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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水运宪是文学湘军中最难以被类型化的作家，也是最有戏剧性和面具化的作家。这主要得益于他在文学创作上始终遵从心的方向，坚持从“现实中来，到灵魂中去”，真正表现大众刻板印象与人物符号下无限自由的灵魂。水运宪塑造的许多人物是他用来演绎生命之相、表达生命之惑的文化镜像，是生命的存在者、“存在的勘探者”。

关键词：水运宪 文学表达 去符号化 生命本真

水运宪是文学湘军中最难以被类型化的作家，也是最有戏剧性和面具化的作家。不被类型化表明他性格的独特性、血液中与众不同的黏稠度以及作品里表现出来的非典籍化倾向和民间传奇般的喧哗特色。他的戏剧性是由他生命本身的丰富性、惊异性与作品中人物命运和故事情节的尖锐冲突所爆发出来的文本张力构成；他的面具化主要体现他将艺术与生活区分得异常彻底，不向文学的强权或机会主义妥协，以及他不断捕捉时代经验，尽可能使自己的创作主题与书写风格多样化。水运宪在文学创作上始终遵从心的方向，文字率性真实而不落流套，对文学创作抱有一颗“敬畏之心” “警醒之心”和“赤子之心”。

一、现代性追求与时代的镜像

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不可避免地带来阵痛，在这样的历史境遇下，文学的现代性转型也必然要经历一个痛楚的变异过程。无论是水运宪个人的写作史还是其笔下人物的命运史都与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水运宪不被西方经典与传统文本所束缚，大力提倡“从生活真实中来，到艺术真实中去”1，他的作品亦可看作是对裂变时空下文化镜像的深刻书写。

如果我们把水运宪的作品横面展开，我们可以从中既看到社会发展的合理性，也看到历史的偏激与冲动；既看到时代困境下的悲剧灵魂，也看到倔强而又狂热的人物性格。《祸起萧墙》是一面镜子。水运宪以犀利的批判力度，精确的细节描写，把人物命运推向强悍的集体意志面前，展示了生命个体在现实面前的懦弱与荒诞。作品剔除了那个时代流行的虚假的现实主义，体现了思想的超前意识和拓荒牛精神，体现了自觉的现代性追求。文本洋溢出超凡脱俗的理想主义情怀，一种内在的、被生命净化了的悲悯。主人公傅连山以一种暴力式的激进情感以及自我献身的极端方式，冒着主流话语“叛逆”的指斥担负起社会批判的使命，水运宪用另一种人道主义再现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的生命价值。可以说，《祸起萧墙》中的傅连山是现实主义文学在特定历史时期和时代语境规范下书写的典型形象：一个力图重建现实秩序、重建现实乌托邦里的时代悲剧英雄，深切地表现了那个时期焦灼而躁动的历史愿望，与其说这是一部成功的改革小说，毋宁说它是一部改革浪潮下的现代启示录。

水运宪的现代性追求体现了他的悲悯情怀，这种情怀建立在“英雄”的姿态之上，建立在不甘做时代落伍者这样的奋斗意识之上。所以，当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兴盛之时，当知识分子的“检讨”传统置换成“感时伤国”的叙事传统时，水运宪依旧坚持着对于“英雄”的主体性书写，即便是失败的英雄人物，他也用悲悯的眼光看到了负重前行的可贵，他甚至用一种生命毁灭的悲壮感来实现对社会固步自封的反叛与对保守势力的不驯。除此之外，我们从水运宪小说人物命运的历史变异中亦可窥探出人物与社会发展的断裂、思想启蒙与死亡、精神苏醒与沉沦的多重变奏。例如，在影响深远的小说《乌龙山剿匪记》中，水运宪没有回避那个特殊历史背景的真实性与残酷性，他通过艺术化的虚构与漫画式的处理方法重构了现实与历史的新型关系，刻画了众多有血有肉、爱憎分明的人物形象，将读者心目中“土匪”的刻板印象彻底改变过来。这些具有时代印记的人物群像也“为‘真实地’建构历史和阐释现实提供了全面的符号象征体系”2。

