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感谢诸杜明教授和瞿洪平教授的邀请，很荣幸能够参加第四届海上重症论坛。在我心目中，重症医师就是救生员，去死亡威胁里救出生命。今年一月下旬，新冠肺炎疫情来袭时，你们第一时间挺身而出，不少人去了武汉和湖北各地，不少人战斗在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你们与其他科室的同行，与武汉湖北的同行，与全国各地的同行，共同踩住了疫情的刹车。现在第二波疫情在世界上蔓延时，中国的社会生活已经趋于正常。虽然西方社会对于新冠肺炎疫情有不同的声音，甚至有一些奇谈怪论，但是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中国的医护人员理应得到世界的感谢。

接受你们的邀请之后，我开始去想文学与医学的关系，首先想到是不少作家学过医，外国的有英国诗人济慈，写下了著名侦探福尔摩斯的柯南·道尔，大家熟悉的契诃夫，还有前苏联的布尔加科夫等等，中国的当数鲁迅，很惭愧，我也学过医，当然无论是文学还是医学我都是不能与鲁迅相比较的，医学上鲁迅是海归，我是赤脚医生，文学上我还是赤脚医生。

我做过五年的牙医，有位作家朋友因此调侃我：明明是兽医，偏偏说自己是牙医。我记得他是在二〇〇九年法兰克福书展上开玩笑说的，当时参与活动的一位德国作家，年纪比我们大，他说他小时候生活的地方，牙医和兽医是同一个人。我说的不是现在的口腔科医师，我说的是过去时代的牙医。

中国过去时代的牙医大多是江湖中人，是在油布雨伞下给人拔牙，旁边是修鞋的理发的打铁的。我一九七八年做牙医时已经告别油布雨伞了，是在正规的医院里，当时叫海盐县武原镇卫生院，现在叫海盐县口腔医院，当时来我们医院的大多是农民，农民不叫医院，叫牙齿店。

文学与医学的关系，我想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疾病与健康，生与死。文学作品描写了无数的疾病与健康，无数的生与死，医学面对的也是这些。当然文学是虚构的，医学是真实的。法国作家、思想家罗兰·巴特在母亲去世后写下这样一句话：我失去的不是一个形象，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想这就是作家与医师的区别，作家面对的是一个个形象，医师面对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我是从牙齿店出来的，我的医学知识停留在牙齿店。去年我父亲三次进入重症病房，第一次在杭州的医院，第二次在海盐的医院，第三次在上海瑞金医院，在瑞金医院的三个多月里，让我对重症医师的工作有了一些了解。

去年我从英国回来，赶回海盐时，我们家里已经在为我父亲准备后事了。我在文学作品里经常读到“奄奄一息”，我自己的写作里也多次用过“奄奄一息”，我父亲来到瑞金医院重症医学科住院时的状态就是这样，可是瞿洪平教授对我们说：

“还有胜算。”

我相信瞿教授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在一堆消极的因素里发现了积极的信号，虽然这个信号很微弱，但是瞿教授和他的团队抓住了，然后通过精准的治疗和护理，让这个微弱的积极信号打败了那一堆嚣张的消极因素。

我理解这就是一个优秀的重症医师的敏锐和积极的态度，重症医师面对的病人虽然病因病情各不相同，却都是危重的病人，不是危重的病人不会来重症医学科。我觉得敏锐是医术，积极是医德，也是人生态度。对于医师，尤其是重症医师，对待病人，积极的人生态度与高超的医术同样重要，因为治病就是积极的行为。

优秀的作家诗人也是这样，他们常常会在消极的题材里写出积极的主题。我前面提到的英国十九世纪的诗人济慈，学过医的济慈，写下过一首题为《蝈蝈与蛐蛐》的诗歌，盛夏时鸟儿因为骄阳而昏晕后不再鸣叫，蝈蝈就在草地树篱上发出它们的乐音；严冬时的夜晚一片死寂，炉边就会响起蛐蛐的歌声。在盛夏中午烈日下和严冬夜晚寒冷里，在这样消极的环境里，济慈仍然让生命的声音积极响起来，他把这生命的声音比喻为诗歌，他因此写道：“大地的诗歌从来不会死亡……大地的诗歌从来没有停息。”

（……选读完）

【全文刊载于2021-4《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