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文学的多元化格局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讲话之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文化发展呈现出多种形态并存的多元化格局。就文学而言，主旋律文学、知识分子所倡导的所谓“纯文学”，还有依托各类大众媒介和消费市场的大众通俗文学之间构成了复杂的对话关系。面对多元的文学格局，党和政府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主旋律与多样化的统一，对繁荣九十年代文学创作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九十年代主旋律文学的生产也发生了新的变化。1991年，中宣部、文化部等部门联合发出《关于当前繁荣文艺创作的意见》的通知，正式提出设立“五个一工程”奖，要求要像抓重点建设工程那样，集中力量有计划有重点地组织文化艺术产品的生产。在党和政府引领下，一大批反映社会变革及其成就的文艺作品涌现。特别是那些获得“五个一工程”奖和茅盾文学奖的文学作品，既直面改革中的困境，也彰显改革者的决心和昂扬风貌。例如，《中国制造》（周梅森）描写了平阳市高层领导、中层干部、普通群众等各类人物的思索和奋斗，交织成一曲迎接新世纪的改革交响曲。《突出重围》（柳建伟）描写了一场高科技条件下的战争模拟演习，深刻地表现了中国军队在20世纪末世界军事、政治、经济格局中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以及不断攻坚克难的决心。《抉择》（张平）展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反腐败工作的复杂性和紧迫性，塑造了李高成这样一位对党和国家的事业忠贞不渝、大义凛然，为国家利益抛却个人情义的反腐败英雄形象，洋溢着一种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激扬澎湃之情。这些作品不仅符合国家意识形态的要求，同时还具备引人入胜的戏剧情节、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尤其经过影视剧的改编与主流影视平台的强势传播，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深得广大群众的喜爱，真正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九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文学写作遭遇大众文化、娱乐文化的冲击。有学者敏锐地发现了市场化之后带来的人文精神衰微的问题。一些知识分子出于深切的忧虑，发起了一场“人文精神大讨论”。不过，当我们站在今天的历史坐标向九十年代进行回望时，我们甚至可能会有些讶异地发现，这是一个创作成果非常丰硕的时期，作品的容量、密度、深度、复杂性都值得特别注意。尤其是长篇小说，在九十年代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很多杰出文本，正是诞生于这个多元碰撞的九十年代。陈忠实、史铁生、莫言、贾平凹、王安忆、韩少功、余华、阿来等一大批作家都在这个时期写出了自己的优秀长篇小说。
文体问题，也是精神现象问题。在建构总体性方面，长篇小说是最具先天优势的文学形式。长篇小说的叙事结构，能够将一个碎片化的世界重新组织起来，使其完整、确定，传递宏大的价值选择，从而保护人的心灵的完整、确定。例如，陈忠实的《白鹿原》以陕西关中地区白鹿原上的白鹿村为缩影，通过讲述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表现了从清朝末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化。王安忆的《长恨歌》讲述了王琦瑶从一个“沪上名媛”到被人残害的悲剧一生，展现了上海这座城市在短短四十年间的沧桑巨变。还有很多优秀的长篇小说，特别是那些获得“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体现了长篇小说强大而坚固的结构特色，传递出一种宏大而坚定的价值观念。
主旋律文学、知识分子写作、通俗文学看似区别很大，但将它们置于形式本体之中进行考察时，我们发现，它们其实是手挽着手的。它们都在做同一件事，那就是构筑一个稳固、牢靠、有序的文学世界。当然，还有很多中短篇小说聚焦现实生活的事件和细节，记录这个世界中的人类的生活状况。一批新写实小说聚焦日常生活的琐碎，使日常生活事实获得了独立的审美价值。九十年代末饱受热议的“女性写作”“个人写作”，也是新写实意识的延续。它们的哲学基础是同一的：面对一个多元的世界，用体验代替逻辑，用感受代替理性，用现象抵达存在。当然，面对“日常生活的琐碎”，我们究竟该沉浸还是该抽离，该认同还是批判，在九十年代是一个并未获得共识的问题。因此，在同一时期，很多诗人也会出现向“智性书写”的跳跃。不过，即使是智性思考，九十年代诗歌在语言形式上的口语化倾向与叙事化倾向，也昭示了美学观念的转变已经渗透进了文学史的精神脉络之中。今天，当我们返观这些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时，既要看到这些创作范式带给文学的积极影响，也要深入思考文学如何更好地处理“日常琐碎”和“审美升华”之间的关系。
用“文学思潮流派”组织文学史的长处是可以像探照灯一样瞬间照亮历史的暗处，但其弊端是割裂了文学历史流动的、延续的总体，遮蔽了文学史的基盘。1990年，余华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十八岁出门远行》，到1999年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了其短篇小说全集。九十年代的10年间，苏童创作了80余篇短篇小说，是其创作势头最强劲的时期。王小波的作品风格独特，在九十年代影响也较大。这类作品很难归于任何一种“思潮”之中，但是从小说的形式、语言、内容的完成度上，都显示出了作家的独特创作风格。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九十年代文学的丰富性。
九十年代的中国，人民开始真正体验“现代生活”，人们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价值多元的时空中，处于极其丰富的各种可能性之中。从文本的气象上，我们看到人民的精神活力获得前所未有的释放，艺术感受力、艺术想象力恣意地迸发，这是难能可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