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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冲突、现实隐喻与人性勘探 ——评短篇小说《西瓜船》兼及苏童创作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 马炜  2021年07月24日17:20

内容提要:苏童《西瓜船》打破了“香椿树街”封闭的叙事空间,引入了“松坑”为代表的乡村叙事元素,将“少年杀人”的暴力故事和“城乡冲突”的主流故事有机融合。通过寿来捅死福三这一事件引发的城乡正面的接触和碰撞,表现城市人和乡村人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反应,捕捉城乡冲突表象下细微琐碎的日常生活细节,探索揭示人性的幽微、丰富与复杂。《西瓜船》体现了苏童独特的观照“现实”方式,将隐喻注入日常生活的细节,从“现实”生活中提炼人性和存在的哲学意蕴。

关键词:苏童 《西瓜船》 城乡冲突 现实隐喻 人性隔膜

从1980年代的《桑园留念》开始,苏童以他从小成长的苏州城北小街为原型,建构了一个类似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的艺术世界“香椿树街”。短篇《乘滑轮车远去》《伤心的舞蹈》《回力牌球鞋》《犯罪现场》《沿铁路行走一公里》,以及中篇《舒家兄弟》《刺青时代》和长篇《城北地带》等小说是苏童初期的“香椿树街”书写。这些小说冷静地表现香椿树街上少年们躁动不羁、血腥暴力、混沌迷惘的青春成长,充满了阴暗、压抑、绝望和死亡的气息。199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时代的发展和阅历的增长,苏童的写作开始向现实回归,《西瓜船》《白雪猪头》《人民的鱼》《桥上的疯妈妈》《天赐的亲人》《茨菰》等一系列短篇小说,将视角投向了香椿树街上普通市井小人物琐碎的世俗生活,反映民间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和人情冷暖,在对人间世相同情的理解中散发出淡淡的温情。

短篇小说《西瓜船》发表于《收获》2005 年第1期,苏童一如既往地讲述自己的地理坐标“香椿树街”的故事,延续了近年来对市井民间的关注热情和对温情人性的表达。“香椿树街依然有鲜血、有争斗、有偶然的死亡、有愣头青小子,依然有一个少年冲动之下杀死了另一个少年。但这只是小说开始,与血有关的争斗是‘虚写’,小说关注的是少年被杀之后。”1苏童打破了“香椿树街”封闭的叙事空间,引入了“松坑”为代表的乡村叙事元素,在短篇小说的结构中完成了两个不同语境故事的讲述:一个是松坑人大闹香椿树街的“暴力故事”;另一个是福三的母亲到香椿树街寻找西瓜船的“温情故事”。《西瓜船》通过寿来捅死福三这一事件引发的城乡正面的接触和碰撞,表现城市人和乡村人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反应,深入到社会现实生活中拓展小说的叙事容量和表现空间,审视人性的丰富与复杂。

一、重新讲述“少年杀人事件”

先锋时期的苏童曾执着于对人性中潜藏的暴力因素和暴力行为的表现,《游泳池》《平静如水》《稻草人》《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园艺》《城北地带》等很多小说都涉及少年杀人。苏童颠覆了传统观念中真、善、美化身的少年形象,本应天真无邪的少年成为剥夺他人生命的刽子手,杀人行为表现出随意性、偶然性,杀人之后也是一片混沌和漠然,没有生命流逝的恐惧感和伦理道德的负罪感。《游泳池》中达生为了游泳将看门的老朱拖下游泳池,达生看见老朱在深水区挣扎,但他只顾游泳,根本没意识到自己杀了人。《平静如水》中男孩因为姐姐弄死了他的金鱼强迫姐姐吃死鱼,最终用刀刺死了姐姐。男孩被带上警车时手里还拿着一杆纱兜,像要去郊外池塘捞鱼虫。《稻草人》中少年荣因和两个男孩争夺一个齿轮,竟被其中一个少年土用树棍敲死。土看到荣的头上出现一个洞孔从里面流出血,只是感到反胃呕吐了一大摊污物,根本就没意识到自己已杀死了一个人。这些小说中少年们杀人的动机往往是勉强的偶然的,死亡负载的社会文化内涵是空缺的,死亡本身的悲剧色彩也有意被淡化,“从消解一般意义上负载在死亡身上的道德、社会因素入手,消解了人的最基本的道德感和伦理观念。苏童正是以‘死亡’为窥视的一角,通过死者死的无意义和凶手置人死亡的行为的偶然和无目的两方面,揭示出了人的存在的脆弱和虚无,发掘出人的深层的罪恶的因子,实现了对人性的深层次开挖”2。

