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上篇：斯丹达尔是谁？

斯丹达尔是谁？是六十年多年前，我上大学的时候，《红与黑》的作者，那时候他叫斯丹达尔。

全国经历了十余年不读书的时期，忽然大潮汹涌：改革开放了。无需号召引导，全民自动读书成风。出版社如雨后春笋，大批图书，应需而出。忽见一本《红与黑》，作者换了名，叫司汤达。

司汤达？好怪的名字！怎么像个厨师！说这话的人，是我国法国文学界大咖。如有异议，可以供出姓名。

孤证不足为凭，还有一位大咖，罗新璋先生，罗版的《红与黑》的译家，他研究过，很有发言权，按法文发音，正对应“斯丹达尔”。他这观点，我有同感。可不知何故，他出书时，又别出心裁，更名为“斯当达”。莫非折衷？我怀疑，但无根据。

不改初衷，我喜爱，还是用斯丹达尔，这名字多好听，不那么生硬。譬如说：“巴尔扎克”，好事者，或者当事者、管事者，硬性改为“巴尔扎”，那又当如何？斯当达、巴尔扎，叫惯了一样。懂法文的不站出来，不懂法文的以为是天经地义。

说到底，以上这些，我当成多大的事，如果天上有知，斯丹达尔会嗤之以鼻：不过雕虫小技。“斯学”专家研究统计过，出于他手笔的文章著作，假托的名字不下二百个，名副其实的匿名大师。

“斯学”，是我仿“红学”生造出的说法，为求简便，这是其一。还有其二。《红楼梦》因其谜局，变异和伪续，生出探佚学，为了去伪存真而形成红学。斯氏也同样，别有其谜与神秘性，匿名大师，自然也是掩饰大师。斯氏自道：“唯一主导的思想，就是不被人看破。”这是他生活与创作的最大秘诀。

斯氏偏爱神秘性，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中，还大量使用令人咋舌的密码，即难以辨识的注释，这便苦了那些整理修订文本的专家，不知费了多少时日，才能出得经典版文集，这大大超出我们的想象力，这里就免谈了。单说斯丹达尔，他究竟是谁，众多中国读者，恐怕没有几个说得清楚，但是说一说，还是挺有意思。

斯丹达尔的户籍名字：“贝尔。亨利·玛丽·贝尔”，又名亨利·布吕拉尔、阿里戈·贝尔、多米尼克、路易·亚历山大、蓬贝、莫斯尼戈，以及数百个。这么多，简直开玩笑，难为他都记得住。只是怪癖，多种心理的解释，最令人信服的一种：父亲的名字，舍吕班·贝尔，成为亨利童年的创伤、成年后的梦魇，力图淡化，梦想母系而不可得的姓氏。

父亲是位检察官，刻板的天主教徒，一心想跻身贵族的市民，受到懂事之后亨利的鄙视。他十岁时，有一场惊人的表现。1793年1月21日，国民公会审判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贝尔全家人关注。主张处死国王的“高山派”获得多数票，国王要上断头台。消息一传来，小亨利当场欢喜雀跃，引来许多惊骇的面孔。到了五十二岁那年，他写了自传体的书，题为《亨利·布吕拉尔传》，关于四十二年前的那幕，他这样描述：

“我一时欢心鼓舞，生来从未感受过那种喜悦。”面对家人惊愕的反应，亨利十分气愤，对他父亲说：“要知道，阿马尔盯上了你，把你列入不爱共和国的重点‘嫌疑人’名单。我觉得，他‘肯定’认为你不爱共和国。”

好厉害！十岁就懂得反向回击了，这将成为斯丹达尔一生的信条。固然他还是个孩子，但这是一切的发端：思想和情感的一种过激性，逆反传统准则与任何权威。他在《亨利·布吕拉尔传》中还写道：

“我憎恨神甫，我憎恨父亲，是他赋予神甫权力，我更憎恨宗教，他们就是以宗教的名义，对我施加专制的欺压。”

对父权和教权，童年萌生的这种憎恨，随着时间漫延滋长，浸透了他的生活和文学的全部领域。拉里亚纳神甫是父亲为他请的家庭教师，从八岁起就给他戴上这副枷锁。他父亲最终入狱，关押了将近一年。而且一旦可能，亨利十六岁就摆脱家庭的控制，兴高采烈，走上独立生活的道路。

亨利家庭不幸，七岁丧母，否则，或许就不会单独对抗全家人了。他渴望母系的姓氏，而且直到死，他还自称是米兰人。他葬在巴黎蒙马特尔公墓，著名的墓志铭，用意大利文刻成：“亨利·贝尔，米兰人，他写作过，爱恋过，生活过。”

母亲亨利埃特·加尼翁，因生育女儿而殒命。这是亨利生活的一个转折：“从此开始我的精神生活……我开始讲上帝的坏话。”（《亨利·布吕拉尔传》）拉里亚纳神甫两年家庭专制教育逆反的结果。八九岁就鄙弃父亲、神甫和上帝，十岁就出现惊人的一幕：听到要处死国王的消息了，他欢喜雀跃。

有逆反，更有师从。亨利最钦佩他的外公，加尼翁医生，十八世纪启蒙文化塑造的典型。亨利常进他的书房，反抗的天性同启蒙文化的精神一拍即合。围着亨利转的还有一位姑奶，具有“西班牙风度”的老小姐。无限悲悯的心怀，令他向往先祖的故乡意大利。启蒙精神、意大利情绪，伴随着亨利成长，助长了他那独立和冒险的天性。

亨利十三岁，进入伊泽省省立中心学校，他发现“差异酿成仇恨”，从而得出结论：他这个体要想方设法，立于世上，将是一项繁重的任务。于是，他立志要学习数学，着迷其严谨性，容不得模糊和虚假，这是他最厌恶的两种东西。同时他也有了借口，离开一座他憎恶的城市。

斯丹达尔四十年后，再回忆这座城市，仍然作呕，仿佛“可恶极了的消化不良”，可见亨利憎屋及乌到了何等程度。

我去过斯丹达尔的故乡，伊泽尔省首府格列诺布尔，坐落在阿尔卑斯山脉西北脚下的一座美丽的山城。我在格列诺布尔小住一周，由法国朋友带着游山，此生唯此一游，徒步登阿尔卑斯山脉，尽管是小小的一隅。我还参观了位于城郊的斯丹达尔大学，不知道法国是否还有另一所，用一位作家名字命名的文科大学。

1799年，亨利·贝尔十六岁，离开家乡，北上去闯巴黎，名义上是去报考法国最著名的理工科学校。他走得很决绝，除了一次公派，从未返回格列诺布尔，始终未改对家乡不好的印象，认为这座城市闭塞，生活单调，占主流的正统观念的人十分庸俗。冒险精神将他引向远方，越走越远。

或许亨利是早慧的缘故，小小年龄就进入精神层面的思考。一般来说，不管生活环境如何，童年总有自发的快乐。长大了离开故乡，无论走向何方，故乡终归是一把尺子，用以衡量外面的世界。

