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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港》2021年第7期|陈小虎:手抄本
来源:《文学港》2021年第7期 | 陈小虎  2021年07月14日13:04

我从台阶上跳下来,像是把门口那盏高高的灯吓着了。它一哆嗦,我的影子缩成一团,跟趴着的青蛙一样。我站直,影子长长地铺在地上,盖住了空地上的沙子、泥土和小草。我径直往边上的一棵苦楝树走去,站立,回头。风软软地摇晃,几片花瓣落在我的头上、身上。我捡起它们,放在手心里,低下头,吹了一口气。它们四散开去,慢慢地落在地上。我拍了拍手,望向电影院的大门。

这座电影院在小镇的北郊。镇上有三座电影院,另外两座分别在城南和城中央。北郊的电影院是露天的,黄土夯的墙围出一座院子。围墙很高,应该有四米多,站在墙边往上望,不仅抬头,还要往后仰。墙上抹了一层水泥,水泥上种满碎玻璃。人从稍远处走来,阳光下可见玻璃刺目的光。我知道建筑这么高的墙是为了防止逃票和偷看,但墙也太高了,谁又能攀爬上去?镇里的同学说,如果墙矮了,从里面可以爬上去。问题是能进去了,又何必爬墙出来?四周没有树,也没有楼房。院子很大,里面立着一排排青石板,那就是座椅,由低往高,整整齐齐。我猜想这里以前应该是一片平缓的坡地。坡的形态为座椅的排列提供了天然的便利。地上有草,草都高,有的差不多就要和椅齐平了。这平添了许多野趣,边看电影边拔草,或者嘴里含一根长长的草茎。我曾经想过这样做,但没有一次完成。坐在石椅上,目光和心思就都在银幕上了。那时,我就读的中学也在镇子的北方,和电影院隔一条没有树的土路和两块稻田。晚上在教室自习,可以听到喇叭里传出的对白、主题曲和插曲。

入口的枣色帷幕还没有拉开,那两个胖胖的中年妇女走到一侧,凑在一起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她们的发髻就要碰在一起了。灯光把她们的身影打印在黄色的墙上,望过去,就像图画上的两个冬瓜。我不喜欢她们的模样,也不喜欢她们那副眼睛长在额头上的表情,但我羡慕她们的职业。当一名电影院的查票员,该多好呀,一辈子都能有不花钱的电影看。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电影为我打开了一扇又一扇观望世界的窗口。我深深热爱电影。

我在离镇子不远的一座濒海的小村庄出生长大。那已是极偏僻的地方,出村往南经过山坡和沙地,就是大海。村子没有公路,与外界几无联系,贫穷,闭塞。幸亏有了戏班和电影队,它们烟花一样地涂亮村子的夜。戏班是过年时来的,演潮剧和白字戏。我听不懂那些唱词,但我喜欢看穿着花花绿绿的人在戏台上跳来跳去,像骑马,像打仗。看的次数多了,也就知道了戏的内容。知道内容,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哭,为什么笑,为什么舞刀,为什么翻跟斗。我父亲甚至一度想让我去学唱戏,他觉得这样我就可以学到一种手艺。我也想,我觉得戏台上的那些姐姐,个个都像花那样好看。戏班主说我太小了,还不适合学。我知道他在嫌我瘦,长得丑,就记恨他,趁他们走时,偷偷地用弹弓射他,可惜没射到。戏班来的时间短,也就春节那几天,平时不见踪影。电影队和戏班不一样,一个月来一次,月底来。他们是按照村子和镇里的距离远近安排的。我们村排在后面。

电影有大小之分,区别在于放映机。小电影是镇里的,一个月来村里一次,中间需要停顿换片;大电影是县里的,三个月出现一个晚上,中间换片不用停。电影队到来的日子,是全村人的节日,是孩子们过年的日子。每到月底,我们就守在大队的那台电话机边上。大人接电话时,我们就眼巴巴地在一边等。如果是电影队来了,他就会笑着骂我们一阵。我们在他的骂声中兴高采烈地跳过高高的门槛,去通知别人。电影队的人都是下午来的,我们早就在村口等。背着手走的,是电影队的人;担着装放映机箱子的,是村里安排的大人。我们像迎新娘一样,有人在前面带路吆喝,有人在后面紧紧跟随,把他们送到大队部,看他们搬出机器,看他们倒片,也看跟他们要来的那些宣传单,不多,一般给七八张。我们人多,就分成几堆挤在一起看。宣传单是彩色的,印着影片的名字,演员表,内容简介,还有照片。如果是新片,而且是打仗的,心里的期待就更强烈了。只是,那些年新片不多,翻来覆去看的就那十几部。