《西瓜船》中发生在香椿树街上的“少年杀人事件”很显然似曾相识,由一个个偶然造成。小说中寿来的母亲陈素珍买到的白瓤瓜是张老头的,但她去铁心桥换瓜时张老头和他的船已经走了。陈素珍看到福三想浑水摸鱼占便宜的念头突然涌现,实际上陈素珍也确实过去都是在福三的船上买瓜,如果福三糊涂一点记不清了把瓜换给了她,这起杀人事件就可以避免了。但偏偏陈素珍的小心思被福三识破了,他冷笑着反驳和讽刺陈素珍把乡下人都当傻子。福三当面戳破陈素珍想占便宜的心思让她极为尴尬,当儿子寿来对白瓤瓜表示不满,陈素珍抱怨说是福三不肯换瓜。陈素珍只是为了逞口舌之快,发泄心中的怨气,但没想到却激发了17岁少年寿来潜在的暴力冲动,不由分说地去捅死了福三。福三的悲剧本来完全可以避免,但却因为陈素珍发泄不满的栽赃、寿来的冲动和鲁莽发生了。《西瓜船》中“少年杀人事件”不再是小说叙事的中心,而是小说叙事的开始,重点在“少年杀人事件”发生之后。甚至寿来抱着半只瓜如何与福三交涉、寿来杀人的场景都没有正面描写,而是通过邻居男孩向陈素珍通风报信、王德基的所见描述来呈现。和先锋时期详细描写死亡的发生过程或诗意化死亡场景不同,苏童关心的不再是杀人少年的冷血和死亡事件的呈现,而是杀人事件引发的人们的反应以及杀人事件的后续。

寿来捅了福三之后小说的故事才正式开始,先是王德基救福三,再是松坑人帮福三报仇大闹香椿树街,最后是福三的母亲来寻西瓜船。福三的死亡不再是一件独立的事件,而是有因果联系,牵涉到诸多人物,包含着丰富的人伦道德与社会文化内涵。对“少年杀人事件”的讲述中,苏童不再津津乐道于大篇幅展现青春期少年的冲动与欲望、冷酷与麻木,对寿来的暴力和冲动只是几句话一带而过。“十七岁的寿来在街上走路时皱着眉头斜着眼睛的样子。那样的表情是长期受到迫害的表情,但谁敢去迫害寿来呢?是寿来在迫害其他的男孩,还有一些无辜的动物。他当时已经杀过猫杀过狗,还没有杀过人,有人说他迟早要杀一个人的。”3小说后面李金枝对福三的母亲说:“那个寿来,不是我诳人,从小我就看得出要闯大祸,娘老子宠出来的,养子不教父母过呀!”4也可以看出苏童试图从家庭教养的方面作出让读者信服的关于寿来冲动杀人的合理解释。

毫无疑问,对人性的观照和探索还是苏童一以贯之的追求,但是依托的故事讲述方式有了转变。《西瓜船》中苏童对“少年杀人事件”的讲述不再是不动声色、客观冷静地展示暴力和死亡,也不再将人物置于荒诞、极端的情境中,表现人的非理性,存在的虚无荒诞,生命的脆弱和不确定。而是在对民间琐碎日常的世俗生活故事的讲述中,展现人情冷暖与人世悲欢,书写人的生存境遇,探索呈现人性的幽微、丰富与复杂。《西瓜船》结尾写到船板上已经干掉的福三的一摊血,苏童曾说过“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温习一下我们记忆中的暴力”,“其实就是一个‘阳光下的血迹’,同时也是我现在对暴力的一种表达。这样的表达最适度,最适合我的表达”。5“阳光下的血迹”表征了苏童“香椿树街”小说从阴郁向温情的风格转变。但“血迹”的存在是暴力存在的一个证明,即使已经干了,“阳光”使得“曾经发生过的暴力被点亮和强调,成为在场者心中不可抹去的一部分记忆。‘阳光’并不能直接温暖并治愈暴力下的伤痛,反而更强化与凸显了这种暴力的客观存在。所以,《西瓜船》所表达的创作意图,绝不是什么‘暴力’转化为‘善良’,而是对人性复杂性的生命阅读和深刻剖析”6。

