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唱歌时，总会有一双深情的眼睛望着我。那双眼睛会出现在所有意想不到的地方，比如洗手间的吊顶上、厨房的排烟孔里、石灰脱落的旧墙砖上、一个人的电梯间里、深夜的花圃里、出租车空荡荡的后座、观众稀少的电影院的后排座位上。这眼神似乎有一种和空气类似的特性，无处不在，又比空气更为具体，给我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炽热和摩擦。还好，我能感受到它是深情的、无害的。它和我保持着足够的距离，没有像空气那样携带着有毒的物质钻进我的鼻孔、咽喉和肺部。

于是，从一开始的惶恐不安，到感受到这个眼神中的赞许后，我欣然接受了这份对我的深情，这花费了我很长的时间。我相信没有人从一开始就能适应这种毫无掩饰的赞许，大概都会像我这样，担心自己的神经出了什么问题。接受归接受，刚开始，我根本不敢与这双眼睛对视，我首先感受到的是被偷窥的焦躁，我能确定他就在那儿，但在经过长时间的磨合之前，他的样子是模糊的，或者说正是我不敢与他对视，才导致我看不清他的样子。那一阵子，我变得不再敢唱歌，虽然我唱歌一向都是偷偷摸摸的。洗澡的时候，做饭的时候，周围没有人的时候。本来就是小声哼哼，生怕被人听见，这倒好，习惯性地从鼻腔里哼出旋律后，我猛然意识到，他可能会出现，便立刻屏住了呼吸。果然，没有我的歌声，他就不会出现在那些意想不到的地方。也就在那时，我感到心脏咯噔向下一沉，那种下沉的坠感显然不是松了一口气，而是极度的失落。我小心翼翼地在心里喊道：“有人吗？这里有人吗？”那一次，那双模糊的眼睛没有出现，我也就没有唱歌。

但是，在我的生活里不能没有歌唱。从我很小的时候开始，我不记得几岁了，我就已经发现音乐是一种神奇的物质。我就读的职高没有化学课，我没法告诉你们这种物质的名字，不过我能确定，它是人的身体里不可或缺的一种物质。这种物质是隐秘的，它藏在身体的内部，绝不可少，但又不能被人发现。我从来没在有人的地方唱过歌，那是因为我害羞而导致的害怕。好在保护隐秘的东西不被发现，这也算是合情合理。

所以，我当然不会想到，有一天，有一双深情的眼睛凝视着唱歌的我，不会想到，我隐藏的物质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被他发现了。我当然会把他当作我的幻觉，除了幻觉还会是什么呢？既然是幻觉，那么他就不会伤害我。我试着大胆地与他对视，我越凑近他，他的样子就越清晰。近在咫尺，我看见他深棕色的瞳孔，以及瞳孔里褐色的菊瓣花纹。他的两只眼眦里面都有一些血丝，映衬得眼白略微发黄。他的眼睛眨了眨，嗯？是我唱得不好吗？我想把声音再放开些，不要把字句含在嘴里，但是我不敢，因为外面有人，或者旁边有人，而我的歌声是不能被别人听见的。

就在我以为他是确确实实的幻觉的时候，做梦都没想到，他竟然出现了。他不再仅仅是一双深情的眼睛，而是呈现一个完完整整的人。对，一个真实的人，从头到脚，不缺少任何一个部分的男人。那双熟悉的眼睛还是一如既往深情地望着我，眼里带着血丝。现在他用嘴巴，而不再是用眼睛说话了。

我和我老公的相识，算得上巧合，也算得上浪漫。高中毕业后，我们学经管专业的大都去了各个酒店、商场当服务员或导购，我当然也不可能例外。我跟着同学们一起应聘、面试，成了一家商场的营业员。我从来没有例外过，长相、言行、分数、选择，我身上能想到的一切事物总是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代表了大多数。所有人都觉得我的成长就该如此，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人在意我该怎样、不该怎样。那些在班上熠熠闪耀的人是怎么回事？我不想成为他们，我害怕被人关注，但我也很想知道成为他们是什么样的感受。不，我不是很想，我只是好奇。

商场高得离谱的营业额也不知道是怎样来的，我每天站在某个服饰品牌的柜台里，一整天也等不到几个来买衣服的人。有一天我突然感觉到，因为鲜有人光顾，这个牌子的衣服也呈现一种和大多数人保持抗拒的姿态，还会冷冷地嘲讽极少数买它们的人。我们这些营业员不允许聊天，不允许玩手机，陪伴我的只剩下商场各个角落传来的音乐。我喜欢音乐，无论什么类型的音乐，歌曲也好，纯音乐也罢，只要有旋律在我耳边响着，我就觉得舒服、放松，不然浑身会绷得紧紧的，像是所有人都在看着我，安静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是一种由内而外产生的巨大的噪声。小时候因为听音乐发生过一件很让人尴尬的事情，直到现在想起来还会觉得难为情。

