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精神与信仰力量：新主流职业电影的价值内核
时隔一年多，《中国医生》带领观众回顾了新冠肺炎疫情暴风眼下的武汉日日夜夜，展现了冲在战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的战斗、生活细节，以及各行各业每一位普通人发出的点点星光，讲述了一个勠力同心战疫的感人故事。
《中国医生》的导演刘伟强，以传统的港片“港味”和香港精神打底，结合当代主流电影的价值诉求，架构了本片。香港电影中的港味，其重要的两条即契约精神和职业精神。片中有句台词，大意是穿上这身衣服（白大褂），就要承担这样的使命，而类似的台词曾多次出现在经典的港片中。如杜琪峰执导的《PTU》中，也有类似的台词，“穿上这件衣服，就是自己人”。它们都强调了某一工作行当的职业共同体观念和职业精神，这是《中国医生》的叙事起点，也是《中国机长》等电影的起点，专业的职业技能、在关键时刻顶住压力迎难而上，体现了现代人的职业能力和职业操守。中国医务工作者在疫情来临时，所体现的高度敬业的职业精神，亦是战疫的千千万万的各行各业工作者的缩影和代表，而影片中的快递员金仔则构成了这种职业精神的复调。
除了职业精神，《中国医生》还融合了信仰。片中，金银潭医院院长张竞予胸前一直挂着的党徽是信仰的典型标志，即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战疫中的精神感召力，如现实生活中张文宏医生的名言“共产党员先上”，这信仰就是疫情和困难来临时，对共产党员的集结令。因此，职业精神和信仰构成了以《中国医生》《中国机长》为代表的中国新主流职业电影的基本价值观。
疫情肆虐期间的武汉，发生了太多感人肺腑的故事，诞生了太多的平凡英雄。同时，亲人的逝去也成为患者家庭难以磨灭的痛苦。武汉的牺牲，为全国抗疫的总体战和阻击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全国人民感谢武汉，世界人民感谢武汉。毋庸置疑，是片中所点出的“集体主义”精神使得武汉人民做出了牺牲奉献的伟大举动。
《中国医生》则选取了一个个具有典型性的光辉个体，试图拼凑出武汉人民乃至中国人民的精神图谱，如得了渐冻症仍奋战在战疫一线的张竞予、冒着生命危险为所需之人送快递的金仔、父亲感染了新冠肺炎却不能回家的护士、内心柔软却办事雷厉风行的文医生、在疫情中成长的年轻医生杨小羊、父母双双离世的小女孩，以及援鄂医务工作者代表陶峻和留下遗书的吴晨光……可以说，《中国医生》基本反映出疫情期间，武汉乃至全国人民的伟大、坚毅、勇敢与伤痛。
同时，《中国医生》作为一部反映大时代、大事件的主流电影，其创作的得失也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即生活、现实远比戏剧内容丰富的时候，是否还需要通过人为的戏剧性来结构电影？比如技术高超、脾气火爆的陶峻一开始对金银潭这个“小医院”的轻视，以及与张竞予发生的冲突等等，这些或许在现实生活中发生过，但比起那些更为重要的全民记忆来说，显得不值一哂。当大喜大悲远超过个体的承受能力，构成全民的集体记忆时，这种小戏剧冲突俨然有些跑题。
此外，父亲感染新冠肺炎的护士被训斥的场景，或许可以通过更为巧妙的方式来表现，而不需要通过他人居高临下地来训斥她觉悟不够，毕竟，无论少数的医护工作者，在工作中是否有过负面情绪，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她）们仍然坚守在岗位上，战斗到了最后，他（她）们就是最可爱的白衣天使。
值得一提的是，好莱坞影片《生活多美好》是一部典型的讲述美国梦的影片，耐人寻味的是，这部影片里除了一个地产大鳄是坏人外，所有的普通老百姓都是好人。同理可见，对于《中国医生》这样一部描绘中华民族精神图谱的电影来说，新冠肺炎才是唯一的“坏人”，所有与之战斗的平凡人都是好的。而在描绘普通人的好时，笔触似乎可以，也应该更讲究些，平凡人的丰功伟绩足够伟大，不需要任何反衬的手法，不需要刻意添加平凡人的弱点来作衬托和点缀。
在人物塑造上，片中对张竞予的人物塑造相较而言要比文婷弱一些，比如医院停电、防护服短缺这些剧情阻力，张竞予是通过发怒和下死命令来解决的，这是一种情绪化的表达，却不是有效的管理措施。大家共同的感觉是，疫情期间，武汉的困难是巨大而又实在的，不是某个个体造成的，而是短期内难以到位的大量床位、医务用品、生活用品与激增的海量需求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这些问题并非简单的情绪化表达所能解决，而是在党中央的有力领导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帮助武汉人民挺过来的。
相比之下，文婷面临的剧情阻力就残酷又真实得多，面对孕妇丈夫的发怒，文婷的回复“无情”、无奈、却又高效，面对快递大爷的去世，文婷的无力、伤心，再次面对孕妇时的医者仁心都让人如其所是地感同身受。
《中国医生》只是一次书写的开端，中国人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战争再次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品格，它值得我们一次次叩问、回顾、发掘并连缀成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