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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丰收是当下时代富有旺盛创作活力和激情的报告文学家，他的报告文学写作具有一种海纳百川的恢弘气势和包罗万象的丰富性，内在性地接续了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传统。他以新疆作为基本地域和文化空间，在个人记忆、历史文化和家国理想的书写中，勾勒出兵团历史、西部日常生活、人性风景。

关键词：丰收 《西上天山的女人》 报告文学

你无穷的礼物，只注入我这卑微的手掌；多少时代过去了，我还在接受你慷慨的馈赠，无有止境。

——泰戈尔•吉檀迦利

丰收是当下时代富有旺盛创作活力和激情的报告文学家，1990年代以来他相继为当代文坛贡献了诸如《绿太阳》《蓝月亮》《西上天山的女人》《最后的荒原》《还是那轮天山》《西长城》等具有经典化意义的报告文学佳作，正是这些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使其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和赞誉。丰收的报告文学写作具有一种海纳百川的恢弘气势和包罗万象的丰富性，内在性地接续了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传统。《王震和我们》《镇边将军张仲瀚》写出的是为新疆发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英雄楷模；《蓝月亮》《西上天山的女人》是女性生命的赞歌；《梦幻的白云》记述的是一个医药企业方兴未艾的创业史；《西长城》记载了新疆兵团六十载的风雨兼程。丰收在个人记忆、历史文化和家国理想的书写中勾勒出了以新疆作为基本地域和文化空间的西部地区斑驳而迷人的风景，以个人史、家族史和革命史同构的方式奏响了一曲关乎西部地区的“古韵长歌”，既真诚感人又无比悠远绵长。

对于历史沧桑和峥嵘岁月的深情回望使丰收能够不断地走向生活和生命的纵深处，书写中凝固着一个历史见证者的哲学之思，进而实现了历史与生命之间的生动互喻。于是，丰收在他的表意策略和书写维度当中便会自觉地将历史和现实人生、宏大叙事和日常生活统摄为无法割裂的整体。丰收的创作表征出一种鲜明而强烈的“责任”和“岗位”意识，仿佛对于那段并未远去历史的忠实记录是他无法拒绝和推诿的，而是将这份书写的权力视为无上高贵的精神荣光。总之，“他完成了一个书写者的责任、一个兵团后代的责任。如果说兵团人是屯垦戍边、保疆卫土、建设国家的最牢固的西长城的话，那么，丰收所完成的工作，正是以文学的方式，以文字为建材，在纸面上构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牢靠的西长城，为兵团历史尽到了一个忠实的记录员和书写者的责任”1。丰收凭借着英勇无畏的“战士”姿态如此顽强地呵护着他赖以生存的那片土地，他赤子般的热情和执着令我们肃然起敬之余充盈着感佩和敬畏。