我听过的音乐不计其数，但都是一知半解，大家都会哼的部分我也会哼，不是那么大众的音乐，我可能听过，但没办法完全记住。看吧，我都说了，我只是代表大多数，没有一点点过人的天赋，更不可能鹤立鸡群什么的。但我又知道，表面上看起来和别人一样，可又有哪里是不一样的。在背地里我会一刻不停地唱歌，我觉得我唱得特别好听，比歌手、歌剧演员唱得都好。虽然只是小声哼哼，但完全可以从中听出美好悦耳的感动，至少我常常被我自己的歌声感动。

那天的商场里播放的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旁边有几个营业员一边抖着腿一边跟着旋律小声地唱，大家都沉浸在无事可做却又认真严肃的怪异氛围中。我当然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唱出声，虽然我也会唱。副歌部分一遍一遍地重复着，歌手的唱腔婉转而动情，隐约带着微弱的喘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总觉得这首歌哪儿不对劲，和我以前听的不太一样。特别是每句歌词最后长长的尾音，他的颤音和以前听过的这首歌的颤音频率不一样，就好像一条曲线和另一条曲线没能重合上。当然，每一个人的每一次曲线都不可能完全一样，只是这条曲线和我所熟悉的那条曲线相差太远。就像同样的字，由两个不同的人写出来，尽管第二个人在努力模仿，但还是会被人发现破绽。我越听越能肯定这首歌是翻唱，虽然模仿得极其相似，但还是在尾音的部分被我识破了。

只要发现了这个秘密，翻唱和原唱的差别听起来就越发明显，这位翻唱者唱得固然百转千回、情意绵绵，但始终是一副模仿的状态。如果让他自由地处理歌曲的情感，或许他也会有出色的表现。但因为是在模仿，而模仿这个行为阻碍了他展开自己的情绪，便让人越听越不舒服，越听越觉得简直就是垃圾。有了这个感受，后面的歌曲也同样觉察出了是翻唱。翻唱的歌曲在商场空旷的通道间回荡共鸣，没有一处可以逃离音乐声音的捕捉。他模仿得越像，我越感到被他做作的声线掐住喉咙。

不能再播放这样的音乐了，我快要疯了。我和同事含含糊糊地打了声招呼，转身就离开。“洗手间在那边啊。”她在身后提醒我走反了方向。“嗯嗯，知道。”我要去的地方是广播站，我要让放音乐的人赶紧把这些翻唱的歌停下来，不然每个听到的人都会窒息。

我小跑着进入商场后面的办公区域，我得快一点儿，因为公司规定，上厕所的时间不能超过十分钟。我轻轻敲了敲门，探着脑袋伸进去看，本来以为里面就一个人，最多不超过两个。可在不大的空间里面站着、坐着七八个人，我吓了一跳，看他们的穿着打扮个个西装革履，色彩深沉。

“我们具有最及时的商场儿童走失应急广播预案。”我听见有人在讲话，探进去的脑袋想立即缩回，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什么事？”有人问，我认出说话的是我们部门的廖经理，他也在犹豫了一会儿之后，确认我是他下面的员工。“那个……”看见这么多人，我又像往常一样不愿意开口了。“有什么事进来说。”一个身穿西装的男人向我轻轻地招了招手，或许以为我是来反映工作问题的。

我一步一挪地贴着墙往里走，靠着墙角小心翼翼地说：“商场里面放的是翻唱的歌，可能是盗版，可不可以换成正版的？”

“不是，不，不是。是有原因的。”坐在操控台上的小伙儿站起身，局促地搓着手说，“正版是有版权的。上海有家商场把一个歌手的歌曲作为背景音乐，后来被告上了法庭，最后不但罚了五六万，还要在报纸上登道歉信。我听到这个消息就不敢放原版了，翻唱的一般不会追究。”

“使用盗版本身就是违法的。”穿西装的男人皱着眉头说。

“这问题不大吧？”廖经理摸了摸锃亮的额头，大概他以为我是要反映什么工作问题。没想到是关于商场背景音乐的，这让他大大舒了口气。

“这种事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可大可小的事。”

“上海那家商场如果私了应该就不会闹这么大了。”

“私了可能赔得更多。”