二、乡村伦理与城市观念的冲突

《西瓜船》在表层结构上是一个乡下人进城引发城乡冲突的故事。实际上苏童早在“枫杨树”系列小说《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米》中就涉及“城乡冲突”主题。这类小说是“通过意象来讲述城乡故事,建构‘城市’与‘乡村’两个文化空间”7,在象征和隐喻层面书写城乡冲突。小说中陈宝年、五龙等逃离乡村进入城市谋生,逃脱了乡村的苦难和颓败,却又深陷城市的欲望和罪恶。他们始终处于身份的焦虑中,无法忘怀故乡“枫杨树”,又难以融入城市,在城乡之间漂泊,精神无所依归。

苏童曾在和王宏图的对话中提到,随年龄增长也意识到不能完全依赖想象力创作,“现实生活”成为很重要的创作因素,“我现在认真做的是所谓直面现实的功课,用我自己的方式直面现实”8。1990年代后期以来,苏童开始直面现实,关注现实的民间生存,表现普通人平淡琐碎的日常生活,市井百姓中的人情冷暖。《表姐来到马桥镇》《西瓜船》《茨菰》《万用表》等涉及“城乡冲突”的小说,更是具象地展现乡村人和城市人在正面接触过程中生活习惯、思维观念、情感表达等方面的差异和冲突,引入城乡的外在身份视角深入表现人性的丰富与复杂。《西瓜船》中因少年杀人事件使乡村人和城市人形成对峙,但苏童“没有讲述关于城与乡的‘宏大叙事’,而是讲述了一个市井的、民间的却是深入生活、根深蒂固的城与乡的隔阂”9。

小说中陈素珍想找张老头换瓜未果,“忽然对松坑人产生了强烈的厌恶感”10,并得出“乡下人,总是要骗人的”11论断。这个对乡村群体的否定性论断反映了城市人对乡村人先入为主的歧视态度。陈素珍正是将这种论断推演至福三身上,因为乡下人都爱骗人,所以她可以向福三换瓜弥补自己的损失,这种思维方式背后所暴露出的是陈素珍作为一个城市人不自知的傲慢。但陈素珍想占便宜的心思被福三识破了,他为了维护自己卖瓜的信誉和做人的尊严,冷笑着反驳和讽刺陈素珍“你这个女人,把乡下人都当傻子了”12。福三的当面指责让陈素珍极为尴尬,这种尴尬不仅源于想占便宜的小心思被识破,还源于她以为福三老实好欺负的错误判断。福三对陈素珍心思的戳破和话语的有力回击伤了陈素珍的自尊。寿来对白瓤瓜表示不满时,陈素珍受挫后的怨气都发在了福三以及乡村人身上,“那福三不肯换给我,别看他样子老实,人精明得像鬼似的,我就是把一只瓜都带过去,他也不一定换的,松坑的乡下人,都不肯吃亏的”13。寿来听了陈素珍的抱怨捅死了福三以示报复,杀人的场面虽然没有正面描写,但未尝没有城市人寿来自以为是的尊严被冒犯之后的冲动。在这个偶然发生的杀人事件中,表面上看是寿来的冲动和鲁莽所致,但更深层次是城乡之间的隔膜所致,城市人面对乡村人有天然的优越感,内心对乡村人心存偏见和歧视。

