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知青文学”与“打工文学”是新时期以来两个重要的文学、文化现象，因其背后裹挟着丰富的社会历史信息，它们的出现都曾引起极为广泛的关注。改革开放前后，在不到 80 年时间里，当代中国先后尝试了“下乡”与“进城”两套不同的现代性方案，这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历史变迁，还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和政治生活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这两套截然不同的现代性方案，在文学上分别表现为“知青文学”与“打工文学”，也就成为了我们观察当代中国、研究当代文学的一个极好的切入点。

关键词：下乡 进城 知青文学 打工文学

如果按照“打工文学”的主要倡导者、深圳批评家杨宏海先生的定义，将打工青年林坚发表在1984年第3期《特区文学》上的短篇小说《深夜，海边有一个人》视为“打工文学”的开山之作，以此命名以林坚、张伟明、安子、周崇贤、黎志扬、黄秀萍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打工青年的文学作品，并将包括王十月、柳冬妩、谢湘南、郑小琼、许立志、郭金牛等一批后起的“打工作家”纳入其中，甚至算上范雨素为代表的北京“皮村新工人文学”，以及以获得上海国际电影节纪录片奖的纪录片“我的诗篇”为代表的影视实践，那么，“打工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力显然被低估了。1991年，杨宏海就曾试图将“打工文学”与“知青文学”相提并论。他指出：

比较“打工文学”和“知青文学”的异同，有助于扩展“打工文学”研究的视野。我认为，“打工文学”的内涵比“知青文学”更为深广，知青下乡带来都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辐射，而打工者进城则标志着农业文明接受工业文明的洗礼。“知青文学”更多地反映往昔岁月里“心灵的伤痕”，而“打工文学”却突出地表现现实生活中“沉重的潇洒”。1

杨宏海的抱负，得到了不少广东学者的呼应。比如蒋述卓就将“打工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重要文学思潮“伤痕文学”“大墙文学”做比较。2钟晓毅认为：“作为一种悄悄崛起的文学现象，‘打工文学’是继南国‘知青文学’‘都市文学’‘军旅文学’之后，更具南方特色，影响更广，规模更大的新的文学景观。”3谭运长更是言之凿凿地指出：“我认为‘打工文学’终将堂而皇之地进入文学史。”4

许多年过去了，批评家期待甚至为之言之凿凿的现象显然没有变成现实。中国当代文学史对“打工文学”的“盲视”显然是不合理的——诞生于1984年的“打工文学”并不晚于“知青文学”或“寻根文学”“现代派”，再就其影响力而言，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中期，以打工族为服务对象的地方杂志《佛山文艺》发行量曾高达近60万份，据称创下了全国期刊发行量之最。在深圳打工族最集中的地区宝安，由宝安县文化局在1988年创办的面向打工族的内部文学杂志《大鹏湾》发行量也稳居10万份以上。在深圳和珠江三角洲所有的报纸上，几乎都辟有“打工世界”一类的栏目。进入“新世纪”之后，在“纯文学”逐渐失去轰动效应之后，郑小琼、许立志、郭金牛、范雨素等等打工作家的名字一次又一次成为大众传媒的关注热点，以郭金牛为例，2013年6月，打工诗人郭金牛的诗作《纸上还乡》甚至被推荐参加有“世界三大文学盛会”与“头号国际诗歌节”之美誉的荷兰鹿特丹诗歌节，郭金牛的《纸上还乡》与李白的《静夜思》、杜甫的《月夜》同时被译成英文贴在户外供现场朗诵。随后，《纸上还乡》被翻译成捷克语参加捷克国际书展，著名诗人杨炼朗诵了这首诗，引起与会诗人们的极大关注。瑞士苏黎世大学传媒系教授卢卡•谢德勒2014年专程来到深圳龙华，为郭金牛拍摄纪录片，记录这个中国底层诗人的生活状态。2015年，郭金牛应邀参加第46届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并作为“当代中国工人诗人代表”在诗歌节上作主题演讲。在这次诗歌节上，4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叙利亚著名诗人阿多尼斯朗诵了郭金牛的打工诗歌《纸上还乡》。郭金牛在“国际诗坛”的爆红迅速传导至国内，开始了“出口转内销”。《纸上还乡》获得国际华文诗歌奖“第一部诗集奖”，组诗《罗租村往事》获首届中国金迪诗歌奖。郭金牛成为媒体竞相追逐的对象，CCTV、凤凰卫视、新华社、北京卫视、澳亚卫视、台湾东森卫视、德国《南德意志报》、瑞士《新苏黎世报》等近30家海内外媒体对其进行采访和报道……

