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张爱玲，如今已经成为一个大众话题。

她在中国大陆经历了升沉起伏。1940年代，在一个特异的环境中，出手不凡，红遍上海；之后却像流星一样，消失于中国大陆读者的视野，长久沉寂，直到1980年代，才开始有少许学人重新翻读其作品，了解她的人生。港台地区另是一番景象。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读张热潮涌起，一浪高过一浪。当然，仍限于读者市场，中国大陆至今没有召开过一次张爱玲的全国性研讨会，这是现当代著名作家中仅有的现象。按现行标准，大学以及研究机构的学者，要申请到关于张爱玲研究的高级别的“课题” “项目”之类，可能性微乎其微。尽管如此，评说张爱玲的著作、文章还是在图书市场上，在各种刊物上长久地占有极重的份额，她已经从学人的视野走向了大众的阅读。

学者有学者的眼光，大众有大众的趣味。目前所出版的有关张爱玲生平传记的著作、文章，相当一部分有迎合大众读者趣味的趋向，就是以张爱玲的显赫家世，还有她的两段婚姻，特别是与胡兰成的婚恋,加上她的所谓“怪异”生活方式来说事，不厌其烦，不避琐碎，不失夸张与想象。我知道，这样的传记写法，有的也并非作者所愿，而是出版社编辑的意见。笔者做过几年的出版社编辑，深知许多编辑“宝贵意见”的出发点。一位有自己追求与原则的学者，要出本好书，还得遇到好的编辑。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可以为刘川鄂的一纸合同守候六年，仅此，可知其是位好编辑。

刘川鄂的《张爱玲传》无疑是本好书。这是他从年轻的硕士到接近退休的博导，长达30余年，始终没有忘却张爱玲的结果，他从《乱世才女张爱玲》开始，有五本有关张爱玲的评传、传记著作问世，在这一基础上集大成为这本《张爱玲传》。从13万字到45万字，随着张爱玲传记材料的不断出现，刘川鄂对张爱玲的理解愈发深入，想来写作的快感也愈发通透。这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境界，学术研究没有“众里寻他千百度”的艰辛，不会达到这一境界，没有这一境界，哪会有三十余年的不弃不离？从本质上说，学术研究容不得急功近利，也很难与命题作文相容，凭自己的性情，宽松与紧迫形成平衡的张力，探索的辛劳与发现的快感纠缠，才能出现好的结果。刘川鄂在本书的“后记”中说道：“这本《张爱玲传》，与课题无关，与报奖无关，只与性情有关。”作为同道人，深知其内蕴的无奈与洒脱！

二

传记文学在中国有深厚的传统，在千余年前就出现了被鲁迅先生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伟大作品，也积淀了读者对传记文学内在品质的基本要求。若以桐城派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统一的观点，对其稍作调整，并对其内涵作些新的理解，来评价一部传记著作，我以为顺序应是考据、义理、辞章，即确凿的事实材料、鲜明的思想观点、精美的文字表达，三者相统一。当然不能说刘川鄂的《张爱玲传》已经达到了“绝唱”的高度，但三者的统一还是非常鲜明的。

传记文学作品必须以严格的“考据”作为基础，否则，再美的辞章，再动人的义理都是沙滩上建的高楼。刘川鄂对此有明确的认识，他在“后记”里说：“写传记不可能凭空虚构，材料的丰富和可信是毋庸置疑的先决条件。”他还说：“我希望这是一部详传，更是一部真传。”这是川鄂写作《张爱玲传》在“考据”方面的追求。既是“详传”又是“真传”，既要写出传主的形，更要写出她的神，有很高的难度，不仅因为张爱玲的资料在中国大陆曾经不为人知，且数量极少，三十多年来在不断地增加，至今虽然大的增加已经基本完成，少量的增加也还在进行中。刘川鄂是中国大陆1980年代最早以张爱玲为选题的硕士论文作者，从那时就开始收集资料，到写作这本《张爱玲传》时，他在“后记”中说：“几乎所有与张爱玲相关的材料，都在我眼前过了一遍。”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好在是不断地积累、渐进，笔者粗略估计，仅图书就有一百多种，文章更难以数计。

仅有材料的丰富仍然不够，还必须可信、确凿。在这一问题上，张爱玲的传记作者必然又要面临艰辛。作家自己说自己家世、人生与心灵的文字是确凿与可信材料的主要来源，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传记作者都会面临艰辛，尤其是当代作家的传记写作。作家们那些涉及自己家世、生平与思想的文字，需要付出极大的考证、辨析的工夫，才能达到“可信”。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我们已经很难在他们的文字中见到直面自己人生与心灵的文字，因为，说自己是非常危险的事。有的是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下，所言非所想；有的在不断地用文字塑造自己的光辉形象，不惜让在不同阶段的形象出现相互冲突的现象，有的谎言与掩饰已经成为习惯。