水运宪的现实主义题材小说多带有鲜明的问题导向与时代特征，但由于他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对于人物心理活动刻画的侧重，使得其笔下的人物在“拒绝充当时代精神的传声筒”的阐释中，既有时代的镜像又能为人们提供情感的抚慰。水运宪在早期创作的一系列有关改革背景的小说，无论是《祸起萧墙》还是《雷暴》抑或是《裂变》，无一例外都属于现实主义题材。这些小说不是简单地呈现生活、描摹现实，而是探索性地运用先锋派、荒诞派等表现技巧来对现实生活与时代病象进行审美透视，直指波澜壮阔的时代大潮下人们精神的核心，叙事冷峻却又不乏现实生活的庸常之美。水运宪于2008年创作的长篇力作《乔省长和他的女儿们》，借助19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大背景下城市生活的变迁，通过展现主人公乔良的人生经历和心灵历程，把一个父亲的心灵史、四个女儿的成长史与一个社会的变迁史相融合起来，生动而真实地反映出社会转型时期风云变幻的社会面貌，也让读者看到了乔良所代表的一代人的生命轨迹与人生追求。

水运宪小说中的主人公也并不完全是改革的弄潮儿，也有对现实的怀疑与否定。主人公的怀疑理性与社会理性、价值理性、历史理性之间的冲突与调和构成了其小说内部的逻辑张力。像《祸起萧墙》这部小说，傅连山身上鲜明地体现了那个时期迫切的改革精神，所有关于那个时代的欠缺与迷失，都在文学作品里呈现并获得想象性的满足。傅连山想要凭一己之力来撬动社会的顽固势力的冲动在那样的历史语境下显得既悲壮又可笑，社会的发展要求与现实实际的脱节成为导致人物悲剧命运的必然，傅连山的尴尬处境也隐喻了像他这样的小人物终将成为时代牺牲品的宿命。

二、人性纠缠中的适迎与悖反

水运宪拒绝陈陈相因、只见故事不见思想、缺失精神的平庸写作，他冲破体制规范与文人传统的双重遮蔽，写出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又常常被忽略了的生活原态。他既不借助于想象的辩证法，也不依赖于宏大叙事，更多的是将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感悟或发现融进自己的文学世界，以此见证他对生活的感知、对理想的执着和对辽阔梦想的激情。

刘再复在其《怎样读文学——文学慧悟十八点》中谈到文学和历史、哲学的区别时说道“文学体现的是心量，历史体现的是知量，哲学体现智量。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文学不设政治法庭，也不设道德法庭，只设审美法庭”3。即是说，作非黑即白的道德判断并非文学的首要任务，文学首要任务的价值在于写出生命个体的生存困境、人性困境和心灵困境。小说《乔省长和他的女儿们》从表面上看是一部讲述乔良官运变迁的官场小说，但水运宪实则将“情感”作为小说的叙事重点，讨论的是生命情感之于人的价值与生命的意义，其中不乏对人性的拷问与文学伦理性的思考。作者用乔良的官运变迁作为对生命价值的过程性思考，乔良在人生的各个阶段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隐含着作者作为知识分子与文学书写者对于时代大环境的精神倾向与价值判断。王跃文曾这样评价该部小说，“既有对日益淡漠的理想主义和人的自我完善的追认和张扬，又冷峻凝重地写出了权欲交织之下人物命运的执著和挣扎、迷失与回归”4。就此意义而言，作为社会人的乔良，他的人生困境又何尝不具有“类”的意义？

中国当代热销的政治关怀小说大多热衷于描绘“官场”这一特殊的政治文化场域对于人的异化的影响，并出现了“生存的焦虑”到“权力的游戏”的叙事转向。然而，水运宪的政治文化关怀小说则呈现出一种“回撤”的姿态，他将日常生活以及生活琐细中的心理变动重新安入文学想象之中。水运宪并不是将“官场”视为时代精神与主流意识的宣讲地，而是集中于对“官场”之下“人”的描写与对人性、欲望的发掘和表达，执拗地对身处特定环境下人的精神状态与生存焦虑的勘察。因此，水运宪笔下的“官场”只不过是社会转型背景下的一个场域或一个镜像，也是一个可以揭秘人性隐秘角落的窗口，一个可以观察时代精神症候的听诊器。水运宪以巧妙、生动、细腻的笔法对官员们的行为日常和心理变化进行了客观刻画与真实描摹，将官场背后的规则和潜规则不露声色地加以展示，并能于其中折射出个体生命所面对的灵魂与现实的悖反和冲突。