与“打工文学”的“文学”影响力相比，“打工文学”之所以不应该被文学史忽视的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对最近40年以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强度和广度展开的城市化进程的中国人而言，“打工文学”对这一波澜壮阔的历程中普通中国人的心灵历程的记录与展示，其意义远不在“知青文学”之下。

一、“知青文学”

“知青文学”是与知青运动相伴生的文学现象。知青运动肇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并延续至今5，“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它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建设和实践的一部分。知青运动是一次人口的大迁徙6，从1950年代开始，数以百万计的知识青年从城市奔赴农村。但历史地看，知青运动可能有更加久远的历史，“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在毛泽东思想中是一以贯之的。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一思想7：

这次会……其目的就是要解决刚才讲的相结合的问题，即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我们党的干部相结合，和工人农民相结合，以及和军队官兵相结合的问题。8

作为一种“反现代的现代性”，“知青运动”是一套与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浪潮相逆反的现代化方案，它既构成20世纪中国独有的经验，同时也是1960年代世界激进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9“知青文学”与“上山下乡”运动紧密联合在一起，是知青运动在文学上的表征。与知青运动相呼应的，“知青文学”发展前后大致经历了“文革”前、“文革”中和“文革”后三个阶段。

“文革”前这一阶段为知青运动的发轫期。这一时期的《红旗》等官方出版物上刊登了零星的“知青文学”作品，《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上也有刊登对知青运动的讨论和宣传，为大家所熟知的邢燕子等人的先进事迹也发生在这一时期。

“文革”十年为知青运动的高潮期。这一时期不仅在《红旗》《朝霞》（1974年创刊）、《学习与批判》（1973年创刊）等主流媒体上有《奔腾向前》（周有闯、卫国珍、刘正泰）、《会燃烧的石头》（杨代藩、张成珊）、《记一位县委书记》（余秋雨）、《理想之歌》（北京大学中文系72级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等“知青文学”作品发表，各地也纷纷推出诸如《太行山上落户》《知识青年在延安》《分水岭集体户日记选》《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信》《红色家信》等报告文学、日记和书信作品集，张抗抗与谌容在这一历史时期也出版了各自的长篇小说《分界线》和《万年青》。这一时期“知青文学”另外一个部分是《第二次握手》《飞天》《波动》等作品以及白洋淀诗歌群落的创作，它们在新时期被命名为“地下文学”10。

与知青返城运动相对应的，1980年代以来是知青运动的落潮期。“知青文学”是1980年代文学的重要支柱。卢新华的《伤痕》、郑义的《枫》、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和老鬼的《血色黄昏》等作品，表达了青春和理想信念终结之后的惶惑和悔恨。这是当前“知青文学”主流，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代表性的有董志林《走出历史的雾霭》11、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12等。在这些研究中，“知青文学”被重新命名为“伤痕文学”或“反思文学”，作为开启新时期文学的一支关键力量13被整合到新时期文学的整体论述中。

随着知青返城运动开始，知青运动事实上已经宣告结束。王安忆发表于1981年的《本次列车终点》以及同时期的孔捷生的《南方的岸》被认为“知青文学”开始走向分化的标志。张承志、梁晓声等人创作的《黑骏马》《雪国》等作品中，呈现出了知青的“理想主义”情结，知青岁月在他们这里重新演变成“滚烫的青春”和“篝火旁的高歌”；同时在“知青作家”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小鲍庄》和史铁生《我那遥远的清平湾》等“寻根文学”写作中，在现代主义的视野下，他们也重构了自己知青经验；而在“知青文学”的整体写作中，纪实性的文学作品占了很大的比重，有《北大荒风云录》《知青档案》《青春方程式》等大量作品，以“非虚构”的方式，从个体出发重新讲述了关于知青的故事。