……

看着领导们激烈地讨论着，我无比自责，趁着混乱贴着墙挪出广播站。歌曲在十来分钟后变成了纯音乐，音色纯净透亮，不像是真正的乐器演奏出来的声音。不那么好听，但至少比听着刻意模仿的盗版舒服太多了。

下班的时候，我在通往员工通道的走廊上碰见了在广播站里穿着西装的那个男人，他一眼就认出了我，一边伸出右手与我相握，一边自我介绍：“你好，我是总公司派来视察的，到处走走，看看有什么遗漏的地方。”后来这个人成了我的老公，他叫乔金枫。我想，娶我可能是他最为后悔的一件事。

他站在我面前，那双熟悉的眼睛从压低的眼皮下面直视着我，我被看得心慌意乱。他开口说话了，也许他不用开口我也能知道他要表达的意思，毕竟我和他的眼睛在一起那么久了。接下来他询问我他选的这家餐厅怎么样。

“这儿还不错吧？”他问。

我环顾四周，这大概是我这辈子进过的最好的餐厅了。墙壁和天花板大面积地使用了原木制作，木头的香气和黄油、熏肉的香气交汇在一起，暖融融的。再配合着不知从什么方向投射过来的藤黄色小射灯，被包容在光线下，既能看清周围的一切，又不觉得被过度关注。他从木制方桌的对面冲我微笑，眼睛里充满了我熟悉的赞许。

“要我来点菜吗？”他问。

“嗯。”我知道他知道我完全不懂西餐。

等上菜的时候，他说：“你听，这不是音乐，但也是音乐。”

我的耳边是其他桌上的人的窃窃私语，声音在木制的餐厅间穿梭、回旋、共鸣。你无论如何也抓不住他们说的某句话某个词某个字，但每个字每个词每句话都会在你眼前一一流过，留下真切的阴影。语言在这个空间里融化了，流动了，带着起伏，带着像旋律一样的律动，带着每个表演者的情绪，嘈杂而柔和。我闭起眼睛，感受它们拂过我的耳廓和肩膀，妙不可言。

“的确妙不可言。”他说。

随着蘸着红酒葱汁的生蚝被吸进喉咙里，我渐渐地不再那么拘谨。我大胆地看着眼前这个完整的男人，从他鬓角垂下的一缕头发，到他下颌处的一颗小痣，以及衬衫袖口上的银色袖扣。他的样子真切到让人怀疑，以至于我忍不住伸出右手，压在他的左手上。有粗糙皮肤下骨骼的触感，微凉。

“舞台剧怎么样？”他问。

“不怎么样。”我有些生气，吞下一口色泽金黄透明，微微酸甜的香槟。

“没错，这场舞台剧实在是垃圾，不知哪里来的草台班子。”

我使劲想着舞台横幅上打出的那串拗口的音译乐团的名字，浓浓的翻译腔调和高级感。

“是来中国骗钱的。”他说，“垃圾就是垃圾，舞台剧可不是高雅的代名词。”

“嗯。”我用力点点头。

“那么重的贝斯低音，彻底破坏了平衡，完全不合理，这样简单处理低频，简直像谋杀一样。”

“对，头痛欲裂，我有一阵还觉得生不如死。”

“还有，就舞台剧本身而言，剧中的死亡总是超越了生命，和舞台上的假情人相比，追求现实中的情人才更加有趣。”

“没错。”

“所以才有了小夜曲。”他轻轻摇晃着杯中的香槟。

“嗯。”

“一提到小夜曲就会出现这样的画面：夏夜，一个身穿紧身衣的傻瓜朝着女朋友的阳台，一边弹着曼陀铃，一边大唱情歌，而且居然不会吵醒邻居。”

“哈哈呵呵……”我低声笑得不能自已，笑声与周围柔和的嘈杂融为一体，在温暖的餐厅里像一首我不曾听过的……不曾听过的……我挠了挠头。

“华尔兹。”他温暖地笑着说。

“对，不曾听过的华尔兹。”

乔金枫松开我的右手，我的掌心中还残留着他手上的温度。

我小声地说：“你好。”

他笑着看我，眼神上上下下地打量，没有太多避讳，突然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惊喜地说：“啊，在广播站的时候就觉得你眼熟，现在想起来了，你长得特别像我的一个朋友。”

“噢。”我应道，被人说起长得像谁谁谁，已经有过很多次了，如果有谁不这么说我或许觉得有些不正常。我就是这样一张大众脸，将很多人的样子叠加再平均，得出最普通的人的样子，我代表了大多数。

