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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2021年第7期|程树榛:我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诞生记(节选) ——献给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来源:《人民文学》2021年第7期 | 程树榛  2021年07月01日07:00

一 塞北草原苏醒了

一条大江从遥远的大兴安岭脚下带着狂涛怒浪奔驰而来,到了塞北草原的这个地方,转了个弯儿,而后呼啸而去。

就在这大江拐弯的地方,留下了数不清的大小沼泽和泡子。泡子里各种鱼虾恣意生长遨游,周边野草丛生,豺狼和狍子打架,狐狸和野兔赛跑,听不到人的声音,看不到人的足迹,间或在夜深时分可以看见稍纵即逝的、闪闪烁烁的绿色荧光,那是当年流放者的骨骸散发出来的磷光。但是,它同时还有“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自然景象。这景观终于吸引了一批大胆猎人的眼球,他们纷纷来到这里捕捉野物,而且无不满载而归。尝到了甜头,有的猎人干脆用野草搭起了窝棚,在此住了下来,享受大自然的恩赐。日久天长,住下的人多了,便形成了村庄。这些猎人多半属于周围的达斡尔族同胞,于是,他们便给这个村庄起了个达斡尔族名字——富拉尔基,语义是“红色宝石之岸”。

富拉尔基在大自然的鞭挞下,度过了漫长的凄苦岁月。不过,达斡尔人并没有对未来失去信心,之所以把这里称作“红色宝石之岸”,正表明他们希望从现在的苦难过渡到幸福的彼岸的决心。

嫩江的波浪涨了又落,塞北草原绿了又黄,冰雪融化了又凝结,老一代衍生新的一代。虽然岁月在苦难中轮回,但是富拉尔基人的希望并没有破灭。不知过了多少个寒暑,经受了数不尽的雪欺霜打,他们终于盼来了这一天:东风从太阳升起的地方吹来,冰河解冻了,严寒逃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的队伍,把阳光和种子一齐带来,在红色之岸播下了永恒的春天。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和其他地方一样,大草原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富拉尔基的猎人们成了生活的主人。他们不仅从事渔猎,而且开荒垦地,种上了庄稼,生产了稻谷,安居乐业,幸福融融。

又过了一些时日,忽然有一支地质勘探队来到这里。达斡尔同胞热情地接待这些远方来的稀客,又引导他们凿开冰封的大地,抽去沼泽里的污泥浊水。于是,一撮撮黑土从地层深处被勘探机翻卷上来,它们被邮往科学研究机构,接受科学家的鉴定。不久,回信来了:红色宝石之岸不但可以接受拖拉机的耕耘,也完全可以承受数百吨重型机械的压力。

这一切,预示着这里要改天换地了。

果然,一个大喜讯传开了。从北京的中南海发出了命令:要在富拉尔基建立装备钢铁工业的基地,为我国的工业化打下坚实的根基。于是,又一支勘探队星夜赶来,他们在野草丛生的沼泽旁搭起帐篷,在野狼和狍子盘踞的巢穴,打下第一根木桩,刻下了水准点,插上了第一面红旗。

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久,由于多年来饱经兵燹之祸、战乱之苦,国家伤痕累累,百废待兴。为了彻底改变这种“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党中央顺民心、遵民意,决定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于是,经过地质勘探,中央有关部门多方调查研究决定:在塞北草原上的富拉尔基兴建一座堪称“钢铁之母”的重型机器厂。因为它是我国首建的大型企业,也是亚洲最大的重型机器厂,所以命名为“第一重型机器厂”,简称为“一重”。

据后来的可靠消息证实,当年国家之所以选择在这样偏僻的地方兴建如此大型的机器厂,主要是考虑它的“地缘优势”。因为它地处东西方“两大阵营”剑拔弩张、严峻对峙的“大后方”;同时,它又位于交通枢纽的“中长铁路”线上,且濒临汹涌澎湃的嫩江;特别是它距离“亲密友邦”苏联较近,便于接受苏联的援助。当年,这种援助对于我们年轻共和国的工业建设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国工业布局的首选条件。