福三的死激发了以松坑人为代表的乡村人和以凶手寿来一家为代表的城市人之间的冲突。松坑二十几个人,大多是青壮年,手里提着锄头铁锹之类的农具到香椿树街给福三报仇。其中一些人在小良的引领下,到陈素珍家要她交出儿子。陈素珍告诉松坑人她儿子已经抓走了,上她家来没用,并基于城市的法律告诉松坑人杀人偿命,她儿子也得死,试图平息松坑人的愤怒。但是松坑人拒绝听她说话,完全无法沟通,无论陈素珍说什么,松坑人只是喊把人交出来!松坑人是朴素的血亲复仇观念,想找到寿来把他抬到医院太平间去陪福三。城市人和乡村人对于“杀人偿命”的不同理解源于城乡之间的观念差异,这种观念差异也使得城市人和乡村人难以沟通。

小说中福三兄弟对陈素珍印花床单下铺着草席的漆成咖啡色的床,以及枕边的一包饼干异常愤怒。他激愤地质问陈素珍:“你睡这么高级的床,就养了那么个畜生出来?”14“我娘在家里哭了三天三夜了,一滴水都没进嘴,你还在家里睡觉,你还躺在床上吃饼干!”15“印花床单”“饼干”“咖啡色的床架”在乡村人眼里是享受生活的象征。松坑人复仇方式就是“抢过饼干扔在地上,用脚踩得粉碎”16,并砸了陈素珍的床。这种看似可笑的复仇方式,象征着乡村对城市的正面宣战。踩碎饼干和砸床的行为已不仅仅只是为福三报仇,更深层次的是乡村人对城市人富足的物质生活的愤怒。乡村人用暴力毁坏了表征城市文明的“饼干”和“床”,从而找回并捍卫了乡村的尊严。

群情激愤的松坑人到陈素珍家打砸的暴力行为、福三妹妹躺卡车前导致交通堵塞的非理性举动,最终被城市的民兵、枪和警察所征服。小说中福三的妹妹向旁观者说个不停,“听得出来她是在争取别人的同情,好好的一个人来卖西瓜的,你们买西瓜那点钱怎么还买人命呢?人都死了,我们来出口气还不行?”17暴力示威和情绪宣泄实际上才是松坑人大闹香椿树街的主要诉求。但城市有城市的运行法则,依法办事。松坑人和陈素珍家的私人血仇,上升演化为乡村伦理道德和城市秩序法则的对立和冲突。松坑人未必不知道他们大闹香椿树街不会有结果,但是“闹”本身就是一种姿态,要向城市人表明乡村人不是好欺负的。“最无所畏惧的还数那个干部,他站在上面摆弄了几下口袋里的钢笔,表情显示出一种故意的傲慢来,而且他还学领导人的样子,向什么人挥了挥手,大家左顾右盼地寻找他挥手示意的对象,也没找到谁,猜他的用意,也许就是显示他的无所畏惧吧。”18城市最终以国家机器的权力压制了乡村的反抗,松坑干部的“挥手”是乡村顽强地向城市示威和抗争的一种隐喻。

三、温情表象下的人性隔膜

《西瓜船》没有苏童早期少年杀人故事中的冷漠和阴郁,王德基救福三、香椿树街上的人自发帮福三的母亲找船等情节都传达出人性的温情和善良。苏童在和张学昕的对话中提到“我想要写福三的母亲摇血船回家的故事,本来按照传统的结构方法,是应该虚写福三的,但是我想让母亲、儿子、‘凶手’一家,和与之相关无关的街上人,建立一种嘈杂的人物环境,这环境看似庞杂无序,实则丰满了许多,人来人往,透出更多的人情世故,无论它是辛酸,还是温暖,或者百感交集”19。很显然苏童所关注的并不是温情对暴力事件的化解,而是在故事的讲述中揭示人性的复杂,反映人性的善良在化解矛盾、消除隔膜面前的无力感。

