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投稿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长江文艺》2021年第7期|傅菲:似斯兰馨
来源:《长江文艺》2021年第7期 | 傅菲  2021年07月12日07:34

不是因为陪家父去看望病重的故人,我不会去五马山。故人叫马英明,是家父多年至交。临近年关,冬雨绵绵。父亲穿着厚厚的雨衣,沿着峡谷往山里走。我母亲夹着一把雨伞,站在门口,望着一晃一晃的背影,对我说:七十六岁的人了还那么固执,非要去一趟五马山,山路太滑,你陪爸一起去。雨越下越大,如沙子抛落。雨粒打在雨伞上,嘭嘭嘭。山路是黄泥路,流淌着泥浆。我走在父亲身后,陪他说话。一路上,父亲重复着说:最后一程,最难走。父亲脚上的大头黄牛皮鞋湿湿的,裤脚也湿湿的。在有泥浆的地方,我提醒父亲:小心脚下,走稳了。父亲也不应我,低着头,丝毫没有减缓脚步,哗啦哗啦地踩着泥浆水。

怀玉山山脉自婺江而起,如一头野牦牛,向西而奔,耸起的肩胛骨是大茅山支脉。支脉苍山莽莽,如壮硕的肩胛横突肌,五条回旋的山梁向东逶迤,渐渐低缓,在一个木槽形的大山坳聚拢,如同五马共槽。山坳由此得名五马山,居住着十余户山民。25年前,这里是个小林场。枫林去五马山,得走二十多里山路,路沿着一个个矮山梁,缓缓而上,深入峡谷的最深处。山坡披着黄松、水杉,乌青青。雨线白亮亮,一道道斜弧形。这条山路,父亲是常走的。假如雨水不洗刷脚印,那么父亲的脚印,会叠得厚厚的,如飘落的枫树叶。这条山路,父亲走的次数,屈指可数了。他较着劲走路,每踏下一步,溅起雨水。

“哥郎,哥郎,还好吧。”父亲拉着马英明伯伯的手,关切地问。老人想支起身子,抬起半个头,又瘫倒下去。父亲给他垫艾叶枕头,说,卧着暖和,卧着暖和。父亲又脱下腕上的老手表,戴在故人手上,说,我戴了大半辈子,给你留个念想。老人睁着眼睛看着头发稀稀的客人,灰灰的眉毛动了动,嘴角抽了抽,舌头上的话始终吐不出来。老人的面容多皱,白润,眼皮耷拉。

挨着父亲,我坐在火盆边,给父亲烘皮鞋。入夜了,父亲坐在火盆边,往火盆添木炭。父亲倾着身子,靠在火盆旁,直到天亮。天亮了,屋外一片白。雪飘了半夜,雪伴着呼呼的北风。北风吹遍每一个山冈。风赶着风,雪催着雪。炭火旺着。

庚戌年(1970年)丙戌月(10月)丁丑日(24日),节气霜降,宜婚嫁宜冠笄。油山茶开白了山丘,早霜蒙白了瓦垄、田野和溪滩。一个在枫林梅家做油漆的人,来我家借两块石灰,见我家一件老木衣柜,光溜溜的,桐油也没打,木质都灰暗了,随口问我母亲:这个衣柜有些年头了,等我忙完了梅家的事,也给你家忙活几天,添添彩。油漆师傅长得魁梧,脸宇宽阔明亮,声若洪钟。我母亲拍了拍木柜,说,哪有那个钱呢?用了几十年的木柜,还和人一样硬朗。我父亲说,师傅,如果工钱可以欠上一年,就给我忙几天,漆上了,漆又不会还原回去,你铜咯子又不会少半个。

就这样,油漆师傅在我家住了5天,给木柜打石灰粉、刷桐子油、画漆花、上漆。家中唯有床、木箱、八仙桌、木衣柜、桶、饭甑是木器。吃晚饭的时候,油漆师傅问我父亲,床是柚木做的,木箱是樟木做的,八仙桌是黄檀做的,衣柜是杉木做的,年代也不一样,怎么不配套呢?“哪有那个能力添整套的木器,衣柜还是我爸手上,花了3个大洋买来的。”我爸抖着杯里的番薯酒,说:“说起这个衣柜,真是一言难尽。”

墙壁上的油灯,轻轻摇曳着淡光。两个三十多岁男人,喝着略带苦味的番薯酒,很是尽兴。油漆师傅说,老家具都藏着温暖、隐秘的家事,与人偕老。我父亲竖起右手两个指头,摇了摇,说,这个衣柜是一座纪念碑。我父亲低着额,问油漆师傅:壬申年,你知道是哪一年吗?油漆师傅掐掐指头,说,1932年。

“嗯,是1932年。我说的,就是壬申年。那一年的春荒特别长,像个噩梦。一个可怕的噩梦。”我父亲端起一杯满酒,吞了下去。他说起了那个笼罩着郑坊盆地每一个人的噩梦。

壬申年,过了上元节,春荒来了。春荒长达三个月,待收了麦子和早稻,才算度了粮荒。春荒,也叫熬粮荒。有粮食的人家,是少数。没了麦子稻谷吃芋头红薯,吃野菜。不少人家,连芋头红薯也没得吃。田野里有人提着大扁篮,裹着破棉袄,扒开雪,掏野菜。用镰刀扒,把马兰头、野荠菜、灰灰菜、芦蒿、蒲公英,割一截芽叶,根留着发新芽。人蹲在雪地里,像一只只冻僵的乌鸫。