我就是这样，生在松花江畔，跟周围童伴一起，无忧无虑，度过快乐的时光。后来到北京上大学，又公派去法国留学，见到世界的大场面，但是心里有把尺子，不会目迷五色。这把尺子，就是脑海里时时涌现的滔滔江水、辽阔的大草甸子，照武侠小说的老套话，这就是我“行走江湖”的元气和底气。

亨利·贝尔何尝不是如此。他雄心勃勃，到了巴黎不久，便发出感叹：“就是这样子吗？”巴黎，咳！这么“平平”，这个词的含义尽在其中。是什么尺子衡量的呢？当然是他在家乡每日见到的阿尔卑斯山脉。

亨利初到巴黎，类似后来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人物，如外省青年拉斯蒂涅克，站在蒙马特尔山上，高呼要同巴黎拼一拼。然而，亨利却大失所望，他从期望的高处跌落。尽管他那极有权势、杰出的表兄皮埃尔·达吕，当即安排他进国防部办公室，可是他敏锐地感到，自己在这种部门的体制中会沉沦下去。

好在半年之后，1800年5月，亨利编在预备部队，追随波拿巴前进，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在大圣贝纳德山口，接受了战火的洗礼，要把意大利从奥地利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归根结底，亨利乘着历史的一阵风，就把他自己解放出来了。

新发现的国度，令他眼花缭乱，这块福地，他早已设想成他母亲的故乡。米兰，巴黎的对立面，给他带来他不敢梦想的一切：音乐、绘画、美景和美人。怪不得斯丹达尔至死，在他的墓碑上也要标明是“米兰人”。

亨利·贝尔争得了自由，有了自主人生的四十余年，斯丹达尔有自己的评价，刻在他的墓碑上：“他写作过，爱恋过，生活过。”极其简洁，高度概括他的一生，纯粹文人的格调。按照直观的理解：写作和爱恋构成他生活丰富的内涵，他不枉此生。

斯丹达尔一辈子独身，过人的精力、旺盛的激情、任性的独立，生活上并没有既定的目标，在常人看来，有时简直是胡闹。这正是他一生独有的特点：他写作一如他的生活，不讲任何规矩，也不遵守任何原则，但他始终不渝，就是追求快乐，为此势必难免，要闯入荆棘丛生的荒径，而读者便难觅其足迹，感到莫名其妙。

斯丹达尔呕心沥血的奠基之作《爱情论》以及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阿尔芒丝》就是证明。《爱情论》创作的初衷，岂能让人看破，斯丹达尔下足了掩饰的功夫，结果从1822年出版，到1833年，“仅仅获取了十七位读者”。“问世二十年之后，也才有百十来个好奇的人读过。”

斯丹达尔于1827年四十四岁时，才以《阿尔芒丝》这部小说处女作登上了小说创作之岸。可是，一部爱情小说，写得过于精巧微妙，令读者困惑不解。于是有人指责他，硬是描绘他不了解的贵族。我作为译者近四十年前，慕斯丹达尔大名，翻译了《阿尔芒丝》，也同样不明白，男主人公奥克塔夫与阿尔芒丝真心真爱，又何以处于进退难容的尴尬境地，最终竟致走上绝路。后来，我主编《纪德文集》，选取《文论卷》篇目时，看了一篇论述《阿尔芒丝》的文章，我才恍然大悟，知道了奥克塔夫的难言之隐。

斯丹达尔偏爱神秘性，这是他保持独立性的必备条件。他从不向朋友谈论自己的著作，更不透露情场上的得意或者痛苦。尤其他发表的文章、出版的作品，不断变换署名，甚至没有作者的名号，风格又特异，无不让人浅尝辄止，阻碍著作的传播。同时代的大作家，如雨果、巴尔扎克、大仲马等，在世的时候就风光无限，而斯丹达尔几乎还默默无闻。

倒是巴尔扎克这个大忙人，还有暇关注《红与黑》和《帕尔马修道院》的作者，惺惺惜惺惺，头一个站出来称赞斯丹达尔的文学才华。他于1840年9月25日，在《巴黎杂志》上登出七十八页长文：《贝尔（费雷德里克·斯丹达尔）研究》，显示其下笔千言、滔滔不绝的特点，最后不由分说地断言：“《帕尔马修道院》……这部观念文学的杰作，仅供‘当今’欧洲一千五百名顶尖人物阅读。”

斯丹达尔在写给巴尔扎克的感谢信中，则坦言他收到这篇文章了，引起在场的人一阵哄笑：“每次对我稍微有点溢美之词，我就看到我那些朋友读时的怪样子。”斯丹达尔那么机敏，一定非常反感经典作家圣殿中，态度这样突然变化。不过，巴尔扎克这一顾惜之举，还是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让斯丹达尔尝到一点身后荣名的滋味。

这样一篇显得过誉又不乏批评的长文，出自巴尔扎克的手笔，并非没有来由。他写《贝尔研究》，可见关注斯丹达尔已非一日，很可能从1830年就开始了。

说起来，斯丹达尔比巴尔扎克年长十六岁，但几乎同时，1830年起始，两人都进入了小说创作旺盛期：斯丹达尔持续十年，巴尔扎克则持续二十年，直到去世。因此，小说旺盛创作期，头十年二人是重合的。

1830年，对巴尔扎克来说，是起步之年。开头每年一部小说，相继推出《戈布塞克》《驴皮记》《夏倍上校》，马上就名声大噪。而且，创作很快呈现加速度，三五年间，就出版了名篇《欧也尼·葛朗台》《高老头》《幽谷百合》……甚至动笔创作长篇巨制《幻灭》《交际花兴衰记》。总之，头十年，巴尔扎克就为他的宏伟计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再一个十年，则以冲刺的速度完成了《人间喜剧》（九十部小说）。他还在《人间喜剧》大框架中，把作品分成“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和“分析研究”三大类，一个相当完整的体系。

对斯丹达尔而言，1830年是他文学创作关键的一年。上一年九到十月间，他去南方马赛旅行，初萌《红与黑》的创意。然而，过了几个月，他才接续构思写完全稿，十一月份出书，名副其实第一次出彩，“第一张中奖的彩票”。然而，斯丹达尔写作没有全盘计划，忽而开始重写《利己主义回忆录》，很快就放弃了，他又决意撰写《吕西安·娄万》，中途放下，转而开始写他的自传《亨利·布吕拉尔传》，四个月后同样撂下。到了1836年，他用数月时间，撰写《回忆拿破仑》，中途两次放弃……如此这般，多头创作，七八年间，没有完成一部作品，只发表了一本游记《一个旅人回忆录》，以及《卡斯特罗修女院院长》,后来收入《意大利遗事》的一部中篇小说。

直到1838年8月，斯丹达尔才决定，要以《法尔奈斯家族的崛起》的遗事为题材，创作一部长篇小说，九月初打了草稿，又中断两个月，陪同好友梅里美游布列塔尼和诺曼底。幸好旅游回巴黎，斯丹达尔下了极大的决心，幽居在戈马丹街客房里长达五十三天，口授由人记录，完成《帕尔马修道院》书稿，于次年四月出版。

