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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辑 《西部》2021年第4期|吾买尔江·斯地克:怀念父亲
来源:《西部》2021年第4期 | 吾买尔江·斯地克  2021年07月08日07:18

怀念父亲

文/吾买尔江·斯地克

艾尔肯·热外都拉 译

父亲过世十七年了。

自从失去如山的父爱,失去习惯了依赖的靠山后,父亲的音容笑貌就时常在我眼前浮现。生我养我的老家大院,与父亲相关的事物,时不时闯进我的梦里,不断强化我对父亲的思念之情,使我深刻意识到父爱的神圣和深邃。人们常说:“丧亲之痛,唯有丧亲者方能体会。”此乃真言卓识。祈愿天下人免遭丧亲之痛,可天道如此,又能奈之何呢?

父亲是个普通农民。说到“普通农民”,难免使人想到头戴皮帽、胡子拉碴、满脸皱纹、肩扛砍土曼的老农形象。我父亲却不是这样的农民。与其说父亲是“普通农民”,还不如说他是“文明农民”确切些。我妈妈是一名人民教师,我家算是“干部家庭”。再说,父亲还有当小队长的小小职权。当然,这算不得什么大头衔。父亲作为小队长的职权虽小,但因此交际面广,和乡里、市里的很多大领导大知识分子有来往,他们中甚至有父亲知心至亲的好朋友。或许是这些社会关系使然,父亲就像干部一样做事,像干部一样行走社会,是一名与众不同的农民。平时,他头戴花帽,身着白衬衣,脚穿皮鞋,穿着整洁,有气质。由于我家大部分人都是非农业户口(商品户),所以地并不多。

新中国成立前后,我父亲上过新式学校,能写会读,是极少数有文化的人。那时有文化的人就像现在的大学生一样受追捧。当时,我父亲响应上级号召,和一批青壮年去哈密一家国有矿业企业工作,参加野外勘探找矿,后因多种原因放弃工作返乡。由于我父亲有文化,被任命为集体食堂的负责人,我家的生活就比别的人家稍好一些。

这期间有很多值得回忆的事,其中几件令我终生难忘:1970年代后期,我还是六七岁的孩童。有一天,我们几个孩子在玻璃煤油灯下写作业。父母对我们几个孩子的学习格外重视,时常督促我们搞好学习,写好作业。家里有张大炕桌,那是木头沟村一个名叫买买提的木匠打的,板厚结实。每天晚饭后,在村小学任教的妈妈,就着手准备那盏陪伴我们多年的玻璃煤油灯。先加满煤油,擦亮灯罩,调好灯芯,再用火柴点灯。油灯淡黄色的光芒照亮屋里,温馨满屋。妈妈坐到炕桌边认真批改学生作业,我们几个孩子也坐在炕桌边写作业。

有时,父亲在夜色中开门进屋,乐呵呵地从怀里拿出圆盘大小的白面馕。那圆圆的大馕犹如大太阳似的光芒四射,将煤油灯淡黄色的灯光下显得暗淡的房间、我们干渴的心情和急不可耐的食欲,照得亮堂堂的。哇!白面馕,我们梦寐以求的美食,朝思暮想的佳肴,别家孩子成年累月也难得一见的珍贵食物,我们多想吃个够吃个饱呀。那时,我们吃的是高粱面馕,集体食堂定额提供饭食。我们见白面馕,就像鸟窝里的雏鸟围着爸爸争吃。爸爸耐心、公平地给我们分发白面馕后,和妈妈一起微笑着看我们津津有味地享用。

我十几岁时和父亲一起去过一趟乌鲁木齐。我家在乌鲁木齐红山附近有个亲戚,叫扎依提铁匠。我们在客运站下班车,再换乘公交车到北门站。下车后,天就黑了。从北门穿过一条狭窄的巷子就到亲戚家了。那时的乌鲁木齐,不像现今到处灯火通明,背街小巷常有流氓小偷出没。我紧紧拉着父亲的手往前赶。突然,父亲停下脚步,摘下头戴的花帽,叠好放进提包里,顺手摘下我的鸭舌帽戴在头上。我小小的鸭舌帽勉强戴在父亲的头顶,父亲变得有些滑稽。“花帽收起来了,我带上了鸭舌帽,你没戴帽子,别人看不出我们是从乡下来的,就是流氓遇到我们也会认为我们是本地人,不敢欺负我们。”父亲嘿嘿笑着说。我对父亲的机智敬佩不已,紧紧拉着他的手往前赶,平安到达亲戚家。