其实,在一场电影结束、电影队还住在村里的时候,村里人就开始期盼他们下一次的到来了。单调的日子因为电影而丰富,即使清浅地一笔抹过,夜晚也会明亮一点。电影队的出现和消失就像扔进池塘的石头,溅起的水花很快被熨平。我的心空落落。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此后决意离开村庄的种子实际上那个时候就这么播下了。银幕上的人物、风景、火车、飞机,甚至一个煤球,一个苹果,都为我搭建了一个新鲜、神秘的世界,吸引着我,并给了我走出去的动力。

她们散开了。一个人走向空地边上的屋子。那里,两间房子相连,一间卖票,一间是休息室。一个人退回到帷幕的前面,斜靠着立在地上的铁栅栏,用手捂着嘴巴,脸朝上,对着天空打了一个喷嚏。那些在灯光下飞舞的虫子,一下子跑远了。

卖票窗口前面的队伍越来越长。队伍像是并列两排,但卖票的只有一个窗口。站在右边的,都是女孩。我想她们应该都是别人的女朋友。电影院是露天的,所以便宜,且在郊区,来的大都是年轻人。那些上了年纪的、有钱的,他们不会跑远路到这里来招惹蚊子。年轻人中,又大都是情侣,一对一对的。剩下的,要不就是我们这样的学生,要不就是来找“戏”看“戏”的小伙子。他们有着明显的特征:长头发,花衬衫,喇叭裤。

那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和香港联系的大门敞开了。进来的,不仅有资金,有技术,还有屡禁不止的走私货。货品包罗万象,从家用电器到袜子手套。镇里的电力总是不足,断电是常事,那些冰箱洗衣机都拆成废品,录音机成了抢手货,从砖头一般大小的单喇叭到半边窗子长宽的四喇叭,每隔半年就换一茬。录音机的流行,在于轻便,一只手拎着就可以穿街过巷,装上电池,开关一按,听潮剧的听潮剧,听邓丽君的听邓丽君,各取所需,互不干扰。和录音机一样广受欢迎的,就是喇叭裤。这裤,上紧下松,分大喇叭、中喇叭、小喇趴和直喇叭,明显不适合于干农活。在镇子里,穿喇叭裤的都被视为游手好闲者。他们也的确是。我不知道白天里他们做什么,在夜晚的电影院每次和他们相遇,必将目睹一场“好戏”。第二场的卖票在第一场结束前的半个小时开始。为了买到居中的好位置,更早的时候已经有人站在那扇紧闭的方格窗前。在小镇,排队只出现在学校。窗户打开时,是秩序最乱的。有人真的只为了抢票,有人却是为了混水摸鱼。我就看见了趁乱把手伸进别人口袋的,但我不敢吱声,和我站在一起的同学也不敢吱声。我们还得把脸移开,假装没有看见。这使我们在每一次走向电影院时身上仅仅带着只够买票的钱。这样的小心谨慎让我们避免了很多的麻烦。他们不会看上我们这些穷学生。

那些镇里的年轻人,就没这种运气。也是,他们毕竟带着女朋友,要买些零食,要买两瓶汽水,或许,还有别的费用。纠纷就此出现,要不因为钱,要不因为身边的女孩。钱倒也不算多大的事,女朋友被欺负了,大凡是个男人都无法接受。架,就那样打了;“戏”,就那样上演了。也许就因为同一个镇子,往往收场得恰到好处。三下两下把人打倒,赢的那方转身就走,留几个身影,大喇叭裤扫把一样荡起一片尘土,一跳一跳地腾挪离开。这边,倒地的人在女朋友的搀扶下缓缓坐起,用她的手帕拭去嘴角的血,两人依偎着走了,留一地静默的目光和这个晚上剩下的安静。