正月没过完,村里死了两个老人。老人不愿再活了,省下一口粮食给小孩吃。一个是上吊,一个是绝食饿死。

二月初六,惊蛰。下了最后一场春雪。大雪如盘。大雪下了两天,时断时续。田野盖了厚雪。野狼在村后山梁上,嗷——嗷——嗷——嗷——让人毛骨悚然。渡口已无人迹。樟树下的木船,堆满了积雪。收皮货的民安,在渡口卸皮货。民安方块脸,戴长耳棉帽,穿黑色棉袄,厚厚的棉鞋帮上,裹着雪。开酒茶铺的正恩见了他,喜出望外,说:民安呵,你收货,你爹放心呢。正恩端出一碗热水酒,说:喝了酒过河,暖和一下身子。

大雪天,喝起酒,停不下来。风呜呜呜,在河面上刮。

渡口相当于河的马庄。路上驮货的马,哪离得开马庄呢。各路往来的人,看风水的,行脚的,忙命的,正恩也都相熟。“你是见了世面的人,民安呵,人怎么会穷到这个地步呢?天天耕牛一样累死累活,到头来,填不了自己的嘴巴。这是什么天理呵。镇里有五户人,卖女儿了。一个囡妮,才卖一担谷。”正恩说。

“世道不公。人分了三六九等,有权贪腐,有钱欺诈,老实人被人踏在地上,个个踩。”民安说。

“有一首民谣,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正恩说。

“你唱两句吧,兴许听过呢。”

“上有朱毛好主张,下有方邵打豺狼。第一英雄方志敏,第二将军邵式平。两条半枪闹革命,打倒土豪为人民。”正恩吞下一碗酒,哼唱了起来。

“听过呢。这是葛源(注:葛源是闽浙赣苏维埃政府驻扎地,由方志敏领导)唱出来的,叫《打倒土豪为人民》。我收货,走了好几个地方,都听了这首民谣。正恩叔,你是哪里听来的呢?”

“年前一个下信州的人,临走时,在渡口上唱的。那个唱歌的人大方脸,是个黑髯公,长得像戏里的鲁智深,一看就知道是个好身手。”

“我也唱一首歌给你听吧,更好听呢。”民安清了清嗓子,拍拍身上的棉袍,说:“我站在渡口上唱,更有气势呢。”他面朝滔滔河水,高声唱: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

唱了两句,民安的手开始挥舞起来。他眼前似乎有着千军马万在奔腾,踏着水浪,哗哗哗。马在嘶鸣,扬起了鬃毛披散。黑色的大地上,似乎有一群赤足的人,在奔跑,在狂啸。

“怎么有这么好听的歌呢?教我唱。我要教给村里的人唱,教给我一样没米下锅的人唱。”正恩说。

“这是我在南昌陆军学堂暗地里学唱的,好多人都会唱。现在还不能大声唱,不能在人多的地方唱。有一天,我们会在任何地方大声唱出来。”民安说。

民安是饭铺的常客。他的包袱卷成筒状,背在身上。他去河边各个村子走。他不是白天走,是晚上走,摸黑去村里坐,坐到夜深了回周家。河水不深,正好没膝。水温时,他蹚水;水寒时,正恩撑竹筏送他。竹筏在渡口的香樟地下,系在石柱上。他从对岸周家过来,一般是正恩收饭铺的时间。民安在饭铺里坐。他们有说不完的话。

春荒还仅仅是开始。民安对他父亲周寿南说:饿绿了眼睛的老百姓,会抢粮,村子会鸡犬不宁,谁也不得安生,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村民饿死,我们带头借米吧。周家四代收皮货,是方圆十里的富足之家。周寿南把家里的银元,用笸箩装出来,去信州籴米,拉了两船来,放开借米度粮荒。村里几个富足之家,也开仓借米。

暂时的粮荒,这样过了。

在村里闲了半个多月,民安又去了山里收皮货。毛驴脖子的摇铃一路当啷当啷响。大地复苏,麦子蔼黄。枫槐抽出幼芽,油青青地缀满树梢。河岸的芦苇弯曲地往上卷,卷出一支锯齿叶。睡莲在水塘里,张开了圆匾叶。

泛青泛绿的田畴,更加空旷。麦子金黄。斑头鸭嘎嘎嘎,带着小鸭,在山塘愉快地叫。太阳被燕鸥驮在背上,从古城山升起。田埂上荒坡上,淡紫淡白的田旋花,一片连着一片。雕鸮一直在田畴上空盘旋,呜哇哇呜哇哇叫着。渡口又繁忙了起来。

