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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独自生活在纽约的女性，每天上下班都会注意到法拉盛四十街的那些站街女。一天，“我”从新闻上得知，一名华裔站街女从高楼坠落……这让“我”对她的案件产生了好奇。了解女子的身世和经历后，“我”的移民回忆也逐渐浮现，自己曾经历过的痛苦也让“我”对女子产生悲悯与同情。“我”和站街女其实境遇相似，都是孤身在异国打工的女性，作品结尾残破的陶俑也展现了“我”的苦闷和孤独。凌岚这部小说以女性视角探挖移民女子在海外的生存现状，以及对海外华人身份认同的思考。

四分之一英里

□ 凌 岚

法拉盛有许多理发店，但被称为发廊一条街的只有那么一处，在四十街，起先我并不明白为什么。

四十街与缅街垂直，它有着纽约街道的标准长度，四分之一英里。那条街上的楼基本都是一个高度，三层或者四层楼，方方正正的形状，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廊都在二楼或者三楼。一楼是旅行社、公证处、保姆介绍所，或者是沿街摆的卖杂货和海产干货的摊子。要进发廊， 必须穿过一个光线很暗的宅门，上楼得走很陡的楼梯。等走到二楼，左手右手两家发廊，继续走上三楼，还是左手右手两家发廊。楼道很暗，发廊边写着小广告，比如“驾校在三楼”。发廊一条街上这种走上去的窄门一共只有两个，总共有几家发廊，不知道为什么会叫“一条街”。

移民到纽约前，我在南京一直有到发廊洗剪吹的习惯。感觉这般操作后，等于做了一个小SPA， 头脸靓丽，人精神很多。所以第一次在法拉盛的小公司领了工资，为了犒劳自己，想照搬旧习惯也去吹一次头发。我中午请了一小时假，兴冲冲地跑到发廊一条街，挑了一家开门的，腾腾地上楼，看到梦幻发廊的牌子，就走了进去。那是一个小屋子，站了几个年轻漂亮的妹子，见我进门，她们有点诧异，其中一个反应快，说要剪头发吗？我们的理发师傅下班了，您换一家吧。这么着，不到一分钟，我又腾腾地下楼来。出了窄门回到四十街，我闹不清楚刚才是怎么回事，好像走进什么不应该去的地方，心咚咚地跳，回头看看那个小窄门，中午的太阳直射下来，越发显得那个门里很暗，暗到几乎看不清里面的楼梯。左右都是小办公室和商铺，大白天也开着灯，货品摆在明处，清清楚楚。

这发廊不是那发廊，我这个初到皇后区的新移民不懂，不能怪我。走在那条街上，头顶的天空常常有大型喷气客机，几乎贴着楼顶飞过，低到可以看清飞机腹部那些藏有起落架的紧紧关着的小孔。这里离一个超繁忙的国际机场只有几分钟的路。法拉盛好像是机场跑道延伸出来的一块飞地。从那里乘坐客机出门旅行或者归来的人，在起飞或者降落的那几分钟里，若是从飞机的小窗往下看纽约皇后区密密麻麻的街道，积木一样的小楼，多半就是这里。每每我看到头顶飞过的大型客机，空中巴士、波音，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幻想着神仙降落。其实几年前，我也曾是这些降落凡间的神仙中一员。对于海关，我们有另外一个名字——移民，非法的、合法的。

一年之后我开始有点明白这些街头“政治”了——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开始，四十街的路上准会站个几个穿裙的女人，她们都用少女风的化名，西西、拉拉、琪琪、悠悠、詹妮……她们的装束也差不多，染过的长发扎成马尾巴，前帘留着乱妆一样的刘海。除此以外，她们真不能算花枝招展。四十街和缅街相交的路口开始，她们每一个人相隔七八米站着，从来不会成群结队。第一次注意到她们，是在3月。那天倒春寒，刮大风，气温突然降了十几度，路上的人都有备而来，几乎都穿着臃肿的羽绒夹克。四十街路上的女人们还是穿毛呢短裙， 里面套上一条深色紧身裤， 那样的打扮乍一看像时髦的白领女郎，office lady。有时其中一个会装成路上的行人，在街上走来走去。遇到看中的行人，她们会用普通话或者英语上前问上一句， 要按摩吗？先生要按摩吗？那普通话带的口音，像春晚上演小品的喜剧演员。站在街头那个，身材瘦丁丁的，远看苗条，近看超过五十岁。她“爱唠嗑”，偶尔跟行人聊几句， 涂着大红口红的薄嘴唇之间露出灰白色的牙齿。路上没有人的时候，她们会靠在路边放水果蔬菜的木架边刷手机， 或者抽一种韩国走私来的香烟。那种香烟比美国烟便宜不少。

