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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纪实文学《初进佤山》是作家彭荆风在生命最后一段时期仍在创作、修订的作品，它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作者在地处云南边疆的佤山西盟的革命工作经历，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边境佤族、拉祜族部落的政治、经济状况和社会风俗以及民族工作组帮助边地人民告别旧时代、拥抱新生活的伟大成就。《初进佤山》来源于作者的一线民族工作经验，对于当前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具有启发意义。作品延续了作者清新自然、健康明朗的美学风格，营造出一种朴素的诗意。

关键词：彭荆风 《初进佤山》 深入生活

如同那个年代的许多作家一样，彭荆风首先是以革命者和建设者的身份步入新中国的。1950年春，年仅20岁的彭荆风随同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进入云南后，为了建设边疆，几十年来，多数时间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生活、工作、战斗，足迹遍及红河、怒江、澜沧江流域。边疆地势险峻，人民性格淳朴，风俗特异；那一时期一般人难以经历的战斗生活和民族工作，深刻地留存于他的记忆中，成为他文学创作的重要矿藏，他的许多作品，如1955年、1956年先后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两本短篇小说集《边寨亲人》《卡佤部落的火把》，197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鹿衔草》以及与人合作的电影文学剧本《边寨烽火》《芦笙恋歌》，都真实地表达了他对云南边地的美好感情，受到了当地群众的喜爱和读者的广泛欢迎，成为军旅文学，特别是书写云南边地文学的代表作，也奠定了彭荆风在新中国文学中的独特地位。

作为“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献礼丛书”中的一本，非虚构长篇散文《初进佤山》记录或回顾了彭荆风20世纪50年代初期跟随第一一五团在云南西盟佤山的工作生活经历和所见所闻。记得当年那篇发表在《光明日报》，后被收录进全国初中语文课本、脍炙人口的《驿路梨花》还曾因其文体究竟是小说还是散文，引发过讨论，而这本《初进佤山》就其文体而言明确为纪实文学，史诗性是作者有意识的追求。

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地处西南边陲的少数民族地区情况较为复杂。当时，国民党残匪还在边境线上活动，妄图利用解放之初一些少数民族部落民心未定、犹疑观望的态度滋扰生事。1951年，境外匪徒与境内反动头人勾结发动武装叛乱，新生的西盟政权再度陷入敌手，这便是载入西盟历史的“黑色的1951年5月”；直至1952年底，人民解放军再次派出部队进军西盟，彭荆风作为步兵第一一五团二营中的一员，与战友们一道冲锋陷阵，赢取了这场胜利。《初进佤山》中对这段军戎历史的文学记录，可以看作是作者此前荣获鲁迅文学奖的战争报告文学《解放大西南》的延续。

尽管收回了政权，但是当时佤山还没有建立县、乡、村政权机构，部队便在各个大部落进驻了民族工作组，改变部落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初进佤山》将更多的篇幅放在了反映民族工作组所做的民族工作上。当时，西盟佤山的少数民族还处于原始部落状态，过着刀耕火种的贫困生活，生产力极为低下，且部落之间时有摩擦械斗发生，存留着一些旧社会的遗风陋俗。如何带领这些少数民族同胞告别旧时代，拥抱新生活，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新社会，是摆在民族工作组面前的艰巨任务。

《握手，放弃械斗》详细记述了阿佤来寨和打洛寨这两个佤族村寨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民族工作组在中间斡旋调解化解矛盾的过程，有助于我们直观地了解当时的佤族部落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和民族工作组开展工作的方式。两个佤寨都非常贫困，阿佤来寨的岩角和岩不鲁靠在边境线上贩卖物资做生意赚了钱，成了寨子里的“富人”，两人之间却因相互攀比而心存芥蒂。事件起因于岩角的侄子去打洛寨偷了岩不鲁女婿岩松的牛，赶到边境线上卖了钱并挥霍一空。专程从打洛寨赶来的司鼓人岩刀窝朗在阿佤来寨调解无效，岩角一家拒不赔偿，在冲突中岩刀窝朗和岩角相继丧命，岩不鲁还煽动打洛寨的人抢走了岩角家的财产，两家的矛盾迅速升级为两个村寨的矛盾，一场大厮杀一触即发。好在我们的民族工作组及时介入了。调解的地点选在第三方——拉祜族村寨力索寨，工作组备好茶烟酒糖等，好言劝说双方先各自放下随身携带的武器，然后请在两家佤寨都有影响的力索寨头人扎妥新官不偏不倚地摆事实讲道理，再由工作组组长张玉廷申明原则，公布处理结果。在谈到如何处理打洛寨人掠走的财物时，双方又起争端，工作组同志随机应变，化干戈为玉帛，令双方握手言和、共同为民族团结“干杯”，更妙的是，从此“握手”的行为也进入了佤族人的礼仪。标题“握手，放弃械斗”这一祈使句式，既像是劝说、请求，也像是命令，在此次突发事件中，工作组恩威并用地向贫穷落后的佤族村民灌输了依法行事、和睦团结等新社会的现代理念，成功地变坏事为好事。可以说，这次佤族村寨间的冲突，一方面是因为佤族人生性刚烈，更主要还是因为贫困，因为物质的匮乏而导致的财物争夺，因为普遍的贫穷而引发的“炫富”和“仇富”心理。