丹纳曾指出作为社会现象的艺术作品主要受制于环境、种族和时代等要素的内在影响和制约，并且进一步阐明，“的确，有一种‘精神的’气候，就是风俗习惯和时代精神，和自然界的气候起着同样的作用。严格说来，精神气候并不产生艺术家；我们先有天才和高手，象先有植物的种子一样”2。在丹纳的理解中，他虽然认同时代氛围（精神气候）对于艺术生产的潜隐作用，与此同时却更加强调作为艺术生产主体的艺术家的主导性地位。对于作家丰收而言，诚然新疆作为历史和生命的原初场景为其创作提供了思想源泉和文化符码，但毋庸置疑的是丰收使那些行将隐没和消逝在大漠孤烟中的历史重新“活”了起来。新疆不仅是作家丰收永恒的记忆之城，更是他无法逃遁和逾越的精神和心灵家园，他个体的生命感悟和价值认同已经完全与其情有独钟的那片大地血脉相融，他的骨子里潜藏和奔涌着西部大地的历史和文化基因，他的那些带着生命体温的文字无疑重新点燃和照亮了属于一代人的青春和回忆。在这样的意义上，丰收的创作已经超越了作为个体言说的自传性的人生传奇，更重要的在于他以无意识的方式自觉地再现了“大历史”中人的生命跃迁和精神图谱。与其说丰收的报告文学于冥想中建构了无比诗意的生命诗学，毋宁承认他在试图感召和追寻那些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同路人，他以历史代言人的身份和姿态为那些曾经的见证者寻找精神证词和心灵乐章。如果以此作为理解和阐释丰收报告文学创作的原点和基本逻辑，能够发觉到他并不是单向度地介入历史与个人，而是在历史与个人的互渗过程中探寻和追问生命存在的意义。诚如丰收在《西长城》获奖感言中写道：“博大的西部孕育、培植了西部人生的博大，我对这个真实动感的世界充满了探究的欲望……我以《高原独行的牦牛》表达了那暮色苍茫里牦牛母子带给我的生命感悟，表达对生命的尊重。尊重生命，写出爱，写出人的尊严，是文学自觉的良知。”正是这种博大的生存世界赋予了丰收更为宽广豁达的认知视野和人生襟怀，同时也奠定了其独特的历史观和人生观。丰收的报告文学作品让人重温历史之余得到精神的激励和鼓舞，他以一个西北汉子应有的豪放与坦荡般的雄姿傲然于世。事实上，无论一个人的精神与心灵能够游牧得多么遥远，回归最初的原乡都将是其最为永恒和质朴的梦想。在这样的意义上，丰收在他的报告文学中安放和建构了一个让漂泊者赖以慰藉的自留地，他的每一次回忆与写作都使其不断地行走在“回家”的路上。正如爱伦堡在《谁记得一切，谁就感到沉重》一文中所言说到的：“我但愿能用满含挚爱的双目使往昔的某些化石充满生机；同时使自己贴近读者：任何一本书都是自白，而写回忆的书籍——这更是一种不愿以虚构人物的影子来掩盖自己的自白。”3因此，丰收的报告文学同样可以理解和认定为带着他内在情绪的自白式言说，一种带有自叙传意味的精神剖白。

自古以来，以新疆为轴心的西部就是兵家必争的边关要塞之地，它不仅幅员辽阔、历史悠久，而且还是贯通欧亚大陆文明的丝绸古道。根据文献资料记载，“自西汉始，‘屯田西域’为中国历代政权治国安邦的国策。西汉政治家晁错赞此举‘利施后世，民称圣明’。曹操誉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明思想家李贽认为：‘屯田是千古之策’”4。历史的兴衰更替使西部体现着重要的地理学意义，同时因其思想和文明的多元汇聚而不断地凝固为人们想象的精神共同体，其自身的“现代性”也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得以被认知和显现。由于西部本身所表征出的地理即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性，因此可以使其进入到历史和文学的讲述视野中。如果说“‘现代’的意义源出多端，归根结底，在于主体置于前无来者的情境下，对时空绝续的深刻体会，对文明板块位移的巨大警醒，对种种生命可能与不可能的决绝演练”5。丰收报告文学作品中所舒展出的历史画卷无疑生动地呈现了中国西部由蛮荒走向文明、由边缘渐趋走向中心的进程。与此同时，西部同样见诸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的笔端，如唐代诗人岑参《石碛》篇中的“为言地尽天还尽，行到安西更向西”、李白诗歌《塞下曲》中写到的“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清人杨昌睿在《恭颂左公西行甘棠》中的“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等都不同程度地提及到对西部中国的写照。时至当代，新疆等西部中国仍然是作家魂牵梦萦的叙事之地，小说家董立勃在“下野地”的空间世界中书写着天山脚下缠绵悱恻而不乏生死苦痛的爱情传奇；散文家李娟在平淡、唯美和宁静的日常生活中书写底层人的喜怒哀乐。丰收则独运匠心，他选择以纪实性的报告文学展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几代人开垦拓荒的奋斗史。