这些女人在四十街上风雨无阻，唯有一种情况，会让她们从街上消失，那是一辆黑色的雪佛兰轿车停在街头，里头坐着一个穿运动服的大块头男人。他坐在熄了火的车上一动不动，即便是额头上没有写字，这里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便衣警察。在法拉盛晃久了，你会毫不犹豫地认出哪些人属于便衣警察，哪些人就是无所事事的混混。这两类人都爱到饼屋买一杯咖啡带一个甜甜圈。

四十街其实有挺好的饭馆儿，比如豫园，新开的火锅店和过桥米线铺。街角有家“大口福”排档，好吃且便宜。最便宜的中餐套餐只要4.99美元，两菜一汤，还带一个幸运饼。那家餐馆门口永远有各种肤色的人排队。旁边一家广东人开的饼屋店面很小，店名却很豪气，“大三元”，卖老婆饼、拿破仑糕，也卖肉松包，老婆饼出炉时有股好闻的香味。自从我看懂路上那些女人的营生，我就怕到那里去，尤其在晚上。我怕在路上看到那些人，看到心里会痛。晚上若是加班，我宁可多走点路，穿过缅街到香港超市那一带去吃饭。

11月，纽约的天黑得很早， 到下午五点天已经漆黑了，好像深夜一样。天一黑人就松弛下来，就想下班回家，但11月是进出口业最忙的季节，大多数集装箱都是定的这个时间进港。这一天下班前，纽约的海关总局突然来通知，一只从张家港发来的集装箱船，其中有新鲜花椒不能入境，全船物品必须打回原地。我忙跟新泽西那边的公司总部问到底出了什么事。那船货有上百家公司的拼单，忙了很久也没有理清其中的头绪，这期间还要对付十几个不同公司打来的电话。

这船东西里真有鲜花椒吗？我给国内的发货商打电话，对方在电话里赌咒发誓说怎么可能有鲜花椒？花椒采下来几个小时就成干花椒了，这是常识嘛！你们不要总这么刁难我们好不好！

又不是我卡你不放行，我刚刚接到通知，我传给你看行吧？对方说不用了，就是发发牢骚，在花椒上栽了多少跟头啊。我说大不了同意70摄氏度热消毒呗， 电话那边长叹一声，说：70度消毒！说得轻巧，又要增加多少成本，再加上拆装费用，这笔单绝对赔本。我安慰对方，再多给点时间，也许能跟美国海关科普清楚了。

小艾在一边撇撇嘴，那鄙夷的表情， 她的内心独白我知道——要是真能解释清楚，过去三十年美国就不会禁花椒了！特么中餐馆偷偷藏花椒，偷偷用花椒，把这种普通的调味品搞得跟毒品一样，鸡同鸭讲！

芸香科植物中的花椒作为调味品从来都是干花椒，这也是为什么进口美国的花椒从来没有查出带柑橘溃疡菌。一想到明天又要跟海关声嘶力竭地解释，我就想撞墙。纽约海关会说，美国是柑橘大国，若是真带进柑橘溃疡菌，那就成千古罪人，把美国一大产业都毁了，比如2002年……这些老生常谈，从来都是扯皮。2002年那次并不是中国花椒带来的霉菌好不好！这些话在我脑海中闹哄哄地响着，好像蛤蟆坑。我在电话上讲了好久，等放下电话，已经近晚上十点了。除了下午五点钟的时候吃了一个“美心”的葡式蛋挞一杯奶茶，到现在都没吃晚饭。我突然饿得眼冒金星，决定出门买吃的，歇一歇，再回来理这团芸香科的乱麻。

出了公司大楼，这个时间点法拉盛大部分餐馆都已经关门打烊。要吃饭只能去四十街。几辆警车从身边呼啸着开过去，接着是救护车。一股黑色的风，带着猛烈的金属一样的气味，几乎把我掀倒。我本能地在路边站住，想等警察过去以后再前行，结果一批警车后又来了几辆警车，大队人马云集的架势。这些警力似乎跟我走的是同一个方向， 我走到下一个街区，已经看到前面路口警灯在狂闪，那个蓝白两色的车顶灯快速地转动闪耀着，刺破夜里街上的安静，看得让人无故地害怕。周围的空气仿佛稀薄起来，我觉得浑身的肌肉都像缺氧一样痛，但还是坚持走到下一个街口，那里的路已经封住。我转上缅街，往凯辛娜大道，那里有一家哥伦比亚人开的炸鸡店，几乎是通宵营业。