乡公所抽壮丁来了,三抽一,五抽二。三个男丁抽一个,五个男丁抽两个,抽了好几年了。抽壮丁由村保负责。村保把名单,列出来,报到乡公所。枫林的村保叫龙头兴,是个江湖人,爱武术爱结交朋友。报名单之前,他通知被抽丁的人:快逃吧,在毛楂坞躲半个月。毛楂坞是个深山,鲜有外人知道,翻山越岭。坞里有泥瓦房一栋,专供村人躲避官府。穷得没路走的人,不躲,领了银两画了押,去当了白军。有钱人不躲,买壮丁,由人顶替当兵。买壮丁的有钱人,找龙头兴,出十担谷子,由龙头兴物色男丁。龙头兴赚两担谷子。作恶的有钱人,得出五根金条,龙头兴才会物色男丁。

龙头兴成了有钱人,他把钱拿去籴米,借给村人度春荒。他借出10升米,不收米租,春借秋还。村里有了职业卖丁人,给卖丁人8担谷子,由卖丁人去充军,接兵船开到信江,卖丁人跳河逃走。

这一年,愿意被抽去当兵的人,比往年多。

“乱世当兵,是谋生路。”龙头兴说。

麦熟时,也是饶北河发大水时。这一年的雨季,虽不长,但雨急,急得像赶路投胎的人。山谷的涧水,成了洪流,黄黄的泥浆水浑浑浊浊,激荡咆哮。雨炮子一样,射下来,啪啪啪,泥地射出水洼眼。溺水的野猪山麂野狗,冲进了饶北河。野猪肥肥胀胀,在河浪里沉浮。河边有了捞吃食的人,捞野猪捞山麂捞野狗。河面有撑竹筏的人,等野猪冲水下来,用麻绳抛过去,束住猪头拉上来。或者用獠牙一样的两齿钳(两齿钳是挖地的农具),挖进猪身,拖上竹筏。大野猪有300多斤,拖不动,下沉,水流力大,把人拽入河里。河水浪急,浪头打过来,把人打昏,水呛入鼻腔,人溺水而亡。发大水,乌鸦和苍鹰特别多。乌鸦一群,十几只,在树梢上摇着身子,啊啊啊啊,叫得人心发慌。苍鹰盘旋,沿着河面低飞。动物尸体让它们兴奋。

溺水而死的动物,有毒,不能吃。村里人知道。饿得太长时间了,饿得舌头发直的人,顾不上这么多,捞上动物死尸,破膛,扔掉内脏,用箩筐挑回家,切巴掌大肉块,放在大铁锅里煮。

河吞泻而下,如雪崩。

有吃了溺死野猪的人,死在了厕所。开始是发烧,烧了半日便腹泻,一天上几十次厕所,泻得人脱相,颧骨一天高出来,眼塌进去,走路晃脚。吃扛板归,吃何首乌藤,吃艾叶,吃铜钱草,吃什么泻什么,泻出一滩黄水。泻到来不及扎裤子,一直蹲在茅厕。第二天还腹泻,泻到下午,瘫倒在茅厕,再也起不来。人像一把烂稻草。第一个死的人,叫山猫,多健壮的人,可没过五天便没了。山猫泻了三天,他老婆也腹泻,泻了一天一夜,泻死了。两个人合一副棺材,抬到篷坞葬了。葬了,村里又有了腹泻的人,村里人慌了——瘟疫(痢疾)在悄悄地蔓延——死神逼视着每一个人。

死的人,越来越多。买不起棺材的人,腹泻了,一个人去废弃的煤洞,再也不出来。有时,一天死三个人。有的人家,全家在短短几天内,灭了。好多人,挑着箩筐,躲到深山里,躲避瘟疫。

废弃的窑,死的人扔下去,扔一担劈柴下去,点火烧。又有人死了,又扔下去,点火烧。一个窑,烧了13个人。余家有一个长工叫天佑,腹泻了,自己抱着柴火,跳进废窑,自己点火烧。

民安知道这是痢疾,他去了葛源,请来医生,又去杭州买来药物,才灭了瘟疫。瘟疫开始的时候,哀声遍野。死的人多了,哭声也没了,用草席把死人卷起来,稻草包好,抬到山上埋了,鞭炮也不放一个。死亡,不再让人害怕。死亡,让人憎恨。

秋季粮食大丰收。白军(郑坊一带称国民党军为白军)派粮来了,由各村保长征收。一亩水田收200斤粮。收粮如收命。粮就是人的命。

“谁要我的粮,我要谁的命。”“拒征粮,斗腐败!”“抗租抗征,保卫粮食!”“腐败政府垮得越早越好!”“广大农民团结起来,坚决反对征粮!”“谁征我们粮,谁就是我们敌人!我们坚决和敌人作生死斗争!”