水运宪从来不是一个清高的素食主义者，他笔下的人物被众多欲望所控制，贪婪，虚伪，狡诈，自恋，尽显人性中丑恶的一面，描绘了人类共同的宿命。《乌龙山剿匪记》这部小说，水运宪并没有回避“土匪”身上蛮横、跋扈的匪气，但是水运宪并不是从“文明”的对立面去渲染“野蛮”的破坏性、侵略性力量，而是从“生命”的角度切入，注重对土匪人性的挖掘，成功地将反派人物真实化、血肉化、人性化。无论是“榜爷”“钻山豹”还是“四丫头”他们等人都从文字中“跳”了出来，成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传奇人物。小说中的“钻山豹”，他会用枪打死一个婴儿，逼疯母亲，但他又执拗地、真正地爱着田富贵的妻子。表面上看，“钻山豹”的土匪身份以及打杀抢掠的野蛮行径使他始终站在传统道德伦理的反面，但是水运宪依旧表现了这个恶贯满盈的匪首身上人性温存的一面、光亮的一面。“他看见菁妹子倒下了，当时心里确实也震动了一下，便喝令土匪不许再放枪。进而，他又产生了莫名其妙的一个想法，他倒真想让田富贵逃出去，也真想把菁妹子的尸体留下来好好地送她入土。他觉得这样一来，自己的儒雅名声就会不胫而走。”5集“英雄梦”与“土匪身”这一对立矛盾体于一身的“钻山豹”，在欲望的两级寻找生命的平衡与人的尊严。土匪对于其身上爱与欲毫不掩饰的张扬，实际上就是人性的复活，是原始生命力或善的本能意志向现代人性的回归，水运宪对于“剿匪”这一事件的思考，从传统的“英雄崇拜”走入对“大写的人”的精神建构之中，这也是这部作品被正统的文学评论家刻意抹掉却在民间社会形成强大野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三、聚焦生命真实的去符号化写作

查尔斯•泰勒在其书《世俗时代》中向现代人抛出了一个灵魂之问：生活在世俗时代意味着什么？之于作家这个问题就变成，生活在世俗时代对作家意味着什么？水运宪的回答是，要始终遵从心的方向，真诚面对读者，真诚面对自己，真诚面对笔下人物的灵魂。水运宪孜孜不倦地寻找着由“通俗”向“通雅”过渡的叙事路径，并取得了卓越的成效。水运宪深谙文学立格之道，因而其作品多以通雅为基，在得乎大众通感与喜爱之时又通乎人性洞达之镜。正如著名作家王蒙所言“所有高雅的世界背后都有一个庸俗的世界”6。“土匪”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下的异己者，在正统话语系统中始终处于一种弱势地位，“土匪小说”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认定为不入流的通俗读物，这样的作品往往被正统文化当作拒斥的草莽文化，或被高雅文化当作放逐的低俗文化，难登大雅之堂。水运宪要为它正名。就像莫言的《红高粱》为“土匪爷爷”立传一样，水运宪用一种低姿态努力观照这群落草为匪的边缘群体，积极挖掘出“土匪”身上在可变的外部环境压力下的那种不变的生命强光，用民间话语为“土匪”发声，用英雄视角为“土匪”立言。不得不说，水运宪的这种执着和对生命的悲悯值得尊重。在小说《乌龙山剿匪记》中，既有紧张刺激、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又有对人性的追问与对生命的理性思考，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之上窥见了灵魂的独特性与传奇性，读者也在精神消遣与对小说人物生命状态的体认中实现了精神的启悟与文化的自省：人生从来不是一场关于物质或世俗意义上成功的盛宴，而是一场有关个人灵魂的修炼、感悟与得失。高雅与通俗从来不是对立的两面，而是两个相互依靠、相互支撑的艺术世界。小说《乌龙山剿匪记》不仅在艺术上实现了通俗性与思想性的耦合，传奇性与时代性的相契，精神消遣与价值思考的统一，改编后的同名电视剧迅速捕获了大众趣味，万人空巷，成为电视荧屏上一个时代的经典记忆。