路过警察局的时候，黑色的大门打开，一辆警车鸣着警笛飞快地从我身边驶过，开进门里，停下。一个戴手铐的青壮汉子从警车后部被拉出来， 我站在那里看稀奇。不知从哪里跳出来一只猫，在我面前停留片刻，它狐疑地转头望望我，突然耳朵一炸，哇呜大叫一声，然后飞快地窜到街对面， 那里有一个垃圾箱。这死猫真特么见鬼啦！

继续往前走，人行便道的面高低不平，我小心地看着前面的路，怕崴了脚。那个被带进警察局的男人，不知道犯了什么罪，多半是偷东西， 严重的是持刀抢劫。这个钟点不是抓非法移民的时候。在纽约我还没有遇到过被抢劫的事。有一次我带着一个广州来参加儿子毕业典礼的大姐在北方大道上邮寄东西， 也是一个青壮汉子在街头要钱，手里攥着一只空咖啡杯， 里面的硬币摇得叮当响。我和大姐走过去，没有理会，他突然脸一横，冲着我们骂非常难听的话。他的声音不高，脸上表情自然，如果不懂英文还以为他在说唱呢。大姐没有太注意。我怕吓到她，我很后悔没有给强讨饭的汉子一块钱。

走着走着，大楼之间冷风直往脖子里钻，墙角的流浪汉裹着棉被睡在地上。我也许不应该这个钟点独自出来，点个外卖让他们送到办公室， 吃完叫一部电招车回家，才不管什么鲜花椒干花椒，什么柑橘溃疡霉菌呢。凯辛娜大道跟北方大道都是皇后区又直又长的大路， 一个是南北向，一个是东西向，有一个笑话说无论往哪个方向，这两条路的终点都是地狱……我脑子里胡思乱想着往前走。上了缅街，灯光如昼，街上已经挂了五颜六色的圣诞灯，每一个街灯下挂着六角形的雪花灯，跟不远处街心公园的大圣诞树呼应着，走着走着我身上热了，平安喜乐的气氛还是能传染的。

炸鸡店里暖气开得很足，热烘烘的，每一个餐桌上吊着白炽灯围着红色的灯罩，晕着一团一团的红色的光，看着像麦当劳， 但比麦当劳要脏要好吃，空气里飘着辛辣的油炸食物的香气，闻着很腻又很解馋。店里还有不少顾客，都是拉丁美洲裔人模样，膀大腰圆，在埋头大吃。凯辛娜大道到晚上这个钟点华人已经很少了。我看了一圈，只在门口的火车座上找到一个空位子， 于是背朝门坐了下来，坐下来就觉得头顶上暖气开口的风猛烈地吹着，我被那股妖风吹得浑身无力，心里极不安稳。但我是真饿了，不想再起身把堂吃换成外卖。所以我耐着性子，坐在那里，等着叫我的号去取炸鸡。

这时店里进来两个穿紧身牛仔裤的女子，头发都扎成马尾，其中一个脖子上系着黑红相间的围巾，围巾末端长长的穗子一直飘到腰间。她头上还戴着卡通风格的大蝴蝶结的粉紫色发卡。年龄像二十出头，叽叽喳喳地说着国语，朝店的深处走，背影窈窕。我盯着她们的背影看，想看看这两个身材瘦丁丁的女人长什么样。结果那个系红黑围巾的俏人儿果然回头，她朝我这里扫了一眼。在那一瞬间我们对了一下眼神。就那么一眼， 我们彼此就知道不是一类人。我知道，她也知道。我比她年轻，但打扮上绝对比她老气，你也可以说知性——白衬衫，米色的毛衣，黑西裤，黑色的羽绒夹克，脸上不施脂粉最多涂一点口红。她就不同了，她的五官姣好，头发染成焦糖一样的颜色， 刘海烫成卷儿，围着一张瓜子脸，细细的鼻梁很清秀。她打着洋红色的眼影，比我漂亮，比我艳， 你也可以说那是风尘感。

如果在国内，深夜一家餐馆里就是天天遇到，我们都不可能成为朋友。现在呢，假以时日，晚上在法拉盛的哥伦比亚炸鸡店多见几次，我们或许会成为熟人，彼此聊几句怎么到美国来的，来了多久了……但这一次，时间不在我们这一边，就像那首英文歌唱的，the time is not on your side：