“一重”初建时,充分发挥了“全国一盘棋”的优势。四面八方的人力物力一齐支援重点建设,为此,第一机械工业部专门下发了文件,要求全国机械工业系统毫无保留地支援重机厂的建设;黑龙江省委的机关报《黑龙江日报》特别发表了社论《支援重机厂建设》,号召全省军民同心协力,尽快把这个“草原上的钢铁之母”建设起来。中央和地方有关人事部门,特别为“一重”大开绿灯,各种专门人才都应招云集而来。其中有留美的专家,有留德的工程师,有留苏的博士生,有未卸装的志愿军战士,有身经百战的老红军,更有全国各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而作为建设者之一的笔者,也是一九五七年从天津大学毕业分配来这个工厂的,那一年,新来的大学毕业生就有两百余人。全国各有关兄弟厂矿,也都从大局出发,选拔最优秀的技术骨干前来支援“一重”,特别是中央还专门调来两员大将:一位是身经百战的青年将军——首任湖北黄石市的市委书记杨殿奎;另一位是年轻的红色专家,二十二岁就担任抚顺重机厂厂长、后又留学苏联的赵东宛,他们分别担任厂长和总工程师(同时兼任第一副厂长)的职务。

当时的“一重”真可谓群贤毕至、人才济济,而且党的威信高、党风正,人民的爱国热情高、干劲足,上下都有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决心。数万职工顶着西伯利亚吹来的寒风,冒着零下四十摄氏度的严寒,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日夜兼程、艰苦卓绝,共同奋战在这片新开垦的处女地上。所以建厂的速度真正是名副其实的“日新月异”。

红色专家赵东宛一调到“一重”,便被工厂党委委以重任,要他领导正在进行的“三大工程”。这是我国建设史上无先例的创举,它们是:

一,打桩工程。因为“一重”是当年亚洲规模最大、最现代化的重型机器厂,基础必须牢固,因此需要向地心深处揳入一万余根钢筋混凝土基础桩。桩长十二至十六米,重约千斤。当时,几十台巨型打桩机排成长队,它们昂着“头颅”,高举巨拳,傲然地指向碧蓝的天空。巨锤急如雨点,敲击着大地,发出山崩地裂的轰响,打破了大草原的千年沉寂,仿佛整个北大荒都在震颤。打桩工不惧恶劣天气,风雨无阻,夜以继日,短短四十余天就将万根钢桩揳入地心深处,打下了这座钢铁大厦的万年之基。

二,沉箱工程。这是工厂未来的热处理装置,它体现了最现代化的基建要求。英雄的沉箱工人,冒着零下四十摄氏度的严寒,忍受着三个大气压的压力,站在冰冷彻骨的泥浆里,将一座四十余米长二十余米宽、重达数万吨、号称“地下钢铁宫”的沉箱,沉入地下近三十米深处。这座“地宫”里,将孕育出无数“钢铁巨人”,来武装我们年轻的重工业。

三,厂房结构工程。为了满足未来生产的需要,各主要厂房都必须用大量的钢梁铁架进行武装加固。因此,几十座厂房同时开工建造,那些钢梁铁架如森林般矗立着,密密麻麻,遮天蔽日。外来的客人看到这个情况,无不惊讶万状,有人戏曰:你们这些建设者真能耐,竟然把大兴安岭的森林移植过来了。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三大工程是同时立体交叉进行的。那种热火朝天的战斗情景在我国的建设事业中是少见的:打桩机挥动它的巨拳捶击大地,声响惊天动地;沉箱工程如巨龙潜水昂首挺胸,威风凛凛;厂房结构工程火花飞溅,有如银河泻地,火龙奔驰。三者并举,构成一幅无比壮美的宏伟图景。再加上高炉的铁光、平炉的钢光、电焊机的电光一齐迸射,真正是“火树银花不夜天”,这种画面无与伦比,世人少见,诗意盎然。作家中不是有人总说工业题材难以写景吗?如果他亲临这样的工地,就会有另外的一种体会了。