张爱玲不属此类，但她涉及自己的文字也不多，除《私语》外，还有一些访谈、通信一类。即使如张爱玲这样在《私语》中能毫不留情地直面自己人生与心灵、人性的作家，她自己的话也不能毫无保留地相信。她在《烬余录》中毫不留情地解剖了自己在战争环境中的自私与无情，让人感到震惊，也极大地增加了她所说个人经历与思想的可信度。读张爱玲那些说自己的文字，从她的立场上看，就可以感到是可以当作“信史”来读的。但是，同样在《私语》的《童言无忌》中说到自己被父亲关在家里，病了也不给请医生、吃药。她的弟弟张子静后来说到，她的父亲还亲自给她打了针。张爱玲是在逃出父亲的家，与这个家绝断相当长时间后写下的文字，选择性的遗忘是可能的。因此，作为传记作者，在运用作家自己说自己的文字时，即使面对最诚实的作家，采用这些材料，也必须与其他材料相互印证之后才能保证其“确凿”“可信”，否则，结论及表达文字就要有所保留。刘川鄂的《张爱玲传》在这个方面可谓下足了功夫。那些有明确性结论的文字都有根有据，来源于可信的材料，一些还不能有明确结论，或者有争议的事件，刘川鄂则采用了描述现状，留有余地的表述。比如，张爱玲离开中国大陆之前，是否参加过土改？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至今没有发现张爱玲参加过土改的确凿证据，而这个问题涉及对《秧歌》以及对她个人的分析与评价。刘川鄂采用了描述几种说法的事实，结论却又留有余地的表述，“但现在基本上大家认定，在参加完上海第一次文代会后，张爱玲确实下乡参加过土改”。之后又进行分析，完成自己的看法。文字不长，所下的功夫一读即知，结论明确又留有余地。还有，张爱玲到香港后，曾去了一趟日本，回来甚至因此丢了港大的学籍。她为什么这么不顾一切地去日本？张爱玲对此是有所掩饰的，从未公开说过原因。刘川鄂采用了推测性分析，既有趋向性结论，又留有充分的余地。

张爱玲的《小团圆》，被认为是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这部小说是张爱玲去世后，由宋以郎安排出版的，张爱玲生前却几次表达过要销毁。笔者对出版这部小说曾撰文表达过义愤，也有海外热爱张爱玲的论者希望大众拒读这部作品，表达对出版这部小说的不满。但现在一些文章却常引这部作品的描写，有意无意地作为张爱玲的生平与思想的材料，并去一一对应现实中的人物。他们忘了，即使是“自传体小说”也是“小说”，虚构和想象不可避免，不能当作确凿的材料来用的。刘川鄂在评说这部作品时，态度非常严谨，是把它当作小说来分析，并未当作“传记”材料来引用，认为这部小说，是她变相的自传，是她对自己对其人生传奇的一种毫不留情的解构。

三

写出形神兼备的传主形象，是一部好的人物传记的应有之义，也就是一部传记文学的“义理”所在。当下的众多有关张爱玲的传记，达到较高义理的作品并不多。不要说那些以吸引大众眼球为目的，以“八卦”为重要内容的作品，就是一些态度严肃的作品，也因了种种原因，难以达到较高的义理，刻画出张爱玲形神兼备的形象。有的是因为张爱玲不是个向外张扬而是极为内敛，近于自我封闭的人，她的相关资料流露出来的不多，使写作者难于下笔；有的是传记作者急于求成，下笔太早，张爱玲的资料尤其是后期资料不足，难以形成对其完整形象的把握。张爱玲资料的涌现，是在她仙逝之后，逐步形成规模的，至今也还在完成的过程之中。

若从刘川鄂写硕士论文开始，他沉于张爱玲研究三十余年，是资深“张迷”，数十年孜孜以求，在繁杂的事务和其他研究与教学之中，始终在阅读与思考张爱玲，他对张爱玲的理解之深透，许多热爱张爱玲的人难以企及。他对张爱玲丧失母爱少有父爱的童年经验有洞察，对她红遍上海的创作高峰期有联系社会环境的深入解读，对她两次婚姻对这位才华卓越的女作家的深刻影响有透彻的理解，对她在别人看来难以理解的个人生活、个性特征，在一些人看来是“怪癖”的生活方式，有充分的理解与宽容。刘川鄂始终把握住他对张爱玲所概括的两句话来写张爱玲：清坚决绝的现代人，卓尔不群的名作家。我以为这两句话对张爱玲来说确实形神兼备。

许多人都认为张爱玲“孤傲”，清高得不近人情不明世理，刘川鄂写出了张爱玲面对她所认可的人与事的低调与谦卑，她对人间真情的珍惜与眷恋。她与宋淇夫妇自从相遇之后，大半辈子肝胆相照，几近托付终生。她的信件中对帮助过她的人感激之情令人动容，宁可自己受累，唯恐打扰了别人。她的一些在别人看来不可理解的独行，许多都是在不打扰别人前提下的作为，这正是一个现代人应有的作为。与胡兰成热恋期间，她的谦卑，令人惊奇。对胡兰成这个才子，她有崇拜，这是她的爱，低到尘埃里，开出绚丽的花来。她与他快意畅谈文学、人世，睿智而机敏，逸兴遄飞，哪有孤傲与冷漠？面对胡适这位前辈大师，这位五四时期的领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有深刻理解的张爱玲，应是高山仰止，却又能以平视的目光，看到他的寂寞与失意，怀有深深的同情。赖雅中风卧床不起，张爱玲经受了难以想象的经济、精神的巨大压力，在困境之中伺候一个病人，她付出的牺牲不言而喻，可是在她的信件中，竟无半句怨言。倒是我们这些张迷们感到不平。