你的袖子上有绽裂的破口

而你无视，继续在街上高声吟唱，手舞足蹈

有台小黄就在你身后

你才不管它呢

因为你就想疯狂一整夜

一切都会好好的

你说，你还有时间

是啊 一切都会好好的

只要再一些时间

……

炸鸡店的黑人服务员似乎跟她们很熟，站在柜台后面直接问她们要喝喜力还是红牛。说“红牛”的时候用的是普通话发音，而不是英文Red Bull， 可见这两个是老顾客了。她们俩嘻嘻哈哈地喝着饮料， 在店里很是放松的样子，的确是在自己的地盘上。

回到办公室，小艾已经回家了，留了一张字条，说花椒问题似乎解决了，国内公司托关系请了使馆的商务参赞明天出面解释，别急，time is on our side， 时间在我们这边 。看完字条，我释然，打电话叫了电招车回布鲁克林。

第二天早上，起来刷牙洗脸的时候，我打开电视，看“纽约第13台”晨间节目，才知道出事了——昨晚约十一点钟一个华裔站街女从法拉盛四十街的一个旧公寓四楼楼顶的小阳台上坠落下来，头先着地，当场死亡。当时纽约警察在搞一个扫黄行动，钓鱼执法，她跟其中一个警察发生争执……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电视镜头出现了四十街的街景， 出事的那栋红砖小楼，外墙上贴着中文字写的发廊和驾校的广告。镜头里街道的样子，看一眼我就知道在哪个位置，135号，一楼是卖海鲜干货的铺子。殒命的女人的大头照、生活照，都在电视上公开了：瓜子脸，五官精致，细巧的鼻梁……在炸鸡店里对我回头对视的女人，此刻她在电视上，照片上的她年轻漂亮，永恒地定格在一个异度空间里。

过了一个月，《纽约时报》发了一篇长报道：

坠楼者本名刘扬，38岁。在法拉盛的地下按摩院打工，她在那里的名字叫西西。她过去在塞班岛跟一个年龄是她两倍大的男人结婚，想借此成为美国公民。他们在塞班岛经营餐馆，生意失败后来到纽约皇后区这片移民聚集的地方。在最先的餐馆投资失败后，西西做起了地下色情生意。她的地盘意识很强，工作很拼，是四十街一带站街女中的头牌。

西西住在四十街的一栋旧公寓的顶层。这套一室一厅的公寓经过多人转租，最后被西西的老板租了下来，成为站街女的招客之地，为此她必须向“老板”支付一大笔钱。11月的这天晚上与之前的日子没有什么不同，西西从楼下的华人超市买了不少吃的， 她一边吃一边尝试给在中国的弟弟打微信电话，但他睡觉了。之后她开始工作，在跟朋友和客户打电话，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一支由十名警察组成的扫黄行动队盯上了。

西西打扮一番后下楼走到四十街那个固定的揽客点。人行道上那些堆放着杂物、放置着活鱼活蟹的水箱边即使在白天都很隐蔽，夜晚更是暗影重重，那里是按摩女跟顾客谈价钱的地点。没过一会儿，她就带着一名男子回到楼上，但她并不知道，那是一名便衣警察。在公寓里她和顾客说了几句，西西立刻意识到对方是前来钓鱼抓捕按摩女的警察，她愤怒地把他推出去，关上了门。西西之前因为非法卖春被捕过，她知道接下来会有更多的警察冲进来。果不其然，一队警察很快来到小公寓的楼下，大力打开那个铝合金防盗门，穿过那栋布满灰尘的门厅，踩着破旧的猩红色地毯，腾腾地登上五十多级台阶上了楼。楼道里的中文标牌上面写着：“这里没有驾校，你找错了地方。”这是皇后区地下按摩的行业黑话。然后，这些人就到了她家门口。

从门旁边的监视器上，西西看到警察上楼。然后听到他们砸门，“警察！开门！”的喊声响彻楼道。大门出不去了，她只能冲到公寓朝北的阳台上，那里能看到楼下熙熙攘攘的街道全景。日日夜夜，晴天或雨雪天，这条街是她和抢生意的姐妹们招揽路过的男人的地方：按摩吗？按摩吗？

狭窄的阳台的栏杆只有2英尺高，约合60厘米。那里放着一把扫帚、一个塑料水桶和一只蓝色小凳。她穿着高跟鞋的脚踩到小凳上，瞬间后，她已经俯身跌落，身体朝楼下那条长约四分之一英里的四十街的坚硬路面扑了过去。卧底警察的工作完成了，他走出大楼朝右转，就在那一刻，那名刚刚向他报了服务价钱的女人击中路面，落在离他不远的地方。这个以“西西”为名的华人女子过去三年在这里谋生，现在死在这里，她头着地撞在水泥路面上，颅骨破裂，脑浆和血溅洒在地上，场面惨烈。