福三被捅后,王德基的反应是“救命最要紧”,一路背着福三去医院。路上人们的冷漠、推脱与王德基的善举形成鲜明对比。街上的男孩子们追着问谁呀谁呀?大人惊讶地站在店铺和自己家门口,随口评价道,又是打群架的吧,打成这样!杂货店里的女店员光是向王德基打听他背上的是谁。浑身是血的福三在他们眼中只是满足好奇心和窥私欲的对象,而不是一个即将逝去的生命。而有的人更是毫不关心,连看热闹的欲望都没有。小说中写到王德基想找平时热心的谢胖子帮忙,但谢胖子正在下棋,到了棋盘前他就对什么都无动于衷了。运水泥的货厢车司机也不肯救人,说救人要紧抓革命促生产更要紧。苏童通过周围人对福三疏离冷漠的态度,真实地反映出了人性中的自私、麻木和残忍。

“王德基救人”是小说里最为自觉的善的举动,但是苏童并没有给予更多的正面情感评价。福三最终没能救成,但“当年香椿树街的青少年追着王德基,让他一遍遍地回忆送福三去医院的种种细节,坦率地说有人是对血腥感兴趣的”20。这些青少年延续了苏童先锋时期的少年形象,只有对血腥暴力事件的兴趣,而完全没有对生命逝去的同情心。这里我们不能不想到鲁迅笔下的“看客”,王德基的善举没有感化少年,而只是满足了少年对血腥事件的兴趣和窥视,成为少年们反复咀嚼的谈资。“王德基况且能够掌握分寸,主要强调救人的艰辛和救人不得的遗憾”21,王德基原本发自本心的救人善举因反复讲述变成了表演,救人事件的高尚初心和价值意义也在一遍遍的讲述中被消解殆尽。

另一个展示温情的是福三的母亲寻找西瓜船的情节。悲伤虚弱的福三母亲独自一人到香椿树街寻找被丢弃的西瓜船,城市人一开始对她是冷漠和警惕的。如歪嘴被崔主任召来办公室,让他赔偿拿的西瓜钱,但当他看到凳子上的福三母亲,从她头上那块毛巾知道是松坑来的人,态度便不再“老实”,说福三母亲敲竹杠。福三母亲弯腰替安平拍裤子,安平厌恶地瞪了她一眼,在她拍过的裤子上又拍了一下,她摸安平的脑袋想表达亲近,也被安平躲开了。当有人误认为福三母亲是他外婆时,安平也没好气地回应你外婆才是松坑人!歪嘴和安平对待福三母亲的态度反映了城市人内心深处歧视乡村人,对乡村人充满了傲慢和偏见。

福三母亲最终被城市人接纳和帮助,不仅是母爱伟大的感召,更重要的是她在城市人面前的无助、弱小、隐忍和谦卑,激发了香椿树街人们的怜悯之心。香椿树街的人们以各自的方式传递着歉疚之情和善意之举,幼儿园老师沈兰、达生的母亲李金枝、居委会的崔主任通过不同的方式帮福三母亲找船。光春、安平、李金枝、光春奶奶、福三母亲,组成了寻找西瓜船的队伍,一路走一路有人加入进来,浩浩荡荡的人群陪着福三母亲寻船,最后在酒厂码头一角找到了这条搁浅的西瓜船。乡村年轻人福三被城市少年寿来杀害,香椿树街的人们热心帮助福三母亲找福三曾经的西瓜船,用城市大多数人的善意和温情弥补福三母亲的丧子之痛。故事发展到这里,似乎寿来杀人的血腥,乡村人复仇的暴力等都通过福三母亲的寻船事件得到了化解。但苏童显然并不满足于对温情的展示,小说中写到“那天黄昏我们看见一群人抬着一条船橹向酒厂码头方向而去,傻子光春骄傲地走在最前面,尾随他身后的队伍组合得非常牵强”22。苏童又一次打破读者的心理预期和善恶转化的因果逻辑,巧妙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城里人和乡下人似乎因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暂时走到了一起,但作者提醒我们注意这个队伍的怪异,特别是这个杂牌军竟然是由一个傻子带领的。显然作者不想令读者轻易得出结论,认为乡下人的宽厚质朴和善良执着能够感化城里人,从而使双方获得和解。”23

