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征》到《红星照耀中国》再闪亮
2000年秋天，朋友王瑛来电话跟我聊一部书稿，她是《解放军文艺》的主编。我说最近在读《远东：朝鲜战争》，很欣赏作者把握恢弘历史的能力。她说，这部书是她先生王树增写的，她亲自做的编辑。她还说王树增准备写一部全景式的非虚构《长征》。我心里为之一振：这种书正是我想做的。
我很快见到王树增，并真诚地表达了愿望。但那时他还是武警文工团的团长，工作很忙，我只知道他为写《长征》准备了很多年，提笔写作却没有时间。于是开始了漫长的等待。因为有《长征》选题的期待，这期间我读了一些有关长征的书籍，主要是想了解这段对当今中国人心灵和精神有着深刻影响的重要历史，在被人们千百万遍地书写后还能有什么新意。其中有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那时还不叫《红星照耀中国》）和索尔兹伯里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这两位杰出的美国记者以极大的勇气和激情，付出艰苦的努力，颇具冒险精神，成就了伟大的经典著作，在世界范围引起轰动。
我读的《西行漫记》是1979年三联书店出版的董乐山译本，“红星照耀中国”这个书名是董先生翻译的，在当时出版此书，这个书名并没被启用，只是作为“原名”被注明在封面上。这本书翻译得太好了，语言优美、朴实、真诚、通达，难怪一出版便在春暖花开时节风靡一时。
然而，埃德加·斯诺在书里热切期待：“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这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我想，对呀，长征胜利七十年了，是应该有一部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王树增会是那个人吗？期待在我心中如此之重！
2004年下半年，王树增为写《长征》辞去武警文工团团长职务，潜心创作。可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文社）此前并未出版过大题材大历史军事非虚构作品。书稿完成后，曾经历了许多周折，最终于2006年9月顺利出版。但我们完全忽略了这样一本主题书的出版时点：2006年是长征胜利70周年，各出版社早已被安排出版相关图书，关于长征的书10月前出版了370多种。我们的《长征》也许是最后一本。
2006年“十一”前夕，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有长征主题的出版物展览。人文社的《长征》设计简单，毫不起眼地摆在角落里。再看那些印制精美图书的印数，最多几千册。只有我们的书版权页赫然写了5万册，并且已全部入库！记得那天，我和一个同事坐在军博大门外台阶上，半天起不了身，心里直冒凉气。但王树增夫妇和我们内心坚信，这部耗时六年的《长征》是值得人们不断深读的书，好作品一定有更强的生命力。
这年10月，《长征》仅卖出几十本。但到了11月，随着读者好评鹊起，年底5万册书已销完。到次年三四月，已销售了9万册。《长征》也获得了所有国家级图书奖（中国图书首届政府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我编辑出版了王树增的战争系列重要作品——《解放战争》。这部书有130万字，但它很受读者欢迎，销量也在百万册以上。阅读《解放战争》的读者中很多是读过《长征》的，相互带动的作用十分显著。
这种由此及彼的带动阅读现象，让我又一次想起红色经典《西行漫记》。从此我便开始了解这本书的相关情况，得知从1938年被介绍到中国以来，这本书已在不同出版机构出版过60多个版本，正在出版和销售此书的出版社并不看好它，因为它每年仅有几千册的销量。我觉得不可理解，这样的书怎么会卖不动？
2012年，我创办个人工作室——人文社脚印工作室，开始放开手脚追寻《红星照耀中国》的版权。但是阴差阳错，此书的版权又被另一家出版社接手了，这一下让我又等了四年。2015年脚印工作室出版了王树增《抗日战争》三部曲，这部更大规模的作品发行了100多万册。2016年是长征胜利80周年，我做了《长征》修订版，为推广这本书，下决心一定要拿到《红星照耀中国》的董译本版权。
2016年，《红星照耀中国》的版权又一次到期，我打听到前次签约的出版社并不打算续签。因为在过去几年，这本书销量依然不好，有做过此书编辑的朋友也很郑重地劝我慎重去谈版权。也许他们不清楚我对这本书坚定的信念：《红星照耀中国》是第一部写长征的经典，而王树增的《长征》是七十年后的经典，两部相隔七十年的经典辉映一定有别样的效果。当然，我虽预期并不高，但也不甘心每年只销售几千册。我跟董乐山家属真诚地表达了愿望，尽管有出版社开出更高的版权费，她还是将此书托付给我了。想到这些，我心里沉甸甸的，决心一定要出彩儿。
怎么做？首先是装帧设计要引人注目。我请曾经设计过《长征》，并获了中国出版政府奖设计奖的刘静设计《红星照耀中国》。他不久后拿出的设计令我万分惊喜，它完美地呈现了书的气息：明亮，单纯，乐观。团队有几位年轻的编辑刘健、梁康伟、王蔚，还有资深编辑杨新岚做了大量细致的案头工作，为书精心编校和排版。
对于沉寂了多年的《红星照耀中国》如何推广？书评文章尽管写得很好，但也多以“不太合适”被媒体婉拒。在迷茫中我突然想到一张名片，这是人文社现代文学资深编辑张小鼎老师多年前给我的，他也早退休了。记得名片上有个中国“三S研究会”，我当时出于好奇问过张小鼎老师，他说，三S（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研究会是1984年在北京成立的，邓颖超任名誉会长，黄华任会长，董乐山任副会长。张小鼎老师曾是理事，他是不被本社人知晓的斯诺研究专家。张老师如约来编辑部，聊了很长时间，我这才了解到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夫人海伦·斯诺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被学界忘记。《红星照耀中国》写作、出版、影响有着传奇而丰富的故事。对！这本书要从讲故事做起。我请张老师写了几千字关于本书出版的传奇故事在主流媒体刊出。像《北京日报》阅读版头条刊发的《〈红星照耀中国〉的诞生与传播》，图文并茂，得到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张老师还告诉我有一批中外学者、翻译家每年都会召开两个斯诺的国际研讨会，一年在中国开，隔年在美国开。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关注这本书的出版。正好，在《红星照耀中国》2016年出版之时，我就带了一批书到西安参加研讨会，见到了“两个斯诺”的多位家属，以及许多著名的斯诺研究专家。他们看到这本《红星照耀中国》不胜惊喜。要知道，当时国内对斯诺的研究正处于沉寂的低谷，书的重新出版使他们格外兴奋。于是，这些学者纷纷撰写文章，讲述《红星照耀中国》自1938年首次出版以来在国内传播、流传的各种传奇故事。熟悉这部书来龙去脉的张小鼎、安危、孙华、刘力群等学者写的文章陆续发表，对人们了解《红星照耀中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此，人文社新版《红星照耀中国》销量开始攀升。2017年9月，教育部把《红星照耀中国》列入八年级（上）纪实阅读课程。到2021年6月，《红星照耀中国》发行量已达1200万册，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与此同时，王树增《长征》的总销量也攀升到300万册。
从2000年跟踪《长征》选题开始关注《红星照耀中国》，二十年，我们种下的这棵“大树”结出了沉甸甸的果实。建党百年之际，我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读者捧起这本红色经典，重温那段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