丰收在回忆中曾经写道：“寂静的夜，蓝蓝的月光寂静地流过，那些生活的场景便不期而至，就会心动泪涌。一个人，落生在哪儿，他是无法选择的……我的记忆，原生态地保存了‘中国西部开发’历史的真实——这是自记事而有的‘童子功’。”6丰收是兵团二代，父辈一代的生活、情感和心路历程会以无意识的方式构成其创作的“潜结构”或者“潜叙事”，西中国既是丰收生命和创作的逻辑原点，同时也必将成为其精神最终抵达的归宿之地，丰收的报告文学由此衍生出一种恒定的“情感结构”。或许出于某种宿命使然，丰收始终孜孜不倦地讲述着西中国的故事，在绵延不尽的时间河流中寻找着历史和生活的全部奥秘。荣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长篇报告文学《西长城》令丰收声誉大振，是其迄今为止最重要和最具影响力的作品。《西长城》是一部史诗性的巨著，是我们回望和体验兵团人民浴血奋战的百科全书。它以全景的方式讲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六十年波澜壮阔、风雨沧桑的动人史诗，几代兵团人在平乱革命、维系政权、开荒造田和现代化工业建设中开创了新疆宏伟的版图。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疆得以和平解放，为巩固边防和促进发展建设，1954年正式组建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此后兵团一直是维系新疆稳定和平的中坚力量。这里既留有王震等共和国将帅英明决策领导的身影，更有知识青年和普通百姓为之默默耕耘的生命印痕。因此，丰收在《西长城》中所展现出的不仅有历史的惊心动魄，更有属于日常生活的细致与纯情。丰收以屯垦天山下第一犁、小女兵的革命与爱情、追梦白银王国的浪漫、伊犁河谷的枪声、霍尔果斯的婚礼等篇章建构和浓缩了大历史与个人生活彼此交织的生动图景。尽管如此，丰收并没有完全不遗余力地去书写几代兵团人所经历的苦痛和挫败，而是更多地昂扬出一种奋斗后的英雄主义和青春无悔的理想主义，凝聚着一种伟大的精神。当然，丰收讲述和面对历史的姿态与知青文学相比较则有着新的面相，他淡化了那种青春逝去及其理想信念被埋葬的忧郁和感伤，也无意于如《桑那高地的太阳》和《龙血树》等知青小说一般，以现实成功者的立场对历史进行怀旧和重塑。丰收的报告文学中始终流淌着一种气韵和力量，个人的命运与时代的激流互为映照，他以战士般的万丈豪情开辟出新的历史愿景。正如诗人艾青在其诗作《烧荒》中写到的：“小小的一根火柴，划开了一个新的境界——/好大的火啊，荒原成了火海！……快磨亮我们的犁刀，犁开一个新的时代！”7正是这种薪火相传的精神力量成为了新疆发展的不竭动力。而在那些历史过来者的回忆中，也能如此清晰地感受到他们同样没有过度地渲染创伤和血泪，而是表达收获的喜悦和真挚的友情——“劳动的汗水终于迎来了丰收的喜悦。这年夏天，这片亘古荒原上闪耀着一片耀眼的金光……这歌声充满战斗的激情，充满胜利的欢乐。这歌声，赞美着沉睡千年的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开出了一朵绚丽的戈壁新花。”8“在十年浩劫中他们爱憎分明，嫉恶如仇，敢作敢为，从不随风逐浪……今天在向四化进军的道路上，不管遇到多大困难，我只要一想起那些勤劳勇敢的哈萨克人民，一想到那充满深情厚意的天山之路，浑身就增添了无穷无尽的力量。”9如此愉悦，如此忧伤，而又如此缱绻和决绝，丰收就这样以有限的故事和语言传递了无限的辽阔与高远。

“‘历史之道’中的历史是指述事史或意义史，历史的主体是语言；但‘历史之事’中的历史是指事件史或行为史，历史的主体是人。”10很显然，丰收笔下的历史作为“历史之事”中的“历史”而存在，并且有意识地彰显出作为历史主体和创造者的“人”的意义和价值，即实现了历史与个人之间真正意义上的“交往”和“对话”。简言之，丰收试图呈现和诠释出的并不是作为个体的人究竟创造了怎样的历史，而是历史如何影响和塑造了个人的生活和生命历程。总体而言，丰收在书写西部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之余有意识地突显了女性的生命群像，他以丰沛的诗情和动人的笔致对于那些边疆女性开拓者给予了不吝言辞的美赞。她们是被农场人赞誉为忘我工作的劳模田增芳、一生奉献给棉花种植的湖南女兵陈淑惠、饱受历史迫害之苦的唐素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位女拖拉机手张迪源，以及有“冰峰五姑娘”美称的刘君淑等。她们为了响应祖国支边的号召，带着青春的滞涩和懵懂离开了生养的故土行走远方，她们未曾料想到这是一次没有归程的旅途，等待着她们的并不是诗和美好，而是无比艰难的生活。但不管怎样，这些英雄女性的到来让西部大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给那片黄沙漫卷的蛮荒之地带来了希望的光亮。