报道还说如果这次被抓，将是她第三次在扫黄行动中被捕， 这也是正在申请绿卡的她最担心的，她多次向自己的移民律师哭诉：“被抓会不会留下不良记录，影响绿卡申请？”除了担心身份的问题，让西西心里充满恐慌耻辱的是被抓后的程序——她将被戴上手铐，推上警车和其他站街女一起带走，送到局子里，罚款几百美元。在警察局里，她会受到各种羞辱，包括被放出来前可能还要给警察来一次免费的性服务，“反正你就是做这个生意的嘛， 干吗不给我也服务一下？”警察会笑嘻嘻地问，这是扫黄的潜规则。四十街是纽约警察喜欢来进行扫黄的地点……

报道里还有西西生前所住的小公寓的照片，里面的布置一看就是法拉盛这一带公寓风格——古典风的带金色合成木雕花边的镜子，赭红色的镶钉皮沙发，赭红色的镶钉床板，床上和桌上四处摆着粉色的公仔绒毛玩具，旁边是塑料梳子，卷发用的电热卷拖出一条黑色的电线，带花结的发卡……照片甚至拍了壁橱里挂的衣服，贴亮片的短裙，带毛茸茸的大翻领的夹克，其他的照片是从国内赶来料理丧事的西西的弟弟刘海，他愁眉苦脸的脸部特写，同来的老母亲木然地坐在群租房的单人床上，床边小桌上放着一堆药以及装食物的外卖简装盒……

我都怀疑这个记者有点窥视癖。这些物品的主人的脸一直在我面前晃着。我唯一一次遇见她， 那时她还活着，吃炸鸡柳，加辣，喝红牛。然后，就像拧了一个开关，她啪的一声烟消云散。我把这个报道给小艾看，她已经读过，全纽约的华人应该都读过了，你知道，这种惨事传得很快的。“你不觉得她可怜吗？”我问，小艾面无表情地点点头，她一边说一边在点手里的银行电汇单子，手指熟练得像赌场里的发牌员，跟我聊天并没有让她的动作慢下来：“当然可怜，但做按摩女这行是高风险的。更多的时候下毒手的是嫖客， 嫖完了，不付钱还要抢站街女手里的现金。这种事常发生。还有那种精神有毛病的低级嫖客，喜欢虐待妓女，所以死于非命的妓女总是伤痕累累， 很暴力很血腥。不过，死在警察手里，或者间接被警察逼迫跳楼这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啪一声，小艾按了一下手里计算器的回车键，算出那叠单子的总数， 她扯了一张纸，把总数写在纸上，用橡皮筋捆住那叠单子。小艾熟练而机械的动作，让我联想起我们的身体，在报废以后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折叠归类，然后按部就班地回到永恒的大循环中，没有国籍，没有疆界，没有永久居民或者户口的差别。一道微薄的淡白的阳光从窗中斜照进来，照亮办公室的我和小艾共用的这一角。小艾起身把一盆吊兰和一盆发财树挪进那个阳光的小框里。于是阳光带上一点绿意，一点汪着水的灰尘在聚光灯一样的空气中飞进飞出……我还是在想着西西。

楼外有警车疾驰而过，一声急似一声，催命一样，警察不知道又要冲到哪里去抓坏人。那天晚上西西站在阳台的蓝色塑料小板凳上，从阳台上看到楼下的情形——一队穿黑色制服的男人，强壮有力，带着武器……他们疾步上了楼梯，狭窄的楼梯间回响着那些穿皮靴的脚步声，然后他们大力拍门——那是死亡步步逼近的声音。我好像穿越进一个陌生女人的身体里，惊恐中的震颤，在走投无路时纵身跳下， 黑夜，以及迎面飞来的大地，像张开怀抱那样对我诱惑着，来吧，来吧，到这里来吧。

虽然报道写得明明白白，但我还是忍不住想起一个阴谋论，西西会不会是被警察从楼上推下去的？这篇报道最让我难忘的地方，是西西和我是同一天到美国的。如果她也是从浦东机场出发的话，我们甚至坐了同一个航班。就像电影《甜蜜蜜》的结尾，我们从不同的方向同时走过海关的转门，抵达这个世界，好像同一个时辰投胎的婴儿。

那些天带着这些奇奇怪怪的念头，我上下班都头脑昏沉，每天迟到四十分钟到一个小时不等。有一天小艾忍无可忍，我一进门她就走过来，虎着脸问，是不是你已经知道花椒问题解决了所以才敢迟到的？我摇头，朝办公室前门那排书架望去，大惊失色，问：“办公室门口那只招财猫怎么不见了？”小艾拿我没办法，她耸耸肩，翻了翻白眼，说：“法拉盛有成千上万只招财猫，每个商店都至少有一尊。你不担心自己迟到却在操心招财猫！这样吧，你必须在下午两点之前，把昨天所有的电汇单子审了交给我存档。”作为公司里的资深员工，小艾对我发号施令。