征粮告示贴出,粮还没开始征收,各村一夜之间贴满了抗征粮的标语。祠堂、社庙和牌坊的墙上,标语是用红油漆刷的。在巷子入口处,还张贴了“告粮民书”。

白军在各村收“告粮民书”,计130张,笔迹出自不同人。但一夜之间把标语贴遍二十来个村子,非几个人可为,且早有组织谋划。白军开始搜捕刷标语的人。搜捕了半个月,也没结果。白军在各村张贴悬赏告示,提供检举线索,查获坐实,检举人可获奖赏银元20块。

各村都有被秘密检举的人,还出现了检举人被人检举之事。查了之后,均属诬告,哄骗奖赏,或出于邻里间隙(方言,间隙即矛盾)而打击报复。

霜降前三日。乡公所聚集了二百多人,要求严惩打死官田户徐忠良的前湖村保徐耀蔚。三天前,徐耀蔚纠集了六个打手,去徐忠良家征粮,徐忠良拒绝征缴,发生口角,被打手活活打死在自家门槛上。各村有人打锣:交了粮是饿死,不交粮是被打死,我们去乡公所讨一个活法。

乡公所门前聚了千余人,群情激奋,并烧毁乡公所。

晚上,徐耀蔚被人杀死在床上。

白军和警察抓捕了32个人,关押在信州黄沙塘监狱。抗粮的主谋,却一直查不出来。各村保长见徐耀蔚被杀死,心中畏惧,不敢积极征粮。

粮食征调不上来,白军开始抢粮,扛着枪,破门而入,打开仓廪,用麻袋装稻谷。汪家驼子为拒征粮,被白军枪杀。白军开他家仓,装谷子,驼子抱住了抢粮人的腿,哀求说:就三担谷子,征了粮,我们全家饿死。白军见粮抢粮,见猪杀猪。眼看着粮食被拖走了,驼子从灶台上摸出白菜刀,拼死抱着粮食。砰的一声枪响,驼子额门开了一个铜钱洞,一股血喷出他嘴巴。

白军告示:检举主谋人,悬赏黄金五条。

过了一个月,没了告示的消息了。抗粮的事,也就这样阴(方言,阴同淡)了下来。阴了,不是淡忘,不是沉寂,而是蕴藏着更惊惧的风暴。如黑夜厚厚积雨云。

民安也有一个月没来渡口了。秋分后,他去茅村收兽骨。茅村在大山区,离郑坊有三十多里地,要翻十几座山。他又从茅村辗转去乐平的南港、德兴的张村,翻过大茅山,去了坂大,沿怀玉山而下,走樟村,回到了枫林。民安出现在渡口,已是冬至了。

渡口客人稀稀。

一日,夜半三更,陈坑坞宗纬的屋子,被三个白军卒卒子(方言,卒卒子指无职小兵)破门而入。三个卒卒子举着火把,守在院子大门,六个卒卒子鱼贯而入,进屋搜查。宗纬从床上爬起来,吓得脸色刷白,腿抖得筛糠一样。其中一个卒卒子问道:家里有客人来过夜吗,不说实话,烧房子。宗纬哪见过这个架势,哆哆嗦嗦,说:房子不能烧,是祖宗积了三代的钱,才有了这栋瓦房,我们一家人睡觉,哪来的客人呢?

“抓到了,抓到了。绑起来。”院墙外,哄哄哄,亮起了松脂火把。火把围了屋子院子。火把向东边院墙汇拢。宗纬瘫倒在地。

巷子里的人,被火光和吵闹声惊醒,胆大的人裹着棉袄,围过来看——一个被反绑了双手的人,穿着便裆肥裤(便裆肥裤是民国时期老式裤子,可外穿,也可当睡裤),裤臀沾着泥浆,上身赤裸厚实如水泡过的松木,发短如松毛,瘸着右腿,被两个卒卒子架起身子,跳着脚走路。撬蓑衣的煤屎叔,摸黑,跑了五里山路,来到渡口,咚咚咚敲门:正恩,正恩,出大事了。

“出了什么事?”正恩披衣开门,举着烛火,拉煤屎叔进屋。

“民安被抓了,在陈坑坞宗纬家抓的。我亲眼见了。民安牛高马大,是个练家子,三五个人近不了身。若不是跳窗跌伤了脚,他跑走了。去了三十多个白军,这个事不简单。你快去通知周家,想法子救人。”煤屎叔一只手撑在门上,一只手叉腰,喘着气。

郑坊一带,还没这样兴师动众抓人。一般是三两个卒卒子或警察来抓,村保带路。民安被抓,案不是一般的大案——三十多个卒卒子个个扛枪,摸黑进村,围了屋子,这个阵势,前所未有。

正恩去了周家,把信息报给了周寿南。周寿南脸色刷白,说:带上金条,去乡公所,你和我一起去。

沿着饶北河而下,走了八里路,到了乡公所。乡公所临时征用了徐氏祠堂。街面黑咕隆咚,一个更夫提着灯笼,在打更:歇夜早起,小心火烛。打更声,当,当,当,街显得更冷寂。乡公所关了门,只有屋檐下两个灯笼在晃。天很快亮,街上有了稀稀的人,挑粪种地的,收网卖鱼的,拉板车的。正恩在街头,往路上望,除了一座高耸的山,和山下疏淡的人烟,一个人也没有。周寿南戴着棉帽,棉帽遮了额门,露出乌沉沉的双眼,搓着手说:他们可能不来乡公所,直接去了信州。

“去问问乡保,探探乡保口风。”正恩说。

乡保住在上街大枫树下。两人去了上街。乡保在厅堂喝茶。周寿南和他相熟,和他握手,随手塞了20块大洋,问:“我家民安到底犯了哪条王法,被抓了,现在人在哪儿,也没个准信。我们相熟几十年了,本乡本土的老乡亲,老兄有什么消息,留个实话。”