《帕尔马修道院》问世，对斯丹达尔的文学创作至关重要。仅有一部《红与黑》，独木难支，《帕尔马修道院》惊艳登场，便同《红与黑》合为双璧，成就了斯丹达尔在法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1817年，自费出版《一八一七年的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作者署名首次使用“德·斯丹达尔先生，骑兵军官”，借用古代卓越理论家约翰·丁·温克尔曼故乡的名称。至于“骑兵军官”的名头，实指他在拿破仑麾下任过职。

斯丹达尔大略就是这样一个人。

巴尔扎克因写了《贝尔研究》的文章，就成为斯丹达尔文学俱乐部的第一人。

中篇：“红派”还是“修院派”？

法国文学爱好者有个好传统，喜爱某位作家的人，往往组成一个书友会。自由而松散的组织，有人召集，不定期相聚，讨论他们喜爱的作品，每逢这位作家的重要日期，还可能举办纪念活动。书友会的规模，随作家的重要性而不同，有国际性的、国家范围的，更多的是地域性的。不论大小，有活动的书（诗）友会，我不敢说在法国有几千个，但肯定不是几百个。据我所知，莫里哀的“戏友会”（真实组织名称待查）则是世界性的。

读者通过书友会与自己喜爱的作家互动，达到了双赢：读者享有阅读的乐趣，提高了审美观，从而也延续了作者的文学生命。从这种意义上讲，作家的声望，在很大程度上，多亏了读者的热忱：热心的读者，以实际行动传播推广他们喜爱的读物。

不过一般的诗（书）友会，有亲情与友情支撑，可以持续一两代人，随着主导人的离世而终结。只有进入经典作家行列，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席位，进入学校教材，成为学术研究对象的大家，才会一代一代传承，能有常设的书友会。例如莫里哀喜剧研究会，在许多国家都有分支机构，主要设在大学，并非官办。如若举办国际性学术研讨会，还要寻求赞助。

斯丹达尔俱乐部，在很长一段时间，似有形还无形，颇为诡异，斯丹达尔留下许多未竟的作品，有待整理修订与评定。如果说无形，各个时期，确也有名人不断谈论“贝尔主义”，抛出精辟的见解。

斯丹达尔生前好友梅里美，就写了一本小册子，旨在创立“贝尔主义”：“您若问一个喜爱斯丹达尔的人，他是否认识亨利·贝尔，就能了解他是否真是快乐的少数。”在这本小薄册子里，梅里美只回忆其人，并不谈论他的小说。

有趣的是，极右的民族主义作家首领莫里斯·巴雷斯（1862—1924）与激进的左派领袖莱翁·布鲁姆（1872—1950），却殊途同归，都成为高度自觉的斯丹达尔迷。巴雷斯以其《自我崇拜》一书，继承了斯丹达尔以自我为中心的核心思想。布鲁姆也为他崇拜的作家写了一本《斯丹达尔与贝尔主义》，赞美斯丹达尔，强调自我价值，追求快乐的权利。后来法国率先实行每周四十小时工作制、带薪休假等福利，未必与他作品的传播毫无关系。

可是，若说斯丹达尔俱乐部有形，从他去世四十多年，也不见有谁参加活动。莫非让巴尔扎克言中，斯丹达尔写的是小众作品，形成不了庞大的读者群？有一种观点值得考虑，但是无法证实。斯丹达尔的荣名，毫无侥幸的成分。他这个人绝顶聪明，也绝对珍视自己的快乐，不会贸然拿去谋取什么。不仅如此，他也自知有足够受人青睐的资本，可以推至1880年，再拥有众多读者的那份荣幸也不迟。因此他的手稿布满知己间隐秘的表达方式，留待他未来的伙伴乐得去整理，解惑释疑，以飨更多的读者。

果然不出斯丹达尔所料，他生前未能出版的作品手稿，陆续整理出来面世，在他去世四十周年时，1882年，就出现了斯丹达尔俱乐部的踪影。很神秘，好似一个神秘的结社，由斯丹达尔迷组成，成员要用手势和口令，即《红与黑》小说中的一句话，彼此方能识别，进入巴黎一家咖啡馆相聚。发起人保罗·布尔热（1852—1935），是位知名作家，他创作的心理分析小说，继承了由斯丹达尔延续的传统价值观。

此后，哪怕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斯丹达尔迷们也没有断了香火。迪旺书店的创建者亨利·马尔蒂诺，整理斯丹达尔版本的专家，在他的主持下，书店出了第一版的《斯丹达尔全集》。他还经常举办讲座、鸡尾酒会，大家热烈讨论斯丹达尔的经历和作品，1950年，亨利·马尔蒂诺堂而皇之，复活了最初的斯丹达尔俱乐部，即结集出版了《新晚会》（对旧的《梅塘晚会》而言），记述了斯丹达尔迷的活动。迪旺书店坐落在圣神日耳曼大街后身，拿破仑街37号，今后如有机会再去巴黎，我一定携带斯丹达尔作品的新译本去朝拜。

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斯丹达尔的研究者与拥趸，保罗·雅吉奈教授很早就迫使他的学生阅读《帕尔马修道院》，而当年这部小说的书名，仅仅存活在巴尔扎克寥寥几个读者的记忆中。这些弟子一旦读懂了作品，就发誓尽一切努力宣扬他们喜爱的这位作者，而且从不失言。正是这些深度阅读而善于思考的书友，不分上下左右，隔着时空联手，将斯丹达尔从遗忘中解救出来。

然而针对《新晚会》第一卷出版，有人撰文质疑：“真的存在过一个斯丹达尔俱乐部吗？”

著名《文学日记》（十九卷）的作者保罗·莱奥托（1872—1956），则给斯丹达尔俱乐部下了一个最恰当、最持久的定义：“确实存在。只不过这个俱乐部有点分散，在极其不同的地点举行会议，甚至不是所有人都相识，往往好多会议同时举办，而每次会议几乎只有一个人参加。斯丹达尔文学的爱好者，每人独自组成一个俱乐部。”

我非常欣赏这种超现实的情趣，这应是法兰西文学的一种精髓。细想想，我何尝不是如此。五十五年前，我留法带回来的两大箱法国名著，其中就有《帕尔马修道院》原著，就意味我同斯丹达尔有约了。四十五年前，我练习翻译，译完了整部《帕尔马修道院》，就证明我独个儿组成了“斯丹达尔俱乐部”。从这种意义上讲，这四十多年，我同上百位法国作家组成了个人俱乐部，可见我同法国文学的缘分不浅。

文学后起之秀，小说这种体裁，虽然远比诗歌、戏剧年轻，也有五百多年了，经过十九和二十世纪的兴盛期，早已呈现老相，有点不知所措，仿佛台词错乱的演员，胡说八道也不肯退出历史舞台。往日的风光不再，但是曲未终，没事干的观众也不会散，还等着好戏看。今后小说该是什么样子，扮演什么角色，靠什么能同传记和自传体划清界线呢？

