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哲学是中国共产党文化的主脑。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精心构建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体系。

毛泽东立志改造哲学早矣。1917年他给黎锦熙的信中指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如此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非普及哲学不可。……人人有哲学见解，自然人己平，争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 青年毛泽东认为：“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祟，奴隶成性，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他要用新的哲学唤醒和挽救昏睡百年的中华民族。

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成长为中共领袖的毛泽东说：“要使辩证法唯物论思潮在中国深入与发展下去，并确定地指导中国革命向着彻底胜利之途，便必须同各种现存的反动哲学作斗争，在全国思想战线上树立批判的旗帜，并因此而清算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才能达到目的。”

毛泽东在学习中吸收，在吸收中反思，在反思中批判，在批判中创新，一改党内“言必称希腊”“念着谁也听不懂的咒语”的风气，建立起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以人民哲学、务实哲学、斗争哲学为特色的划时代的共产党人的哲学。他以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创制了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逻辑，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形态，形成了共产党人独特的方法论，成为中国共产党文化的精髓。

“我是土哲学，你们是洋哲学。”毛泽东的哲学，不是坐在扶手椅上遐想，而是在黄土窑洞里思考；不以注经释义为最高旨趣，而以回答中国革命面临的突出问题为显著特色。毛泽东用中国人民的语言把哲学说了出来，既有“抽象意义”，又有“具体意义”，讲出了中西哲学的双重文化性格。

哲学可以移人。无有哲学，行之不远。毛泽东说：“清凉山、嘉岭山的人有法——辩证法和战法。”

毛泽东开讲《辩证法唯物论》

一时，钩深致远。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认真研究哲学，他的桌子上摆放着西洛可夫、爱森堡等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书籍。这情景被美国记者斯诺看见了，他在《西行漫记》中描写道：“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们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时间专门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几乎是什么都不管了。”

一时，纵横反思。毛泽东参加延安哲学小组的学习与研讨。学习研讨采取的方式是：每周讨论一次，毛泽东先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准备，讨论时先有一两个哲学家重点发言，然后哲学家和学者进行讨论，毛泽东除了插话，都是在最后讲自己的看法。每次讨论都是晚上七八点钟开始，持续到深夜十一二点钟。

一时，势凌风雨。毛泽东在窑洞里奋笔疾书。一群羊在他窑洞的上面山坡上啃着青草，一群蚊子在他周围开展着“游击战”。窑洞外的一棵枣树上有两只知了扯着嗓子鸣叫，依然遮不住来自延河边的隐约歌声。天黑了，警卫员点起油灯，毛泽东正在写的是《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这是他为红军大学（后来改为抗日军政大学）授课准备的讲稿。

一时，气傲烟霞。毛泽东站在露天的大课堂上讲授唯物论和辩证法。抬眼处，浮云飘过；俯视时，延水流淌。他时而双手插腰，时而掰着指头说话，讲渴了，从身边的一个小方凳上端起瓷缸子喝上一两口。学员们以石头或者草鞋作为凳子，以自己的膝盖当桌子，边听边记，不时被毛泽东的话语逗笑。有人会从裤腰间摸出一个虱子，称之为“革命虫”，用两个指甲盖对挤，“叭”地一声。毛泽东讲哲学，每周讲两次课，每课四个小时，历时三个月。

智慧酝酿的馨香与山野草木的气息混合在一起……

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详细介绍了唯心论与唯物论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分析了唯物论的科学性以及它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要求大家要学会运用矛盾的观点分析和解决问题。

毛泽东讲对立统一的时候，他一只手拿着自己的另一只手说：“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五个指头，四个指头向一边，大拇指向另一边，这才捏得拢。”听毛泽东如是说，大家连忙拿起自己的手看，第一次发现，自己的五个指头，大拇指指向一边，其他四个指头指向另一边，这才拿得住东西、捏得住筷子。大家第一次知道自己手上也有对立统一规律，都高兴得大笑起来。革命同志从毛泽东的生动讲解中，初窥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门径。

一时，毛泽东正讲话，坐在下面听课的陈赓同志忽然站起来，整整衣服，直奔讲台。毛泽东一愣，问道：“陈赓同志，可有急事？”陈赓不语，来到毛泽东跟前，拿起毛泽东面前的搪瓷水杯，咕咚咕咚喝了一气。而后，放下水杯，擦嘴，向毛主席敬礼，报告道：“天热，借主席一口水，现在没事了。”学员哄堂大笑，毛泽东亦微微一笑。陈赓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毕业生，1925年秋东征时救过蒋介石的命，后追随革命，成为毛泽东的爱将。

毛泽东讲“否定之否定规律”时问道：“在座的谁坐过飞机？”陈云举起手来。毛泽东说：“你比我毛泽东厉害，我还没有坐过飞机，那么请问，飞机先是在机场，然后上了天，飞一阵子之后又要落地，这在哲学上该怎么解释？”陈云说：“哎呀，这我可没研究过。”毛泽东爽朗地笑了，说：“我来回答，飞机在机场是个肯定，飞上天空是个否定，再降落是个否定之否定。大家以为如何？”

在同志们的笑声中，毛泽东不笑。他接着说：“大家知道，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与陕北公学女生刘茜谈恋爱不成，开枪杀死刘茜，被法院审判，处以死刑。这里面也包含着‘否定之否定’。黄克功一粒子弹，否定了刘茜，违反了政策，破坏了群众影响；我们的一粒子弹，又否定了黄克功，坚持了政策，挽回了群众影响，而且使得群众更拥护我们了。”大家鼓起掌来。

否定之否定，第一个否定造成第二个否定之可能。哥哥身上有妹妹，妹妹身上有哥哥。辩证法否定是过程发展之动因，这种否定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方面表现为扬弃……一方面表现为肯定。毛泽东说，否定之否定规律在战争中的表现是“和平——战争——和平”……

一阵鼾声传来。

鼾声来自九大队15岁的学员刘炽。刘炽个子小，坐在第一排。他本来是一条活泼的鱼，可他太小了，听毛主席满口的湖南腔，什么辩证呀，机械呀，唯物呀，唯心呀，还有黑格尔、费尔巴哈这些难记的外国人名，哪听得懂啊！他听着听着，就打起瞌睡来了，不光打瞌睡，还打呼噜，一时间鼾声大作。值班排长跑过来，要把他戳醒。毛主席说：“别戳别戳，这个小鬼昨晚没睡好觉，让他睡好了。”听课的学员哄然大笑，把刘炽惊醒了。下课之后，大队长聂鹤亭批评他：“你这个小鬼，毛大帅讲课，你还敢打瞌睡，还在他眼皮子底下打呼噜！睡就睡吧，打什么呼噜，你可把咱全大队的人丢死啰！”刘炽后来成为著名的电影音乐人，代表作有《我的祖国》《英雄赞歌》《让我们荡起双桨》。

毛泽东讲哲学的记录稿1938年5月6日开始在《抗战大学》上连载。1940年，经毛泽东修改后，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将讲授提纲以内部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发行。《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共三章十六节，约六万字。提纲如下：

第一章，“唯心论与唯物论”。分四节：哲学中的两军对战、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区别、唯心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唯物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

第二章，“辩证法唯物论”。分十一节：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辩证法唯物论、过去哲学遗产同辩证法唯物论的关系、在辩证法唯物论中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哲学对象问题、物质论、运动论、时空论、意识论、反映论、真理论、实践论。

第三章，“唯物辩证法”。矛盾统一法则。

由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时间不够用了，毛泽东只讲到第三章的“矛盾统一法则”，未能完成第三章。

延河传说：毛泽东做梦

一时，毛泽东做梦。毛泽东梦见自己在延河边散步，四周都是溪流与惠风。几匹白马在河边低头喝水，河水映照出马的白。芦花白，白成芦花，芦花的白和白马的白，不是一个白。河宽水窄，水中露出几块黑的白的石头，有个小朋友踩着石头过河，一眨眼就融入河边的草地看不见了。草地上有一群羊在宁静地吃草，草中间蒲公英热闹地开着黄花。毛泽东走过去，想摘一朵花，忽然看见和培元正坐在河边一块大石头上看书，嘴上叼着一根苇草，双脚放在流水中。