“啊!”一声女孩的尖叫在人群中响起,排着的队伍瞬间散开。卖票的窗口前剩下三个女的和七八个男的。我站在树下,不清楚起因,但我知道,又一场“戏”要上演了。

就在我以为一切会像过往的桥段那样展开时,又一声呐喊响起——“别动,我们是公安!”声音刚落,几个身影围过去,纠缠在一起,眨眼工夫,几个人倒在地上,又被人揪着花衬衫拎起来,双臂被扭向身后,用绳子捆着。一行人浩浩荡荡离开了空地。一片寂静。只有风摇动树枝的声音,虫子鸣叫的声音,苦楝花开的声音。人群无声地望向和空地相连的路,又无声地拥向窗口。这是我第一次目睹公安抓人,我相信这样的场面对许多人来说也是第一次。震慑,惊讶,感叹,震惊,这些感觉瞬间堵住了语言奔涌的通道。

一些日子后,各种传言在宿舍铺陈。说是镇里一个领导的儿子带女朋友看电影时,被活跃在北郊的这个叫“15K”的流氓团伙殴打了,伤痕累累,在床上躺了好多天。领导生气了,就有了这个晚上的围捕。整个团伙成员在镇里的不同地方被抓,没有漏网。我不知道传言的真假,也无从考证。但此后去这座电影院,再也没有见到打架的事情了。

风凉了,软软地拂过来,裹挟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第一场就要结束了。我走出树的阴影,站在灯光下,等待还在里面的同学。我们一起来,必须一起回,只是他们不会想到,我那么早就选择退场。

到达电影院时已近开场,买到的票位置分散。我们各自选定座位,我和他们分开,恰在边上,蚊子的叮咬不算什么,我早已习惯这些,但相邻位置那些人的言语和动作实在让我无法坚持下去。他们都是成双的恋人,他们都在不停地说话,他们都在不停地嬉笑,他们都在不停地搂抱,他们还在接吻。坐在那样的人群中,我实在无法静下心来。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动作,像火一样在燎烤我,像羽毛一样擦拭我的鼻子,像镜子里的女子在呼唤我。羞愧,羡慕,嫉妒,忌恨堵在心头,除了离开,我别无选择。

我站在那里四处张望,两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视线中。我有些惊愕,然后,迅速地退回到树下的位置。他们应该是没看到我,依偎着走向卖票的窗口。男的大半个身子俯在窗前,女的站在一侧看着他。一会,他们肩并肩走向墙边的暗处。我再也看不到他们的动静。

他们是我的同班同学,镇里的。男的帅气,女的漂亮。上体育课,男的是男生这边的领头羊,女的是女生那边的第一位。我几乎要望尽班里所有男女的头发才能看到他们。这一晚上之后,每次上体育课,我忍不住就想,他们这样一前一后规规矩矩地站着,会是什么感受?女的看遍了前面这人的头发、脖子和衣领,一声“向后转”,男的又要这样直愣愣地望,谁都要僵硬地挺立,谁都不想让对方看到自己的不好。这要多么坚强的意志呀?而且,不好玩。我此后不与同班女同学,不与女同事谈恋爱这一标尺的竖立,应该与他们有关。时刻的面对让双方少却了新鲜感,多了无形的拘谨和压迫。因为一方如影随形的存在,而少了自由自在、放荡不羁的快乐。

我想起了半个月前的事。那时,天已渐热,昼被抻长。和同学晚饭后去镇里漫无目的地闲逛,莫名地走到男同学的宿舍。我记得是镇里的水产站。同学在楼下眺望,说,灯亮着,大声叫唤他的名字,扯着我上楼。我和他之间几无交流,他是镇上的,我是乡下来的。城镇户口和农业户口有着巨大的沟壑,他又是一个傲气的人。但我还是跟着,我不是一个敢于说“不”的人。我们在走廊里踢踏着脚步,在房门前停步,敲门,呼唤名字,但门没有开。我一直沉默。从门下漏出来的光亮突然消失。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抬头看同行的人,走廊的灯光下,他的脸上挂着笑,诡异的、陌生的笑。我傻傻地站着,他都叫不开门,我的行动更是白搭。下楼时,同学突然问我,你知道他为什么不开门吗?我没有说话,这也是我在想的问题。同学举起双手,缓缓地做了一个动作:左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搭成一个圆圈,右手的中指穿过去。我就说不出话。这是小时候和别人吵架时用来刺激、挑衅对方的淫秽动作。我没想到他也懂,我们不是同一个镇的人。看来,关于男女之间的笑话和动作是通行的。你知道他和谁在一起吗?那人又问。我摇了摇头。他说,算了,以后你就会知道。