带着这个世纪的问题，如今再审视斯丹达尔的著作，就会发现他的作品特殊价值所在。

现在一般达到这样的共识：小说这门艺术能允许每个人，作者或者读者，逃脱生活现状，超出自己生活的界限。人生在世，无不苦恼于只有一条命，一种身份，一种国籍，只讲一种语言，只有一种性别，只从事一种职业，这是通常来说，特例不在此列。于是小说家就发挥其特长，设法弥补这种缺憾，他本身并带动读者，通过小说引人入胜的情节，过上全然不同的生活。

二十世纪著名文学批评家阿巴尔·蒂博戴（1874—1936），既博学又极富情趣，他力排占主导地位的学院派见解，给真正的小说家下了前所未有的定义：

“真正的小说家，以他可能生活的无限方向，塑造他的小说人物，而矫揉造作的小说家，则以自身生活的单线思路，塑造他的小说人物。小说的真谛是臆造可能的生活，而不是再现真实的生活。”（《关于小说的思考》）

小说家得以随心所欲，想体验多少种虚构的生活都可以，这便是小说艺术的秘密。而读者可以扮演起主人公的角色，也同样完成分身生活的过程，以分身术解脱自身。

斯丹达尔和安德烈·纪德，就是典型的真正小说家，更确切地说，是典型的真正作家，突破了蒂博戴所下的定义。我在2002年《纪德精选集》序言中，对我称之为“全欲”的纪德，有过这样的论述：

纪德的一生，他一生的创作，就是不放过任何可能性，永远探索，永远冒险。这种不加选择的全面选择，我们权且称之为全欲。

全欲，就意味着不专，不忠，不定。不专于一种欲望，不忠于一种生存形态，不定于一种自我的形象。

与这种全欲的生活姿态相呼应，纪德的文学创作也不选定一个方向，要同时朝各个方向发展，从而保留所有创作源泉，维护完全的创作自由。

纪德全方位的生活姿态，同他多方向的创作理念，就这样形成了互动的关系。他为了充分掌握人生的全部真实，就进入生存的各种形态，不能身体力行的，就由作品的人物去延伸，替他将所有的欲望推向极致。

纪德笔下的各种人物，无论是追求生活幻梦的乌连、时时在调侃的《帕吕德》中的那个主人公，还是《浪子回家》中的那个浪子，无论是《伪币制造者》中的那位小说家爱德华，《梵蒂冈的地窖》中的那个“无动机行为”的拉夫尔迪奥，还是《田园交响曲》中的那个牧师，以及普罗米修斯、扫罗、康多尔王、柯里东、忒修斯，等等。无论哪一个都是纪德的一种生活尝试，一个心灵的影子，一种欲望的演示，都是纪德的一部分，又不能代表纪德的全部。

纪德的文学创作同他的生活一样，极力避开任何责任的目标，只靠好奇心，靠求知和创新的欲望来指引。他始终处于警觉状态，唯恐稍有疏忽，就要重复自己，或者走上别人的老路；他坚决摈弃“共同的规则”，不写别人已写出或者能写出的作品，因而，他的每部新作，都与世上已有的作品、与他此前的作品迥然不同。他的某些作品甚至模糊了体裁的界限。究竟是随笔、散文诗、小说，还是别的什么，让批评家无从分类。傻剧又是小说，不伦不类。而他唯一称之为小说的《伪币制造者》，更是前所未见：叙述的多视角、空间的立体感和层次感，尤其“景中景”，小说套小说，复杂而奇妙的结构，的确是创造了一次小说革命。

纪德自由行动在无限广阔的空间，不选择方向，也就不怕迷失方向；那么进入纪德迷宫的读者，不预先设定方向，也就不会迷失方向了。

居然引用了这么长，并不单纯是自我欣赏，更多的是惊奇的发现，把纪德的名字换成斯丹达尔，纪德的作品换成斯丹达尔的著作，稍微调整一下论述的语气，大体上似乎还说得过去。写过数十篇翻译感悟的文章，能这样整段搬用到另外一位作家的头上，恐怕仅此一例。假如此例成立的话，那也只能是孤证，不可滥用。在文学上，孤证更难得，只要说得通：难得是偶然，说得通须当洞察其必然。

斯丹达尔比纪德早生八十六年，从文学活动期来看，一个是十九世纪上半叶，一个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相隔近百年，容不得丝毫牵强附会。因此我这也是冒险，比较两位在生活上和创作上最爱冒险的作家。

“最爱冒险”，随手就拈出一个共同点来。

上篇介绍过亨利·贝尔，生于刻板的天主教家庭，自小感受父权和教权的欺压，七岁丧母时，就开始讲上帝的坏话，内心孕育一种精神生活，十岁听说要处死国王，他竟然欢喜雀跃，让父亲一干人目瞪口呆。他对父权和教权的憎恨，助长了他独立精神和冒险的天性。

四十多年后，斯丹达尔回顾自己的一生，仍然不能释怀，在《亨利·布吕拉尔传》中，反思童年的那种憎恨，鄙视父亲、神甫和上帝，还怀着深思熟虑的激烈情绪，描述他幼小的心灵如何渴望摆脱家庭的控制，挣脱那种生活的精神枷锁，走向独立生活的道路。

纪德出生于清教徒家庭，从小受到母亲严格的管教，酿成他强烈的叛逆性格。纪德自道：“我的青春一片黑暗，没有尝过大地的盐，也没有尝过大海的盐。”纪德生活在清规戒律的环境中，没有尝到欢乐，青春就倏然而逝。“我憎恨家庭！那是封闭的窝，关闭的门户！”

相隔将近百年，纪德和亨利·贝尔在人生之初，都发出了同样的呼号。而且一有机会，各自就以不同的方式，逃脱窒息生命活力的僵化环境，单凭冒险精神，去闯荡无限可能性的外面世界，独自自由地追求快乐。

亨利·贝尔十六岁离家，走得决绝，不满意在巴黎行政体系中的生活，毅然随同大军，跟着波拿巴的足迹，到了他的理想国度意大利，撒欢似的饱览尽赏音乐、绘画、美景和美女，他不敢梦想的一切。

安德烈·纪德难以做得那么决绝，只能频频出游，暂时离开“封闭的窝”，游历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国，这期间思想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弃置传统的道德观念，开始追求前人所不敢想的独立和自由。

这两位作家从小就产生叛逆思想，都力图摆脱家庭和生存环境的束缚，走上自主人生的道路，这一共同特点，如果在别的作家身上也能找出例证的话，那么他们在生活和创作两方面，都同样突显的冒险精神，认真探讨一下，就能大略看出惊人的相似之处了。

这种冒险精神，如果只是青年时代的负气之举，那就不足为奇了，唯其能够始终如一，一丝不苟，贯彻一生一世，时时用灵魂的明镜，观照细察，自身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生活中的感受，笔端在创作中流出的文字是否坦率，到了生命的终结，两者是否能够完美地重合，正如纪德在《日记》中所说：