《乌龙山剿匪记》这部小说，对“土匪”这一主流文化之外的人物主体进行田野考古和生命哲学的透视，在原始的、野蛮的湘西土匪身上寻找最原始的欲望冲动与最本真的生命力量，找寻一种新的生命形式。因而水运宪笔下的人物是带有深刻的生命体验的，还其“本来的样子”。人们基于对“兵”与“匪”关系的传统经验认知与文学想象，大多都会将其看作是“文明与异己者”“秩序与破坏力量”“正义与非义”“善与恶”之间的二元对立，但是水运宪在人物刻画的过程中，却将道德伦理与意识形态等价值评价搁置，转用文人悲悯的眼光对小说中非典籍化的人物进行人文主义的审美观照，从“道德立法”转向“生命阐释”，探求人在极端的生存境遇与生存环境下野性的生命力量。于是“兵”与“匪”的二元对立在这里就发生了偏离，转而成为两种不同的生命形式抑或是生命存在形态之间的对质与审视，水运宪所重视的是表现生命最原始的“力”与人性最初的“真”以及具有野性特征的、非规范化的自然情感，而非道德的演绎与世俗的评判。这并不是说，他没有批判，他的批判不是建立在传统意义的符号系统上，相反，他想打破这个僵硬的系统，这种打破本身就是一种尖锐的批判，是对民间话语的漠视或对小人物命运沉浮与生存艰难的逃避的批判。

伯恩斯坦曾提醒我们: “我们永远也不要低估我们基本冲动和本能的力量和能量，也不要低估精神矛盾的深度。我们永远不要自欺欺人地认为我们的本能性破坏能力可以被完全驯服或控制住。我们永远也不要忘了，所有不可预期的偶然状况都可能释放 ‘野蛮的’ 攻击性和毁灭性能量。”7为了还原生命的本真与自然的人性，水运宪对小说中的人物进行了“去符号化”的艺术处理，而在《乌龙山剿匪记》这部小说中则体现的格外明显。

《乌龙山剿匪记》的写作背景是社会正处于改革开放的转型期。在传统的文学想象与大众的认知经验中，“湘西”与“土匪”不仅有了刻板印象，而且逐渐被符号化，且不断加重这个刻板印象和符号化力度。一方面将“野蛮”的一维不断放大，乡土与血性的自然表现，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尊严与肃穆，其艺术生命力在扁平化、概念化、脸谱化的过程中失落了其原本的震撼人心的动人力量，原本“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最后沦为血淋淋“野蛮”的符号与象征；另一方面，“土匪”在文学想象中反复使用与重构，承载了太多世俗化的符号学意义，使得其社会意义的赘附遮蔽了其人的本身，而发生了符号象征的变异。水运宪力图打破人们对于“土匪”传统认知的刻板印象与意识形态偏见，他没有用一种居高临下的轻蔑的、敌对的眼光和道德的优越将其笔下的土匪污名化、卑劣化、妖魔化，而是在一种非政治化的审美观照中，用一种民间的素朴、悲悯的眼光、平等的视角给予了他们充分的“人”的尊重。沈从文也曾在《湘西•苗民问题》一文中，从民间立场出发来为“湘西土匪”正名，沈从文认为湘西土匪并非是穷恶刁民、凶恶之辈，他们原本是“一种最勤苦、俭朴，能生产，而又奉公守法，极其可爱的善良公民”8，由于容易被世事左右，走投无路而落草为匪。