她们对于西部荒原的最大价值在于——“过于空旷过于单调的大漠因为她们的到来而温柔而有生气而多彩——包括她们的啜泣和哭喊。西部的辽阔剽悍，西部的山水阳光，也催萌滋润激发她们生命的色彩，使她们生命的色彩展露得那般淋漓尽致！”11她们的人生被无情地裹挟到历史前进的洪流与烟波中，以至于呈现出共通性的美学特质：“作者既不渲染，也不抱怨，而是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高屋建瓴地揭示了婚姻和生殖——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人的再生产对于西部军垦这一伟大历史创举的时代延续和持久发展具有何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这个庄严的命题下散发出来的是母性和人性的光辉。她们痛苦，挣扎，斗争……没有她们，就没有西部中国屯垦戍边的千秋伟业。她们用汗水浇灌了荒原，用乳汁哺育了儿童，用青春创造了家园。”12这些扎根边疆的巾帼英雄以超拔顽强的毅力谱写了生命的诗篇，她们不仅在社会生产的意义上体现自身的价值，同时更担负着延续生命的重任。她们为边疆历史的辉煌和功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成为我们铭记西中国拓荒史的一座耀眼的丰碑，她们身上映现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气魄和伟力。西中国的阳光和雨露浇灌了她们的青春、理想、爱情和生命，她们的故事是奋斗者的故事，她们塑造并改变着西中国的历史。因此，我们便没有理由选择遗忘她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正如丰收所言及到的：“女性的命运是社会的命运……母亲啊！当你们喜地欢天又哭又笑坐上火车离开故乡的那一刻起，你们已经成为社会和历史供奉给辽阔骚动的西中国的祭品。注定要成为父亲的媳妇孩子的母亲。母亲，理解父亲的炽烈祖国的要求吧，因为你们的到来，西中国的屯垦结束了一代而终的历史。”13很显然，这些女性的人生境遇中充满着屈辱、隐忍和疼痛，但丰收并没有偏执地在悲剧的意义层面上将其形塑为历史的牺牲者，而是在不同的生命故事中诠释和演绎着关于爱和奉献的文化母题。丰收笔下的女性是超越性别、种族和时代而存在的，她们是心系国家和人民的“国之大者”，英雄般地绽放在西中国的大地上，她们是真正意义上的“上善若水，大爱无疆”。表面上看，丰收笔下的女性形象和故事具有一种相近或者重复的美学基调，这种复沓式的结构方式不仅不会消弭和弱化作品本身的思想性，取而代之的是这种重复本身造就了一种氛围和力量，在不间断的美学叠加中蕴蓄着情感的深度。

作为一种心灵镜像的映射，这些女性群像也如此生动地昭示着丰收对于人间大爱的崇尚和追求，他拥有着泰戈尔和托尔斯泰式的博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深刻和使命感。如果说与西中国相伴相生是这些女性无法逃遁的宿命，那么，选择忠实地记录她们坎坷艰难但又不乏幸福的生命进程或许同样是丰收无法拒绝的使命。因此，他以体验和重温的方式为这些女性代言和立传，在历史言说中夹杂着难以名状的情感愿望。在报告文学《西上天山的女人》的缀章“我辽远的地平线”中，丰收以饱含深情的笔触回顾了自己母亲辗转漂泊的生命历程，他这样写道：“母亲的体温渐渐消失。母亲谁也不惊扰独自远行了，留下慈祥，淡化儿孙的悲痛。历经沧桑的母亲啊！您要求自己太过残酷……人的有形化为无形竟如此简单，只是一缕青烟，魂逸九霄，尘世不复存在，空茫大地，浩淼苍穹。浑圆浑圆的夕阳，终于从西地平线滑下去了，月光托着天山站了起来，莽莽苍苍。”14很显然，母亲的永远离去注定成为丰收难以忘却的记忆和伤痛，在丰收那温暖泣血般的文字中可以感受到他对于母亲至真至纯的怀念。丰收的母亲是无数为西中国的建设奉献青春和生命的伟大女性之一，她们不仅是新的历史的开创者和缔造者，更是西部大地的“母亲”。作为“人之子”的丰收当然无法割舍与母亲之间的血缘伦理之情，而西部大地同样无法斩断与这些英雄女性的水乳交融。因此，丰收真情必现的怀想与感恩就已经超越了对于母亲个人的追思，更重要的在于他为那些与西中国同生共荣的母亲们镌刻了墓志铭。