“不但长得像，而且她也很喜欢唱歌，什么歌听一两遍就会了。”乔金枫的个子比我高出一个头还多，他弯下一些身子，歪着头问我，“你真的能听出来正版、盗版、翻唱这些细微的差别？”

“嗯。”我点点头。

乔金枫抬起手腕看了看时间，“你是下班了？”

“嗯。”我又点点头。

“但今天我可能还走不掉，能不能加个微信，改天请你吃饭？”

“嗯。”我似乎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没有男朋友，也没有回家后必须做的事情。

“那么下次见。”乔金枫挥了挥手，迈着长腿跨上台阶。

三四天之后，我还能记得工作中翻唱的小插曲和一个人加我微信这件事，但一切都按部就班。下班后坐地铁再转公交车，一小时二十分钟后到家，简单地吃饭，然后一边把收拾家务作为休息，休息的同时唱歌，到了该睡觉的时间就蜷在被子里玩手机。突然收到乔金枫发来的微信，我心里一惊，没想到他这么快就联系我了，而我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在吗？”他问。

“嗯。”

“这阵子总算忙完了。你最近怎么样？”

“还好。”每发出一条消息我都要思考半天，生怕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

“想知道关于版权的问题后来怎么处理的吗？”乔金枫问。

“想啊。”

“商场会每年向国家音乐著作权协会缴纳一定的著作权使用费。”

“噢。”发出这个字之后，我急忙又补了一条，“这样挺好的。”

“明天下班后有空吗？”他问。

我感到蜷在被子里的脚心嗖嗖地向外冒冷汗，不仅是因为我没有谈过恋爱，没有和男人单独相处过，还有一个原因，我害怕我不是个正常的女人，或者说是个不完整的女人。对于男女之事我并非一点儿不懂，但也就是因为对这种神秘事物的一知半解，我更加不确定自己是什么状况了。或许是我想得太远了，我安慰自己，见了面不外乎吃饭、看电影。经过一次约会之后，乔金枫或许就对我没了兴趣，毕竟我毫无长处，普通到极致。

“有。”我回复道。

我不能确定我是不是喜欢乔金枫，喜欢是一种想着想着就会暗暗发笑的样子。在我初中的时候，有这样一个高我一届的男孩儿。我记得他穿着宽松的棉夹克，一条修身的牛仔裤，一双低帮帆布鞋，而不是像其他男孩儿那样踩着夸张的球鞋，并以此相互攀比、炫耀。他就是那副模样，站在学校老旧的礼堂舞台上，手里握着一把金灿灿的小号。

我从来没有见过作为乐器的小号，之前以为小号是电视上解放军起床或冲锋的工具。第一次听到小号吹出乐曲，就被它强烈、清脆、极富辉煌感的声音震撼到。有意思的是，吹奏小号的男孩儿没有因为演奏这样一件充满了雄性气息的乐器而变得阳刚起来，反而在吹奏的过程中，散发出柠檬一样清冷的气味，像是与热烈的乐器相辅呼应。但这种与阳刚对立的柔美，并不是女性化，反而在刚柔交互的过程中，将他的魅力一再放大。我只能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轻微摇摆的腰胯，观察他从鬓角垂下的一绺儿头发，与他的长长的呼吸保持同步。

这种感觉没有因为演出的结束而结束，反而在每天晚上的回想之中，越发地深刻而强烈，夜晚时分幻想他铆足劲的呼吸喷在我的脸上，幻想他轻触按键的手指在我的背上按出表演时的那首乐曲。我不知道这种感觉是不是叫喜欢，之前没有，之后依然没有。对于这种感觉，那双散布着血丝的眼睛向我解释道：“从古至今，人们对于男子阴柔、儒雅，都是有向往的。”

在学校里一次次故意或无意地相遇，听到他用刚变声不久的嗓音与别人对话，擦身而过时，的确有一股柠檬般的柑橘类香味飘过。不会比此时更靠近了，却一次一次巧合般地更加靠近，也更加不满足于此时的距离。我想向他表白，像所有表白过的同学那样，告诉他，我喜欢你。在某个下午放学的时候，他孤单的背影就在距离我十米不到的地方，手里提着装小号的皮箱，大概是刚结束社团的排练。与他相伴的是他的影子，被拉得十分修长，像是夕阳不忍心把这样一个俊美的男孩儿孤零零地抛弃在地球上。我的心脏狂跳不止，险些喘不上气，我一步一步紧随其后。