有一年,我家院里搭凉棚需要伐树。我用小砍砍(砍砍是指维吾尔族木匠劈木材用的一种工具)砍掉伐倒的大树上的树梢。砍一枝较粗的树梢时,因我力气不够,砍不断,就用右脚踩住大树用力砍下去。不料,砍砍没砍正树梢,反弹后砍到我小腿上……我啊了一声,就倒下去了。伤口不小,鲜血直流。父亲如飞般跑过来,抱起我就往村里的吾斯曼医生诊所跑去。“医生,医生……我儿……”父亲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躺在父亲怀里,疼得有气无力。父亲奔跑时那短促的呼吸声,为我狂跳不止的心跳声和忧心的颤音,我听得真真切切。父亲当时用行动表露的父子之爱铭记在我心里,见证父爱的伤口永远留在了我的小腿上……

村里有几家1960年代来支援边疆的汉族人,其中有一户康姓家庭刚来时,因无房可住,就住在我们家里,父亲对这家人照顾不少。后来分开住了,两家人仍来往不断。每逢节假日,他们一家人就来我们家拜访;过春节时,我们一家人也去他们家拜年。两家人有什么大事也相互商量,相互帮助,就像亲戚一样。他们家的孩子年龄相差很大,小女儿名叫康小迎,和我大姐从小玩到大,不仅是同班同学,而且是要好的姐妹;他们家大儿子名叫康小强,与我父亲年龄相近,后来认我父亲为异族兄长,常常伴父亲左右,就像亲兄弟一样,对着我父亲一口一个“哥”地叫着。每当我们家有什么事儿,第一个出现的人便是父亲的这个小弟。父亲外出游玩或办事都不忘带上这个小弟。两人一起玩,一起喝酒,无话不谈。康小强说维吾尔语非常流利,对维吾尔族的风俗习惯了如指掌,性格活泼开朗,能干勤快,是个助人为乐的乐天派、小有名气的民间艺人。他不仅能跳一般的维吾尔族舞蹈,而且擅长跳纳兹库姆舞。他和村里的一个维吾尔族姑娘结婚了,建立了幸福的小家庭。康小强陪伴我父亲这个异族兄长,直至我父亲去世。

我父亲长期担任小队长,人们叫惯了他“斯地克小队长”。后来,因年事已高,爸爸主动退了,可村里人仍称我父亲为“斯地克小队长”。在1980年代初,父亲组织村民做好集体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优化种植结构改种葡萄,实施葡萄架改造,打机井改善灌溉条件,营建防护林以及解决好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父亲的积极参加促进了我村生产生活面貌的改善和提高,受到村民的好评和敬重。我父亲是个慷慨大方、眼光远大、做事周全、实话实说、坚持真理、性格开朗、热情好客的人。也因父亲这品格,父亲除了小队长的工作外,还要参与村民的婚丧嫁娶、借钱还款、家庭和邻里矛盾纠纷的调解,想办法解决村民遇到的各种问题,忙得不亦乐乎。说起“斯地克·巴克”,远近皆知。

父亲患心肌梗死,于六十三周岁就过世了。尽管我们四个孩子不辜负父母期望,从小认真学习,先后走进高等学府的大门,接受高等教育的洗礼,成长为学以致用的人才,为父母增光添彩,使父母感到骄傲,然而,我们四个孩子孝敬父母的机会太少,孝敬父母的时间太短。当我们参加工作,有较好的经济条件,能报答父母养育之恩时,父母已相继离我们而去。当然,父母之恩是不求回报,无私奉献的。然而,对我们子女而言,再无机会带父母看看发展繁荣的祖国各地,了解丰富多彩的当代社会,享受发展进步的成果,使我们有无尽的遗憾……