另一篇《马散街》借“赶街”反映了当地的经济状况，“街”其实就是简陋的集市，商品稀少，人民币不流通，还保持着以物易物的原始形式，山里人购买力低下，大多只是拿农产品换取火柴、盐巴等生活必需品。作者在对马散街做了综合描绘之后，又集中笔墨记叙了一位佤族老乡，他拿一只鸡找卖酒的汉人换了两碗薄酒，咕噜咕噜下肚仍不能满足酒瘾，再次索酒遭拒，被激怒而手举长刀追赶酒商，险成命案，幸被工作组拦下。作者自掏腰包请佤族老乡喝了碗酒，同时也批评酒商不公平交易太小气。一场“贸易”纠纷被作者写得生趣盎然，人物活灵活现，佤族汉子淳朴耿直，吃了酒在草丛里倒头便睡，酒虫上脑便不管不顾，然而，在作者风趣的笔调中却又不免有一丝悲凉：这里的人民实在是太穷困了！

1953年冬天作者在永别部落观看剽牛仪式时，那血腥的迷狂场面居然也著上了心酸的色彩，尤其是当看到连一根牛骨头都没有抢到的颓丧男子以及他那激愤的、责骂他无用的妻子，作者不由感叹道：“一个长期受压迫的民族，就靠着这份原始气息极重的拼搏精神培养敢于抗击外力的勇士并艰难地生存下来。”（《在剽牛场上》）这是一份基于同情的理解。在部队初进佤山时，听到寨子里此起彼伏、缓慢、沉重的舂米声，“似在哭泣，又似在忧伤地叹息，使人听了觉得那是舂米的妇人在对着最后一把谷子掉泪……”而实际情况更为糟糕，许多人家舂的不是稻谷，而是山药，野菜，“我不禁为这苦难深重的民族而深深叹息！”正是因为深刻地体会到佤山人民的贫困无助和因贫困而生的悲哀，工作组的同志下决心努力工作，“和他们一起尽快结束这苦难”。（《佤山行》）在佤山创办了当地的第一所小学校，培养了西盟佤山的第一代读书人，让知识的火种在大山点燃。（《那所茅草屋里的小学》）协助探矿人员在佤族部落开展探矿工作，为佤山新时代冶炼业打下了基础。（《地下深藏着银子》）……

比辛勤流汗更加艰难的则是如何改变从前长期受压迫受欺侮的人们的旧观念，使他们愿意接受新事物、新社会，在政治上如何争取部落头人的认可与支持，如何拆除民族藩篱，争取民族团结。虽然工作组在物质层面的种种帮助，已经为佤山人民观念的改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思想意识的改变终究比物质基础的改变要缓慢艰难得多。当时民族工作方针“慎重稳进”可以说是符合实际的。不勉强，不以势压人，争取民族同胞真心实意的自愿认同，这需要民族工作组长年细致的工作。借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这其实就是一个新政权要如何在民族部落取得文化领导权的问题。葛兰西认为，文化领导权不能够靠领导者的强权统治，而需要被领导者的自觉认同，这就需要充分考虑被领导者的意见，而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沟通需要“有机知识分子”。可以说，民族工作组正发挥着“有机知识分子”的功能。

随嘎一家人在新中国的命运，是新政权在民族地区取得文化领导权最典型的例子。随嘎本是打洛寨头人岩可的儿子，十五六岁身患恶性疟疾，却被族人视为恶鬼缠身，遭家人遗弃。是人民解放军给了他二次生命，不仅治好了他，还送他去西盟上民族训练班，他从此将连队当成他的家，将战士们当作他的家人。随嘎对新社会的态度也影响了族人，他常常提醒他的父亲岩可要多听“大军”的话，不要当保守落后的人。前面提到的两个佤寨之间的流血冲突，最终能够成功化解，岩可对“大军”的亲近起了很大作用。而勤奋好学的随嘎后来被保送到昆明民族学院继续求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乡干部干起，后被选为西盟县第一届人民政府的副县长。“文革”中虽受到冲击，但在新时期被平反后，当选为西盟县长，成为西盟佤族当中第一个出任县长的人。随嘎个人的成功正是他所代表的整个民族在新中国政治地位提升的象征，随嘎的成功也是民族工作政策的成功。（《随嘎一家人》）