丰收报告文学的重要特质在于他努力开掘出了人性的深邃内涵。丰收与贾鲁生合著的《中国西部大监狱》是一部关乎人性罪与罚的命运之书，他无意于批判那些侵犯道德和法律禁忌并因此失去自由的生命个体，而是试图希冀他们在浩瀚的戈壁中能够以真诚的忏悔实现灵魂的自我救赎，他渴望用博爱的火光烛照出那些迷失者的前行道路，引导其逃离人性的幽暗地带而走向光明与新生。因此，丰收笔下的西部大监狱不再是阴森恐怖、规训与惩罚的象征，相反这里是重新淬炼生命的熔炉，历史中的发配与流放之地俨然成为了富有情感和善意的港湾。监狱不再是善良与邪恶、文明与愚昧之间的界限，而是由不自由到拥抱自由、由绝境到复活的起点。“监狱是什么？它像麻疯和精神病院一样，用高墙和电网与世隔绝……一群有思想的生物，被迫远离社会，遭到了无可挽救的遗弃，那是何等悲惨的事情。”15丰收以人道主义的立场和姿态对那些囚禁者给予理解和同情，所以，他极尽力量地写出了不同文化身份人的忏悔录。即牟建庆对于亡妻的忏悔、张帆对于后代的忏悔、李善生对于劳动的忏悔及李小毛对于父母的忏悔等，在这些如泣如诉的虔诚悔恨声中人性深处的真、善、美熠熠生辉。这些饱含着血泪的“向死而生”的故事使得丰收发出了这样的感怀和慨叹：“父母的泪，妻子的情，儿女的呼唤，是一种强有力的感召。那些好勇斗狠的孽障，那些无恶不作的魔头、恶棍、社会渣滓，只有在经受大漠风暴的冲击和涤荡，使心灵受到震撼以后，才能真正领略来自亲人心田的圣洁的甘泉。我们说爱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孕育和繁衍了人世，还在于它能去腐生新，拯救一些尚未完全泯灭的灵魂。”16或许在人性的天平上，我们应当重新理解和诠释善与恶。在这样的意义上，丰收的报告文学中“人”所具有和承担的价值内涵既有别于五四时期思想启蒙视角下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同时也迥异于历史反思视域中的“文学是人学”。他所建构的“人”和“人性”唯有在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范畴中才能获取有效的印证。正所谓有情的历史铸就了有情的文学，而有情的文学中也必然蕴藉着堪称伟大的人性。

丰收不仅是优秀的报告文学家，他还是一位拥有着浪漫情怀的诗人，他以诗人的目光审视着山川万物和世间百态，如此自由热烈地点燃了心中奔放的火焰。正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丰收的笔下总是在不经意之间荡漾着诗情画意，无声中酝酿着别样的生活韵致。因此，他的报告文学在纪实（叙事）之余还兼具着抒情的气质，这种别具一格的温柔而哀伤的独语方式在其唯美的语言世界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其报告文学的文学性。这种诗化的语言在丰收的报告文学中随处皆可遇见，如“每一片落叶，都经历了四季的风景，冬天的雪，夏天的雨，饱尝了生命的全过程，最后带着太阳的光泽，无声无息地回落养育了它们的泥土，这就是叶子的生命。树上一片叶，地上一个人”17。又如“终于，最后一缕青烟向着蓝幽幽的月亮飘逸而去，明月相伴，清风相随。逝去的岁月里，有了一双眼睛，那是耿耿河汉最亮的星光，是蓝蓝的月亮”18。以及“雄奇俊美的骨架，定位高天阔地的新疆。钟天地灵气，聚日月光华，纳百川魂魄，育一方生灵。以百万年的历史，见证沧海桑田，西域古今”19。丰收创作的抒情品格既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抒情文脉息息相通，同时又与其对纪伯伦的《先知》、泰戈尔的《飞鸟集》和《吉檀迦利》以及诗人北野的诗歌接受密切相关，丰收由此孕育出的那些闪烁着灵动微光的语词就使得他的报告文学散发着诗意的光芒。哲学家海德格尔在《荷尔德林的颂歌〈日耳曼尼亚〉与〈莱茵河〉》一文中曾指出，人被赋予语言这危险的财富。一方面，语言为感知和表达世界提供了前提；另一方面，语言自身的有限性也会在某种程度上狭隘我们对存在本身的认识。诚然，丰收报告文学中抒情语言所带有的“危险”与海德格尔所强调的语言与存在之间的关系有本质的差异。它的“危险性”主要在于抒情语言过多则会破坏了报告文学的文体特征，反之，抒情语言过少则会削弱其自身的文学性。丰收的成功之处在于他实现了纪实（叙事）与抒情两者之间的平衡，从而在规避了语言“危险”的同时建构了其报告文学写作的美学风格。或许当有的论者谴责和指摘丰收过度抒情之际，他们漠视和遮蔽了丰收由此为报告文学写作所开拓出的新的美学范式。

