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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者》:新主流的一次全面升级
来源:北京青年报 |   2021年07月09日15:40
关键词:《革命者》

新主流电影的商业化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电影的重要浪潮,这不仅仅是因为2010年以后的中国电影市场的多元化趋势,也与主旋律电影的市场自觉有关,更与中国艺术家们力图“讲好中国故事”从主旋律向新主流大片转化的自觉有关。202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电影《革命者》登上银幕,以历史现实主义的手法,通过描述革命先驱李大钊被行刑前38小时的回忆,以点带面地书写了中国革命的起源,成为当代新主流电影的又一重要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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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类型而言,人物传记片拍摄是颇具难度的,伟人传记片的难度则更上一层。《革命者》主要讲述李大钊的故事。众所周知,“南陈北李”,南有陈独秀,北有李大钊,两人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为中国革命开疆拓土。李大钊在自己短暂的生命历程中,为中国人民带来马克思主义思想,点燃共产主义火苗,发起五四运动,推动国共合作,并在北大教书期间,引领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完成了一个又一个流芳千古的创举。要在这些宏大的历史事件之中将人物的脉络梳理清晰,要以历史感人,更要以情动人——这是人物传记片最难之处——毕竟,在这一叙事中,个人经验、情感与宏阔的大历史紧密相连,叙事线索被糅杂在多重复杂的语境之中,个体、群体、历史真相与历史话语,缺一不可,这也是过去主旋律传记电影常常被认为难以获得观众共鸣的根本原因。在大历史语境的压迫下,人物面目模糊,情感亦真亦假,面对抉择时,人物与常人相反的决定,其背后的推动力的演绎常常不具有说服力。

近年来,新主流电影的发展,为人物传记电影提供了新的思路。较早的一些人物传记电影诸如《杨善洲》《铁人》《黄金时代》等,在叙事方面已经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而近年来崛起的新主流电影则更进一步,这些电影往往以年轻一代的“新力量导演”或创作团队为主,以更与年轻观众贴近的方式,更具青年文化的叙事,讲述历史、传承经典,既表达了中国的主流文化,又构成了中国电影市场的主流。在这一点上,《革命者》则是新主流电影的又一典范。在这一历史时刻,通过伟人的个人命运与传奇来传达中国精神,选择以个人传记片的形式,而非近年来以传奇事件为核心的模式(诸如《攀登者》《八佰》《红海行动》等)进行表达,既是一次献礼,又是一次关于中国电影类型多元化的勇敢尝试和成功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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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者》以李大钊赴死之前38小时的回忆作为整个叙事的链接逻辑。这就使得整部电影的情节似乎没有直接的逻辑关联,极具碎片化,但又形散而神不散。回忆作为逻辑,则使得时间具有了可变性,其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关联,无需以时间顺序为根据,而是更多地以人在回忆时松散的、联想式的,甚至有些主观的方式作为连接结构。这种方式也正是近年来较为流行的一种商业叙事策略,一方面是因为这种模式更接近于人的记忆机制,接受此种模式的观众,可以更加自然地接受影片讯息,使之作为一种大脑-影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碎片化的叙事,与当代媒介文化的碎片化叙事具有同构性,更贴近青年观众的审美期待。

这部讲述伟人的电影,以更富于当代性、可变性、青年文化与主观性的叙事,搭建起一座关于李大钊的历史宫殿。在叙事之中,记忆的来源,即叙事者,也是不断跳跃的、不断变换的——李大钊的故事,并不仅仅由他一个人来讲述,更不是由电影的创作者来讲述,而是由毛泽东、陈独秀、张学良、庆子以及千千万万受到李大钊影响、帮助和鼓舞的人来讲述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电影将主客观镜头来回穿插,即便在属于某人的回忆当中,也会有一些“叙事者缺席”的段落。例如在张学良回忆的片段中,李大钊为了给一个报童鸣冤,联合工人群众在租界发动运动。他勇敢、热诚的生命力,对民权捍卫的决心,对外国入侵者慷慨激昂而条理清晰的说辞,都激起了年少的张学良对于共产主义的热情。

在此过程当中,导演不仅呈现了张学良参与的场面,也呈现了在张学良参与之外,李大钊开会、布置任务、一个人写作办报纸做准备的场面。但是,通过张学良“回忆”的方式,以及他“看”李大钊的行为,将这些客观性的表述内化为一种主观性的,甚至是想象性的场面——一种张学良的想象——这就使得人物传记片的讲述,尤其是细节的讲述得以立得住脚。因为它不仅仅是来源于创作者的资料和分析,更来源于历史参与者、讲述者的亲身经历与想象,观众会在认同讲述者的基础上,在情感上接受这种想象,并也如张学良般被李大钊的强大思想魅力、人格魅力所感染。

从而,主观性成为这部作品所呈现的最大特征,李大钊并不仅仅作为一个客观的历史人物活着,而是作为一个“被讲述的客体”存在于电影之中。当然,这个客体身份也是不完全稳定的,是可变性极强的,从而构成一种主客观交替的既视感。这种观感,暂停了由于互联网参与式文化兴起对剧情“不信任”的审美潮流,而更具可信度,并带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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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视听语言方面,这部电影制作非常精良,极具后期罗西里尼(《游览意大利》)和德莱叶(《圣女贞德蒙难记》)的风格,在表达人物内心剧烈情感情绪波动时,使用大量中近景镜头,让人物的面部以一种极为突出的比例呈现在大银幕上,使得人物的面部尤其是眼神成为整个画面最重要的信息承载者,以之祛除与情绪无关的环境信息。此时,被放大的人物的面部,正如同被放大的人物的情绪与情感,通过视觉冲击着观众的心灵。

例如李大钊临行之前理头发的一场戏中,李大钊视死如归依旧谈笑风生,当国民党的军官以一种蛮横而残酷的方式将水直接泼到他头上时,导演使用了戏剧舞台风格的人造光线,让整个画面具有了某种程度上的假定性、主观性-想象的可能,使用了升格慢镜头让水缓慢而凶残地扑向李大钊,并给了李大钊的面部以近景。在这里,这个镜头融合了多种情感和寓意,既可以将这些水视作国民党的残酷和蛮横的代表,也可以将之看作李大钊即将用自己的牺牲唤醒中国千千万万人民觉醒的洗礼之水;既是一种现实呈现,也可以视作李大钊的拥护者们,对于李大钊牺牲之前的生命的一种纪念与想象。李大钊坚韧不拔的表情,也在这其中给了观众以极大的冲击,在面临如此非人的待遇和即将到来的死难时,伟人坚韧的心智,被镜头放大,被时间放大,而观众也在其中真正地受到了感动和洗礼。

作为一部新主流电影的典范,《革命者》或可代表当代中国电影的艺术水准。导演徐展雄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新力量导演”,而监制管虎则是第六代导演中的名将,且早已以《斗牛》《老炮儿》获取了极高的艺术与商业认可度,在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八佰》中,他将个人风格与主流题材故事极为巧妙地融合,并探索出一条有风格的新主流电影之路,《革命者》的整体质感和风格也依旧呈现出管虎一贯的风格。

张颂文对于李大钊的塑造更是极为贴合的,既正气凛然,又温文尔雅和蔼可亲,既具有书卷气,也拥有着革命家的人格魅力和道德修养。可以说,《革命者》的成功,既是中国新主流电影的一次探索,也是中国电影艺术质量、艺术水准上升的一个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