毛泽东问：“思想的苇草，看什么书？”

和培元连忙站起来，翻出来书皮朝毛泽东摇了一摇。毛泽东看清楚了，是《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

毛泽东笑嘻嘻地问：“可看出一些门道？”

和培元把“思想的苇草”拿开，笑着说：“毛主席讲哲学，首先是照着讲。”

毛泽东看一眼流水，水消失在水中。他作不解状，厉声追问：“什么是照着讲？”

和培元说：“照着讲，就是照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讲。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讲‘三条规律’——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讲‘五对范畴’——原因和结果，内容和形式，可能和现实，必然和偶然，现象和本质……讲了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道理。照着讲，就是‘我注六经’，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者。”

毛泽东转头看去，看一朵花，花消失在花中。他笑起来：“你讲得对。共产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得照着讲，照着学，照着做。当然，照着讲，得防止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害死人，教条主义就是恩格斯批评的‘坏的时髦哲学’。当然，三条规律五大范畴之说，在我的认识上有些变化。我认为，辩证法的本质即对立的统一法则，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

和培元说：“毛主席讲哲学，首先是照着讲，然后是接着讲。”

毛泽东作兴趣状、认真状：“什么是接着讲？”

和培元说：“接着讲就是接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以纯粹的哲学形式出现的学院哲学，它是改造世界的哲学。毛泽东的哲学也是如此。毛泽东接着讲，有继承，有发挥，有发展。比如，毛主席把唯物论和唯心论作为一个‘翻天覆地的大问题’来讲，多么生动。比如实践的观点，毛主席把实践的内容讲清楚了：物质生产的过程、阶级斗争的过程、科学实验的过程。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主席的接着讲，还有接着中国传统哲学讲，与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法联系起来，像主席说的，‘失败是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等等，把中国传统的东西讲出了新意。这是‘六经注我’，既有内容上的拓展，方法上的递进，还有逻辑上的深化。”

毛泽东说：“我倒是搜集了些材料，主要是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

和培元说：“主席讲哲学，更重要的是‘自己讲’。”

毛泽东看一眼草丛，那里面是不是藏着一个捉迷藏的孩子？那个孩子是不是藏得太深而把自己忘记了？他作警惕状、怀疑状，追问道：“什么是‘自己讲’？”

和培元说：“‘自己讲’就是用自己的语言讲哲学，就是讲自己的哲学、中国的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让西来的哲学说中国的话。”

毛泽东笑起来：“自己作准备，结合实际讲，用中国话来讲，总结革命经验，听的人就有劲头了。尤其是结合当今的现实，深入到现实中，这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本质要求。哲学鄙视现实，真是岂有此理！”

和培元说：“毛泽东自己讲，既有核心话题的转向，又有诠释文本的转换，还有人文语境的转移。《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二章“辩证法唯物论”之第十一节，讲的是实践论，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认识以实践始，以实践终，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新的说法。第三章“唯物辩证法”讲的是矛盾论。记得毛主席讲这一节时，美国记者斯诺的夫人海伦也听课了，主席对她说，‘通过形式逻辑，你不能懂得中国的革命，只能通过矛盾论。’海伦说，‘虽然我不懂矛盾论这个术语，但我准备接受这个观点，毛主席把古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贴在完全不同的中国内容上。’海伦这样说，不准确，但有道理。毛主席讲矛盾论，对事物矛盾运动给与正确的观察、分析和解决的科学方法，特别是将中共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概括为处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等问题，注重把握主要矛盾并投入行动。这是‘自己讲’的精彩篇章，自我作故，自我主张，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是马克思哲学在中国的新发展。”

不愧是青年哲学家，讲得好！且浮一大白！拿酒来。

天回地游。梦中的毛泽东这时候已经不在延河边，他跟和培元坐在自己家窑洞前一棵歪脖子树下。他昂扬地说：“我们就是要建立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敝人对‘实践论’那部分比较满意，对‘矛盾论’那部分并不很满意。”

和培元说：“毛主席讲哲学，不是概念的体系，不是静观描述的哲学，不是抽象的哲学，而是直接立足于革命实践的自觉斗争和经验理性。毛主席的哲学是教人去斗争的方法论和意识形态，以引导革命者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

“讲得好。我们不可能是书斋中的哲学家，我也不做什么哲学王。”毛泽东说，“马克思不是说过么，哲学，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说明世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

“你，言犹未尽，说下去。”毛泽东不见和培元说话，一回头，问道：“和培元呢？”

这一问，问得漫天飞雪，天地一白。

毛泽东顺着粘着雪花的手指看去，只见一棵雪树一棵雪树一棵雪树……雪树之上是蓝个淡淡的天，蓝天之下是巨幅的站立的白，那站立的白下面是延河，延河上有一条被扫开的冰道，冰道上有和培元弯着腰、背着手的滑翔背影……

艾思奇来了！

一时，秋色斑斓，杂树如花。毛泽东仰观浮云，一朵浮云像马；俯瞰延水，延水边上有几匹白马正在喝水。白马非马，黑马非马，马驹非马，识途老马非马，马克思非马，马海德非马……

毛泽东兴奋地说，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

1937年10月间，艾思奇来到延安。两年前，年仅24岁的艾思奇以《哲学讲话》声名鹊起。这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入门书遭到当局查禁后，易名《大众哲学》出版。毛泽东在1936年底读到这本书。

“你好呀，思奇同志。你的《大众哲学》我读过好多遍了。”

艾思奇方方的脸，温和忠厚，不善辞令，不苟言笑，有些夫子的样子。他第一次见毛泽东，还有些拘谨。

毛泽东对艾思奇说：“我那本《大众哲学》被林彪看见了，他让莫文骅借走，刻蜡版，利用废旧文件的背面油印了几十本，给红军大学每个小组发了一本。我专门让叶剑英、刘鼎同志买来你的《大众哲学》，给延安的同志们看。”

艾思奇不知道说什么好，站在那里笑着，看着毛泽东。

一本书叫《大众哲学》，一支歌叫《义勇军进行曲》，它们都有功于革命，有功于抗战。毛泽东仍处于见到艾思奇的喜悦之中，他说：“我给抗大讲哲学时，讲到唯物辩证法之内外因，借用了《大众哲学》中使用的鸡蛋孵化成小鸡的事例。我说，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大家一下子就听懂了。”

艾思奇想起自己在《大众哲学》中讲事物变动的原因时举过鸡蛋变鸡子的例子。他心想，我书上写的可比刚才毛泽东这个概括差远了，我的话只是个例句，毛泽东的话堪称经典。

毛泽东说着，拿起刚刚印出来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油印本，签上名，两只手送给艾思奇：“希望你阅后提出修改意见。”

艾思奇连忙把自己的新著《哲学与生活》拿出来：“请毛主席批评。”

几天后，艾思奇收到毛泽东的一封信：“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让艾思奇感到惊喜的是，毛泽东读《哲学与生活》时，饶有兴趣地做了长达十九页的摘录。

艾思奇收起毛泽东的来信，径直来到毛泽东的住处。

毛泽东说：“说曹操，曹操到。我正看你的《哲学与生活》呢。”

艾思奇比毛主席小17岁，听毛主席这样说，脸上有些羞涩，连忙说：“主席，《辩证法唯物论》我已经拜读了。在毛主席的新哲学面前，蒋介石的力行哲学、陈立夫的唯生哲学和阎锡山的‘中’的哲学，都是腐朽哲学。毛泽东的新哲学，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是吗？说来听听。”