总之，丰收的报告文学是为西部中国尽情奏响的“大地雅歌”，是对几代戍边英雄的招魂和献祭，他的报告文学在复现历史之际兼具着疗救的功效，以无边浪漫诗意的长虹让我们忘却了历史的伤痛，让西部中国大地上飘扬着傲骨的旗帜。作家方方说：“作家应该始终遵循自己内心的原则去写作，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坚持为自己的内心写作。文学几千年来之所以有魅力，就是因为有许多作家按照自己的心灵去写作。”事实上，丰收报告文学的可读性和思想魅力正源于他以无比真诚的姿态坦然地面对历史和生活本身，既没有极尽虚构故事的能事，又不见任何矫揉造作的虚伪。丰收只是极尽自己的力量为那些“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重新找回尊严，赋予历史、人、生活以新的意义和价值。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曾写道：“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睿智的年月，那是蒙昧的年月；那是信心百倍的时期，那是疑虑重重的时期；那是阳光普照的季节，那是黑暗笼罩的季节；那是充满希望的春天，那是让人绝望的冬天……”20。或许对于作家丰收而言，他有着同狄更斯一样的犹疑和矛盾，他所书写的历史和记录的时代便是最好与最坏、智慧与愚蠢、信仰与怀疑、希望与失望并存的时代，这一切皆因其对于生命本身的敬重和纯粹心灵世界的营构而显得微不足道，因为在消逝的历史与永恒的生命之间铸就伟大的精神才是丰收报告文学最大的要义所在。年轻的新时代卫国战士陈翔榕以“清澈的爱，只为中国”作为自己的生命誓言，同样充盈在作家丰收心间的那份清澈的爱，不仅属于他自己和他的同代人，更加属于我们共有的中国。我无比坚信丰收从未间断和停止他对西中国的爱和书写，因此，对于他的报告文学我们便有理由充满着新的期许。

[本文为辽宁省教育厅青年育苗项目“八九十年代五四新文学传统阐释及文献整理研究”（项目编号：WQN201914）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李朝全：《丰收文学创作论：构筑一道文学的“西长城”》，《黄河》2019年第6期。

2 [法]丹纳：《艺术》，傅雷译，巴蜀书社2018年版，第24页。

3 [俄]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爱伦堡回忆录（上）》，冯江南、秦顺新译，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4 14丰收：《西上天山的女人》，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10页。

5 王德威：《文学东北与中国现代性——“东北学”研究刍议》，《小说评论》2021年第1期。

6 17 18 丰收：《蓝月亮》，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页。

7 艾青：《艾青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65—266页。

8 9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政治部编《铁马风尘》，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7、194页。

10 赵坤：《“记忆的阐释学”与当代文学的记忆书写问题——以毕飞宇为例》，《当代作家评论》2021年第1期。

11 13 丰收：《绿太阳》，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3、44页。

12 屠岸：《西部中国的开拓者之歌——序长篇报告文学〈绿太阳〉》，《绿太阳》，丰收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

15 16 贾鲁生、丰收：《中国西部大监狱》，江苏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77、114页。

19 丰收：《西长城——新疆兵团一甲子》，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75页。

20 [英]狄更斯：《双城记》，宋兆霖译，台海出版社2020年版，第2页。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