“人的一生就是他的形象，临终的时刻，我们就将从过去显现出来，照着我们行为的镜子，我们的灵魂就会认出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整个一生都致力于我们自身绘出不可磨灭的一幅肖像……有人讲述自己的一生，自欺欺人；可是我们的一生却不会骗人，要讲我们的灵魂，也将以平常的姿态去见上帝。”

亨利·贝尔在青年时期同样写了日记，中断之后，又以《自我回忆录》和自传《亨利·布吕拉尔传》补足。纪德则终生记日记，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从而提供了他决心原原本本经历他要讲述生活“宝贵的资料”。

斯丹达尔在《日记》（1818）中写道：“我认为无论干哪种行业，要成为出众的人，就必须做自己。”青年的亨利·贝尔极其严格地贯彻“认识你自己”的古训，在显微镜下观察自身，他的思想、他的感受，他的行为，以便确定“自我天生的性格”。一进入这种程序，他就同自身拉开距离，组成主体和客体，两者之间进行一场真正的对话，而不是那种寻常的自言自语。他的青年日记手稿留下许多空白，作家持续不断同自身对话，臆造出五花八门的异化形象，相应体现他这人每一个小小的折射面。

现在，可以比较斯丹达尔和纪德在生活和创作合而为一的追求中，透过表面所能看到的惊人相似了。

贯穿两人一生的所谓“冒险精神”，大大超越通常的含义，主要是指从起始到终了，他们在人生路上每走一步，都充满变数，始终追求内心和外界的不确定性。

这种冒险精神的前提，就是生命力的冲动，不安于稳定、确定、固定的生活，要冲出一成不变的困境，争取自由和独立，毫无禁忌地释放生命力好奇的潜质：求变，求异，求新，求刺激……这种不懈追求的过程，恰恰充满变数，而不确定性又更加激发好奇的乐趣，从而构成生活活力的良性循环，也就自然而然焕发出创新能力，自身留下延续的空间……

斯丹达尔和纪德不约而同，单凭内心的冲动行事，无视任何既定规矩，也不遵守传统的道德观念，但是他们在青年时期，在日记中却为自己做人、做事，乃至写作，立下了极其严格的标准，而且身体力行，对自己绝不宽容。设使两个人同时再世，用各自确立的标准，去验证对方的一生，结果十有八九会达到同样满意的程度。

这里还是多引几句纪德的话，反复查验一下斯丹达尔吧。

“我是个充满对话的人，我内心的一切都在争论，互相驳斥。”

“复杂性，我根本不去追寻，它就在我的内心。”

“不应该选定一种而丧失其余的一切可能，要时刻迎候我内心的任何欲望，抓住生活的所有机遇。”

“我要行动，喜欢简单自然……我们最重大和最高尚的行为，怎么就不能完全摆脱各种庸俗的动机，不再考虑别人如何看我们，也不再考虑在别人面前摆出姿态的乐趣。虚荣者的虚荣，一切皆虚荣。”

“伟人仅仅比我们高出一头，但是双脚始终踏在污泥中，想想是多么可悲的事情。”

“有些人，即使在讲真话，也是矫揉造作的；而我们必须诚恳，哪怕到了说谎的边缘。”

毫无疑问，斯丹达尔是个内心充满对话和争论的人。他在《爱情论》《自我回忆录》《亨利·布吕拉尔传》中，假托不同的人物，采用“你”“我”“他”不同人称，臆造不同的场景，而且，无论委婉的对话，还是激烈的争论，不管当场发出多少声音，归根结底，只有一颗矛盾的心灵，一人多面的映象。斯丹达尔创作的这种复杂性，给后世的研究者和读者带来许多困惑。

要抓住所有机遇，“要行动，就应该简单自然”，这也是斯丹达尔做事的突出特点，可以举两个例子。其一，1812年7月，正在撰写《意大利绘画史》的亨利·贝尔，是法国随大军远征俄国的唯一作家，充当通讯官，他目睹莫斯科大火；法军撤退时，亨利·贝尔又改任运粮官，然而天寒地冻，哪里有粮草可运；在俄军毁桥阻断法军退路的前夕，他只有“一块面包”供给大军了。多大的行动，简简单单，毫无虚荣。这场大撤退的经历，给亨利彻底上了一堂人道和美学课。他感到此后再也不可能写那种高雅的文学作品了。

其二，斯丹达尔出于追求欢乐的心理需要，将意大利魔幻化了，成为复辟王朝统治下的法国的反衬。他迷恋米兰。1818年，更迷恋上米兰的骄傲——梅蒂尔德·丹伯夫斯夫人，“开始一场隆重的乐章”。他给人家频频写情书，当众受到训斥，之后梅蒂尔德出行时，还发现他化装尾随，十分气愤。简单到一意孤行地追求。他因政治上受到当局的怀疑，被迫离开米兰，便萌生出写一部爱情小说的冲动，分手四年后，她离世了，还继续给他灵感，催生他柏拉图式的爱情。“对我来说，她仿佛变成深深忧伤的一个多情鬼魂，一出现就能主宰我的和善和温情，正确而宽容的意念。” 斯丹达尔的心里完全装满了她，萦念期间，写成了两卷本的《爱情论》，不署作者名，在她冥日那天，用英文注明“作者已死”，写在自留的那本样书上。

关于“伟人”那句话，用到斯丹达尔的认知上，就更容易说明白。斯丹达尔一生，只承认一个伟人，那就是拿破仑。在极为可怕的征讨俄国的那场冒险中，一连数周，无论乘坐马车还是雪橇，他同拿破仑总是“紧紧挨在一起”，二人之间建立起无可比拟的关系。他1818年写的《拿破仑传》，旨在驳斥斯达尔夫人所发表的抨击拿破仑的檄文。斯丹达尔是坚定的共和派，极为憎恨专制主义，无疑也鄙视暴君，但是又钦佩皇帝的胆识、进取和创新精神。传中很大篇幅，不仅批评了传主的品行，还揭露独裁者的荒唐与残忍、近臣的平庸与奴颜婢膝，当然也少不了赞扬统帅和国家缔造者的伟大功绩。

拿破仑死后十六年，1837年，斯丹达尔写了第二部作品《回忆拿破仑》。这次他自诩帝国的旧员，认为拿破仑是“凯撒之后出现的最伟大人物”，勾勒反差强烈的形象，综合性更强些，心理分析超越政治色彩，回忆的场面虽不连贯，但是精彩而生动，能给人深刻的印象。

至于纪德的最后这句话，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极难，在“诚恳”这方面，恐怕没有作家不作弊的，但看作弊的艺术高低罢了：高明者就成为艺术，低劣者便是矫揉造作。