“在《实践论》中，主席以心理与逻辑相统一的观点，提出由感觉知觉到概念、判断推理再服务于实践，以实践为真理标准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在这个哲学认识论中，突出地强调‘直接经验’（亲知），强调‘知行统一’。主席说得好，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艾思奇说着，咂咂嘴巴，好像吃到梨子一般。他接着说：“主席把‘实践’这个概念拓展为‘革命实践’，这是个创造。‘两个飞跃’的说法也很先进。列宁说，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这一句话，如果不注意研究，一读就过去了，根本就没有了。主席把这一句话做成了一大篇章，主席说，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飞跃。讲清了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由物质到精神，再由精神到物质，这样的表述太精彩、太生动了。还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十六个字跟主席的‘游击战十六字诀’一样精妙，概括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基本方法。这十六个字可谓‘认识事物十六字诀’，既是认识论，又是一分为二的方法论。妙啊。”

艾思奇说到兴奋处，自己朝自己的大腿上拍了一下。他继续说：“认识的总规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入到了高一级的程度。主席的《实践论》第一次把认识的总规律用一个明确的公式概括起来，势凌风雨，前所未有，这是中国气派的表达。妙啊。”

毛泽东微笑着倾听，他好像也被艾思奇的讲述所吸引。待艾思奇停顿下来，毛泽东说：“你这些话也启发了我。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两个飞跃的道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讲清楚，列宁也没有讲清楚。列宁写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只讲清了唯物论，没有完全讲清楚认识论。我讲《实践论》，解决了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主观能动性的问题，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个问题解决了。”

艾思奇说：“还有，列宁讲到辩证法核心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声明。他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这句话可以说是列宁在哲学上的遗嘱。列宁提出了这个问题，但他在他的著作中没有来得及系统地‘说明和发挥’这个问题。毛主席钩沉致远，中得心源，在‘矛盾论’里系统地‘说明和发挥’了列宁提出的问题，可以说是实现了列宁的遗嘱。”

毛泽东往艾思奇面前的水杯里续了一些水。

艾思奇收住自己的思路，问主席说：“我想听听主席对《哲学与生活》的批评，主席给我的信中说‘略有疑点’……”

毛泽东拿起《哲学与生活》，其中有一页折着，上面有他的批语。他指着上面的一句话说：“你书中说，‘差别的东西不是矛盾’，这一点我不敢苟同呀。”

艾思奇看到，书页上写着毛泽东的话语：“‘差别不是矛盾’的说法不对。应说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一个人坐椅摇笔濡墨以从事作文，是因人与作文这两个一定的条件把矛盾的东西暂时地统一了，不能说这些差别不是矛盾。大师傅煮饭，把柴米油盐酱醋在一定的条件下统一起来。店员与作家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统一起来。半工半读，可以把工读统一起来。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这就是所谓的具体的矛盾。思奇的说法是不妥的。”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延安的窑洞里留下了两个探讨哲学的身影。

有一天，艾思奇没有来参加哲学小组的会议。毛泽东问：“思奇同志呢？”

有人笑着说，艾思奇同志昨晚谈对象，送对象回去的路上，不小心摔在沟里。对象看他在沟里躺着没起来，以为摔坏了，连忙去扶他。他坐起来说：“我躺在那里思考，摔在沟里究竟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

“这个题目好嘛，必然与偶然是历史哲学的最高命题，今天就讨论偶然性与必然性。”毛泽东说，“比如说，生是偶然的，死是必然的。比如说，中国革命产生自己的领袖是必然的，至于什么人领导,是张三还是李四，是带有偶然性的，毛泽东成为领袖就具有偶然性。”

大家争论起来。有的说，毛主席成为领袖是必然性；有的说，毛泽东成为领袖是偶然性；有的说，发自偶然，达则必然；有的说，不然不然，发自必然，达则偶然……

毛泽东的辩证法

一时，淅淅沥沥地下着雨，窑洞半圆形的洞顶有些雨声的回音。毛泽东与陈伯达、何思敬、和培元等人在窑洞里讨论辩证法。哨兵在不远处的一棵树下站岗，毛泽东看到后大声喊：“小鬼。”他向哨兵招招手。哨兵走近窑洞，毛泽东指指门口的凳子，哨兵听话，就坐下了，坐在那里避雨。

有人先讲了延安哲学家的一个段子：哲学家一天牵着两个毛驴去领面粉，到了粮库那口窑洞前，一看没有树也没有柱子，没有地方拴毛驴。毛驴不拴着可不行，跑丢了怎么办？毛驴跑丢了，面粉怎么办呢？哲学家想，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他想到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就是把两匹毛驴的缰绳系在一起，这不就相当于把两匹毛驴都拴在树上了吗？真是好办法。可是事与愿违，这两匹拴在一起的毛驴闹起矛盾，打起架来。哲学家从窑洞里跑出来，他没有去把毛驴拉开，而是由毛驴打架思考到一个问题：树可以拴毛驴，毛驴为什么不可以拴毛驴？毛驴与毛驴的矛盾是如何产生的？

大家笑起来，哨兵笑得格外响亮。这时，艾思奇跑进窑洞，问大家在笑什么。

陈伯达转换话题：“笑何思敬同志呢，他研究黑格尔的大小逻辑，他家养了大小两个女儿……”

大小逻辑跟大小女儿有逻辑吗？一点也不可笑，记得和培元曾经写过《逻辑史鸟瞰》。

大家都知道，和培元的《逻辑史鸟瞰》一文发表在延安1940年8月25日出版的《中国文化》第1卷第6期。

何思敬说，第一个注意到七条鱼和七天之间共同点的人，使思想史前进了一大步。这是哲学家怀特说的。

小雨仍在下着，滴滴答答。

毛泽东一边听大家的议论，一边随手练习书法。他说：“今天不是要讨论辩证法吗？你们看，字的结构有大小、疏密，笔画有长短、粗细、曲直、交叉，笔势上又有虚与实、动与静；布局上有行与行间的关系，黑白之间的关系。你看这一对对的矛盾都是对立面的统一啊！既有矛盾又有协调统一。中国的书法里充满了辩证法呀！”

陈伯达说，有一个东西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全部著作的思想贯穿起来，这就是唯物辩证法。毛主席一切著作中，也有一个东西贯穿起来，这就是唯物辩证法。

“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个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想。”“我并不比别人聪明，但我懂辩证法，会用辩证法分析问题，不明白的问题用辩证法一分析就明白了，要好好学会用辩证法，这个作用很大。”毛泽东说，我们学习辩证法是为了什么呢？不为别的，单单为了改造这个世界，要改造这个世界上面的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哲学就是辩证法，辩证法就是哲学。

陈伯达说，中国革命极端复杂和极端曲折，正是由于毛主席灵活地运用了马列主义的辩证法，使得我们的同志处在这样极端复杂的矛盾交错的时期，能够不致于迷失方向，既避免陷入“左”倾错误，又避免陷入右的错误，使得我们终于摆脱了国内外敌人所放置的暗礁，把革命大踏步地推向前进，而国内外的敌人一个又一个地倒在历史的道路上。

