朔散文放回到文学与美学的评判体系中来重新认识，那么，我们便会发现杨朔被遮蔽的真实意义与价值。

杨朔散文被遮蔽的正价值，首先是应该认可“诗化散文”理论的价值。

众所周知，所谓“诗化散文”，是杨朔根据自己的实践，提出来的散文创作主张。他认为，“好”的散文就是一首诗，应该向古典诗歌和散文借鉴创造诗的意境，而使散文写得更美。古人说“诗画本一律”，杨朔将文学史客观存在的“诗文本一律”（笔者根据苏轼的诗句进行套用）进行了自己的阐释。这是杨朔对散文美学的一个理论上的贡献。对此，只有“去”政治化，才能认清在美学理论的意义上，杨朔应该是美学家的杨朔。

杨朔的贡献在于他发现与挑明了一条美学原理。虽然中国三千年文学史上客观隐在着“诗文本一律”，即诗与文可以互通借鉴的美学思想，但此前没有人揭破过，更无人阐释过，而杨朔是捅破这层窗纸的第一人。而指出杨朔这一理论发现与贡献的第一人，则是写下《“当诗一样写”》并在文章中进行阐释的潘旭澜教授。他指出：关于散文与诗两种体裁互为融通的美学观点，是杨朔提出来的，“其他许多散文作家……没有这样明确、直截了当地说过”14。我想，对于“诗文本一律”的美学观点，任何学者都会认同而不会责疑。所以，杨朔的发现与揭破，功不可没。如果将杨朔的发现与揭破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看，他的这个理论又是对五四散文美学的一个补充与匡正。五四新文学出于当时文学革命的需要，进行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的道统与文统（打倒“文以载道”），仅向外国文学与现代主义寻求借鉴，如借鉴英式随笔及其“自我表现”等，而割断了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的传统，自然也将“诗文本一律”等古典艺术的传统与艺术精神抛置九霄云外。这在五四其时，是散文家与作家因彻底批判封建文化的矫枉过正所造成的偏废，因而也造成了五四散文美学理论建设的偏废。批判传统是应该的，但批判传统而废弃对传统的继承又是错误的，这是五四新文学留下来的一个错误。杨朔在1950年代末与1960年代初期，重提与拾回这一古典诗学的艺术原理，并在创作中践行且获得经验上的成功，无疑是对五四新文学的悖反，是对五四现代散文美学的一次补充与匡正，是他对散文美学发展与重建的一个有益之举。如今跨文体、跨艺类的理论研究成为文体学的一个热门话题，甚至近期还在山东大学专门举办了“跨文体：现当代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学术研讨会；追根溯源，杨朔“诗文本一律”的美学主张便是跨文体理论研究与实践的例证。只有“去”政治化之后，我们才能认清他在文学史上之于完善散文美学的重要意义。

“诗化散文”思潮时期，对散文创作产生范导性的“文学性”效应，是杨朔散文不容抹杀的正价值。

“诗化”时期的散文获得短期的发展与繁荣，与杨朔散文的范导性作用，有着重要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杨朔“被”政治化、被热捧，是政治文化将其推到文坛独尊的位置；而在客观上杨朔与秦牧、吴伯箫、刘白羽等散文家群体，一起催动了20世纪60年代散文创作繁荣的局面。虽然趋一于散文品格的“同质性”，但它作为特殊政治文化背景下的“繁荣”，又是一段客观存在的历史。尤其这个时期的文本形式，有着明显的嬗变与发展，是值得我们予以注重考辨的一个问题。

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是辩证的统一，是不可肢解的。但为了讨论的需要，姑且的肢解又是一种分析问题的方法。当我们“去”政治化、剥离“十七年”散文的同质性，仅看散文文本的时候，便可以认识“诗化”后的文本表现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历史阶段性的提升。以今天的审美高度去衡量，剥离了“同质性”，杨朔散文在思想内容方面没有太多的范导性可言，也不值得过多的肯定，这是共识。但他散文“诗化”文本的形式，在当时确实产生了范导性的影响，产生了散文群体对文本艺术呈现的刷新。自然，短期繁荣的局面不可以与现代文学史上的现代散文进行比较，因为“诗化”时期的散文，显然失去了现代散文作家的主体性特征和抒情的真实与真切。但是，我们可以将“诗化”后的1960年代初、中期的散文，与“诗化”前的1950年代的散文大体进行文本上的比较。从这两个阶段的散文创作中，我们就能够看出文本艺术形式方面的判然有别。“诗化”前的散文创作，几乎完全是应时的创作，思想说教的、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单纯歌颂新人新事的文艺通讯、速写、杂谈、评论、伪讽刺的苏式小品等，文本形式显得十分简单与粗糙，可以概括为“报章”体的平俗与千篇一律，缺乏文本艺术性的创造。对此，时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胡乔木也觉察到散文创作的困厄与囧途，多次提倡写作美文与“复兴散文”。可见，当时散文创作存在的“非文学化”倾向，是一个十分严重的、必须予以解决的一个问题。而杨朔散文的出现，促成了一个难得予以纠偏的契机与转机。杨朔被“毛赞”之后，加上按照其“诗化”主张的践行，遂生成了普泛的“诗化散文”的思潮，且持续到1966年上半年。这五年时间里，散文文本形式上的整体水平由1950年代的“非文学化”状态，提升到“文学化”的写作。讲究构思、讲究结构、讲究意境、讲究诗情与语言的艺术表达等，普遍成为散文家艺术形式创造的诉求，甚至连杂文创作也受“诗化”的推动，出现了《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等比较讲究艺术性的杂文。对这个时期的散文的形式创造，佘树森教授称之为中国现当代散文史上一次“审美建构”，指称杨朔与他同期的散文家，“……选择了一条‘诗化’的道路，来谋求自身的审美建构。回顾1950年代末及1960年代的中国散文界，寻求‘诗意’已构成散文创作的主要倾向”15，以致达到一种“峰巅状态”。佘树森的评论显然有些偏爱之辞，但他的论断基本上符合“诗化”之后文本形式得到艺术改善更新的历史事实。