高明者不能自吹自擂，不妨拉来两位斯丹达尔迷作证：

其一，法国小说家和随笔作家，阿兰·博顿的一段话：

斯丹达尔有高超戏谑的意识，冷峻的戏谑，能体现典型的法兰西风格，可以用斯丹达尔这句话来摹状：“我在1830年的那些朋友，大凡会千方百计，将我救出危难的境地，假如我穿着一身新装脱离危险，他们就看不过去了，宁愿出二十法郎，赏给能往我脸上泼一杯水的人。”他还以其特有的忧伤，进一步指出：“除了巴拉尔和比吉利翁，我这一生也就交了这类朋友。”

其二，吕西安·阿泽在《面对绘画，千孔逃逸》的文章中指出：

斯丹达尔论艺术最大的魅力，就是他信口开河。换个学院派的人，就得先立个提纲，在讲述中尽量不离提纲的框框。斯丹达尔则相反，总在窥视岔口，乐得斜插过去，只因他心里清楚，很快就要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于是尽量阐述得更加精彩。必须有个动因，他才敢起步，一旦上路，就惯性使然，途中碰到杂七杂八的东西，他也大感兴趣，一时忘掉自己确定的方向和目的（他在《意大利绘画史》中，原本只限定谈论佛罗伦萨和罗马）。斯丹达尔的才华总要溢出他自己确定的范围，在边缘扯闲篇展现出来……

我在速写斯丹达尔的途中，也走上一条岔道，遇见了纪德，于是突破了速写原定的范围，自以为发现了研究法国文学的一大课题。尤其看到两位隔世纪的作家相谈甚欢，连累我也欲罢不能，只好做顺水人情。

斯丹达尔和纪德二人身上，都充斥着与生俱来的本能的冲动与激情，在创作中记录了追求快乐的那种冲动的原生状态，给人以原生的质感，具有粗糙、天真、鲜活自然的特性。

这二人都主张放纵天性，“做我们自己”。在生活与创作中都百无禁忌，始终特立独行，无视传统道德，打破各种规则，冲破各种限制，“成为自己要做的人”是一生的追求，永无止境，要不停歇地进取新的境界，见识更美、更新奇的事物，追寻更大的快乐：“下一片绿洲更美”，永远是下一个。

因而，从《亨利·布吕拉尔传》到《自我回忆录》，斯丹达尔毫不犹豫地表明：“自我”并非“自我中心主义”，这个自我容纳了整个世界。这个世界恰恰占据他的著述中心，而他的著述加在一起，也只是一部心灵史。

斯丹达尔的著述，没有文学学说，没有语言理论，没有小说美学，唯有爱写的兴致与自由，唯有永葆青春的活力，敢于嘲笑沉迷于文学的那些学者，只是在交游娱乐中，偷闲五十三天，关起门来，写出《帕尔马修道院》。播种喜悦和幽默，追求幸福和爱情，怀着一颗游戏人间的敏感的心，向世人传递这种轻快的欢欣。

然而斯丹达尔的作品有半数未竟或写完生前没有出版，留下种种悬念，也给猜测和想象留下驰骋的空间。他这颗心灵，照他的预测，四十年后才能被人看懂。这就意味他的命运，将由隔两三代的读者，从他身后出齐的作品相遇来决定。斯丹达尔的复杂性及其后世的命运，由斯丹达尔著作的文本专家，菲力普·贝尔蒂埃勾勒出来：

斯丹达尔就爱夸夸其谈，直到1842年3月22日，终于倒在街上，开始新生了。后世命运开始写他最令人惊奇的一部小说，展现出了章回目录。重新活跃，近来社会底层苦难凶险生活的小说：一位作家的形象，深深卷入时局和思想观念的大变动，承受了极其怪异的嬗变，或衍化。轮番偶遇泰纳便成为心理学家，偶遇布尔热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偶遇巴雷斯便成为民族主义者，偶遇阿拉贡又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右派还是左派，都能拿出同样令人信服的理由，引他为同类，然而，却始终忠于自我，又总能异化为另一个，显示给读他的人，又由每位读者显示他最优越的一面。斯丹达尔这面镜子，就这样由人沿着历史的进程，移动着映照。

到了二十世纪，若论法国作家哪位最活跃、最独特、最重要、最容易招惹是非，又最不容易捉摸，那就是安德拉·纪德了。他的《人间食粮》自费印书，十年间仅售出五百本，可见受冷遇的程度不亚于斯丹达尔。

纪德和罗曼·罗兰生卒年代相近，都以等身著作享誉法国，算是齐名的作者。然而，罗曼·罗兰于1915年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纪德要等三十二年之后，到了1947年，诺奖评委才理解了纪德，在授奖词中称颂他“内容广博和艺术意味深长的作品——这些作品以及对真理的大无畏的热爱，以敏锐的心理洞察力，表现了人类的问题与处境。”

两位隔世纪的作家，都有同样的遭遇。时到如今，就连喜爱斯丹达尔的人，也还分成热捧《红与黑》的“红派”，以及偏爱《帕尔马修道院》的“修院派”。

《红与黑》是现实主义小说开先河之作：斯丹达尔率先将人置于群落的生态环境中，即社会、历史的生境里。这部小说是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记事”，“一面镜子”。正如斯丹达尔著文明确指出的，德·瑞纳尔和瓦尔诺先生“两个形象，代表了1825年前后，法国富裕阶层的半数”，德·瑞纳尔是当局的拥护者，小城市的重要人物。瓦尔诺则是地方上的短袍耶稣会士，所有人物形象都很具体，打上革命后法国新风尚的时代烙印。所有对立的人物分属自由党和保守党，泾渭分明。这种明显或者隐讳的政治标签，在1830年之前小说是没有的，为现代小说的一大特点。至于男主人公于连·索莱尔，他首先要谋生。这部现实主义的小说中，人物每种举动，每个念头，无不是社会博弈的表现。

按照斯丹达尔著作的文本专家伊夫·安塞尔的看法，《帕尔马修道院》是一部富有音乐性、绘画性，充满诗意的寓言，描绘的帕尔马朝廷极像路易十四朝廷，轻松的叙述，摈弃标志法国小说倾向的所有繁琐细节。

“巴黎四大”文学教授米歇尔·德隆则认为，《帕尔马修道院》是一场真正的“春天的庆典”，这是斯丹达尔最重大的一个主题，开启了青年激情与缅怀过去的烦恼的比较：一方面忠于理想和钟情于爱情，另一方面又屈从于确定的秩序和宗教偏见；一方面效法莎士比亚及其创新，另一方面又得像拉辛那样，遵守规矩和社交礼仪。不过斯丹达尔一向立场鲜明，绝不模棱两可：他选择了生活和行动。