后来，就在我离开家在职业学校读书期间，通过和印象模糊的同学们在网上的群聊，我知道了这个人的名字，但我还是很快忘记了。他的名字不容易记住也没有必要记住，我记住的是他离开的方式，或者说他在别人口中离开的方式。他选择了一个假期，趁着父母外出公干及度假的机会，在家里把他所会吹奏的小号曲全都仔仔细细地吹奏了一遍，然后在正午时分，在每个人都热切地生活的时候突然从家里的十一楼的阳台上一跃而下，像一首现代主义的乐曲以一种令人身心难受的方式那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啸叫、哭喊、失衡、破碎，很多乐曲就是这样结束的，既有着这个时代特有的反思和警示，也有着足够的安全甚至虚伪。同学们在议论楼下的场景，有人甚至描述了地面上的画面。我眼前的画面在另外地方，在他吹奏乐曲时，恍惚间他不是在演奏，而是拿出他全部的珍藏，一一擦拭，小心翼翼地抹去上面的污迹和灰尘，让这些乐曲闪光、洁净和纯粹起来。在议论为什么要这样的时候，我关闭了聊天软件，强忍住不去看内容，并且在几小时后删除了全部的聊天记录。我不想知道他为什么选择这样，因为他怎么选择都是对的，有我理解的地方，也有我不理解的地方。两者相加，就是音乐本身了。

这是新婚后的第八个月，晚上十一点多了，乔金枫还是没有回来。我一直想问他是不是后悔和我结婚了，我太过于普通，太过于平淡，肯定不是他想象中的那个样子。我不是故意骗他的，只是我没有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说，说什么，甚至连问也不知道该怎么问。

我想知道那天看完舞台剧，他带我去了他家，在那之后发生的事情他是怎么看待我的，有没有觉得我过于轻浮，更重要的是，有没有发现我和别人的不一样。

那天的舞台剧不只是垃圾，更是灾难，要不是后来他告诉我“贝斯低音破坏了平衡，那样处理低频，简直就是谋杀”，我根本不会明白自己为什么在刚开始一会儿就出现了头痛欲裂的症状。痛到想要立刻倒在地上打滚，像听到紧箍咒的孙悟空，翻腾、反抗。但是乔金枫就坐在我身边，这是他花了大价钱买来的门票。我咬着牙，掐住自己的虎口，想坚持到最后。但再怎么表现出镇定，那破坏了平衡，在整个大剧院里轰鸣的低音节拍，还是一下又一下，重重地砸在我的头颅上。我可以强迫自己的身体笔直地立在座位上一动不动，却控制不住汗水大颗大颗地从额头、从后背流下。

“你怎么了？”乔金枫问。

我强忍着因头疼而导致的一阵阵反胃，咬着牙摇摇头。

乔金枫掏出纸巾给我擦了擦额角的汗珠，“不喜欢是吗？”

我不好意思说出这剧有多垃圾，想摇头又想点头，只晃动了几下脑袋，一股酸味就从胃里涌出。我捂住嘴含含糊糊地说了声对不起，起身向洗手间冲去。在洗手间里我把胃液都快吐完了。人舒服了不少，最主要的是离开了那个谋杀般的低音音场，就像离开了没有氧气的密闭空间，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人还是疲惫不堪，但至少活了过来。后来昂贵的西餐似乎是乔金枫对我的弥补，而我答应跟他回去似乎是对看歌剧时表现不好的弥补。说弥补可能太残酷了，最合理的解释是，他以为我是一首复杂而且经典的交响乐并且把这个想法灌输给了我，而我只是孤单，只是不能例外。

十二点多，乔金枫回来了，带着满身的酒气。他把皮鞋从脚上甩掉，“能不能不要天天把家里面弄得这么吵，大半夜的。”说着，啪的一声把开着的音响关掉，“叫你陪我去参加聚会你不去，在家里无所事事，你就不能出去走走吗？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班也不去上，朋友也没有一个。那时候你家人知道我们在一起后，一定是知道你的状况才逼着我和你结婚的。”

那天从大剧院出来，我虚弱得两腿发软，吃完饭他把我带到他家，虔诚地跪在我面前说：“放心，我一定会娶你的。”想到这些，我冷冷地笑了笑，钻进房间，轻轻地关上门。

……

（全文见《芒种》2021年第4期）

杨莎妮，扬琴演奏员，南京艺术学院音乐硕士。2010年起开始小说写作，作品见于《读库》《雨花》《青春》《钟山》《作家》《收获》等。入选中国作协“21世纪文学之星”，江苏省作协第九届签约作家，获江苏省第七届紫金山文学奖。著有小说集《七月的凤仙花》《丢失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