办公室里有一只举起爪子祈求好运的招财猫， 不知道是谁带来的。每次大扫除我们都说这东西不应该摆在门口，搞得公司像餐馆一样。但这东西看久了，谁都没有动手把它扔掉。媒体对西西的报道中，也提到房间里同样一只的招财猫， 还拍了照片，附在那篇报道上。有天中午我比划着问过公司楼里做保洁的波多黎各大姐，是不是把那只发财猫收起来了？她听不太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先是讨好地点头，说si, si ， 后来猜到公司里少了一件什么东西，又赶紧摇头否认，non, non。为了强调她的无辜，她用手温柔地拍了拍我的手。我最后给了她十美金，让她给孩子买零食。

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那天晚上的偶遇——那天晚上，在那个时间点，哥伦比亚炸鸡店里见到的两个华人女子，其中一个回头看我的人真是西西的话，应该是她从四十街的楼里最后一次自由地出来。“你看到的，极可能并不是西西，而是别人， 任何人。法拉盛这种女人多得很呢，身材、长相都差不多，你就看那么一眼，真那么确定？就是西西又怎么样？”小艾说，她想说一切都是我的想象，那个晚上的记忆，加上一两点巧合，最后变成我对这个素不相识的陌生女人的想象，就像《西游补》里鲭鱼精吹出一口气，变成了让孙悟空入迷的青青世界——“鲭鱼本与悟空同时出世，住于‘幻部’，自号‘青青世界’，一切境界，皆彼所造，而实无有。其云鲭鱼精，云青青世界，云小月王者，皆谓‘情’矣”。西西突然出现和同样突然的消失，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来和去的偶然和随意——只要提了两个箱子，坐上飞机，空降到这里， 然后就开始买公寓，找工作，一切都可以轻易地从零开始， 重新开始真的是我想象的那么容易吗？

这几年我没有太多对家乡的想念——反正所谓的家乡母国，坐一趟跨洋飞机16个小时就可以回去了。我是怎么来的，我要到哪里去，这些高深莫测又是非常基本的问题，在我决定移民的时候从来就没有纠结过，现在却时时纠缠着我，这不能不说跟西西有关，在这个广大嘈杂的都市里，她的悲惨经历牵动了我乡愁的那根筋。

那篇报道我看了好多遍，每次读都会注意到更多的细节。比如说西西出生于辽宁的一个村子。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刘扬（西西的中文名，那时还没有西西这个英文名字）的父母种过人参，做过各种小买卖。直到父亲开始做挖沙生意才真正赚到了一些钱， 把家里的茅草屋推倒改建成砖砌的大屋。19岁那年，刘扬被塞班岛服装厂招工的消息吸引，飞到两千英里外的太平洋上的塞班岛的车衣厂打黑工。塞班岛是太平洋上美属北马里亚纳群岛中最大的岛，那里的车衣厂专门生产贴上“美国制造”标签的衣服然后卖到美国国内。经人介绍她认识了一个华裔美国人，他67岁，她27岁，他们结婚，然后在塞班岛开越南餐馆，第一年生意兴隆， 又借钱开了一家餐馆。过了一年，刘海也跟了过来，在那里开指甲花纹身店。他们像辽宁出来的犹太人，毫不犹豫地跨出国门，到任何可以挣钱的地方去。我从来没有去过塞班岛，因为西西之死，那个太平洋上的小岛的名字给我莫名的哀愁。

2011年日本大地震，阻断了塞班岛对日本的财路，大灾难后日本游客都不来了。西西的两家餐馆随之倒闭，还欠了不少钱，之后就决定到美国来发展……跟法拉盛的站街女相比，西西不是非法移民，她有合法身份，也能说几句地道的美式英语。这也是为什么在发廊一条街的站街妹子中，她一度小有优势，是那条街上的头牌。她们之间的纠纷，由一个叫老李的人来协调解决，老李在逢年过节时还给每一个女人一个小小的红包，女人在饼屋给他过生日，场面像会计师事务所的部门聚会。西西每做一单要给老李20美元的抽头，四十街的几个小公寓就是老李转租给女人们的。