毛泽东说，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

毛主席的辩证法，研究的主要是本质与现象，主流与支流，矛盾的主要与次要方面。陈伯达说，毛主席不但一切著作都是借助于唯物辩证法，不但写了《矛盾论》这个专门的辩证法著作，而且还在他关于各种问题的许多著作中，对辩证法的一些重要问题，给我们作直接的启示。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里，直接提出了关于现象和实质的辩证法问题：“我们看事物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主席直接提出了关于任务和工作方法的辩证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和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能瞎说一顿。”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主席直接提出了关于战争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辩证问题，局部性和全局性的辩证问题。在《论持久战》中，他直接提出关于唯物的全面的认识论一系列的辩证问题，批判了主观和片面的认识论。毛泽东听陈伯达说完后，好像自言自语地说：“古代的辩证法转化为中世纪的形而上学，中世纪的形而上学转化为近代的辩证法。辩证法有时候就是‘变’证法。‘变’就是转化，乃是认识论的问题。要把主观与客观联系起来，才能施之于实际的具体环境，而且要依情况的变化而改变口号和方针。风云入世多，日月掷人急。中国共产党十余年来的斗争，先是国共合作，然后十年内战，到目前的统一战线，就是例子。没有一种事情不是互相转化的。急转化为缓，缓转化为急，劳转化为逸，逸转化为劳。苦战和休整，也是如此。劳和逸、急和缓有同一性，苦战和休整也有同一性。睡眠和起床也是对立的统一。试问，谁能担保起床以后就不睡觉？反之，‘久卧者思起’。睡眠转化为起床，起床转化为睡眠。开会走向反面，转化为散会。《红楼梦》里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这是真理。儿子转化为父亲，父亲转化为儿子，女子转化为男子，男子转化为女子，直接转化是不行的，但是结婚后生男生女，还不是转化吗？”“团结转化为斗争，斗争再转化为团结。时间一变，你做的事便不能不变了。‘变’，不是由脑筋里想出来的，而是依客观条件，根据经验法则，再加脑筋思考制造出来的。了解这个，应用这个，便是辩证法。马克思主义会‘变’的。”辩证法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变”证法：变，就是变化、转化。由小变大，由大变小；由弱变强，由强变弱；渐变到突变，量变到质变；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坏事变好事，好事变坏事；敌人变朋友，朋友变敌人……必然王国变自由王国，唯变所适。蒋介石的士兵今天被缴械了，国军变成共军，明天他们和我们一起战斗，这就是辩证法。

哨兵听得眼睛亮了。

毛泽东说，人们的认识总是在实践中逐步地提高的。比如，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缩小山头，最后消灭山头，这是一个辩证关系。再比如，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这就是辩证法。“王震同志打敌人去，出发时，我对他讲，第一条叫光明，第二条叫困难。看到光明，也要看到困难，这就是辩证法。”

何思敬说：“毛主席讲过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法、一般性与个别性的辩证法、前进性与曲折性的辩证法，并在革命实践中成功运用。”

陈伯达低头记录着。

毛泽东挥一下手说：“辩证法的本性就是批判性和革命性。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性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性理解，即对现存事物必然灭亡的理解。量变质，质变量。完全一种性质，几百万年不变，我不信。按照辩证法，这是不可设想的。辩证法的生命，就是不断走向反面。”

何思敬说：“主席把辩证法讲得透彻。”

毛泽东接着说：“但是，如果只有进步的一面，只有变革的一面，那就没有一定相对稳定形态的具体的动物和植物，下一代就和上一代完全不同，稻子就不成其为稻子，人就不成其为人了。保守的一面，也有积极作用，可以使不断变革的植物、动物，在一定时期内相对固定起来，或者说相对地稳定起来，所以，稻子改良了还是稻子，儿子比父亲粗壮聪明了还是人。但是如果只有保守和稳定，没有进步和变革的一方面，植物和动物就没有进化，就永远停顿下来，不能发展了。”

陈伯达接不上话，只有频频点头：精彩！精彩！

毛泽东说，从来没有一个不变的事物。世界上没有绝对不变的东西。变，不变，又变，又不变，组成了宇宙。既守恒又不守恒，这就是既平衡又不平衡。

陈伯达被毛泽东这一席话绕进去了，一面随手记笔记，一面皱着眉头思考着，努力跟上毛主席的思路。

毛泽东慢慢地说：“在实践中实现主体与客体的辩证法的统一。改变外界，同时又改变自己。”我们说要尊重辩证法，首先要尊重唯物论。我们的思想不是天赋的。

这时，邻居老乡家的一条瘦狗跑过来。毛泽东看一眼狗，继续说：“不变，使事物在一个时期固定下来，或者叫稳定下来，这方便我们认识事物。”

老乡的狗卧在毛泽东的脚下。毛泽东接着说：“人的思想是生下来后，看见人，看见狗……千百遍的反映，形成人、狗、树、石头、沙子、粮食等许多概念。概念是逐步形成的，后来逐步丰富，形成判断。概念是个别和普遍的统一。”

毛泽东沉浸在他的逻辑与辩证法中。他接着说：“入学前的小孩，一岁到七岁，接触事物很多。二岁学说话，三岁哇啦哇啦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区别，大人、小孩的区别，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区别，只剩下了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点。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房，北京的四合院……”

说话间，已是辩证法的黄昏。

共产党的“上帝”

一时，窑洞里放着一盆红红的炭火。毛泽东与哲学研究会的几个成员围着炭火，一边烤火一边聊天。哲学会是毛泽东提议成立的，由艾思奇和何思敬主持，每周聚会讨论一次。

美国医生马海德来毛泽东的窑洞串门，看到一窑洞的人并不奇怪，他说：“这天冷的，延河都结冰了。”

胡乔木把凳子让给马海德，他说：“你应该说，在外因的作用下，量变导致了质变。”

大家笑起来。马海德说：“我的屁股已经坐到窑洞的凳子上，我的脚好像还没有迈进窑洞的门槛。”

何思敬说：“凭这句话，你已经登堂入室。”

“今天已经哲学了吗？”马海德伸手烤着火，扬着脑袋向上看看洞壁上的影子，说：“记得1936年，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毛主席劈头问我，‘你搞过哲学吗？’我慌慌张张地说，‘我不过是一个业余哲学爱好者。’”

美国记者斯特朗说，延安的窑洞像扩大的龙门佛龛。

“我觉得，这窑洞像欧洲中世纪的地窖……”师哲说。

大鼻子医生马海德已经成为“延安通”，他把自己的身体翻过来，让炭火烤热后背。他说：“鲁艺的木刻家古元有幅作品，题目叫《圣经时代已经过时了》。记得曾经有人在《解放日报》上求购《新旧约全书》，他难道不知道我们过的是上帝之后的日常生活……”

斯特朗敏锐地抓住这个话题，向毛泽东提问：“哲学的一个问题是，有没有上帝？毛主席以为呢？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中说，‘上帝死了’。”

“我谴责尼采，谴责他的谶语。”毛泽东说，“我们有位‘上帝’，他住在万佛洞，那里曾经是如来佛居住的地方，被他占领了，这位好同志，已经牺牲了。”

师哲看见斯特朗摇着头，满头银发都摇晃成一串问号，连忙解释说：“博古，是俄语‘上帝’的音译。他是我们党的领导人之一，在清凉山万佛洞办《解放日报》。他在四八空难中牺牲了。”

斯特朗听明白后，沉默了一会儿。她不能放过这个刨根问底的机会，于是继续追问毛泽东：“毛泽东哲学中有没有上帝呢？”

马海德说：“美军观察组里一位来自肯塔基的士兵说，延安的人就像是上帝的人，意思是说，这里的人纯粹……”

斯特朗不想丢掉询问毛泽东的机会，她打断了马海德的话，朝着毛泽东问：“毛主席的哲学中有没有上帝呢？”

“在我毛泽东的哲学中，有没有上帝，不是讨论的问题。”毛泽东十分肯定地回答，“我有一个上帝。你们的上帝信仰是非理性的，我的上帝信仰则是理性的。”

师哲心想，毛泽东常常是像唯心主义那样思考，以唯物主义那样行动。

“我有一个上帝。”毛泽东停顿一下，接着说，“我们共产党人都有一个上帝。”

大家注视着毛泽东，静心聆听。洞壁上跳动着众人的影子。

“中国共产党的上帝，毛泽东的上帝，就是两个字。”毛泽东停顿一下，站起来，大声说，“哪两个字？人民。什么是上帝？人民就是上帝。”

哲学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哲学与人民的关系。艾思奇、何思敬等都知道，“人民”这个词，《周易》《周礼》《孟子》《墨子》都用过，不过不是现在的意思，那里面所说的“人民”是指全部的人口。日本人把“人民”与people等同起来，既有人口的意思，也有人民大众的意思。共产党人使用的“人民”一词，是个严格的政治概念。列宁1905年时就强调说：“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词时，并没有用它来抹煞各个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用它来把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确定的成分连为一体。”也就是说，不是什么人都能算作人民的，人民是那个与统治者相对立的群体。我们共产党所说的人民是什么？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是一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人。