由此可见，经过回归历史真实情境的考辨，我们不仅对“十七年”散文的“同质性”及其对散文发展负面的教训，应该认真地予以正视而记取；而且对杨朔及其杨朔们的“模式”在文本上的“文学化”即“诗化”经验，也应该正视与肯定。形式上的唯美，永远是美文的艺术诉求。倘若我们从唯物史观出发进行历史反思，则可以认定：短期阶段的“诗化散文”在“文学化”上的形式创造，不仅是对1950年代散文“非文学化”的逆袭与反正，而且诉求文本形式“唯美”（非唯美主义）的艺术精神，这在今天依然值得借鉴与继承，当然，这是“去”政治化之后的继承与借鉴。笔者必须特别地予以指出，因为以严苛态度对待杨朔的关系，这一点却在学理上被扭曲遮蔽了。笔者认为，回归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史文学语境，将“诗化”之前与“诗化”之后的散文创作进行比较与考辨，那么，我们就会心平气静地回到历史的真实与文学的审美，去重新认识杨朔与杨朔们在散文文本形式上存在的某些正面价值。

林非曾经指出散文研究中缺乏“长处与不足、收获与局限”的“鸟瞰式”评价，他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散文创作确实取得了很大成绩，却也存在着被封闭气息的时代氛围所制约和决定了缺陷，这种情况往往不是由作家个人所能完全负责的。”16站在今天的时空责难一个历史人物，或者臧否一种文学思潮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但正确理解历史上的人物与事物，却常常存在着诸多的困惑与偏见。科学的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不能脱离人物与事物所处的历史条件与文化语境而作出主观的判断，不可以在作价值评判时将脏水和孩子一起抛掉。杨朔及“杨朔模式”在“去”政治化之后，留给文学史的散文美学上和文本形式创造上的一些积极意义，应该得到公正的评价与符合历史事实的肯定。我觉得，已故的佘树森在1993年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中所说的几句话，仍然适用于今天理智的思考：“杨朔在五六十年代散文审美建设中，表现最突出，影响亦最深广，以至80年代还被作为一种‘杨朔现象’来加以反思。”不仅佘树森，还有林非、潘旭澜、张振金、曾绍义、黄政枢、王尧、林道立、陈军、陈剑晖、赵丽宏、丁宁等很多散文评论家与作家，他们对杨朔散文的评论，都值得我们去尊重和重读，都是我们重新认识杨朔的、不可忽视的文献参考。如此理智地重新认识杨朔个案，这个安徒生式的、只为文学而抛却爱情的杨朔，也许会在批评之后的考辨中退却一些悲剧色彩。

笔者于1984年出版过《杨朔散文的艺术》，近40年之后，时过境迁，再次反思与研究杨朔及其“杨朔模式”思潮，这也是借此对拙著的一次补正。

注释：

1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79页。

2梁秋川：《父亲浩然和他的朋友们》，团结出版社2018年版，第138页。

3王尧：《中国当代散文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转引自小河《散文研究的拓新之作——评王尧的〈中国当代散文史〉》，《苏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4吴周文：《杨朔散文的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66页。

5陈军：《杨朔散文的评价史及其文学史地位》，《文艺报》2015年4月27日。

6梁衡：《论“杨朔模式”对散文创作的消极影响》，《批评家》1987年第2期。

7马俊山：《论杨朔散文的神话和时文性质》，《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

8 11吴周文：《散文十二家•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4-5页。

9 巴金：《一封信》，《巴金近作》（第1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5页。

10丁帆、王世城：《“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2页。

12杨朔：《东风第一枝小跋》，《杨朔文集》（上），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646页。

13 王昉：《人性、历史、审美是文学史的不二选择——专访丁帆》，《文艺报》2019年9月27日。

14潘旭澜：《“当诗一样写”》，《散文的艺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8页。

15 17 佘树森：《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3、63页。

16 林非：《散文的昨日与明日》，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3-74页。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