这些细节我读了，免不了跟小艾唠叨。出事以后的几天，小艾对这些跟西西有关的细节还有好奇心和同情心，到后来神情就有点异样。一个月之后，晚间新闻里报道西西的弟弟刘海和母亲都已经到达纽约，我又津津乐道西西的事，小艾在那里沉默地听着，最后忍不住了，郑重把我拉到一边，说：“姐， you are obsessed! 你不能再关注啦， 真的不能。迷信你懂不懂，这种人下场不好，不吉利的。”

“怎么不吉利？”

小艾说：“鬼上身， 要倒霉的。”说完她居然在胸口划了一个十字， 嘴里念念有辞。我说你不是福音派吗？天主教教徒才这么划十字呢，她狠狠瞪我。小艾的生活里有好多忌讳，比如在路上见到地上一只鞋子要绕道走，在房间里不能撑伞，筷子不能插在盛满米饭的碗上等等。除了迷信，她还爱说韭菜多吃了会上火，蛤蜊和螃蟹是凉性的不能多吃……都是民科的营养学知识。

“鬼上身”比“上火”要严重得多。我每提到西西的名字， 阴阳两界的缝隙似乎就增大一点，它带着不甘沦落的阴风，吹到我的影子上。过了几天，我在新世界三楼一家粤菜馆吃午饭，那个桌子临窗，可以看到楼下熙熙攘攘的街道。一高一矮的两个人，一身缟素，手里各拿着一捧用报纸包着的菊花，神色凝重，正在街上往四十街的街口走。我一眼就认出这是电视上采访过的西西的两个亲人——刘海和母亲。他们没有哭哭啼啼，而是像在进行什么仪式——的确是在作一个祭奠仪式，跟在他们后面不远是六福殡仪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她穿着黑色的西装，跟在他们后面，准备帮他们到现场烧纸钱。他们手里的鲜花和庄重的步态，以及中午拖在身下的影子让那条喧闹的大街变成一条荒街，行人走在他们身边时自动躲开一尺的距离。

正午时刻要是我在街上撞到这一幕，我会毫不犹豫往地上吐一口唾沫， 祛祛邪气。那顿午饭，我点了一个鳄梨烤鳗鱼沙拉，龙虾面，一个日风乳酪蛋糕，那天老板请客，我食欲大开，痛快地吃了一顿。在酒足饭饱之时，我们喝日本煎茶， 冲一冲刚才喝了清酒的醉意，这时我的脑海中又想起刚才街头的一幕，醺醺然中一道白色的闪电，把一种苍老的寒意照进我饱食高蛋白高热量食品后的快乐，妈的我真的是中了邪了！

我住在布鲁克林。那个公寓在海边，风景很好。晚上若有月亮，对着海的那几扇窗户可以看到不远处的海面，星星点点的波浪反射出夜空的光。没有月亮的夜晚是一团漆黑，唯一发光的是一个被称作海军码头的地方——在六十年代是一个海军码头，多年来这个军港退役后一直荒着，直到有一个聪明人来搞地产开发，从纽约市政府买地，再把它申报打包成投资移民项目， 每一个愿意移民的人投资60万美元，五年后本金全部奉还，投资者拿到绿卡。这不算太坏的买卖，按现在的价格投资移民要花上100万美元。所以，海军码头的项目公开以后，一年内就集到所有开发资金。从中国带出来的外汇支撑下，那片海滩连着海滩后的几百亩地开始大兴土木。几辆吊车上的红灯一闪一闪，盖了三分之二的公寓楼是海天一线里唯一的人工建筑， 我们叫它投资移民纪念碑。我是怎么来到这个塔下的？这是一个来路的问题。简单回答，我也是移民出来的，靠着家里一个在美国的远亲办的，不是投资出来的，我没有那么多钱。

但西西还是引起我的身世之感。

我看过一个军事史纪录片。1812年法国入侵俄国时，双方都出现大量伤兵难以招架。沙皇军队的做法是，先把这些伤兵从战场上抬上平板马车。待马车走出众人视线，马夫开始加速并挑一条有陡坡的路走。马车在陡坡的上下坡上疾走，颠簸中平板上的伤病员从车上跌落在雪地里。这时车夫假装不知道，绝不回头，这样伤员在雪地里慢慢冻毙。这种从马车上自然跌落冻毙于路上的死法，被沙皇军队称为“事故”。拿破仑指挥下的法国军队他们处理伤兵的做法更简单，法国军官命令战士把伤兵剥去衣服， 然后这些精赤条条的人留在雪地里，这样可以快一点冻死，减少了很多痛苦。这个做法在操作时比马车法难度高，因为把同一个队伍里熟悉的人衣服剥光并留在雪地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结果拿破仑的军队被这些伤兵拖垮了。