客观地讲，就知青运动在历史与当下所造成的重大社会影响而言，“知青文学”的研究还远远没有展开。当前的“知青文学”研究是以1980年代为中心，且服务于1980年代文学的整体建构的。研究带有鲜明的1980年代特征，主要关注的是新时期以来的“知青文学”现象14，几乎没有将“文革”前与“文革”中的“知青文学”作品纳入到研究视域之中来。研究者或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角度出发，或从“地下文学”的角度切入，把“知青文学”作为当代历史反思的凭借和对象，由此展开对中国当代历史实践的思考。以至于对于1980年代以前的“知青文学”，以及1980年代以来“知青文学”中的“理想主义”“现代主义”和“非虚构”等诸多面向都还只停留在文学批评的阶段，并未囊括到文学史研究中来。“知青文学”研究与知青运动长期处于分离的状态，使得“知青文学”研究脱离了历史语境，各种论述之间互相拆解，其文学史地位长期暧昧不明，历史上轰轰烈烈的“知青文学”逐渐沦为一种特殊身份或特殊题材的写作，而后期知青写作的分化，又使得这种以身份或题材命名的方式失效。

受新时期文学“去政治化的政治”的影响，文学的发展与社会现实渐行渐远。形成于1980年代的“文学”观念不仅窄化了对“知青文学”的整体理解，同时影响了对“打工文学”的认识。

二、“打工文学”

作为一个文学史现象而言，“打工文学”与“知青文学”中“伤痕”写作一样，已经有将近40年的历史。在《寻梦特区：为构筑城市文化大厦添砖加瓦》一文中，杨宏海为我们回忆了他初入深圳，着手“打工文学”研究时所面临的情景：

记得那是7月底阳光明媚的一个上午，我刚上班，未及熟悉情况，来自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市文化局局长叶于林就迫不及待地授我以重任：“小杨，深圳是经济特区，如何建设特区文化，没有现成的答案，需要我们去闯。你的任务就是研究特区文化，这就是我们选调你的原因。”15

特区的开辟使得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流潮水一般地涌向深圳，给当时还是一个小渔村的深圳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管理压力。这些特区的涌入者，既是“打工文学”书写的社会基础，也是它写作的主体，“打工文学”可以说是他们的“都市历险记”。而如何把他们的故事讲述到后来那个被叫作“打工文学”的故事里去，即以文学的方式重新把他们的生活组织起来，同时打造特区文化，便是杨宏海接下来几年的主要任务。

从杨宏海1985年调入深圳市文化局，到他于1993年主持创办特区文化研究中心，以至他2001年调入深圳市文联任专职副主席的16年里，杨宏海都在积极地利用手上的行政资源介绍和推广“打工文学”，推荐和提携“打工作家”16，组织和筹备了第一、二、三届高级别的“打工文学论坛”17，倡导和打造了“大家乐”“安子的天空”18等多个属于打工者自己的地方文化品牌。同时，杨宏海还集结并出版了《青春的涌动——打工世界》《打工文学作品精选集》等作品集，以及“打工文学系列丛书”《打工文学纵横谈》《打工文学备忘录》等资料集，为“打工文学”赋形；他还撰写一系列的“打工文学”批评文章，为“打工文学”赋义，最终成功地打造了“打工文学”这一地方文化的品牌。

杨宏海的“打工文学”文学研究可以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如果说前一阶段（大致时间为1985-2000年），杨宏海主要是以一个文学批评家的身份介入，通过命名“打工文学”，出版相应的“打工文学”作品集等方式给“打工文学”赋形，并通过“安子神话”19将“打工文学”打造成一张深圳的城市名片；第二阶段（2005年往后），面对以郑小琼、王十月等人组成的“第二代打工作家”，他更多借助自己作为文化官员的身份，通过筹划、主持并召开一系列高规格的“打工文学论坛”，大力推动引进对“打工文学”批评，将其“纯文学化”并积极地在当代文学史框架中为 “打工文学”寻求定位。

某种意义上，正是将“打工文学”“纯文学化”的尝试导致了前一阶段杨宏海式“打工文学”研究的终结。一方面，林坚、张伟明等第一代“打工文学”代表作家，或进入体制，或下海经商，相继停止了“打工文学”的创作；另一方面，在市场化的冲击下，《大鹏湾》《佛山文艺》《江门文艺》等“打工文学”三大巨头刊物的经营日渐萧条，先后停刊。2005年左右的文学场正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底层文学”风起云涌成为这一时期文坛的主流，随着以“打工诗人”郑小琼、“打工作家”王十月等人为代表的“第二代打工作家”的强势崛起，蛰伏已久的“批判现实主义”话语一跃成为“打工文学”的主流话语，这自然也意味着前一阶段的深圳“打工文学”故事的“终结”——“打工文学”不再是“青春的驿站”20，而演变成“一个沧桑的词”21。经过“批评现实主义”话语的改造后，“打工文学”和“底层文学”进一步发生联系，在与“底层文学”的碰撞中，“打工”与“文学”之争，“写什么”与“怎么写”的冲突成了推动“打工文学”发展新的动力。