“屋里坐。”乡保闩了院门,说:“国军直接去抓的,我们也不知道。民安的事,可能与抗粮有关。上面一直查主谋人,歇了这么些时间,是得到了确切的举报,直到摸清民安动向,才下手。人直接去了信州,你们快去吧。”

“雷公落在头上,劈死人。民安一直在山里收皮货。他不可能干这样翻天的事。”周寿南作揖告辞,和正恩一起,坐船去信州。

在信州问了一天,也问不出民安关押在哪里。走了一天,两人很疲倦,夜深了,在仙乐斯一家客栈,暂时住了下来。周寿南坐在床上,思来想去,焦虑得睡不着,想着有哪些人,可以找。

“先探出民安关在哪里,和民安见一面,再想想找什么人,把民安放出来。”周寿南对正恩说:“你也想想有什么人可以找。”

“明早我们分头找人,中午在这里汇合。有什么事,我们一起合计。更累人的事,还在后面。”

又走了一天,没有任何消息。在仙乐斯面馆两人吃面。正恩夹起面,怔怔地看着屋外,面又滑入碗里,溅起汤,烫在脸上。正恩抹了一下脸,说:郑家坊有个年轻人,在《民锋报》报馆当记者,为人很正派,在我饭铺吃过几次饭,我认得,我们去找找。

“年轻人叫什么名字?”

“名字叫不来。去了报馆问问,很容易找到。”正恩说。正恩扔下筷子,问面馆老板:“《民锋报》报馆怎么走?”

“出门,往东走,有一条十字弄,右拐便到了。”老板说。

报馆二楼,三个年轻人在挑灯写文章。正恩问:郑家坊有一个年轻人在这里工作的,我是他老乡,急着找他。其中一个年轻人站了起来,说:老乡,是郑亮堂,我带你去。

下了楼,往一条小巷走了几分钟,有一栋“公”字形瓦屋。年轻人站在门口,喊了一声:亮堂,有老乡找你。

亮堂出来,戴着鸭舌帽。正恩说:老乡,火烧眉毛了,我们找一个地方说话。

三个人来到客栈,正恩把民安的事说了。“我认识周民安,我们在南昌认识。我在南昌二中读书,他在陆军学校。我昨天早上知道了周民安的事。我已经打听到了,他关押在永平,任何外人不能见。”亮堂说。亮堂点了一支烟,说:“这个事,非常麻烦。”

“怎么会关押在永平呢?”周寿南问。

“永平有一个军事监狱。”

“我散尽家财,也得救他出来。”周寿南瘫坐在椅子上,说:“儿子呵,干这样的事,也不给你老子露个口风。”

“明天,我们一起去永平。”亮堂说。

到了永平军事监狱,探听不出更多消息。狱卒说:这是重要案犯,已上报总统府了。周寿南去了一趟河口。河口隶属铅山,是个码头商贸镇,船客南来北往,十分兴盛。他有朋友在河口,收皮货的,叫丁达。丁达说,监狱长官有一个外室,叫梅娟,住在河口码头十三弄,可以去找找她,她常买皮货。梅娟以前是唱戏的,和监狱长官相熟了,成了外室。在十三弄,找到了梅娟,周寿南说:长官能够放民安出来,愿以百亩田产报恩。

“哪敢放人呢?我知道这个事,谁放了周民安,杀谁的头。周民安是杀头的罪。”梅娟说,“我不是见死不救,而救不了他,长官也救不了他。救他,也不是没法子。他得自救,写悔过书,登报声明。这是我家向生说的。”

“带我见见长官。”周寿南拿出两根金条,摆在她茶桌上。

“你明天直接去永平,找徐向生长官。他会见你。”梅娟说。

第二天上午,周寿南来到徐向生办公室。徐向生说:“周民安要出来,只有写悔过书。你不知道吧,他是个死硬分子,还是个共党要员。总统府有指示,不悔过,很快行刑,杀一儆百。他若是悔过,写了悔过书登报,可以来国军部队任高官,荣华富贵伸手可得。”

“让我见见他吧,劝解劝解。”周寿南递上三根金条,说:“他还不懂事。”

“不是劝解,你就不要见了,免得我为难。我脑袋好好地在肩上,别给人提在手上。”徐向生说。

民安的双脚锁着铁链,双手戴着镣铐,浑身鞭痕。民安关在单间牢房里。周寿南隔了牢房门,见了民安,泪水扑簌簌直流。民安说:爸,让你操碎心了。

“儿子,你怎么想呢。长官的意思,你明白了吗?”周寿南说。

“我从南昌回郑坊过上元节,我就想明白了。爸,你好好照顾妈。”

“儿子,你太狠心。我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

“爸,我读了书,我明白,我们的民族积贫积弱,皆因政府腐败。民穷,不是民不勤俭;民弱,不是民不自强;民愚,不是民不爱知;民戾,不是民不自勉。一个高度集权的政府,不值得我们拥戴。我决心以血祭祀,唤醒更多的人。”民安对他父亲说。民安又侧过脸,又对正恩说:“正恩叔,我有一个圆筒包裹,藏在饭铺的顶梁上。你保管好,有机会去上海,送给《申报》王长安先生。他是我同学。”

