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明湖读书会于2018年4月23日成立，是一个在暨南大学中文系现当代专业老师指导下由爱好读书写作的学子组成的读书会，成员含本科生、硕士、博士百余人，成员从2019年起曾参与《作品》杂志的“品藻”专栏及“明湖杯”大学生文学评论比赛。

申霞艳：我们这次同读《诗来见我》，这是李修文继《山河袈裟》《致江东父老》后的新作。尤其喜欢这个书名，自带一种笃定和霸气，与书斋写作拱手相别。李修文写小说、写剧本，东奔西走、左冲右突，终在散文写作上自成一体，成就一个经生活不断淬炼而日益更新的自我。那些穷困潦倒的小人物、一闪而过的风景、一念之间的因缘经由他强劲的想象和气势滂沱的抒情、扼腕叹息与绵绵不绝的思念交织成了一个独异的叙述世界。

璀璨的佳句经得住千年的误读，伟大的诗人都是不死的，苏轼、白居易比隔壁邻人更为亲近，李白正是仙人的模样，杜甫走在我们中间……民族的灵魂镌刻在诗中，掩卷仍有余音。

刘志珍：《诗来见我》以奔忙于路上的“我”的人生遭际，抑或所见所闻，跨越时空的壁障，将古人与今人置于同一平面，经由个体深切的生命体验对古典诗词进行现代性阐释，进而展开对存在、自我乃至生命本身的哲思。凭借自身扎实的传统文化素养，李修文在其中打破当代学科专业细化的块垒，以自由灵活的散文笔法和讲故事的小说叙事方式解说古典诗词，可谓弥合古典文学与当代文学的专业沟壑，弱化诗歌、散文乃至小说之间“戒律森严”的文体边界的一种努力与尝试，也是对文学创作路径的多元勘探。

其对古典诗词的钩沉不是凌空高蹈的学理认知，而是以知人论世的方式，祛除元稹、白居易、杜甫等人的诗学光环，将其人生困厄与当代人的经验痛感相勾连，于伦常的人世浮沉之中体悟诗境意涵的真髓奥秘与生命质地。循着诗人、叙述人的足迹，驿站、鹦鹉、冬雪、素秋以及红槿花等各种名目的花草“皆著我之色彩”，渲染人们无地赴诉的思亲之苦、追悔之恨、离别之殇、思乡之切等千古赓续的愁绪，而其无所不在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豪迈气概则尤为引人瞩目。但全书贯穿始末的远非海内兄弟间的把酒言欢，更有伴随生之维艰的无数死亡，使人顿生“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的凄惶之感。其间虽有迫于生计的无可奈何，却并非囿于绝境的顾影自怜，抑或坠落尘世欲望的自甘沉沦，而有着直面泥泞与蒺藜的勇气和胆识、对于理想的执著与坚守、“他人即地狱”的思考和向死而生的信念。

姚钰婷：《诗来见我》呈现李修文真挚的情感内核以及遇见诗歌时强烈的生命冲动。当下生活细碎、复杂，似乎日渐与古典伦理分崩离析，在李修文这里，诗词首先不是高深莫测的学问，而是真实的生命本身。他立足于当下，捕捉自身生命中与古诗词不期而遇的时刻，用简洁并略带古意的文字向读者呈现诗歌与生命肌理相融合的感触。诗歌在这里犹如某种“天启”式的存在，于恰当的时刻出现，令人豁然开朗。那些给人慰藉的诗，不一定是公认的名篇，有时只是短诗小令。它们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贴近日常生活。李修文对古诗词的体悟是具体的、生活化的，他在文中列举自己遇见的鲜活个体、生活事件，带着读者了解古诗词的背景与韵味，最后又回到当下。古与今，在时间维度上也许相差千年，但在李修文的文字中，古人的遭遇与今人有异曲同工之意。例如，朋友老周在妻子逝世后彻夜失眠，心疼她辛苦一世，未能享福，这一场景与唐代诗人元稹所言的“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如出一辙。当古诗与当下相遇，面对“影响的焦虑”，李修文的《诗来见我》可谓进行了一次古今融合的美妙尝试。

陈杏彤：诗之于“我”是镜子，在荒凉的驿站以贬谪之诗来反求诸己；诗之于“我”是鞭子，在进退为难的沈园门口以追悔之诗来清点遗憾；诗之于“我”是武器，在祁连山下以李白之诗来回击不依不饶的律师电话。

李修文在散文集《山河袈裟》中找到了“人民”这一写作生长点，《诗来见我》的电修工小林、泥瓦工马三斤、种菜的大老张、开超市的老周等人，都是中国大地上的普通人，背着艰难命途、走着恶岐之路，偶尔需要诗来宽慰。与我们相见的不止有诗，还有诗人：杜甫在盛唐末世的兵灾离乱中一路走来，路旁皆是野狗、断壁、白骨；韦应物难逃风尘的掩埋，再在风尘中自我解救。诗人将自我的遭遇、情感、血泪封存在诗句里，再传诵至后来者；后来者重复着相似的际遇，再在远赴而来的诗中获取安慰。于是，诗便活了，诗魂便在各个生命间停留。