“打工文学”与“底层文学”交锋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向“底层文学”靠拢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打工文学”“底层文学”化的过程。在2010年召开的第五届“全国打工文学论坛”上，在与“底层文学”研究者（也是“底层文学”的主要建构者之一）李云雷对话的过程中，杨宏海有意在“打工文学”和“底层文学”之间划清了界限：

早期打工文学的重要特点就是打工者写，这与精英知识分子的写作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具有粗粝的、毛茸茸的质感……一般来说，打工文学大都属于底层叙事，而底层叙事却不一定可以划分到打工文学。底层叙事给打工文学提供了很多有益的思考，比如其流行的道德审判值得打工文学注意，但当这种底层叙事属于精英知识分子的时候，总能从中看到你刚才所说的代言的痕迹，甚至会有不经意地冷漠流露出来，打工文学在此始终具有自己独立的品格。22

较之于“底层文学”中早已中产阶级化的精英知识分子启蒙式的、居高临下的观照，即所谓的“流行的道德审判”，“打工文学”看起来似乎具备了天然的合法性。但对这种所谓“合法性”的追求也使得“打工文学”自己处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必须保持自身“粗粝的、毛茸茸的质感”，保留自己的“独立的品格”；另一方面，他们又十分努力地向“纯文学”靠拢23，去主流文坛争取一席之地。即在大踏步迈向“纯文学”的同时，又试图保持“打工”的本色，在追求“打工文学”“文学性”的同时，又试图保持其尖锐的“政治性”。

这一“打工”与“文学”，“写什么（为谁写）”与“怎么写”，“政治性”与“文学性”的冲突，其实贯穿了“打工文学”发展的始终。在接下来的“打工文学”批评家柳冬妩借助卡夫卡等现代主义的文学资源，对“打工文学”进行的现代主义改造24（以凸显其“文学性”），以及“新左派”知识分子对其进行的左翼文学化的阐释中（以增强其“政治性”），“打工文学”仍旧长久地处于这一话语冲突之中。

三、从“下乡”到“进城”

在很大程度上，以上种种冲突都与新时期文学的整体建构相关。以《班主任》《伤痕》为代表的“伤痕文学”之所以被推举为新时期文学的开篇，不仅仅是因为知识分子在对“伤痕”的再现中重新找回了失落已久的“启蒙者”身份，同时还在于这套“新启蒙话语”宰制了整个“新时期文学”。而对于这种“新时期的共识”而言，文学的“向内转”“文学回到自身”等主张都是它的题中之意。这一系列的主张不仅使得“打工文学”在“写什么”与“怎么写”之间左右为难，同时也将“知青文学”斩头去尾，仅仅保留形成于1980年代的“伤痕文学”“地下文学”等论述，在潜意识当中更将“知青文学”的片段和“知青文学”整体等同起来。25

那么，将“知青文学”与“打工文学”并置在一起讨论，就成了重新激活和贯通文学史研究的一次尝试。“知青文学”是一种“下乡”的文学，“打工文学”是一种“进城”的文学，城市与乡村绝非两个孤立的、静止的物理和社会空间，它们也是充满张力的现代话语空间。因此，“下乡”与“进城”就不仅仅指向物理空间的双向移动，同时也标示着两套不同的走向现代的方案。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当代中国先后尝试了“下乡”与“进城”这两套不同的现代性方案，这两套话语之间的冲突、对话与协商的过程，呈现了一个古老的民族在实践中摸索自己发展道路艰难探索的历程，它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历史变迁，还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和政治生活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回望这近100年的风云变幻，不论是“下乡”还是“进城”的单一叙事都不足以完整地概括这一历史进程，因此，以“从‘下乡’到‘进城’”这一视角出发，“知青文学”与“打工文学”也就成为了我们观察当代中国、研究当代文学的一个极好的切入点。