在其他篇章中，民族工作组说服南约寨的头人扎依去北京参观（《娜拿》），劝说岩城部落的大头人岩弓到西盟、浪沧、昆明、北京参观（《在岩城部落》），其实都是非常艰难的任务，也是实在很了不起的贡献。因为当时的部落政治结构中，头人仍然是权力的拥有者，也是部落利益的代表，部落头人愿意亲近新政权，意味着封闭的民族部落打开了通往新社会的大门，加快了民族团结的步伐，也使新政权的建立有了政治保障，正如侯教导员嘱咐作者的：“做好了这个大头人的工作，比我们派几个连驻在那里还起作用。”作者不负使命，充分发挥了部队里的文化人的重要作用——天色渐晚时在暴雨前上涨的河水中救下拉祜族女子娜拿，作者没有撇下她，而是带她到路边小窝棚避雨，当娜拿要烘干湿衣时，作者不顾她的挽留，主动避让到外面，宁可自己淋雨。事后才知娜拿正是南约寨头人扎依的女儿，作者所展现出的高尚品德和正面形象，增加了扎依对“大军”的信赖，使他下定了去北京参观的决心。在岩城部落，作者与三排长钱文才多次去拜访头人岩弓，敏于观察，随机应变，爽朗大方，以诚动人，为尊重对方的待客习俗，作者豪爽地把一大筒酒喝完，直至醉倒；钱文才毅然吃下岩弓作为佳肴敬客的烤田鼠肉，使岩弓放下了戒心，表示愿意与作者交朋友，这也意味着他愿意与作者所代表的新政权交朋友。这些突破都有赖于民族工作组正确执行民族政策。《那所茅草屋里的小学》里写到一个细节：工作组为春夏青黄不接中的帕科寨拉祜族人送去了粮食、谷种，解了燃眉之急，秋收时，他们特地推选了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带着一个年轻人扛了一袋新米，抱了一只鸡，走了几十里山路给工作组送来，并用不熟悉的汉语说了许多感激的话和他们在新旧社会的感受。工作组不收礼物，老人们就蹲在那里不肯走，还说，回去，寨子里的人会责怪他们的。临走时，那两位老人叹息地说：“那个时候，我们寨子也驻有工作组的同志就好了！”可见，民族工作组的工作是深得人心的。

二

作者在反映佤山部落贫困落后并寄予深切同情的同时，也以大量生动的细节表现此地人民的淳朴善良热情好客。马散街上那位佤族汉子喝了两碗酒在路边草丛倒头便睡，睡醒后索酒不成便暴怒，作者请他吃一碗酒，他很高兴，感动地说：“大军好！”喝完却又不胜酒力地躺下了。打洛寨头人岩可见到大军治好了自己的儿子随嘎还愿意把他收留在部队，竟感动地说：“我把我的儿子送给你们了。”并当场放开喉咙抑扬顿挫地边唱边跳，以示他真诚的感谢。岩城部落头人岩弓的年轻妻子把作者遗弃在溪边的破袜子捡回送给丈夫，岩弓则把它剪开当作装饰品绑在小腿上……这些少数民族兄弟的身上，无不流露出一种天然的朴拙可爱。

作者用了相当的篇幅记叙民族工作组带领八嘎那寨的拉祜族人民开垦坝田的经过，这段民族部落告别刀耕火种的历史性时刻被作者描述得富于诗意，一路上小伙子和姑娘欢乐地对着情歌，晚上大家生火烤猎物喝茶聊天，年轻人溜出去幽会，颇有些原初先民的风采，是我们每每在《诗经》中读到的劳动场景。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一般理解为思想纯正，没有邪念，《论语今读》则解释为“不虚假”。一方面是佤山人民“思无邪”，一方面是写作者“思无邪”，作者对佤山、对佤山人民的感情是纯正的、真挚的，也使整部作品延续了作者清新自然、健康的风格，营造出一种朴素的诗意。

作品里也没有回避写男女之情，记述了作者在佤山的两段朦胧的情感。《娜拿》中，在小窝棚避雨的作者和美丽的拉祜族少妇娜拿，“相互离得这么近，她偶尔发出的轻微呼吸，肌肤之间特异的香气，我都能感受得到。我有些头晕目眩，想离她远一些，但窝棚是这么窄小，往哪里挪？我知道，在这个时候，我们之间，只要有一个人有点亲密的动作，就可能搂到一起。想到这些，我吓得眼前一阵发黑，猛地一抖，几乎要蹿起来！”作者那时也不过二十出头，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面对热情漂亮的拉祜族女子，却依然能以部队的纪律压制住涌动的激情，从而使自己成为娜拿“可相信的人”，她也把这份信任传递给了自己的头人父亲，最后她将绵绵心意寄托在一支拉祜族民歌里，“好像唱给她心爱的人，但又不完全像，好像是唱给她佩服的人”，而我为娜拿的歌声热烈地鼓掌，表示心领神会。这尽在不言中的情义，显得如霁月清风般高洁美好。《桑荫街》写到拉祜族在农历八月十五过节的欢乐，写到晚会上拉祜族小伙子抢姑娘包头巾求爱的风俗，特别写到力索寨最美丽的姑娘、如玫瑰般娇艳的娜朵对作者的大胆示爱。作者以细腻温润的笔触渲染出静谧美好的夜色氛围，而娜朵和作者的情感关系只是以两段类似话剧简洁而包含潜台词的对话和动作交代出来：