父亲那代人友情观念很重,朋友间不图名利,彼此需要时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相互陪伴,不离不弃。当年,父亲赶着毛驴车从胜金乡(吐鲁番市高昌区的一个乡)去七泉湖镇(吐鲁番市高昌区的一个镇)拉煤,不料车坏了走不动了,幸好,一户回族人家伸出援手,帮忙修好了车。此后,两家人就有了亲戚一样的来往。在胜金乡木头沟村,父亲有个从年轻时就要好的朋友木匠买买提,他的木工活儿远近有名。从我记事起,无论节假日还是我们家过红白喜事,他都来帮忙做事,从没缺席过。我们家所有的木制家具都是木匠买买提打的。家具做工精细,结实耐用,美观大方,处处表露出他精湛的手艺。当然,我们一家人也常去木匠买买提家,小辈们一起玩到大。我一直认为买买提木匠一家是我们的亲戚,长大后才得知他是父亲的朋友,是父亲胜似亲人的挚友。我们由衷地敬佩父亲的重友情感,两家小辈们至今也保持来往。回顾现今的社会,这种情深义重的友情真的很难得了。

父亲干农活儿不紧不慢,耐心细致。春季葡萄开墩后,父亲就用锃亮的铁锹整修葡萄灌水沟,把沟里的土一锹一锹地铲到沟两边夯实。约干个半小时,他就停下来吸烟休息。趁着休息,他用犀利的眼神瞅瞅灌水沟是否整修笔直。烟吸完了,他又接着干起来,反复整修,直至把沟修得既干净又笔直。父亲整理葡萄藤蔓也一丝不苟,藤蔓摆放得像姑娘的四十条长辫,一条条地摆放,再用带子绑好,谁见了都会欣赏一番的。父亲用的砍土曼和铁锹始终保持锃光瓦亮,摆放得整整齐齐。

我们家是个和睦开明的家庭,父母订阅《塔里木》《新疆青年》《新疆日报》等报纸杂志,藏有《聊斋》《水浒传》等名著。我们家还是村里最先购置飞鸽牌自行车、燕舞牌录音机和金星牌电视机的少数几个家庭之一。村里人惊奇地来我家瞧这些新奇东西,和我们一起享受现代家电带来的便利。父母支持我们四个孩子读书,鼓励我们好好上学,掌握科学文化知识,成为对社会有用之才。我们四个孩子也不辜负父母的殷切期望,上大学上中专,没有一个落下,成为村人学习的榜样。

我从小喜欢读书,喜欢写诗。父母支持我发展兴趣,并做我最忠实的读者,认真倾听我朗读自己写的诗歌(尽管我当时写的东西根本不符合诗歌的要求),无论我写得怎样父母都不忘夸奖一番,鼓励我写得更多更好。上高中时,在父母和老师的鼓励下,我整理了写好的诗歌,投稿到报纸杂志,可是,一篇都没刊登出来。父母见此状况非常着急,瞧着我失望的样子比我还伤心。父亲实在看不下去,就拿着我的部分“作品”去了乌鲁木齐。父亲好不容易走进《乌鲁木齐晚报》编辑室,让编辑看了看我的作品。父亲带着编辑的意见回来说:“孩子,他们看了你的作品,说你写得好,继续努力,近期要刊登你的作品嘞。”当我热泪盈眶地走进文学界,成为一名用笔耕耘的人。担任刊物主编等职务后,我满心愧疚地认识到当年我写的那些作品,是根本是不符合报刊杂志出版要求的天马行空的东西。或许,编辑们不屑我那些“作品”,把它们扔进了废纸篓里,父亲却没把儿子不成器的“作品”和纯洁的心灵一扔了之。或许,我并没有天赋,只有一丁点儿萌动的火花,父亲却费尽心思,把仅有的一丁点儿火花呵护起来,把它烧旺,变成了一堆篝火,成就了现在的我……在经济能力弱得可怜、社会并不发达、客运十分不便的情况下,去一趟乌鲁木齐,就像现在出国一样艰难,一个偏远乡村的普通农民,带着自己儿子有可能被别人嗤之以鼻的作品,想尽办法去乌鲁木齐找编辑部投稿,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执着的精神呀。正是父亲的勇气和精神造就了我—— 一个从事自己喜爱的文学创作事业、通过文学创作寻求快乐的人。父亲,是我生命中永恒的明灯。

吾买尔江·斯地克,新疆吐鲁番人。作家,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作品见于《民族文学》《湖南文学》《西部》《民族文汇》《塔里木》等刊。已出版诗集《痛苦的爱》《雪上篝火》、双语读本《我们可爱的故乡》、报告文学集《一言为定》、短篇小说集《心上人,你在何方》、纪实文学集《九州荡漾爱国情》等。曾获《民族文学》年度奖、汗腾格里文学奖、新疆报告文学奖、吐鲁番文艺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