上帝就是人民，人民就是上帝。毛泽东说，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前进的动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起决定作用。

毛泽东说，一切干部，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人民是主人。

外面下雪了。

毛泽东走到窗口张望了一下，大声说：“映雪宜对高人。今天在座的都是高人嘛。真正的高人是为人民服务的人，而不是自私自利的人。”

张闻天记得，“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是毛泽东1939年2月20日在给他的信中第一次提出来的。那封信是讨论“孔子哲学”的。

毛泽东说，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根本态度。

艾思奇说，从延安走出去的人，第一个记得的就是“为人民服务”。

张闻天说，我们共产党的哲学是人民哲学。

何思敬往火盆里夹了两块木炭，火星腾起，炭火兴旺起来。他说，为人民服务，这是共产党哲学的价值观。

毛泽东说：“《列子》里愚公移山的故事你们都知道。愚公……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斯特朗想，哲人都喜欢用寓言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艾思奇一直看着毛泽东的面孔，炭火映照下，毛泽东的脸明明暗暗。说到人民，他是那么动情，那么深情。艾思奇知道，毛泽东具有强烈的人民意识。他把“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旨。

毛泽东接着说：“有人嘲笑共产党是‘唯民众论’。‘民为邦本’是几千年来我国圣贤的名言，并非共产党的新发明。这般嘲笑和轻侮民众力量的政客，实在不屑与之作理论上的争辩，只消饿他三天，看他怎么办？无农即无米，无织工即无衣，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呀！”

美国记者斯特朗心中一直盘旋着一个问题，她一直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宗教。学者如胡适、雷海宗等都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宗教。胡适教授曾说，陈独秀“逐渐的走进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新宗教”。斯特朗记得，毛泽东说过，“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这是上帝的口气。毛泽东的许多句子，看起来不像出于凡人，而是出于上帝之口。她曾经问过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共产主义是不是一种宗教？他们都坚决否认。“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门科学”。她一直想知道毛泽东的答案，机会来了，她问毛泽东：“共产主义是不是一种宗教？”

毛泽东深思。落雪声。夜鸟声。风动窗纸声。木炭的火花炸裂声。跳动的火苗把人的影子投射到洞壁上……

师哲想，西方人的宗教意识太强大了，动不动就宗教。德国的马克斯·韦伯在1915年出版的《儒教与道教》一书中，强加给中国儒学一个“儒教”的名称，难道西方人要把共产主义也归入宗教之类？

张闻天想，马克思有句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共产主义怎么会是宗教呢？

马海德想，宗教是让穷人不去反抗富人。共产党斗地主、打土豪、分田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是专门领着穷人收拾富人的，共产主义怎么会是宗教？

斯特朗穷追不舍：“共产主义是不是一种宗教？”

毛泽东严肃地说：“是。”

毛泽东的声音一出口，张闻天一惊，何思敬一惊，艾思奇一惊，马海德一惊，师哲一惊，斯特朗有些惊喜。张闻天暗想，毛泽东的想象力如天马行空，绝非真理与逻辑所能控制。

毛泽东慢条斯理地说：“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说共产主义是一种宗教。一种为人民服务的宗教。”

斯特朗惊叹：妙答！世界上很少有马克思主义者会这样说。只有毛泽东敢说，这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继续说：“西方人说，耶稣的权是上帝给的。共产党人说，我们的权是人民这个上帝给的。”

马海德又一次翻个身子，烤他的后背。他烤后背的时候，看见洞壁上自己变形的影子。

斯特朗看着马海德，想起一部戏上的台词：把脸向着国王，把背向着上帝。

北方雪花大如掌，河桥路断流澌响……第二天一大早，人们走出窑洞一看，四周站立白色。一夜的大雪把延安下成了童话世界，所有的山梁，所有的沟沟坎坎都覆盖了白雪，所有的枝枝杈杈上都粘满了雪花。嘉陵山上的宝塔一身雪白，宛如一位白玉雕成的天人……

靠实事求是吃饭

一时，天空无有半点云彩，万里深蓝中挂着一轮满月。夏日之夜总是凉快的，还有微风穿幽篁的声音，婆娑树影落在窑洞的院落里。毛泽东和一群人围着石桌聊天，石凳不够，还有几个人席地而坐，每个人的脸上仿佛都被明月和树影画上了黑白明暗的脸谱。

一个声音说，刘志丹在陕北搞根据地，未请示中央批准，是“先斩后奏”，不予承认。

毛泽东说，对先斩后奏，也要实事求是。有些事来不及请示或无法请示，只要对革命有利，就先干起来再说。我们的遵义会议撤换博古，改派陈云同志去莫斯科，也是“先斩后奏”。谁胜利了谁就有理。刘志丹未经中央批准自个儿组织的武装，也是共产党的军队，应该承认。

毛泽东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烟盒，不料烟盒里只剩下一支香烟，他环视周围，只有高岗和他一样有烟瘾，便随手把烟一折两段，自己点着，吸一口，再衔着另一半，烟对烟，引火冒烟，递与高岗，两人抽了起来。

毛泽东说，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为出发点，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难了。好比说，我们的大革命失败了，我们的苏维埃革命失败了，为什么？因为有那么一个天上掉下来的东西管着，就是莫斯科那个天上掉下来的，天上掉下来什么东西就照着办。一切从理论出发，从经验出发。王明、博古就是这样。现在的教条主义也是这样，莫斯科说什么就是什么，根本不管中国的地上能长什么庄稼。

高岗说，王明就是天上掉下来的。毛主席曾说王明回来是“喜从天降”。原来我们以为苏联飞机给我们带来什么好东西，却不知道这是祸从天降。

毛泽东说，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

靠实事求是吃饭，这话厉害！高岗说，“实事求是”这个词用了一两千年，毛主席对它做了新的解释，解释得又新又好：“‘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毛主席是字字翻新。刘少奇说，大家要注意主席“实事求是”这个说法！许多人没有看懂毛主席的意思。“实事”是为“求”“是”服务的。毛主席的实事求是，不仅仅是求“事”，毛主席“求”的是那个高于“实事”的东西，就是“是”。

艾思奇说，实事求是的原则应当是真理与价值的统一，它不仅要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还要求从中引出的实践方案有合理的价值取向。只有同时做到了这两条，才算是贯穿了实事求是。

毛泽东说，辩证唯物论的特点，在于抓住事物的核心，事实的本质，事实的内部发展规律性，不在于尊重事实的表面。尊重事实的表面，是认识的初级阶段。这个观点艾思奇也说过。

艾思奇在一旁点点头，他佩服毛泽东的记性，真的是过目不忘。他说，求是，并不是“求”一般的所谓事实，那些可以通过直觉直接给与我们的“事实”也很重要，但那是单纯的实存，还不是“是”，“是”乃实存与本质的统一，是那个展开过程中必然的东西。

毛泽东说，哲学家有随心所欲的自由，可以天马行空地去思考问题，不必顾及其实际效果。而政治家要解决的是实实在在的问题，不实事求是怎么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要相忘于哲学，在社会的万丈红尘中历练，像《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要在重返太虚幻境之先，先在红尘走上一遭。马克思主义者走路，走到哪个地方走不通就要转弯，因为那个地方过不去。我们的哲学是实事求是的哲学。

艾思奇说，真正的实事求是，不仅仅在于要理解事实和认识事实，而且要从这理解和认识中求得指导行动、推动工作的方法。

毛泽东说，政治就是朋友搞得多多的，敌人搞得少少的；军事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实事求是。

艾思奇说，我们的认识，是为着实践，为着改变世界的，我们不要为认识而认识，单单揭发事实，并不是我们的目的。

高岗记得，“革命的好老婆”（老婆，陕北方言，年龄大的老婆婆）徐特立说过，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学通了的只有两人，一个是润之，一个是洛甫。