腊月廿三,是郑坊一带小年。家家户户挂出了灯笼。早上,风开始从山梁往下刮,刨山皮一样,刮出天空麻白色。各村贴出了白军告示,申时在渡口河滩,周民安行刑。午饭后,天飘起雪花。零零散散的雪花,像一朵朵蒲公英。郑坊街上的更夫,来到枫林打铜锣:下午,渡口河滩,大家去看热闹呵,周民安挨枪子了。更夫打锣打到庙沿(庙沿为地名),遇上正恩去油榨(油榨为地名)买麦麸。正恩见四处无人,把麻袋套在更夫头上,一棍子打下去,落进了水渠里。

雪越下越大。雪软软地落在河边上,落在菜叶上,落在行人的头上。饶北河逆水慢慢撑上了三条木船。船身狭长。第一条船站着六个卒卒子,扛着枪,其中一个打着铜锣,哐——当,哐——当。第二条船站了六个人,一个白军军官,四个卒卒子,扛着枪,民安锁着手脚站在船中央。第三条船,站了四个卒卒子,扛着枪。船在渡口侧边的河滩边,停了下来。河滩上,已站了几百号人,穿着灰扑扑的棉袄,像一群灰卷尾鸟。

河面上,雪飞转地卷成鹅毛球。山一层一层白下来,白出刺眼的光。几个孩童在河滩滚雪球,穿着笨拙的棉袄,嘻嘻哈哈地笑。

三个卒卒子,在河滩打木桩,用斧头脑壅(方言,壅即锤,作动词)下去。壅一下,木桩震一下,嗡一声。木是碗粗的圆木,尖头扎进沙地,嚓嚓作响。木桩有两米多长,三个卒卒子轮流壅。两个卒卒子在木桩半高之上,人肩之高处,横着钉一根木条。木条手腕粗,是油茶木。油茶木是最硬的木,比铁硬,比命硬。

四个卒卒子把民安夹下船,夹到木桩下,解了手链脚链,用船绳绑。腰绑在木桩上;双手张开,绳子把手和木条一起绑,脚绑在木桩下。民安穿着灰色棉袄,脸面洗得干干净净。他像一匹马,鬃发被风吹得飞扬。

河滩上的人,越来越多。乌黑黑的头如冒出地面的番薯。狗陷在人堆里,汪汪汪叫。风呼呼有声。这是风摩擦雪地的声音。高高的灵山在闪耀,披着满身银鳞。雪从山巅一阵阵刮下来。

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枪声响。枪子爆出一溜白烟。河滩静了下来,除了小孩在哭,除了狗汪汪叫。乌鸦四散而飞,没入模糊的白线。四野茫茫。白军军官站在木桩前的八仙桌上,说:我宣读军事法庭判决书:民国二十年,郑家坊人氏周民安带着重要秘密任务,于上元节潜回老家,在石人、郑家坊、姜村、望仙、绕二、樟村、临湖等地,以毛皮商的身份作掩护,秘密发展农会,秘密发展反政府人士,煽动民变,抗粮抗税,妄图颠覆地方政府,现予以行刑。军官扶了扶帽子,又宣读:赤匪周民安有两条路选择,一条路是行刑,三天内不准收尸,谁收尸枪毙谁;一条路是悔过,交代你的组织,既往不咎,还可以当国军高官,赏金条十根。

人群围成了一个扇形。

“赤匪周民安,你怎么选择。有什么话,你说吧。”军官说。

“一个把枪对准自己国民的政府,一个抽丁抢粮的政府,一个独裁、谎言和不义架构起来的政府,很快会灭亡的。我的信仰就是忠实于人民。将来,我们的子孙不会被奴役不会被禁锢,民主取代集权,歌声取代哭泣,富足取代赤贫。民众是这个国度的主人。人人有土地、有知识、有博爱,自由地生活,自由地信仰……”周民安慷慨陈词。

“扒开死硬分子的肩膀,看他怎么喊。”军官说。

一个卒卒子扒开右肩,一个卒卒子扒开左肩。肩膀露出来,厚实耸立,像两个山峰。“凿开他的肩胛骨。”军官命令。

卒卒子用铁凿子,凿民安肩胛骨。凿子指甲宽,有内凹槽。卒卒子用锤把凿子锤进骨头,锤出一个铜钱大的洞。两个卒卒子,一个锤左肩,一个锤右肩。血飚射出来。

“周民安,现在悔过还来得及,你要不要悔过。”军官说。

雪落在周民安身上,一眨眼染红了。全身的血,血顺着腿脚往下淌。周民安头抵住木桩,他张开大嘴,说:我唱一支歌吧,这是我最喜欢的歌,我从来没有在这么大的场面唱过: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

微弱的歌声,渐渐洪亮了起来,一声比一声洪亮。像暴雨后的洪水,摧枯拉朽,漫过郑坊盆地。

洪亮的歌声微弱下去,但人群中的歌声,接替了下去: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

让思想冲破牢笼!