我和西西，我们都是从一辆辆平板马车上滚落下来的人，同一天来到纽约。

我出生在中国南方的小城越州，在师范大学本科读的是英文，毕业以后回到家乡，教高一英语。我只教了两年就时来运转，被借调到省城一个民俗文化调查机构。多年的经济飞速发展，物质文明有了，南方几个省都要搞人文大省， 搞人文旅游经济——维护和发扬传统文化，无碳排放，弘扬价值观和几个自信。与我同时借调来的是一个政治思想老师高英，高英比我早一个月到，见到我的第一天，她特别热情，紧紧拉着我的手，带我参观办公楼。高英年龄比我大，长得很妩媚，长瓜子脸，水蛇腰，细细瘦瘦的身材。现在想起来，有点像西西。

民俗处的工作很空闲，我下班后开始写点随笔、散文，投稿到省报的副刊。两年之后开始写小说，发表了就有点小名气，有一年一个中篇进了某个年度排行榜，得了小奖。这个奖以后我被《越州晚报》采访，被称为家乡走出来的新生代作家。其实采访我的是我的高中同学，她在晚报工作多年，已经是副刊主编，现在也帮我宣传宣传。最先拿到这份报纸的是高英，她一字一句在办公室朗诵了采访的全文。

那年秋天我正式加入省作协。这个消息，也是高英对外宣布的：“当了作协会员，就有希望调进省作协当签约作家。”这些编制上的事我不太懂，连“签约作家”这个词都是第一次听说。“签约作家是领工资的，每一个月的工资有近八千元，比你在这里薪水的两倍还要多。”结果呢，我并没有被立刻调进作协。我喜欢民俗处，到年底我的借调就能转正了，十拿九稳。“发表作品是加分项。”副处长老陈偷偷跟我说， 这个不说我也知道。春节过后，等我回到单位报到开始上班，这时网上出现了我的绯闻，除了绯闻还有我写举报信的传闻——举报我们的头儿， 民俗处的正处长。

绯闻不关老陈，是我高中日记的截屏，日记上满是暗恋语文老师，肉麻的青春期的句子，现在在网上挂着。这的确是我的日记，我也的确暗恋过不止一个老师。这样说吧，我对男女之事开窍很早。我丢过不止一本日记，没想到这么古早的事现在浮现出来，这应该跟我写小说有了小名气有关。绯闻容易解释，陈年旧事，可以推脱说当年年轻不懂事，乱写而已，这个事情很快就会过去的。但举报领导的传闻就很严重了——没有任何证据，只是“听说”，但“听说”等于判了我无形的无期徒刑，比男盗女娼的罪名要可怕得多。

开始我还拼命为自己辩解，恨不得刨心以证清白——我干吗举报老领导？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文员，都不是正式编制，更不是科室干部，我举报他到底图什么？他下了以后我又不能坐上他的位子！我不信邪，我相信只要我坚持解释，同事们会站我这边，相信我的清白。我说这些话的时候，起先还有人愿意听，他们笑眯眯地看着我，眼睛却是冷的，静等着我说完，然后一声不响地走开。每说一遍，我的舌头变得越来越滞重，说话的声音含糊不清，最后发音变成单音节，突突突从声带里滚出来。这时候，已经没有太多的人愿意听了，我一开口同事们就找一个理由躲开。

有一天下了班，我实在闷，给一个认识了十多年的文友深夜打电话求助，对方并不多言，听筒里只有我一个人的声音，在说话的间隙是空寂，电话里唯一的声音是静电信号“吱吱”地响。不知过了多久，电话那边突然无比清晰地说，以后我们还是不要再打电话吧，我怕传出去影响不好。

就这样，我成为民俗处最阴险的女人，同事遇到我都绕道走。连老陈，见到我都不敢当人面打招呼，而是像特务秘密接头那样，前后看看没人，再弯腰侧脸，虚着声音对我说，“小梅，你好吗？”那时读卡夫卡的《变形记》：“当格里高·萨姆莎从烦躁不安的梦中醒来时，发现他在床上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甲虫。他的背成了钢甲式的硬壳，他略一抬头，看见了他的拱形的棕色的肚皮。肚皮僵硬，呈弓形，并被分割成许多连在一起的小块。和它身体的其他部位相比，他的许多腿显得可怜的单薄、细小，这些细小的腿在他跟前，在他眼皮下无依无靠地发出闪烁的微光。” 毫无疑问，这写的就是我， 一夜之间，我变成了一只甲虫。

……

（全文详见《江南》2021年第四期）

凌岚，生于江苏南京，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文学专业，现侨居美国。出版小说集《离岸流》以及随笔集、诗集和翻译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