李修文讲求“命”，过命、奔命、托命、搏命、绝命、认命、命里八字等字眼穿插文中，其中有对命的无奈，也有对命的抗争。《诗来见我》的主角并非“诗”而是“我”和“我的命”，超出了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之关系，生命不受注脚所规训。这也是福柯所讲的“自我呵护”，用读诗来安定颠簸的生命孤舟。

周晓坤：在其早期短篇小说中，李修文对古代历史与文学进行了戏仿式的解构，比如《心都碎了》对《诗经》的引用和对《木兰辞》的逐句歪解，将古典资源与现代小说技巧融为一体。长篇小说《滴泪痣》中出现的《长恨歌》与《满江红》词牌，则以古典爱情为对照，抒写超越性的生死之恋。回归后作者有散文集《山河袈裟》与《致江东父老》，在颠沛生活的记录中，已不乏很多诗的元素。直到《诗来见我》，诗歌与人生干脆就来到了舞台中心。在这个过程中，作者不断贴近现实，给古诗词、古典戏剧找到了扎实的土壤，对其的借鉴也从古典主题、情致化用的形式层面抵达到了一个新的精神高度。

千千万万的诗句中，李修文关于“佳句”的标准是什么？可归为两点：一是诗句情境与当代人情感的连贯性、同一性；二是诗句的真挚、诗人人品与文品的可信程度。例如，宋之问《题大庾岭北驿》虽是名诗，但因宋之问人品可疑，故作者认为不佳，反而对非常浅白的《题驿壁》抱有好感，因为它就像家人给每一位远行之人的嘱托。共鸣与真挚，这两者或许相辅相成，共同抵达诗意的永恒，救人于风尘之中。作为中国式崇高与美的笃信者，李修文将这份澹泊蕴藉却暗含力量的美带给了我们。

谭 莉：情文并至是《诗来见我》的一大特点，看似各自独立的章节背后都以强烈的主体情绪串联。李修文呈现给读者的可谓是一部“情书”，用至情糅合古典诗词来叙写人生的种种情感：或是与小林、马三斤等人的友情，与千年前元稹、白居易之间以诗相互唱和的友谊遥相呼应；或是身处异地的羁旅之情，除夕在外过年的经历，使其和众多寻觅且渴望归乡的诗人如朱厚熜、文天祥等一样饱尝相思之苦；或是深陷生死别离的悼亡之情，友人老周醒来遭遇妻子离世的打击，潘岳、苏轼等人的悼亡诗句也同样诠释着这最见人心的情感；或是勇于与命运周旋的奋起之情，正如白居易那句“任从人弃掷，自与我周旋”，人生在世不断为所谓的“酒钱”奔波忙碌，历经挫折，如果不反抗就找不到生活的生趣与生机。他始终赤诚而坦荡，其情也始终内蕴着力量，直抵人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李修文以诗意之文笔，将其命运遭际娓娓道来，其间穿插着古诗词的宽慰，仿佛今日他所遭遇的一切都有相应的古诗词来替他发声、表述那些言不由衷之语，中国古典诗词的魅力也在于此。诗来见我，也会来见每位相信且热爱诗的人，并为他们的人生旅途源源不断地注入前行的动力。

赵 婷：“诗来见我”，这个书名暗含李修文对诗词的态度。我去读诗，是理趣；诗来见我，是情趣。我们不再是游离于诗歌之外的他者，而化身为诗中的主人公，亲历诗中的喜怒哀乐。李修文的才气不仅体现在将古诗词信手拈来的娴熟，也不限于写下浑然天成的美句，更是这种让诗歌活起来的能力。这种自我的客体化与诗歌的主体化是李修文对于传承传统文化新的探索。古典诗词不是写在书本上的知识，也不是作家表达自我感情的工具，而是可以与李修文相互发现、相互对话、相互共情的主体。通过作家与诗歌的主客体的颠倒，传承下来的不仅是文化的“形”，还有传统文化的“神”，这不失为古典文学进入当代文学、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的新方式。

李修文用中国民间百姓能够欣赏的江湖侠气来充实自己的创作，这种侠气中和了凄美婉转的文学性内涵，流露出仗义豪放的江湖气魄。写作的江湖气质使作家化身为民间流荡者，以平视的目光注视写作对象，以兄弟相称，一起痛饮劣质的酒水，哀叹悲惨的人生，结下过命的情感。才气与侠气，诗与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并融于文学。

（本文发于中国作家网与《文艺报》合办“文学观澜”专刊2021年7月16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