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

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

砰砰砰,朝天枪响了。但歌声并没有停歇,反而更洪亮。那么多人会唱这支歌,民安笑了,笑容凝固在脸上。如木纹凝固在木质里。如昆虫凝固在琥珀里。

“在死硬分子的肩胛骨上,点油灯。”军官命令。

碟状的油灯,插在肩胛骨上。油灯供佛,又称佛灯。荧荧的油灯,慢慢亮了起来。

“凿开死硬分子的头盖骨,点上油灯。”军官命令。

满头鲜血,热热的血。血散发出蒸汽。头上亮起了油灯。

“挖出死硬分子的心,插一把香。”军官命令。

砰砰砰,三声枪响。军官话音刚落,倒在雪地里。开枪的卒卒子,嚎啕大哭:“人死了,你为什么要这样作恶。你不配为人。你是个恶魔。”

枫槐光秃秃,片叶不留,被风卷走。光秃秃的树,裹着雪,像裹着白尸布。三盏油灯照见了每一张模糊的脸。油灯所照之处,全是雪,红红的。

说到卒卒子枪杀军官时,我父亲勾起右手指关节,啪啪啪,狠狠地敲着八仙桌,说,这个恶魔杀得好。父亲又说,谁会想到卒卒子这么有血性呢?真是苍天有眼。油漆师傅在听到周民安将行刑时,也抱着自己的脸痛哭。他哭得像个孩子一样,哇哇呀呀。我母亲给他毛巾擦脸,他也不接。他抽动着斜歪的嘴角,哽咽地问我父亲:你知道那个卒卒子是谁吗?后来怎么样了吗?

“那个卒卒子姓马,是马家坞人。哪有什么后来呢?卒卒子当场被抓了,半个月后,在乡公所后面的矮山上,被枪毙了。”我父亲说,“他家中财物被白军没收。他老婆抱着刚过周岁的孩子,连夜被正恩伯转移了,免得被白军迫害。我爸和正恩伯可是过命的交情。正恩伯再三交代我爸,去乡公所选一件器物,买回来,作个纪念。我爸花了两个大洋托乡保出面,选了一个木衣柜,花了一个大洋买回来。”

“你知道那个马家后人,在哪里吗?”油漆师傅问。

“人都是有现世报的。3个月后,陈坑坞的宗纬被人杀了。是他暗中检举了民安。有人说是正恩伯杀的,也有人说是白军派人来灭口。宗纬被杀后,正恩再也没在郑坊出现过。有人说正恩伯去了葛源。正恩伯就这样断了音讯。正恩伯没了音讯,也无从知道马家后人去了哪里。”

当年给我家做油漆的师傅,就是马英明。他做了7天的事,哭了7天。他默默地哭,不作声,是无声哽咽的那种哭。他给木面磨砂皮,他哭。他打石灰粉底,他哭。他刷桐子油,他哭。我母亲几次问他:你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哭得这样伤心呢?怎么像哭丧呢?马英明说,看到这个木柜,我忍不住,只有哭了才痛快。

漆这个木柜,马英明格外用心。调漆,着色,试了又试。木柜高1.8米、宽1.2米、深0.6米,分上下两层。上层有4扇带拉环的小门、4个大拇指粗门轴,两个门轴共一个雕花轴庄,柜内中间设横板,隔出两个存物空间。下层是4个抽屉,和一个0.6米高的长方形空档,空档可放置钵头、酱缸等器物。马英明画了8幅草图,和我父亲商量小门漆画图案。小门是一块整木板,以4:6比例凿出上下两个门格。“下门格画漆画,上门格题字,正好4格,可以题4个字的吉祥语。”我父亲说。

“画什么,题什么?东家拿主意。”马英明说。

“先刷油漆,柜子门空着。我多想几天。”我父亲说。

我才半岁。我母亲每天背着我去地里劳作。因营养不良,我母亲瘦得脱相。我母亲说,木柜刷漆刷得厚一些,可以多用几年。马英明窝在厢房,刷了三天,木柜刷好了。漆是紫黑色,呈现出杉木细腻柔软的原始纹理,漆色如月光照在杉木林,光泽明亮又略带幽蓝的暗。看起来,漆柜给人巨大的安静、古朴、醇厚。我母亲很是喜欢,说,这是家里第一件上了漆的东西,可以传给子孙藏着。小门已打好了生漆底案:上格以黄底褐斑勾红边为案,留了碗口状圆形,用以题字;下格以黄底褐斑勾青蓝饰白纹边为案,留下鹅蛋状椭圆形,用以画漆画。我父亲找出《红楼梦》,来来回回翻,也没获得“灵感”,便对马英明说:题“风调雨顺”,画好看的画就可以了。

“风调雨顺”题在风车、水车上,还可以,题在木柜上不是很适合。马英明说。

两个人喝了半夜的番薯酒,也没商量出题写什么字。第二天早上,我父亲下田去了,我母亲背着我去河边开荒。醉了一宿的马英明看见我母亲扛着锄头出门的瘦弱背影,调着红油漆,趁着酒意的余韵,在4扇上门格的圆形浅蓝底色上,写下“似斯兰馨”。字体是行书,红汁饱满,笔意酣畅,笔画如细雨中的树叶。我母亲回家烧饭,见马英明坐在木柜前矮凳上,泪雨婆娑,哭得身子颤抖。我母亲一字不识,看着门格上的字,像四只火鸟冲天飞去。