当年年轻的我,既是建设者又是文学爱好者,看到这样宏伟的场面,触景生情,写出一首小诗:

重型机器厂之夜

像是银河冲决了万古天堑

无尽的星群洒落在人间

请看重机厂的建设工地

星群和灯光织成银色的喷泉

如无数流星划过天空

像喷薄的旭日升出海面

电焊工用焊机储存的阳光

在午夜驱走了工地的黑暗

钢花铁流改变了北大荒的容颜

红岸上到处悬挂起珍珠串串

贪睡的太阳常常吃惊

它怀疑夜里又另有太阳出现

星光、灯光、电火、钢光

年轻人的青春都被点燃

为了早日建成重型机器厂

建设者的心中没有夜晚

诗意不浓,艺术不高,但当时壮丽热烈的情景和年轻人的激情,可见一斑。

经过广大职工的日夜兼程、艰苦奋战,三大工程顺利完工,预示着重机厂建成在望。这时,大量的设备也纷纷进厂,接下来就要考虑基建、安装和生产了。赵东宛对工厂各方面工作已经了然于胸,立即邀齐他的助手,精心谋划下一步的工作进程。他们研究决定:这几项工作“立体、交叉”,同时进行。于是,大家的干劲更足了,一个个摩拳擦掌,决心提前完成建厂任务。

就在这关键时刻,北京突然发来了新命令,指名要副厂长兼总工程师赵东宛尽快前往首都接受新任务,不得延误!

责无旁贷,他立即成行。但在动身赴京前,赵东宛和厂长杨殿奎交换了意见,他是个组织观念很强的人。杨殿奎用坚定的语气嘱咐自己十分信任的战友: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敢负重任,大胆受命!

赵东宛心领神会。

二 来自中南海的决定

为了加速国家经济建设,打破国外的严重封锁,亟须给有关工业部门提供冶金、机械、化工、电力特别是国防工业所需要的特大锻件。而生产这些锻件必须有大型的锻压设备。设计和制造万吨自由锻造水压机,便提上了党中央、国务院的议事日程。

于是,国务院的领导专门召开了有关各工业部门负责人的会议,研究制造万吨水压机的问题。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课题。因为这种设备是重型机器制造业的顶梁柱,属于大型尖端产品,当时世界上只有美国这个头号强国才拥有;连素有“水压机之乡”的捷克斯洛伐克,也仅能生产六千吨级的。那时,我国的工业刚刚起步,基础尚薄弱,生产此类机器,在过往几乎是天方夜谭;这几年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制造这种尖端产品,实非易事,但形势所迫,不得不为。为稳妥起见,国务院领导和有关部门的专家反复研究,最后决定:以正在建设中的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为主,以经过技术改造的沈阳重型机器厂为辅(以下简称“沈重”),设计制造一万两千五百吨自由锻造水压机;同时组织全国大协作,集中优势兵力,全力以赴!中央再三强调、明确要求:务必及早攻克这个科学技术堡垒,以解国家生产和国防建设的燃眉之急。

因此,才会有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奉命派赵东宛前来接受这个任务的重举。

重任在肩的赵东宛,有着丰富的革命阅历。

他生于河南省南阳市的一个望族之家,诗书继世,生活优渥,很小便入学读书。他是个早慧的孩子,少年时代便开始阅读革命书籍,接受进步思想,向往革命,故年纪很小就投身到革命队伍之中。抗战初期,国共合作,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亡,赵东宛曾在我党河南省委领导的著名的“开封孩子剧团”中担任过小演员,唱救亡歌曲,演救亡戏剧,是舞台上十分活跃的角色;有时,还冒险掩护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开展抗日救亡和统战工作。当时,他年仅十二岁,却非常受党组织看重。他对任何任务都是尽心尽力,不负厚望。后来因为国民党反动派闹分裂,排斥共产党,形势逐渐恶化,党组织决定将剧团的同志疏散,通过各种渠道,分别撤到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赵东宛背着父母,和另外几个小伙伴结伴而行,在地下党同志的帮助下,冲破种种艰难险阻,经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跋山涉水,顶风冒雪,终于在一九四○年三月辗转千里,来到了早已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