这个晚上,我终于知道了。噢,原来是她,倒也挺配的。我莫名其妙地笑,好像是因为知道了答案,或者是发现了秘密。

多年后我才知道,当时班里谈恋爱的并不仅仅是他们。大学毕业后,我收到另外两对的结婚请柬,其中一对在初中就已经开始。我不愿意承认就因为他们是城里的,所以见的世面广,成熟得早。我宁愿认为高中时的孤单是自己的情商太低,别人多情时我还不懂情为何物。但那个晚上,我的心中还是有些泛酸和嫉妒,或许,更准确的说法是羡慕,隐约的渴望。

一个人向我走来,站在我面前停下脚步。不高,白色文化衫,短裤,身上鼓鼓的,背着光,我看不清他的表情和脸容。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正想离开。他突然叫我,兄弟。我停住,望向他,又望向周围。空地上站着许多人,我的身上只有五毛钱,我与他素不相识,无怨无仇。买书吗?他问我。买书?我疑惑地重复。他两手空空呀!嗯,很好看的书!他说,怪异地笑。

他把手从文化衫的下摆伸进去,在衣服里面动来动去,变戏法一样地掏出一本书,递到我面前。我凑近,一下子呆住了。书的封面是牛皮纸,上面刻着四个粗粗的美术字:少女之心,和一幅光着身子的女人画。

我还记得那一刻我的反应:脖子像被一只手扼住,呼吸急促,喉咙干涩,血往头上涌,全身颤抖。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画。

我犹豫着要不要接下来,他又说,一本两块钱。我稍稍抬高的手又垂下去,口袋里只有五毛钱。即使我想买,也买不起。我往前走,他拦在我面前,说,便宜两角,一本一块八。我没有管他,往人群走去,转过身,他已不见踪影。

我还在激动和紧张之中,抬头看周围,没有人理我。如果有人多瞧我一眼,肯定能看出我的异样。我的身子在颤抖。我知道这是一本黄色小说,宿舍里曾有人在睡觉前的聊天中提过,小说写一个女的和她表哥的情爱故事,说是男人的必读之书。因为色情,所以不能正式出版,他读的是手抄本,抄在作业本上的。宿舍里的人想借读,他说书已经还了。有人问他为什么自己不抄下来,他说不敢,看这样的书要被抓要判刑的。我从未想过,居然就这样和传说中的“男人必读之书”相遇了。

电影院突然安静下来,像哗哗响的小河不再流淌。空地浮起一阵躁动,旋即被扩音喇叭的前奏曲抚平。是韩宝仪的《粉红色的回忆》。我情不自禁地跟着唱起来——“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压心底压心底不能告诉你/晚风吹过温暖我心底我又想起你/多甜蜜多甜蜜怎能忘记……”在宿舍的箱子里,压着一本蓝色封面的硬皮抄,那是我专门用来抄流行歌曲的。曲谱用红笔,歌词用黑笔,歌名是各种美术字,页面的留白是各种简笔画。本子已经抄满,都是那几年流行的港台歌曲和电影歌曲。上了高中后,我试着给那些谱子填写新的歌词。

人群动了,他们在慢慢地流入电影院。那块帷幕被从两侧分开,有人从左边出来,有人从右边进去。那两个胖胖的中年妇女站在入口的两条通道边,她们在验票。身边的人一下子少了。我又看到那个卖书的人,他在离我差不多二十米的地方站着,背着手,鼓着文化衫,看着我。

我已经冷静下来,不就是手抄本吗?不就是黄色小说吗?我不碰,不沾,不看,不就行了?那幅图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闭着眼睛我也可以画出来,又不需要像谁,又不论好看还是丑陋,只要是个人,而且是个女人就行了。我身上没有钱,不怕偷也不怕抢。电影结束了,我的同学就要出来了。人有了伴,有了群,力量和胆子就成倍增长。