漆画因有了“似斯兰馨”题意,很快有了构图:美丽的兰花出自深谷幽涧。

“我没想到,你一个油漆师傅,能写出这么优雅的毛笔字,你的画也画出了人的胜境。”我父亲由衷地佩服马英明,他说,“我也是读书写字的人,见了你的字,我自愧不如。”

漆好了木柜,马英明还在我家里住了一天。他站在木柜前垂着泪。我父亲也不知道他在看什么,在想什么。

第二年,我父亲送工钱去五马山,马英明怎么也不收。我父亲说,那怎么行呢?你花了油漆,花了工夫,不收钱就是怠慢了你这双手。马英明说,这是缘分,给你家木柜上漆,是我马英明一辈子的福分,我是在积福积德。我父亲也不好再说什么。

隔了一个月,我父亲酿了一缸番薯酒,挑了半缸去五马山,以表谢意。马英明送我走路漂浮着脚的父亲回家,又继续喝。我父亲又送走路漂浮着脚的马英明回家。一来二回,他们互相抱着肩膀说话,“哥郎”“弟郎”一路叫着。

每年,马英明来我家走亲,我父亲也去五马山访友。他们有说不完的话。似乎有些话,只适合他们两个人说。有一次,我刚刚考上外地学校,马英明来我家吃饭,我父亲双手抱着酒瓶,站起来给他斟酒,说:我想了好几年,我也没想出比“似斯兰馨”更适合的词语,题写在我家,你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我查了好几本典籍,也查不出出处。马英明听了击掌哈哈大笑,说,弟郎呵,哪有什么出处呢?出处在我们每个人的过往里。

“我叫土生,我老婆叫兰花。土生兰花,四室馨香。这个寓意太深情,是对生活最好的祝福。”我父亲说。

“不单单是这层意思。你这件木柜有血性。血性弥久,如深谷幽兰,长盛不衰。你看看,我们两家的孩子多有出息。”马英明说。

来我家,马英明必恭恭敬敬地站在木柜前,仔细地端详,默默垂泪,如同在纪念碑前拜祭。他摇摇衣柜,摸摸柜面,打开柜门。“你这个人,怎么这样长情呢?”我母亲劝他。

有时,他也带他老婆来走走。他老婆中等个子,中短头发往两边梳,腿粗且结实,皮带外露在腰上。一看,就知道她是个有着好气力的人。他每次来,带一些香菇、木耳、笋干、核桃等干货。我家出了新糯米,我父亲也挑半担去,给马英明酿酒。我家柚子采摘了,也挑一担去。红瓤柚,很甜,马英明很喜欢吃。

男人结婚了,才理解父母,懂得父母艰辛。我成家后,我给父母买过冬衣服。我父亲不忘问一句:你有没有给马伯伯买一件?我给我母亲买人参,我父亲又补一句:你有没有给马伯伯买一份?

马英明比我父亲年长五岁。他于2011年冬病故。他病故之后的第三年,他在南京从事量子研究的儿子,来看望我父亲,提着两大袋礼物。他儿子叫马天亮。马天亮是第一次来我家,也是唯一一次。马天亮说起了一件让我父亲很惊讶的事。他说,壬申年,因枪杀军官而被枪毙的那个人,正是他祖父。我八十岁的父亲抱着马英明的儿子,摸着他的头,叫着:孩子,孩子,我的孩子。

木衣柜还摆在我父母卧房里。父母换过好几次卧房了,每换一次,扔掉一些器物、家具。木衣柜、床、一担木箱,是怎么也舍不得换的。木箱搁在木柜顶上,线对线、角对角。木柜的门轴、4个顶角、抽屉面、底下摆器物的3根横档,已经脱漆了,露出了浅棕黄的木质。木格上的四朵花和“似斯兰馨”没有脱漆,漆色依然鲜丽盎然。谁也不知道马英明在调漆时,加了什么漆剂。木柜里放着我父母最重要的东西:钥匙、眼镜、线盒、蜂蜜、止咳药,和一张全家福照片。去年冬,有一次,我找父亲身份证,拉开木柜门,看见这些东西,我怔怔地站了半个多小时。我抑制不住自己,泪水扑簌簌地流下来。人到了老得不能再老了,需要的就是这么多。父母结婚六十余年,彼此从没分开过,一起度过贫困艰难的岁月,携手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安安静静地相守一生。这时,我父亲走了进来,我大声读:似斯兰馨。我父亲有些耳背。他嘿嘿地看着我发笑,说:哥郎当时写字的时候,酒还没完全醒,右边两面门格写错了顺序,不是“似斯兰馨”,应该是“斯似兰馨”,写了又没法涂改重写。父亲和我并肩站在一起,看着漆字,父亲又说:其实,这4个字,无论怎么排列,都读得通,都是好词,这个哥郎确实厉害。

“似斯兰馨”是朴素美好的愿望。我们几代人为此奔赴,甚至有人为此舍弃生命,有人为此隐姓埋名。

傅菲,江西广信人。南方乡村研究者,自然伦理探究者。散文作品获三毛散文奖散文集大奖、百花文学奖、储吉旺文学奖、方志敏文学奖,获多家刊物年度奖。著有《深山已晚》《我们忧伤的身体》《河边生起炊烟》等10余部。作品常见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钟山》《花城》《天涯》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