他也参照不少学者论述，认为快乐并非罪孽，爱情也绝非危险的诱惑。个性的成长，要从自我感受出发，以自身的冲动为营养。热情奔放，构成了生存的动力。

菲力普·贝尔蒂埃讲得更加清楚，破解了“红派”还是“修院派”的问题，不妨翻译出来，结束这种争论：

1838年，斯丹达尔在巴黎，利用一次休假并再度返回他的意大利，此时斯丹达尔范儿，当然超过意大利范儿了，写出了卓越的《卡斯特罗修道院院长》，尤其是《帕尔马修道院》一气呵成，走笔如飞自有缘故：构思已久，总归写意大利风情的精髓，梦想的终生，要一睹为快。斯丹达尔迷们通常分为“红派”和“修院派”，必须要弄弄清楚。因为斯丹达尔并不主张“要么……要么……”，而是应透过表象看明白，社会复仇者于连·索莱尔同大主教义子法布里斯·戴勒·东戈，完全“去政治化”之后（借用波德莱尔的一个字眼），归根结底能跨越隔开他俩的鸿沟，还是同宗同缘，共有某种主要的物质：强烈渴望幸福，追求真心实意的爱情。这对他们每个人都包含一种分裂，得之于虚假的急需和现实的肮脏，而且得之不易。

下篇：我与斯丹达尔的缘分

若论缘分，一切都是从1958年开始的，我报考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法语专业，不期然被录取了。

我一个懵懂的少年，中学学过俄语，法语字母一个不认识，只被法国文学所吸引，从东北一座边城，走进了北大校门。

两年不如中学规范的大学学习生活之后，我知道了不少法国作家，排在前几位的有莫里哀、莫泊桑、都德、雨果、巴尔扎克、斯丹达尔、罗曼·罗兰。这些作家的简易读物，当年都是从苏联引进的。我不知深浅，毫无目的地借阅，加上课堂上所学的法语课文，算是我的法国文学启蒙阶段。

初学法语就认识了斯丹达尔，只因他与巴尔扎克被认定为具有进步性，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红与黑》便成为当年有限的外国文学读物的一种，在法国文学中是数一数二的。

还有一件事，在我的心目中，把《红与黑》的身价抬得极高。听说一家出版社邀请盛澄华先生，给我们班上文学翻译课的教授，重译《红与黑》，盛先生提出条件：停止教学两年，专事翻译工作。此事未成，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心想何年何月，如果邀请我翻译一部长篇小说，我的法语就没有白学。这一念无疑在我的心中撒下一颗种子。

其实，在大学学习期间，原著只看简易读物，长篇小说借阅几本，仅仅跳跃着看一些故事情节，包括《红与黑》在内，从未完整读过。而且，既然学了法语，就等着将来看原著，无需去看译本。因此，我对斯丹达尔的了解，仅限于那本《红与黑》的简易读物。

不过，对斯丹达尔了解这么少，《红与黑》却与我的思想结伴而行了，近二十年，应需拿出来，当做我本来没有的思想，深挖灵魂。从这种意义上讲，我应该属于红派，我同斯丹达尔的缘分不浅。

再说说我如何从“红派”转到“修院派”的呢。

改革开放之前一两年，我闲赋在家，有大把时间，可以干自己喜欢的事，首先想到的是练习练习文学翻译，兴趣所在，也就不在乎没有出版的希望。打开两大纸板箱的法语原著，就被斯丹达尔的名字吸引住，一本厚厚的口袋书：《帕尔马修道院》。

这里需要插一段我的重要学习经历。

1963年大学毕业，就被国家大机关选中，重点培养，先上一年翻译班，随后两年，作为新中国首批公派留学生，到法国学习，直到1966年7月回国。留法两年，除了学业有所长进，还带回了一大批“精神食粮”——两箱子法国文学原著。

五十多年后，我才有所感悟，没有目的性，单凭兴趣做的事，就是人的天分，当年出国深造，培养的目标，根本不是文学翻译。而我单凭喜爱，就买了上百部法国文学名著。这是违反常规的事，心思没有花在将来应该从事的专业上。同样，在之后一段百无聊赖中，无望出版也开始译书，唯一的动力就是兴趣。而我全凭直觉和兴趣，冥冥中却准备了一条自主人生之路——文革后再分配，我进了大学教书。

接着说《帕尔马修道院》，我一掏出这部大部头，不畏其难，就开始翻译；不能出版，也坚持译完。不讲功利，才是真兴趣，不计较得失，方为好缘分。我就是这样，同斯丹达尔真正结上了好缘分。此后，我围绕着斯丹达尔所做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译了斯氏的处女作，长篇小说《阿尔芒丝》，出版时署名俞易这个笔名。斯氏其余小说也已有译本，就谈不上再译了。好在我有上百部原版法国文学名著，又逢法国文学出版空前繁荣时期，这些原著大部分都派上用场。

1991年末至1992年未，我受法国有关方面邀请访学，二月份在巴黎历史图书馆参加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纪念斯丹达尔逝世一百五十周年，是由法国和意大利联合举办的。无论照集体相还是参加会议，我习惯性喜欢溜边儿，这次就坐在会议厅左侧七八排的边座上。大会发言全是研究斯丹达尔的专家，其中必有文本提到的学者教授，只可惜当时我对“斯学”所知太少，同他们相遇而失之交臂……

纪念会上还见到一位特殊的客人，大会发言进行到十时许，忽见一个人从我身边经过，步入会场，身后还跟随一个人。那客人虽已走过去两三步，仅从背影，我一眼就认出正是密特朗，法国总统，身后那人无疑是保镖。密特朗步履从容，走到头一排空位坐下，如同普通参会者那样，静静聆听大会发言。我的目光被这位特殊的人物吸引，原以为，会议要中断，主持人会请总统上台讲几句话，并欢迎总统莅临大会，可是会议照常进行。除了我，谁也没有异常反应。这是法国学界的常态。

法国政界人物，即使总统、总理，参加学术会议无不以学者身份，除非特意安排。密特朗也不例外，他本来就是一个博学的人，名校出身，又是斯丹达尔迷，虽然从政多年，仍不失学者风范，多忙也要到意义重大的学术会上露一面。他露这一面持续大半个小时，听了两篇学术发言，随后悄然起身离去。我不顾会议发言，正面注视他，他从我身边走过去，我还不禁回望一眼他的背影：无论正面还是背影，始终是二十七年前那幅凝重的神态。

记得我们留法期间，正赶上总统大选（1965），他代表左派参选，差一点取代了戴高乐将军这个具有历史影响的人物。我在电视上看过他同希拉克以及右派新闻媒体名嘴现场辩论，只见他表情凝重，不动声色，也不打一个手势，只有嘴唇嚅动，语速极快，流泻出来雄辩犀利的言辞，几乎不给对手喘息的工夫。密特朗1981年当选法国总统，任期七年，1988年再度当选，因而我才有机会，在斯丹达尔俱乐部一场活动中，同这位斯迷幸会。

在此不妨多加一笔，法国政坛，无论左派（社会党）还是右派（保卫共和国联盟）执政，或者共治，在文化上有共识的基础。密特朗前任总统蓬皮杜酷爱现代艺术，筹划建设现代艺术博物馆，不幸在职期间病故。设计方案像座管道露在外墙的工厂，遭到大多数人反对，密特朗总统立排众议，特批了方案，并且命名为“蓬皮杜艺术中心”。而密特朗国家图书馆，也是密特朗去世后，在右派执政期间建成的，矗立在巴黎的东南郊。