洛甫……背了几大麻袋教条回来，教条不要变成教条主义就好；当然教条主义还是革命的，不过是搬教条就是了。毛泽东看一眼张闻天，继续说：“哲学的研究不是为着满足好奇心，而是为改造世界。认识世界的规律性，找到正确的理论，为着有效的指导实践，改造世界。”

艾思奇说，揭发事实理解事实的时候，同时要伴随着一套解决事实问题的方法，才叫做实事求是。所谓的实事求是，不仅在于要“求”理解“是什么”的问题，而且要“求”解决“是怎样办”的问题。

毛泽东抚掌：说得好。

陈云说，曾经以为自己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毛主席却说，这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要学点哲学。“毛主席至少三次给我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仔细学习研究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当我全部读了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之后，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我的体会就是十五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十五个字，说得好！毛泽东站起来说：“理论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的，又从客观实际得到证明的，我在这里讲话，我决不能说我的话讲出，就完全正确。要在实行以后，证明它是正确的，才算正确。今后任何领导者，任何同志，都要有这样的态度。客观实践，实践是考验真理的标准尺度，用什么尺来量真理呢？就是用实践这个尺。”“马克思主义者量一切东西的尺子，就是实践。只有实践，才能标出一切是非。”

月亮落下山，所有的东西都掉进黑暗中，形成各种各样的黑，只有一孔窑洞里的灯亮着。雄鸡高唱，东方欲晓。毛泽东挥笔给中央党校大礼堂题词：实事求是。不久，“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就刻石砌于中央党校大礼堂正面的上方，成为党校的校训、学员的座右铭。

“斗争哲学”的来历

一时，通红的夕阳照得满屋子金碧辉煌，毛泽东在杨家岭大礼堂开大会欢迎邓宝珊。邓宝珊是同情共产党的国民党21军团军团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他自重庆由西安返榆林，经停延安。

李富春致欢迎词，邓宝珊致答词。邓在答词中，忽然说了一句“你们共产党是讲斗争哲学的”，台下小有骚动。革命同志一看邓宝珊的表情友好，似无恶意，克制着心中的不悦，保持礼貌。

散会下来，宣传部的几个人议论纷纷，有人说，邓宝珊怎么也讲起反共的话来了？

中宣部教育科长赵毅敏说：“他是国民党高官，天天要看国民党报刊，看惯了，他也不懂什么斗争哲学，就随便说了！你们看他的样子不还是很友好的么？他莫名其妙，弄不清楚的。”

新华社的叶蠖生说：“抗日战争中，尤其是1939年以后，国民党党务系统(C.C系)与军事系统（复兴系）都强力地宣传共产党是专讲‘斗争哲学’的；‘复兴社’与‘C.C’系的刊物《时代精神》《民意》等长期宣传的内容之一就是骂共产党只讲斗争哲学，他们的目的是挑拨共产党与人民的关系。”

陆定一说：“‘斗争哲学’是国民党反共派对我们的一种污蔑，马克思主义哪里只讲斗争呢？”

李富春笑嘻嘻地说：“我们有‘斗争秧歌’。”

太阳落山了，远处近处闪烁着窑洞灯光。毛泽东刚刚与邓宝珊先生喝了几杯酒，送走客人后，他踱着步子，加入到大家的谈话中。

毛泽东两颊微酡，他大声说：“有人说我们党的哲学叫‘斗争哲学’，榆林有一个总司令叫邓宝珊的就是这样说的，我说，‘你讲对了。’”革命同志一听毛主席这样说，都支起耳朵，聆听毛主席的高见。

毛泽东说，自从有了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他们就向被压迫的人民进行斗争，“斗争哲学”是他们发明的。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出来得比较晚，那是斗争了几千年，才有马克思主义。

大家听明白了，毛泽东接过对手的谩骂，用自己的世界观揉搓了一番，赋予新意，拿将起来，把“斗争哲学”作为共产党人的武器。

毛泽东说，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基础是社会学，是阶级斗争。搞哲学的人，以为第一是哲学。不对。第一是阶级斗争。压迫者压迫被压迫者，被压迫者要反抗，找出路，才去寻找思想武器。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从这一点出发，才有马列主义，才找到哲学。总之，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哲学领域是两个对立的东西在斗争：世界观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方法论是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

和培元说，斗争哲学是彻底的不妥协的革命哲学。

毛泽东说，有斗争有团结，有对立有统一。比如说统一战线，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

张闻天说，马克思哲学是一种批判哲学，体现在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资本批判之中。毛主席说的斗争哲学就是批判哲学。

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并没有立即进行暴力革命，也不信奉斗争哲学。“我早年曾主张‘无血革命’，主张‘温和的’‘打倒’。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至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国民党打共、捉共、杀共、骂共、钻共，我们不表示坚决反抗，还不是投降主义？”

“斗争哲学”的理论基础是阶级斗争。张闻天说，“阶级斗争”这个词，原文是klassenkampf。对于kampf，最初日本人翻译为“争斗”，后来又译为“斗争”。不管是斗争还是争斗，《韩非子》里面都出现过。“阶级”这个词，在古汉语中本来表示官级的高低，基本不包含是非敌友含义。马克思主义“阶级”的概念，不单指其成员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更主要的是意识形态的特征。李大钊曾经将klassenkampf译为“阶级竞争”，“竞争”不如“斗争”那样果断和敌对，不足以表现两个阶级的关系，后来没有传播开来。

毛泽东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写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张闻天想，毛主席所说的三本书，主旨并不全是讲阶级斗争的，不过他眼放毫光，取它四个大字“阶级斗争”，自有其道理。

毛泽东说：“我与梁漱溟的彻夜争论也在这里，梁先生认为，中国社会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不明显、不强烈、不固定，不同意搞阶级斗争。我认为，中国有阶级，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并且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李富春说：“我记得斯诺曾经说过，毛主席年轻的时候，就有强烈的自由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倾向，从理想主义转到现实主义的过渡只能是在哲学上开始的。阶级仇恨对毛主席来说基本上是他的哲学体系中的一种理性的产物，而不是本能的冲动。”

毛泽东说：“我年岁小时，住在乡村，看见人都是人，不知道有阶级。看了《共产党宣言》，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回去，乡村就变了样，才知道农村有地主与农民，城市有工人与资本家的阶级对立。”

蜡烛上面的火苗跳跃了一下。

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作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毛泽东思接千载，海阔天空。他说，《红楼梦》这部书写得很好，它是讲阶级斗争的，要看五遍才能有发言权哩。多少年来，很多人研究它,并没有真正懂。这部书不仅是一部文学名著，也是一部形象的阶级斗争史。还是要看《红楼梦》啊！那里写了贪官污吏，写了皇帝王爷，写了大小地主和平民奴隶。大地主是从小地主里冒出来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看了这本书就懂得了什么是地主阶级，什么是封建社会，就明白为什么要推翻它！

有个声音悄悄地说：“《红楼梦》专家。”伸出一指，指指毛泽东。

毛泽东继续说：“我是把它当作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也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

陈伯达说：“阶级斗争，这是毛主席的独家发现，打开了《红楼梦》研究的一个独特视角。”

毛泽东说：“陈伯达，陈夫子，丹丘生，将进酒，笔莫停，你呢，可以写一写‘四大家族’——当今的蒋、宋、孔、陈。”

陈伯达连忙把毛主席的话记在本子上。他后来写出了《中国四大家族》。

这时，远处传来一声狼的叫声。大家屏息静听，果然，又一声狼嚎传来。

狼嚎如歌，驴鸣似哭。刚来延安时，每天晚上听见狼叫。好长时间没有听见狼叫了。毛泽东说：“蒋介石对我们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我们不用严厉的手段对付敌人，敌人便要用极残酷的手段对付我们。我们对敌人仁慈，便是对同志残忍。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我们的斗争哲学是被逼出来的，是挨打挨出来的，是不得已，不是想出来的。全国人民除了斗争，再无出路。”

萧三说：“我记得毛主席年轻时候就说过，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主席读《三国演义》时还说，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