应当看到，小说中，“钻山豹”“独眼龙”“龙胡子”这些绰号只是有限肉身的形象代码，而水运宪真正表现的则是符号下面的无限自由的灵魂，去符号化后的人物就是水运宪用来演绎生命之相、表达生命之惑的镜像意象，是生命的存在者、“存在的勘探者”9。霸蛮、跋扈、蛮横、暴力，诸如此类，作为土匪身上反文化因子，同时又是另一种生命的“真实”。在《乌龙山剿匪记》中有一段关于田大榜同野狗赛跑的描写，田大榜于岩石上剽悍恣意的狂奔的姿态，仿佛让人忘记了他是那个穷凶极恶的匪首，在春天洛塔的原野上，相信每一位读者都会被此时所流露出的浪漫而坚韧的生命气息所感染。生命力的爆发虽有一定的破坏性但依旧是一种蓬勃的力量，田大榜以一种江湖匪性对抗着压抑个体生命与自由的奴性，以一种野性的生命力量来对抗生存焦虑。我们民族原始而旺盛的生命力在这些充满野性和生气的土匪身上以一种更为显性的、极致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以“匪气”为表征的湘西硬汉精神，这种血性不羁的民族精神与旷达的生命自由意志，既是对此前《水浒》《三侠五义》等众多侠义小说英雄好汉的传统承续，又在莫言笔下山东高密乡的余占鳌身上得到了精神呼应。可以说，生活在“乌龙山”下的这些土匪们的生命是高昂的斗志、坚韧的毅力、怒放的生命，是没有被文明化、工具化、符号化亦或者是异化的生命。他们身上的“匪气”又何尝不是一种力求回归自然，皈依生命的本真？这种本真受时代大潮所裹挟，作为具象的生命个体，这样的人遇到贺龙就成了红军，适逢抗美援朝，他们就成了时代英雄。包括有着“土匪”身份却获得一等功臣的金珍彪在内的一万多名湘西“土匪”入朝参战屡立战功成为“另类英雄”就是很好的证明，10这也是水运宪用坚定的反叛精神和超前的人文意识对“土匪”正名得到现实支撑的价值所在。

四、形而下的关怀与形而上的叩问

生命意义的建构异常曲折，生命只有在苦难中反复磨炼，才能日臻成熟。中国的哲学，无论是儒家修身之说，还是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都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受此影响，中国主流文学秉承“文以载道”与“为民代言”的叙事传统。而哲学与文学交融的结果便是文学的哲学化，哲学的文学化。林岗也在《什么是伟大的文学》中谈到，“天才的作家总是在不经意之间就在文本的具体的、形而下层与普遍的、形而上层之间搭建了绝妙的隐喻关系”11。

水运宪的《祸起萧墙》与《雷暴》都是带有悲剧意蕴的小说。如果说《祸起萧墙》的悲剧主要是外在的，那么《雷暴》的悲剧主要是内在的，这种内在式的心灵悲剧比外部形态的悲剧也许具有更高的审美价值。在面临时代变革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像罗明艳这样的知识分子却只能在平庸的事务中耗费年华，虽不甘忍受，却只能徒劳挣扎。她的自卑，是来自于对周围环境的清醒认识；她的悲剧，则来自于个人力量在集体意志面前的无能为力，这种无助感与无力感使她在无可奈何的生存困境中无法完成自我救赎，最后只能从一段婚姻悲剧中走向另一段爱情的不幸，继而陷入个人悲剧的漩涡。在罗明艳个人悲剧的背后隐含了水运宪对于那个特殊时代下妇女群体悲剧性宿命的审思，即妇女的“高知”身份能否促使其冲破世俗的藩篱而实现自救？水运宪这种对人之价值的思考使得罗明艳的个人悲剧具有了形而上学的意义。

在《雷暴》《祸起萧墙》《庄严的欲望》或《无双轶事》中，水运宪所叙述的故事表面上只属于这些故事中的人物，实际上是关于这个时代的，是集体的，也是他自己的故事。水运宪丝毫不掩饰自己对于生命思考过程中所感到的迷茫。他窥探到生命的真谛：没有纯粹的生命，更没有纯粹的意义，生命的意义是由人性的美好与丑陋、社会的光明与黑暗共同构成。