时光荏苒，新世纪再续前缘？

同斯丹达尔结缘五六十年，算起来，实绩少得可怜，远逊于后来居上者雨果、纪德、加缪、埃梅、圣埃克苏佩里等一批作家。每年推出三四本新译作，却没有斯丹达尔的份儿。

心中念念，忽然听到恍若来自天外的一声呼唤。仿佛鬼使神差。

2018年3月，我还在广西北海过候鸟生活，一天下午，我的北大学长柳鸣九先生，突然打来电话，寒暄两句便进入正题。柳先生与我通话，一般只交代事情，或者问我对什么问题、什么人有什么看法。这次却一反往常，一反往常的还有他似乎病痛刚见好，就谈笑风生。通常他只是偶尔笑笑，很快就收住了，而这次谈话长达一小时（手机上即时显示），兴致始终那么高，而且还主要谈他本人的见解。就好像与我近四十年的交往合作，有所保留的话语和情意，要一股脑儿向我倾诉出来。我乐得做个倾听者，心想他一定又有什么大项目了。

柳先生只有一个话题：斯丹达尔。他说写《法国文学史》，论述那么多作家，他最赞赏、最看重、最喜爱的作家，还是斯丹达尔。他特别用心研究了斯丹达尔，思考得更加深刻，自认为有许多创见，提出一些独到的观点，是中法学者所没有的。总之，他论述斯丹达尔一章学术价值最高。他讲这番话，语气是谦虚的，但是说得也很明确，不容置疑。

柳先生还向我透露，早就有翻译《红与黑》的念头，由于种种缘故，他没有实现这种愿望，也是他一生遗憾，随后他话锋一转：

“没有做出一套《斯丹达尔全集》是更大的遗憾。现在我是不行了，心有余而力不足。你李兄（多年来单独谈话时，他总这样称呼）趁现在精力旺盛，奉劝一句，其他的翻译放一下吧，把斯丹达尔的作品全部译出来，这是个大工程，价值很高，确实值得做。我乐见其成……”

“乐见其成”还重复了一两遍，那语气的分量，不亚于最后的嘱托。一个小时的谈话，落实到这种抱很大期望的嘱托上。我也深深感到，柳先生这番恳切的话，不可能对人讲第二遍了。他这番好意，我不能只是心领，还应表示付诸行动。于是我回答，手头的活儿尽快清理了，就可以着手翻译斯丹达尔，先做出文集，再考虑全集的可能性，只因我心里没底的是非小说类作品，不知道水有多深。

柳先生听到我有具体落实的想法，很高兴提示我，不能丢掉《瓦尼娜·瓦尼尼》。他还郑重地补充一句：“如果你有此需要，我愿意配上一篇总序。”我当即回答：“总序当然由你来写，我求之不得，希望你好好保重身体。”

双方合作了近四十年，早已建起了信赖的默契关系：我相信他的判断，他信得过我的承诺。无需多说，他把这副担子撂给了我，放心地撂下了电话。

三年过去了，一切按部就班进行。手头的活儿：《埃梅短篇小说全集》、圣埃克苏佩里的《家书·笔记》《南方邮航·夜航》《佩罗童年》等相继杀青并出版，共计约一百五十万字。待出的有埃梅长篇小说《变貌记》、拉迪盖的《魔鬼附身·奥热尔伯爵的舞会》。同时，交叉着启动了斯丹达尔的项目，译出了《帕尔马修道院》《意大利遗事》，待出的几部作品加起来，字数将近百万字。

2020年和2021年，是我的“埃梅年”和“圣埃克苏佩里年”，每位作家都有四五种图书面市，这两位都是我很看重的作家。接下去，就要安排斯丹达尔的“五年计划”了。

为了这“五年计划”，我着实做了些准备，这是我四十年文学翻译生涯中前所未有的。

其一，按照历来的习惯，先实践。计划先译出《帕尔马修道院》《意大利遗事》和《爱情论》，如同打下地基。前两本已译完，第三本刚动手，就插进许多事情。《帕尔马修道院》是重新翻译的，没有利用四十年前的译稿：段位不同了。

《意大利遗事》初次接触，是新译稿。本来有一次机会，本世纪初，译文出版社要出新版《斯丹达尔文集》，收集我译的《阿尔芒丝》，还希望我重译《意大利遗事》，我因译事太忙而未接手。

其二，去年十月在北京，为送行好友朱穆去法国工作，我将饭局改成一场小型文学讨论会，出了一道问题：“你喜欢斯丹达尔什么？”在座约十位，大多是北大的法语教授，还有社科院的研究员。除了我的同班学友王文融教授，其余都是中青年俊才，我的忘年交，只有一位特邀的初识者，北大法语教授王斯秧，享有斯丹达尔专家的名头。

我出的讨论题，旨在从每位口中逼出一点见解，收集在一起，就成为了解斯丹达尔的风向标。怎奈枉费心机，有一位专家在场，谁也不谈自己的观点，都想把注意力引到王斯秧身上。尤其大力支持我翻译斯丹达尔的程小牧，提了不少问题。按照预定的程序，朱穆还带了设备录了像，本来答应为我制作视频，但是因技术障碍未能如愿。

王斯秧在法国攻读博士，就是专门研究斯丹达尔。《三联周刊》每年要重点推出两位法国作家，首批选定斯丹达尔和巴尔扎克，由北大的两位教授撰文，做成视频广为传播。介绍斯丹达尔的任务就由王斯秧担当。

王斯秧与我初识，却早有神交，一见如故。我没有通过这场饭局，获取预想的风向标，但令我欣慰的是，王斯秧答应向我提供研究斯丹达尔的法文资料。果不其然，过了一个多月，我就收到厚厚的快递包，是她精选出来的九本书，复印装订好：助人如做学问一样严谨，一丝不苟。程小牧也当场给了我急需的《爱情论》原版书。这些都把我引向更大的风向标。

我按照多年的习惯，没有急于看这些资料，更不会索求她的博士论文走向捷径，先翻译出两部作品，从文本上我一找感觉。不待译完，我就急于给王斯秧发了一条短信：“我略微摸到了斯丹达尔的文学脉博，是为他精神愉悦的时代跳动着。”2020年11月11日凌晨三点发出的短信，清晨七点多就收到复信：“是的，太对了。”两条名副其实的短信，就认定了斯丹达尔的文学脉博。

顺便交待一句，我不会电脑，也不用微信。感谢一群好友的宽容，用费力的短信同我交流，如同出版社宽容地接受我的手写稿。王斯秧回复的五个字短信，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也是好兆头，预示2022年启动的“斯丹达尔五年计划”会双圆（缘）满。

李玉民，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上翻译班一年后，于1964年末作为中法第一批交换留学生，留学法国两年。后进入教育界，任首都师范大学法语教授。从事法国文学作品翻译工作四十余年，译著上百种，译文超过两千五百万字，其中约半数作品是首次介绍给中国读者。译著有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大仲马的《三剑客》《基督山伯爵》等。2010年获傅雷翻译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