当时的宝塔山下、延水河畔,集中了成千上万的青年精英,他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教育。被党的思想武装后,旋即厉兵秣马、摩拳擦掌,等待组织批准奔赴前线抗战杀敌。赵东宛也和他们一样,跃跃欲试,请缨报国。但组织上顾念少年赵东宛聪颖、睿智,特意安排他到延安的自然科学院学习。这是我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院校,与著名的艺术院校“鲁艺”相对应。赵东宛是“科院”最年轻的学生,但是他学习努力,思想早熟,十五岁便宣誓参加中国共产党,是学校中最年轻的党员。

虽是战争年代,学校对师生却要求很严,不容许有半点儿懈怠之风。经过数年的艰苦学习,赵东宛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毕业时还不满二十岁。彼时恰逢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和平协议,全面内战爆发,赵东宛旋即投笔从戎,正式进入紧张而艰苦的战斗行列。三年解放战争期间,他一直在东北解放区的军械修造厂负责保卫和生产工作,全身心地投身于人民解放事业。在那紧张、艰苦的日日夜夜,他披荆斩棘,努力工作,奋不顾身,因而屡立战功,得到领导的多次嘉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更是勇挑重担,历任好几个工厂的领导,其中的抚顺重机厂,职工上万,在东北很有名气,而当年任职的厂长赵东宛才二十二岁。他夙夜匪懈、艰苦备尝,努力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为当年全东北的解放和稍后的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精明干练、业务娴熟,在工作中勇挑重担,因此,为上级所倚重。五十年代初期,组织上考虑他年轻有为,技术业务基础扎实,选送他到苏联学习深造。在苏联期间,他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焚膏继晷、惜时如金,专心致志于重型机械这门学科的研读,先后在苏联的重型机械研究院和乌拉尔重机厂学习和实习。他知道自己受党重托,身负重任,对此业务精心钻研,从理论到实践,他都认真狠下功夫、努力进取。在留学期间,他从不游山观水,而是全神贯注、心无旁骛地学习,因此在专业上大有进步,成就斐然。苏联友人当时便认为他已经是这方面的专家,可胜大任。所以,在回国之后,有关部门便直接分派他到新建的“一重”担任要职——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在当年,他是党内屈指可数的技术专家。由于他年纪轻、资格老,被人们誉为“年轻的老革命”。

来到工厂之后,他马上进入角色,敢挑重担、尽职尽责,广受职工们的赞扬和上级部门的认可。

中央领导下达任务后,机械工业部的领导专门找他谈了话,阐述了制造万吨水压机的重大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并一再强调说,这是从中南海里发出的“命令”,是非比寻常的任务,连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十分关心,希望他带领“一重”的技术人员和工人,胜利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不要辜负党中央的期望。

赵东宛深深懂得部长这次谈话的分量。他以一贯的果决、沉稳、练达作风,向部领导做出了庄严保证:一定以敢想敢干的精神和科学求实的态度,努力攀上这个技术高峰,攻下这个尖端,以应国家之需!

部长非常满意他知难而进的精神,但又严肃地对他说:“小赵啊,这可是块硬骨头,很难啃哦,你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赵东宛也严肃地回答:“请领导放心,再难我们也要把它啃下来,为党和国家分忧解难!”

部长高兴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信任地笑了,说:“我等待着你的好消息!”过去的工作实践,使他了解这位党内技术干将的信心和决心,知道他是一个务实的好干部。

…… ……

(本文为节选,完整内容请阅读《人民文学》2021年07期) 

程树榛:1934年生于江苏邳州,1957年毕业于天津大学机械系。历任中国第一重型机器厂工程师、党委宣传部部长,黑龙江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家协会主席,《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是中共“十三大”代表;曾任中国作协理事、全委会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等。创作一级,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少年时代开始发表文章,迄今发表作品600余万字,获各种奖项十余次;出版《程树榛文集》10卷,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钢铁巨人》《大学时代》《生活变奏曲》、报告文学《励精图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