那人往前走了几步,就停住了,双眼望向我的身后。我一下子明白过来,同学出来了,就在我后面。果然,有人叫我的名字,有人大呼小叫地问为什么这么快出来。我没有说话,眼睛扫了一轮,人还不齐。有人做事就喜欢拖拖拉拉。

你们买书吗?卖书的人走上前,小声地问。什么书?好看吗?有人接上话。好看,好看,很刺激的。卖书的人说话有些迫不及待,迅速地把手伸到衣服里面,掏出两本,递出去。我悄悄地站到人群的外面。

咦,少女之心!一个人惊讶地发出感叹。几个人在声音刚落地的时候就快速地凑上前去。挨得连缝隙都没有,又怎么能落下光?又怎么能看得清楚字?他们又分散开去,成为两拨。神秘是一块巨大的磁,好奇是人心的铁。

卖书人看了我一眼,就把脸转开。我的自我隔离应该让他看出了我的态度,只是,他并不知道,我的远离是因为钱和对阅读手抄本的恐惧。一些年前,父亲的一个学生因为偷读张扬的《第二次握手》而被抓了,在各个村子游行,还被关进监狱。那也是手抄本,讲科学家报效祖国的事迹。而且,我的身上就只有五毛钱,他不可能把一本两块钱的书分成四份。

我又看到同学。出来的人越来越少,排队等着进去的人也越来越少。第二场电影就要开始了。空地真的空了,几棵矮矮的苦楝树,两间矮矮的房子,一群学生,一个卖手抄本的男人。那两个中年妇女检完票,各握着一把剪刀站在又落下来的帷幕前面,往我们这里看了一会,往边上那两间房子走去。她俩应该知道这一群人凑在一起是怎么回事,那个偷偷卖着手抄本的人也绝对不是第一次出现,或许,彼此都已认识。只是,这样的事情在她们看来也许远不如电影票好不好卖重要。早已乘风破浪的人,又怎会留意那转瞬即逝的水花,只有站在岸边跃跃欲试的新手,才想着伸手去测水的温度。

买一本,多少钱?有人开口。卖书的看了我一眼,说,两块五毛。我正想开口,他接着说,诚心要买,一本两块钱,便宜卖你们。我急了,大声说,一块八,你刚才说一块八。那人默不作声,同学纷纷瞅我,神色怪异。我连忙摆手,说,我没钱,我没买,我只有五毛钱。

那本手抄本被买下了,十个人,每人两毛钱,书归每个人所有。一个一个轮着看。看完了,出租,一次一毛钱。钱收上来了,再跟他买第二本。那人说,想看别的,可以到这里找他。 我不关心以后的事,只想,这个晚上怎么轮读,谁是第一个,谁是最后一个。抽签是回了宿舍的事。路上,每个人都兴致勃勃,充满渴望和向往,充满力量和勇气,像一个整装待发的探险者,等待着出发的时刻。

从小到大,我的运气从未好过。小时候,邻村那个算命的盲人摸遍了我的脸庞和十个手指后,幽幽地说,这孩子,哎,这孩子,这一生,哎,这命……那时才八岁,但我记住了他的脸色,锅底一样,和那拖得长长的,长得说不下去的声音。我不信命,努力地摆出一副抗命的姿势,但命从不理我。她把我扔在一边,姗姗而去。

那个晚上,十个人,我抽到第十号。我算了时间,估算了他们阅读的速度。终于把心放下来,可以睡个安稳觉,到天亮,也许就轮到我了。

但是,我睡得一点都不安稳。我的上铺,他是第一个读的,他在我的上面长吁短叹地折腾了大半夜。这当中,不时有排在后面的,或者打听到消息的人爬到他的床上。他把书递给二号,我还没有入睡。迷迷糊糊将要睡时,他一只脚蹬在床板上,一串长长的吟唱击走了我的睡意。

我被别人叫醒时已快到上课时间,匆匆赶往教室。到中午,没有人告诉我,手抄本去哪里了,轮着轮着,就不见了。

此后,我的生活中再也没有手抄本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