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痕在心
我能够清晰地记事，大概是5岁的时候，也就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那时50岁出头的春眠爷正担任村支书。因为村里还有焦爷在当着大队长，我们几个小伙伴在割草或者拾麦穗的时候就常常争吵，到底是村支书官大还是大队长官大？
春眠爷在村里出头露面的时候的确比大队长多，比如，敲锣打鼓招呼村民去迎接最新指示；到地里摘了红薯叶，放在大铁锅里拌入小麦麸煮， 全村小学生一人一碗，边吃边听他讲旧社会吃不饱穿不暖、忆苦思甜的故事；召开村民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讲用会，再比如，成立村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小分队……这些都由春眠爷亲手张罗。
而让我感受到春眠爷的正直和对后辈人的爱护，则始于我读小学入队当红小兵这件事。我上小学时约8岁，几乎在跨入校门的同时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少先队员，那时叫红小兵。别的同学拿到新书便领到一条红领巾，绕颈而结，佩戴胸前人顿时精神且神气起来，而我却没有。因为有老师在准备发给我红领巾时，像想起了什么事，突然质疑：“他爸不是参加过国民党军吗？让他参加红小兵，合不合适？”
“那就问问老支书吧。”校长似乎也感到难以决断。“他爸那算啥问题？是为报日本鬼子的杀父之仇，被国民党军骗去当兵的嘛。”春眠爷对校长说，很有担当的样子。
原来，我爷爷被黎明前入村扫荡的日本鬼子刺死，父亲为报仇跑到洛阳，寻找抗日队伍，却被正在招兵买马的国民党军官给骗了去。
事情就这么简单，但在那个特殊且不寻常的年代，老师们有所顾忌自是可以理解的。而这件事的经历，倒使我在心里对春眠爷生发出隐约的敬重。我曾好奇地问父亲：“春眠爷为啥叫老支书？”
“他是老党员，又当了十几年的支书，当然该叫。”父亲说。不过，我想问的是“党员”到底指的是个啥？
几位与春眠爷身份相同的党员乡亲中，我相对熟悉的是在村供销社当售货员的周南爷。我们上小学时，用到的东西除了铅笔、毛笔、蜡笔、橡皮，还有一分钱两张的考试稿纸、“田”字格纸、作业本、算盘，三天两头就得往供销社跑。
供销社就在村北街十字路口以东，只有西厢房而没有东厢房的半拉子四合院大上房里，售货进货就周南爷一个人，进货成了让他费心费神的事。
进货要到北邻中心村西留石去，大概得走近四里路。如果是进煤油、酱油、醋、甜面酱和盐、锄头、锨、镢头、锅碗瓢勺，这些“汤汤水水”、死沉笨重的东西，他得拉架子车；如果是毛巾、火柴、肥皂、蚊香、竹筷、笔、本子、糖块，他骑自行车驮着就行了。但令人讨厌的是雨雪天，春天雨势往往不大，但一下就没完没了，一连数日，去到邻村的土路泥泞不堪；夏秋季雨少，可一旦下起来，瓢泼一般，路能变成河，同样叫人寸步难行；冬季常常是雪化成冰、冰化成水，冰、雪、水混作一摊，也是拉或骑不成车的。所以，我们经常看到的情形便是：骄阳下，周南爷身穿粗布短褂，头戴草帽，肩搭汗巾，弓背蹬腿，吃力地拉着架子车，艰难地行走在凹凸不平的乡村小道上；风雨中，他手撑一把破旧油纸雨伞，左右肩各挎一只缝缝补补的帆布袋子，脚上被裹着秤砣样的泥坨坨，一步一滑，踟蹰独行……
“咱这供销社，从没缺过货！”“周南他是党员哩，能干得很！” 街头巷尾，村人们大凡闲话到周南爷，每每都会这样说。
或是因了诸如春眠爷、周南爷这些党员，平凡、守本分地各自操劳并言传身教地影响着其他乡亲，我们这座古老、偏僻、遥远且质朴的平原小村落里，百姓们的生活就像从她旁边流过的猪龙河水，安然自得，平平静静地过着每一天。我的童年、少年也就在这如此和美的氛围里，不知不觉受到熏染，快乐并无甚忧虑地度过。
1979年隆冬，19岁的我当兵入伍，就要启程的前一天清晨，父亲说：“咱再去赶个集，上车饺子下车面，今夜叫你妈给你包羊肉饺子。”我和父亲对着初升的太阳，朝村东集镇走去。刚出村，骑着自行车的春眠爷迎面而来，他这是赶完集要回家了。
“听说你明儿个动身去部队？”他跳下车，见我已穿上了一身尚未佩戴帽徽和领章的新军装，满脸和气地问。“是啊，是啊！”父亲倒抢先答道。“那，爷这就有个交代。”我忙点头。“到了队伍上要听党话，干事要舍得力气，最好早些入党。要是你也有了这个身份，过几年假如复员回村，说不定还能加入到咱村党支部里来。支部需要新人，这事很急哩！”春眠爷本来就是个大高个子，脸盘宽阔，凸起的眉骨上，眼眉就像长出的一抹小草，又黑又浓又长，眼睛自然又大，且透出炯炯神气，给人以好不魁梧之感。这当儿，他背着金黄的阳光站定，身影被长长地投射在地上，越发伟岸。
“说的是，说的是！”父亲又代我应诺。“爷，我一定会的！”我低声说，而那口气却是坚定的。
我一直记着春眠爷的这几句话，至今都有42年了。只是，我入伍考军校、提干、入党后，并未解甲归田，回到日夜惦念的故乡，而是照着春眠爷的交代，在部队服役到55岁退休这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