斗争就是辩证。毛泽东说，斗争哲学是以斗争求生存的哲学，是你死我活的生存哲学。这根本不同于古代中国的中庸和面子哲学。阿甲演的《法门寺》，剧中的贾桂一身奴才相，让他坐下，他说站惯了。中国人民不要有一丝一毫的贾桂思想，对日本帝国主义、汉奸和国民党反动派，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他的湖南口音，“汉奸”发音是“汉干”，“反动派”发音是“反登怕”。

“我喜欢恩格斯的话：我们将血战一场，无所畏惧地直视敌人冷酷的眼睛并且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毛泽东说。

暗夜里，毛泽东的目光如炯炯烈焰，令人弗敢直视。

张闻天低头沉思：斗争……党内斗争……

毛泽东像看透了张闻天的心思，话锋一转：“我们讲以斗争求团结，一是无产阶级与地主资产阶级求团结，必须坚决与他们反共反人民的政策斗争；二是无产阶级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求团结，必须与他们的落后性、狭隘性、动摇性斗争；三是无产阶级本身的团结，也要与本阶级的错误倾向作斗争才能达到；四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内部的团结，要通过自我批评与思想斗争来实现。整风是一个大的自我批评，就是以斗争求团结。我们是要把党斗好，不是斗翻，只要不把党斗翻，言论一概自由。”

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是一种令敌人恐惧的哲学，它充满了勇往直前的斗争气势和推倒一切的革命意识，为阴柔气很重的中国文化注入了阳刚之气。斗争哲学以不同于儒家、道家、佛家的精神气质，构成中国共产党文化谱系中独特之部分。斗争哲学成为一种影响力巨大的文化观念。这是一个严峻而热烈的武器。

评说《论持久战》

一时，大家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讨论《论持久战》中的哲学思想。

日本的入侵造成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乱纷纷，乱哄哄，乱糟糟，天下大乱。铁蹄之下，茫茫一片残山剩水。失败主义者跑出来悲观地说，中国打不过日本，日本飞机大炮厉害，中国非亡国不可。盲目乐观主义者跑出来说，小日本算什么，中国很快就能胜利。中国是亡是存？？执政的蒋介石讲不清楚，其他人也糊里糊涂，人们的内心充满困惑与焦虑。预判战争，需要大智慧。毛泽东在凤凰山的一孔窑洞里，展眼天下，用九天八夜撰写了《论持久战》，以哲学的观点对抗日战争进行自家的分析——这时全面抗战才几个月，他以卓越的见识，回答天下疑问，澄清天下人心——

中国会亡吗？

不会亡，最后的胜利必定是中国。

中国能够速胜吗？

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艾思奇说，《论持久战》第一章，讲的是哲学问题。如何研究战争，如何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战争。毛主席说，我们的抗日战争，“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是第一阶段。渐渐地，敌人没有力量进攻了，“敌之战略保守，我之战略反攻”，这是第二阶段。最后，“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这是第三个阶段。毛主席说，持久战，就是要在战争中间，慢慢增长我们的力量，克服自己的困难，暴露敌人的弱点，增加敌人的困难，使敌人渐渐衰萎下去，改变国际形势，到那时候才能够把它赶出中国去。这件事需要的时间很长，要经过很多变化。毛主席说，中国的速胜论者，不单是主观主义，同时又是片面看问题的机械论。唯武器论与亡国论者，不单是机械论，同时又是主观主义。

陈云说，《论持久战》核心是哲学。毛主席在阅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曾批注道：“战争首先分析特点，统一战线也是首先分析特点——中日矛盾与国内矛盾。”毛泽东的几篇军事著作都是从分析战争特点入手的。特别是《论持久战》，采取了比较的方法，把敌友之间互相矛盾着的强弱、大小、进步退步、多助寡助等几个基本特点，作了比较研究，批驳了“抗战必亡”的亡国论和台儿庄一战胜利后滋长的速胜论。毛主席说，亡国论和速胜论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这是毛主席经过比较所作的正确的结论。

张闻天说，毛主席没有停留在革命战争和军事斗争的概括和总结上，而是努力把它提高到哲学的高度来认识。一方面，把战争问题提高到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理论形态上来论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术语来概括，另一方面，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个灵魂，分析中国战争中的规律。毛主席的许多论述，形式上似乎是从一般到特殊，而思维的实践过程却是从特殊到一般，即从感性到理性，从个别到一般的经验总结。毛主席从实际出发，重视事物的经验特殊性，反对套用一般的公式、教条去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但又总是把这特殊性提高到一般性的规律上来，这成为他思想的一个特点。

朱德说，毛泽东重视矛盾的特殊性、善于抓主要矛盾、强调主观能动性，他把唯物主义反映论作为方法论，以认识指导实践行动。正是从这种方法论出发，毛主席在十年内战时期根据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客观情况，概括和制订了“以十当一”（不是硬拼）、运动战（不是阵地战）、速决战（不是持久战）、歼灭战（不是消耗战）等一系列行之有效、非常成功的战略战术。抗战一开始，毛主席对世界局势和敌我双方的经济、政治、军事、人口、国土、自然条件等进行全面、详尽、细致的分析，提出了抗日战争必将经历战略退却、相持和反攻三个阶段的持久战，反对悲观失望的亡国论和盲目乐观的速胜论。

叶剑英说，“小诸葛”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周恩来说，诚然，大哲学家乃是大预言家。《论持久战》是毛泽东的“阳谋”，把战争的经过和结果事先都告诉了中国人民还有日本人，日本侵略者只能看着自己按毛泽东划好的路线一步一步走下去。

陈云说，《论持久战》，还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战争和战略问题》，这些都充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帮助人们读懂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把金钥匙。为何把这篇讲革命战争的军事著作当成哲学著作？这要结合文章的内容来回答。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批判“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的错误，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论述主观和客观、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战争的攻守和进退等辩证关系，提出了关于战争和战略战术方面的许多精辟见解。同时，他强调既要研究一般的战争规律，也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规律，更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规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显然，这篇文章论述的虽是军事科学，但包含丰富的哲学思想，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是一篇由军事科学而深入到哲学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

正说话间，毛泽东走过来。见大家把话题停下来，问道：“你们说什么呢？”

民众剧团的团长柯仲平捋着自己的大胡子说：“都说主席的《论持久战》出版后，发了大财。”

毛主席笑起来：“打土豪来啦？”

柯仲平说：“俺们民众剧团的经费没有保障，大家没饭吃了嘛。”

毛泽东说：“我拿三百块钢洋支持民众剧团。”

何思敬不好意思地说：“我来着了……哲学会也需要一些熬灯费……”

毛泽东说：“好吧，分一些给何思敬。”

周恩来说：“主席，大家的肚子也有些饿了。”

好吧，稿费请客。

革命者都爱吃辣椒

一时，大家在一起议论毛泽东的一句名言：爱吃辣椒的人都是革命者。

毛泽东是湖南人，湖南人几乎从学走路时就开始吃辣椒。湖南人不怕辣、辣不怕。世界上再没有任何更辣的东西能难倒湖南人了。

张闻天说，毛主席在苏区时就对李德说过，“真正革命者的食粮是红辣椒”“谁不能吃红辣椒，谁就不能战斗”。李德是不能吃辣椒的。

马海德说，第一次听毛主席说这句话，是毛主席在保安给斯诺说的。毛主席说，革命者都爱吃辣椒。他举例说，他的家乡湖南出了不少革命家，如黄兴、陈天华和红军队伍里的彭德怀、罗荣桓、贺龙、王震等，都爱吃辣椒。毛主席还论证说，世界上爱吃辛辣食物的国家，往往盛产革命者，如法国、西班牙、墨西哥、俄国等等。斯诺听了，反问道：“意大利人也是以爱吃辣椒和大蒜出名，怎么现在不出革命家，反而出了墨索里尼？”毛泽东笑起来。