“你去哪里了？”她问。

“忙事情去了。”

“我找了你好久呢？”

“是吗？”

“还问是吗？刚才叫你来跳舞，你也不来。”

“我忙呀！我们有任务，哪能随便活动……”

她点头，理解地说：“也是！”

……

她却悄声问：“你来抢我的包头，好么？”

我只好老实地回答：“不敢！”

“是不想，还是不敢？”她追问。

“不敢。”

“唉！你呀！”她声音里充满了伤心。

“我是解放军呀！你也知道，我们有严格的纪律！”

……

她低下了头，幽幽地说：“解放军就不兴有家么？”

“至少现在不兴。”

“以后呢？”

“我不知道。”

两段对话含蓄而传神，让读者能想象到两人的神态，体会到两人的心理，娜朵热情大方、善解人意，心情从期待到失望；而婉拒娜朵的作者在镇定里有忐忑，在坚决后面又有不忍。所以，在听说那晚娜朵没让任何人抢她的包头后，内心在感伤地暗暗叹息。所谓发乎情而止乎礼，对于热情主动的拉祜族女子，对于青春壮年的作者，情感的萌动都是极其自然的事，然而，情受到了礼的约束，这“礼”既指有别于少数民族的汉族男女相处的传统礼节，更指民族工作组的严明纪律——所以作者回答娜朵的是：并非不想，而是不敢。放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很难说是有悖人性的，因为作者承担了更大的历史使命，并自觉地将集体的事业放在了个人的私情之上。所以这份感情上的遗憾和叹息被作者写得很节制，风格是哀而不伤的。

需要指出的是，《初进佤山》中的大多数篇目并不是写于当时，而是多年后的追忆。文字的生动鲜活，常常让我们忘记了他是隔着岁月的长河在追忆，只是在文尾作者每每怀念起当年的故人不知何处去时，才有了些许沧桑之感。作者一生可谓饱经风霜，先是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劳动改造，在“文革”中，又多次被批斗，直至身陷囹圄，然而，这样深重的苦难却未曾磨损他的信仰。当他回望初进佤山的那段革命岁月，心底和笔端仍然充溢着最朴素真挚的情感，他用他单纯、清新、健康、明朗的文字把我带回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边地时光。可以说，作者一直秉持着他的写作初心：“一定要用我的文学劳动，创造出一些有益于部队的作品，让对祖国的意念，鼓舞着我努力创作。”为此，如同柳青扎根皇甫村深入生活一样，彭荆风多次主动要求下连队工作，在《南行千里——1952年春、夏从昆明步行千里至澜沧大黑山的日记》中写道：

……经过我多次要求，组织上决定派我下连队工作。这对我是多么难得的喜事，这一年来，在文学创作上，我感到苦恼，缺乏生活体验。我最重要的不是创作问题，而是生活问题。为了今后能在文学创作上对祖国、对人民事业真正有点贡献，我应该全身心地深入连队火热的战斗生活中。我应该把这些生活中的重要问题都记录下来，这对我的创作和工作都是有帮助的。

从昆明步行千里至澜沧大黑山，路途迢迢，山势险峻，时常经受大雨侵袭，在身体和意志上经受考验，同时，一路上也开始近距离地接近民族群众，感受到他们对解放军的真心拥护，听他们痛诉曾遭土匪欺压的悲惨经历，在连队离开卡马新寨时，感动于寨人依依惜别的深情。在新营盘庆祝新中国成立三周年，作者又回想起在江西赣州大西南进军途中欢度新中国成立时，曾立下的誓言：“为我们新生的祖国，为我们幸福的开始，尽最大的努力，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永远富强的国家，让我们的祖国人民永远过上好日子。”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前不久举行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我国脱贫攻坚取得的重大历史性成就时指出：“一些新中国成立后‘一步跨千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直过民族’，又实现了从贫穷落后到全面小康的第二次历史性跨越。”“直过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特殊成员。新中国成立之初，这些民族从原始社会或奴隶社会跨越几种社会形态，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今，“直过民族”全部脱贫，过上更美好的生活，这些有赖于党的领导，有赖于包括作者在内的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而对这段伟大历史的文学记录，也正是《初进佤山》一书最为重要的价值。

[作者单位：光明日报文艺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