这种形而下的关怀与形而上的叩问亦在水运宪的政治关怀小说中有所体现，诚然，于水运宪而言，“官场”抑或是“官场下的人物”都是他对于“人”进行形而上思考的一形而下的场域，其小说形而上的哲学意蕴与水运宪擅长用存在主义的眼光去塑造人物、结构文本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2012年推出的中篇小说《无双轶事》叙事落拓不羁，语言诙谐泼辣，特别是对人物内心那种不安感和荒诞感的处理显示出某种反讽的或黑色幽默的意味。12水运宪曾这样说道：“诙谐或调侃中，暗藏机锋。”如此来看，与其说水运宪的作品很少侧重于文本的形式层面，不如说他更侧重于表达一种世界观，表达对生存的独特感受。这样看，水运宪的人物是立足于存在意义之上的主体，是具有形而上的哲思意味的主体。

从表象上来看，小说《无双轶事》具有很强的戏剧性，“纸条迷踪事件”充满了各种反转与再反转，看似故事冲突交织的背后隐藏的则是现实生命中各种“偶然”事件的发生。水运宪对于人之存在的深思落脚在他对于“偶然性”事件的书写，而与“偶然性”事件相一致的是整部小说充满了强烈的怀疑品格和讽刺意味。整个故事又在主人公单无双（小说叙事中常常去掉他的姓）不停的怀疑与不断的追问中展开推进，“怀疑”与“追问”代表两种不同的力量，单无双在两种力量对碰中认识世界、建构自我。可以说推动故事发展的叙事动力就是单无双的怀疑理性，叙事线则是在单无双的怀疑理性与现实理性的冲突与消解中展开。“丢失的纸条”这一象征性物件也建构了单无双的“镜像世界”。他每一次反观内心的另一个自我时，都要加上反讽和嘲弄式的语气，让单无双这个知识分子的内心活动史有了一种“自我解构”的精神态势。随着主人公的不断猜疑与消疑，事件的真相也一再延宕与发生意外，水运宪无意于悬念的设置与叙事的迂回，而更多地着眼于挖掘人/事之下的不为人知的隐秘角落。这样的叙事逻辑与拉康笔下“被窃的信”似乎有异曲同工之趣，这一小小的纸条也变成拉康笔下那“漂浮的能指”13。与“被窃的信”所不同的是，单无双的纸条的传播路线则是存在于单无双的自我的怀疑与想象之中，所描绘的不是单无双的欲望图式而是想象图式。在拉康关于“被窃的信”的理论中，“漂浮的能指”所构成的能指链虽不表征任何东西，但是却构成了一个意义生产的语境，但是在《无双轶事》中，丢失的纸条所构成的能指链则形成了单无双的生存语境：我们的活着就是一种漂浮在表面形式上缝合起各种想象和象征性碎片的症候，这是水运宪所描述的生命不可承受之轻。

纵观水运宪的小说创作，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作品流露出生活的疼痛与颤栗的力量，使文学湘军原本十分优秀的叙事技巧更加瑰丽多姿。他以敏锐而热情的眼光发现了人类良心的种种阴暗，并以古典的火焰表达了我们这个时代中生命的悲剧性体验。

[本文为2020年教育部人文社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新时期文学道路选择研究”（项目编号：20JHQ042）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水运宪谈创作的真实性与真实感，中国作家网，http://www.chinawriter.com.cn/news/2015/2015-10-27/256393.html。

2陈晓明：《表意的焦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年版，第 369 页。

3刘再复：《怎样读文学——文学慧悟十八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35-37页。

4中国图书网，http://www.bookschina.com/6322635.htm。

5水运宪：《乌龙山剿匪记》，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3页。

6王蒙：《不奴隶，毋宁死？》，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96页。

7[美]理查德•J. 伯恩斯坦: 《根本恶》，王钦、朱康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195页。

8沈从文：《湘西•苗民问题》，《沈从文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87页。

9 [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页。

10佚名：《最后的湘西土匪：为求生路苦战于朝鲜》，https://www.sohu.com/a/285403138_580600。

11林岗：《什么是伟大的文学》，《小说评论》2016年第1期。

12水运宪：《无双轶事》，《芳草》2012年第6期，入选《小说选刊》2013年第1期。

13黄作：《漂浮的能指：拉康与当代法国哲学》，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32页。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