西瓜船寻到后,船上的一摊干涸但非常清晰的血迹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李金枝叮嘱大家别让福三母亲看见,怕引起她的伤心。但如安平说的那样,船上依然清晰可见的血迹是很难清洗的,所以留在福三母亲心里的创伤也是不容易消除的。小说结尾,“福三的母亲要和码头上的人告别,可是离得远了她什么也看不清,看不清楚码头上站立的哪些是香椿树街的好心人,哪些是酒厂堆积如山的黄酒坛子,她就突然跪下去,向着酒厂码头磕了个头”24。福三母亲用“下跪磕头”的方式感谢帮她找船的人们,但却因为眼睛看不清楚而磕错了方向。感谢的对象错位,象征着城市人和乡村人之间沟通的艰难与失败,隐喻着双方实质上的隔膜和不理解。城市和乡村的中间始终横亘着一条河流,不仅是地理上的距离,更是伦理观念、价值取向和文化心理上的隔绝。

结 语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苏童小说的审美意蕴进入到现实的另一个层面,这体现在他的小说(特别是新世纪的小说)越来越依靠日常抒情达成审美主体与社会现实的互动关系。”25《西瓜船》中明显加强了对现实生活的表达,关注城乡对垒的社会现实。新时期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城乡之间交流日益频繁,大量乡村人涌入城市,由此带来的城市人和乡村人的冲突对立成为作家们书写的对象。这些作品因创作主体不同的价值追求呈现出丰富的主旨意蕴。孙惠芬《民工》、尤凤伟《泥鳅》、刘庆邦《到城里去》、罗伟章《我们的路》等从政治经济的视角展现城乡之间贫富差距、身份地位悬殊导致的尖锐矛盾冲突,揭示城市化进程中中国社会的一系列问题。贾平凹《高兴》、范小青《城乡简史》、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李佩甫《城的灯》、鬼子《瓦城上空的麦田》等更多采用文化视角,从生活方式、价值取向、伦理立场和文化心理等方面,展现城乡个体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惑。

《西瓜船》中对城乡冲突的讲述很显然是后一种视角,并更加具有隐喻和象征意蕴。《西瓜船》成功地将“少年杀人”的暴力故事和“城乡冲突”的主流故事有机融合,透过城市和乡村的外在身份,捕捉城乡冲突表象下细微琐碎的日常生活细节,展示隐秘而复杂的生存处境和人性状态。苏童显然不满足于对社会“现实”的直接反映,而是从“现实”生活中提炼人性和存在的哲学意蕴,形成独特观照“现实”的方式。王安忆认为:“苏童的小说都有隐喻性,他将隐喻注入日常生活的细节,使事物不仅是事物本身,而且扩张了它的内涵。”26在短篇小说“有限”的篇幅中表现“无限”的意蕴,这也正是苏童小说的独特魅力所在。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当代文学评奖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9CZW038)与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创新团队“江苏区域文学与文化交叉研究”(项目编号:2017ZSTD009)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张莉:《现实感与想象历史的可能——以苏童近年创作为例》,《文艺研究》2015年第8期。

2马炜:《苏童小说的死亡叙事》,《名作欣赏》2008年第11期。

3 4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20 21 22 24 苏童:《西瓜船》,《收获》2005年第1期。

5苏童等:《追求一种“深”和开阔》,《苏童•花繁千寻》,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8年版,第36-37页。

6刘馨丹、宋剑华:《“阳光下的血迹”——论苏童小说〈西瓜船〉对立叙事中的复杂性》,《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7 盛翠菊:《生活在他方——新时期以来江苏作家乡下人进城小说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第180页。

8 苏童、王宏图:《苏童王宏图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页。

9 吴雪丽:《坚硬的城乡 慈悲的河——读苏童小说〈西瓜船〉》,《名作欣赏》2009年第5期。

19 张学昕、苏童:《感受自己在小说世界里的目光——关于短篇小说的对话》,《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6期。

23 陈才华:《苏童短篇小说中“物”的叙事功能》,《当代文坛》2009年第2期。

25 杨毅:《抒情风格的再现与重构——苏童小说论》,《雨花》2017年第14期。

26王安忆:《虚构——谈苏童小说》,《小说课堂》,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49页。

[作者单位: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