许多人说到张爱玲的晚年生活，都认为她过得寂寞而凄凉，是一幅凄凄惨惨的形象，张爱玲这样的生活状态似乎是一种被迫的行为，孤独、凄凉、恓惶等，是他们常用的词，却不知这并非张爱玲的真实心境，并未理解张爱玲真实的心灵世界。刘川鄂显然有更深入的理解，超脱世俗认知的理解。在传记中他写出了张爱玲这样的生活方式，是她主动的选择。她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喜好来生活，是有意为之，不是孤寂找上了她，而是她主动选择了孤寂。张爱玲早在19岁时就写下了“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我的天才梦》），她这一生都选择了让她的生命充满欢悦的生活方式，你认为她凄凉，哪里懂得她的欢悦！即使有所孤独，也是现代人的高傲而充实的孤独。

从“辞章”角度读一本传记作品，我以为不在文字之华美，情感之热烈，反而应是朴素的、精确的、实实在在的文字表达，方能给读者以真切的感受，让人产生因信服而思考的阅读体验。目前一些有关张爱玲的传记，读起来能体会到作者对张爱玲的热爱，却因热爱放纵了自己在作品中的感情，赞美、感伤、叹息各种不同的情感在传记中喷涌，读起来，像读抒情散文。这样的传记被一些评论称为“文学传记”，确也道出了它的特征：“文学”，殊不知传记的本质特征属于历史，其中的文学性当处从属位置，不能喧宾夺主。历史有历史的写法，对事实的描述，客观、冷静，控制情感，让其蕴含其中而产生内敛效果，判断与评价在描述与分析中自然呈现。《张爱玲传》在这个方面的处理是恰当的。在朴素的文字表述中，让人感到材料的丰富，论述有据，事实的描述中有情思的腾跃，分析与评价之中有被控制的情感。内在的热情与表述的冷静，达到平衡。他的感情是收敛的，直抒胸臆的文字并不明显。这对一个资深“张迷”，对沉于张爱玲及其作品数十年的作者并不容易，他的一部分生命价值已经与对象融为一体，他对传主的热爱毋庸置疑，却能够保持冷静客观的态度，拒绝华美的辞章与浪漫的抒情。这是“传记”的辞章。

四

作家创作论、作家评传、作家传记，是三种密切相关又有所不同的文体，其写作有内在的文体要求。三者都需要把作家、作品当作一个整体来把握，但在写作时创作立场与角度是根本不同的。作家创作论，是以作家的作品为基本论述内容，即使有作家创作纵向的发展线索，不同阶段的作品评析仍然是主体内容，基本内容，作家的生平、个性与思想，是理解其作品的背景材料，由“知人”而更深入地“知其作品”。作家评传，则既要对作品有深入评析，又要对作家生平与思想等传记材料有充分的把握与分析，两者有机结合，又评又传，“传”与“评”相互映照，加深对作家与作品的理解。作家传记，则重在作家的生平与思想，对作品的分析成为理解作家人生、个性、思想的重要资源，由“知其作品”而更深入地“知人”。“作家创作论”与“作家传记”两者切入角度与各自的指归相向而立，“作家评传”则处于“作家创作论”和“作家传记”两者之间。

这似乎是常识，但在阅读与归类时，相当多的读者会出现对这三种文体认识模糊的现象，从而影响到对作品的理解。笔者写过一本《走进荒凉——张爱玲的精神家园》，常被一些文章归于张爱玲的“传记”，其实那是一本作家创作论。在这三种文体的写作中，由于种种原因，作者处理不当，也会给严肃的作者造成遗憾。有的“作家创作论”堆砌了太多的作家生平与思想材料，使得应成为主体内容的作品评析被淹没了，反而弱化了“作家创作论”作者对作品的深入分析。有的“作家传记”对作品的评析又过多，一些对理解作家个性、思想的分析作品的文字占据了太多的版面，读起来感到旁逸斜出过多。

《张爱玲传》无疑是一部作家传记著作，在写作立场上并不含糊，大量的作家生平材料实证，客观冷静的创作态度，以及朴素淡雅的文字风格，使这部著作的传记特征鲜明地呈现了出来。但是，部分对作品的分析在这部著作中，还是不时有旁逸斜出之感，显得有所失衡。这不是因为作者对“传记”这一文体认识不足，而是因为作者对张爱玲的研究是从其作品研究开始的，时间最长，研究深透，在写作《张爱玲传》时，他舍不得割爱。假如作者舍得割爱，文字再精炼些，书的厚度可能会小些，也许流传、阅读会更广泛。让更多的读者理解张爱玲，是每一个张爱玲研究者的愿望。是为苛求。

[作者单位：滇池学院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