“下乡”与“进城”运动不是彼此孤立的历史现象，需要放置在历史的整体视野中进行认识，“知青文学”与“打工文学”也当作如是观。如果说文学发展的动力更多地来自于现实，而不仅仅是技巧上的翻新，那么“知青文学”与“知青运动”、“打工文学”与“进城运动”就必须联合在一起进行考察，以探求文学现象背后广阔而深远的社会现实。因此，在现代性的视角下，统合“知青文学”与“打工文学”研究，既是为了追求一种更加贴近社会现实的文学史的写作方式，从而增强文学参与现实、回应社会现实的能力，同时也是为了讲述更加完整而有力的中国故事的需要。后者不仅与你我相关，它同时构成20世纪中国独有经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为集美大学人才引进科研启动金“‘打工文学’的文化政治”（项目编号：Q201913）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杨宏海：《打工文学纵横谈》，《深圳作家报》1991年第2期。

2蒋述卓：《现实关怀、底层意识与新人文精神——关于“打工文学”现象》，《打工文学备忘录》，杨宏海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8页。

3钟晓毅：《青春驿站》，《在南方的阅读》，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47页。

4谭运长：《打工文学与文学史》，《羊城晚报》1998年12月1日。

5比如“知青作家”韩少功、王安忆等人近年来仍有作品发表。

6据刘小萌在《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一书附录中的统计，从1962到1979年，上山下乡的知青人数总计1776.48万人。参见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536页。

7 1946年，毛泽东还安排刚刚从苏联回国的毛岸英到劳动模范吴满友家中落户劳动。

8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5页。

9 知青运动最初以苏联共青团员在西伯利亚垦拓荒地和建设共青团城的事迹为楷模。

10 在文学史研究上，这一部分作品因为发表时间无从考证而备受争议。

11 董志林：《走出历史的雾霭》，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12 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

13 另一支是归来的作家群体以及他们的创作。

14 这也同时导致了文学史研究上对“知青文学”定义的暧昧不明。

15 杨宏海：《寻梦特区：为构筑城市文化大厦添砖加瓦》，《我与深圳文化——一个人与一座城市的文化史》，花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16 可以说，深圳最早的一批“打工作家”都得到他的帮助和扶持：林坚的小说《深夜，海边有一个人》被他命名为“打工文学”的第一篇小说；张伟明发在《大鹏湾》上的小说《下一站》与《我们INT》也是经由杨宏海向《特区文艺》的总编辑戴木胜推荐，并在《特区文学》上转载，并被反复收入到由杨宏海编辑的“打工文学”作品选中，最终成为“打工文学”的“经典”；安子最早也是在杨宏海带领下走进了由他自己嘉宾主持的电台节目“打工天地”，“当时安子很胆小，很害怕，我就在旁边鼓励她，要她放开胆子讲。两三期节目后，安子就完全锻炼出来了，因为当时打工者听众较多，节目很受欢迎，这档节目就成了‘安子的天空’”。转引自谢湘南《激情20年，他为打工文学鼓与呼》，《南方都市报》2005年10月25日。

17主要邀请北京各知名高校、作协等组织的学者“打工文学”到深圳讨论“打工文学”，为“打工文学”搭建高水平的平台，“打工文学”也借此走出广东一省的范围，走向全国。

18 “安子的天空”的前身就是杨宏海嘉宾主持的“打工天地”。

19 安子是“第一代打工作家”中的代表人物，她由打工妹跻身“打工作家”进而华丽转身转变为女富豪的传奇经历，被杨宏海借以为深圳文化赋形。

20 安子语。

21 郑小琼同名诗作。

22 杨宏海、李云雷：《“打工文学”、“底层文学”与中国经验》，《文艺争鸣》2010年第15期。

23 在很多场合，杨宏海、柳冬妩等“打工文学”批评家都表达了将“打工文学”“纯文学”化的迫切希望。

24沈建阳：《柳冬妩对“打工文学”的现代主义转换》，《城市文化评论》2020年第15卷。

25 这其实是一种人为制造的“断裂”，以致当代文学史叙述残缺不全，一直无法凝练完整的历史叙述。这不仅体现在“知青文学”与“打工文学”研究上，还表现为近年来文学写作愈演愈烈的“现实焦虑”上，即所谓的“现实比小说更精彩”“向现实强攻”等表述。同时，受制于1980年代形成的“纯文学”的观念，“科幻文学”“非虚构”和“网络文学”等新的文学现象，同样也无法进入当代文学史既有的论述框架。

[作者单位：集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