萧三说，他给苏联摄影师卡尔曼当翻译时，毛泽东也对卡尔曼说，革命者都爱吃辣椒。卡尔曼反问毛泽东，西班牙人也爱吃辣椒，为什么佛朗哥不革命呢？毛泽东风趣地回答说：“西班牙的辣椒不如中国的辣。吃辣椒的都革命，斯大林、季米特洛夫都喜欢吃辣椒。假如他们的辣椒不够吃，叫他们写封信来，我给他们寄去。”

陈伯达说，这句话毛主席说过多次。第一次听了新鲜，后来就觉得不那么新鲜了。不过对那些初次见到毛主席的外国人来说总是新鲜的。

毛主席说的是哲学。和培元说，哲学家都有自己的句子。比如罗素喜欢说“现在法国国王是秃头”，罗素说这句话时，法国根本没有国王。

陈伯达说：“你这个说法有意思，我愿细听端详。”

和培元说：“再比如格奥尔格·威廉·弗雷德里希·黑格尔有个观点，‘密涅瓦德猫头鹰唯有到黄昏方能起飞’。我读到这个句子就问，这是什么意思？”

陈伯达说：“你刚才说‘革命者都爱吃辣椒’讲的是哲学？”

“培元，我是第一次想到这个问题。”艾思奇问道，“辣椒具有火焰的造型，难道它还具有哲学的形式？”

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很少有人这样说话。上帝并不解释，遇到这句话的人则会思考。和培元说：“毛主席说‘革命者都爱吃辣椒’，或者说‘爱吃辣椒的人都是革命者’。毛泽东用这个句子拦截每个听众，每个人都会对这个陈述进行判断，或者说对毛主席这个判断进行自己的判断。面对这个句子，得去思考，去在现实中获得证据，无论证实或者证伪，这个句子的意义已经显现出来。”

何思敬击掌说：“妙！面对毛主席的这个句子，任何人的思维都得思考两个问题：其一，它的定义是真的吗？其二，它能被经验证实吗？哲学家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就是哲学家的句子，这就是哲学家自己创造自己的句子的意义。”

陈伯达喃喃道：“哲学家都有自己的句子……”

水的哲学

一时，窑洞前点起了油灯。油灯放在毛泽东前面简陋的桌子上，桌子上还放着马兰纸，以及毛笔和自来水笔。周围坐着的有许光达、陈伯钧、萧劲光、萧克、何思敬、艾思奇、陈伯达、任白戈、徐懋庸等。江青张罗着给大家倒水，然后静悄悄地坐在灯影里。大家谈哲学，蚊子蝇子嗡嗡低飞。有人身上忍不住痒痒，随手从衣缝的某个缝隙摸出个“革命虫”，用两个大拇指指甲盖挤出一个细微的声音——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一般情况下，谈哲学的时候，毛泽东都是一边听大家七嘴八舌地说，一边随手在马兰纸上记些什么，偶尔插上几句话，主要是听大家说。等到谈话的最后，他会归纳几句话，作为一次座谈的结束语。这天有些不一样，毛泽东率先说话了。

毛泽东目光炯炯，看着和培元说：“培元同志，听说你最近正在谈恋爱，而且是同时谈了两个恋爱。一个是跟对象谈恋爱，一个是跟一位水做的女子亲密接触。”说着，朝和培元眨眨眼。

大家听毛主席一说，一下子都紧张起来，拿着惊奇的眼睛看和培元。和培元是毛泽东的秘书，青年哲学家。他把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的一些观点概括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认识是有个过程的”，得到毛泽东的认可。他拿这个观点在抗大一讲，大家都记住了。大家都知道和培元正跟女子大学的小王谈对象，没想到他脚踩两只船。同志们的面孔一下子严肃起来。

和培元看着毛主席，先是有些慌乱，然而当他听到毛主席说“水做的女子”时，会心一笑。他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明白毛主席的说话方式，知道毛主席的语言艺术。他低着眉头说：“我承认，正谈两个恋爱。”

大家一听，更加惊奇，甚至有些气愤。有人嚷嚷道：“老实向组织交待。”

和培元不慌不忙地说：“这些天来，我每天跟那个女子一起游泳，那个水做的女子名叫延河。”

哈！大家一时明白过来。《红楼梦》第二回里，贾宝玉说过，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儿是泥做的骨肉。这些日子，和培元几乎天天到延河里游泳。

有人说：“和培元，你偷换概念。”

毛泽东看着和培元说：“你在延河游泳，可悟出一些道理？”

艾思奇心想，水在中国哲学家的心目中，可以喻道喻德，毛泽东想说什么呢？

和培元说：“在延河游泳，我发现我思考的问题，哲学家都思考过。”

“说来听听。”

“游泳时，我想起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说，为了学会游泳，必须钻进水中。想起主席讲的《实践论》，进一步明白了实践的意义。”和培元说，“学游泳，即使在岸上明白了游泳全部的道理，知道手、腿、脚应该怎样去划水、蹬水，但一到了水里，还是不会游，得喝上几口水才能学会游泳，就像主席讲的，‘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就得亲口吃一吃’。”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毛泽东说：“哈，喝了几口延河水，学聪明了。不会游泳的人站在岸上看人家游泳，指手画脚容易，要真正懂得游泳，还是要亲自下水学游泳才行。学游泳必须要喝上几口水，才能认识水的特点和掌握游泳的规律。”“我也是在湘江中、在战争中被呛了几口水，学会了游泳，学会了战争。教条主义者就不懂得这样的道理。我讲《实践论》《矛盾论》就是要说明这个道理。我们现在在延河喝几口水，学会了游泳，还不行，这还比较渺小，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要到大江大河里游，还得再喝上几口水，甚至再翻上几次船，才能有更大的进步。”

“主席的意思是说，实践是无止境的，不能停留在当前的河流中，不能停滞于在当前的实践中。”何思敬说。

艾思奇说，马克思第一次把实践提升为哲学的根本原则，转化为哲学的思维方式。

实践无止境。毛泽东说，我们要不停地游泳，不停地实践，我们要游遍全国所有的大江大河，还要到美国的密西西比河去游泳，到英吉利海峡去游泳。

陈伯达带头鼓起掌来，他说：“我们要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

毛泽东伸出手，把掌声按下去：“大话先不要说，我们得把水的脾气研究一番。我对水有过研究。我发现，水呀，它是不淹死人的呀！水怕人，不是人怕水……凡水皆可游的，这是个大前提。……除若干情况外，比如说一寸之水就不能游，结了冰就不能游，有鲨鱼的地方不能游，有漩涡的地方如长江三峡也不能游。除若干情况外，凡水皆是可游的，这是大前提，这是从实践得来的大前提。比如武汉长江是水，结论是武汉长江是可以游的，比如汨罗江、珠江是水，是可游的，北戴河是可游的，它不是水吗？凡水皆是可游的。”“要先去摸清水性，掌握水性，然后你就可以指挥水了，而不要让水指挥你。我游泳时，坐在水上，把水当沙发坐；我躺下去，又把水当床睡；我踩水时，把水当成路走……”

那天晚上，和培元回到自己的窑洞里，做完笔记，久久不能入睡。他被毛泽东的话语所鼓舞，引发了对哲学中实践问题的新思考。第二天，他对即将结婚的对象说：“哈，毛主席说我谈了两个对象。”

“毛主席都说了，你正谈两个恋爱，这不行。你以后只能跟我一个人谈恋爱，不许跟别的女人谈恋爱，记住没？”

和培元说：“记住了。”

“连那个水做的女子也不许谈。记住没？”

“记住了。”

和培元埋头修改他的《论新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

一个炎热的中午，延安刚刚发过洪水，河滩里的卵石都被冲乱了。和培元与马列学院文化思想研究室的柳湜、张仲实一起到延河游泳，他“扑通”一声，一头扎进水里，像一本厚厚的哲学著作掉入水中。水一直打着旋儿，不见他冒出来。

几个人手忙脚乱地把和培元从洪水冲击形成的一个深坑中摸捞上来。邓力群跑上来给他做人工呼吸。路过的萧军看见和培元脸色红紫，嘴唇发黑，身子青黄……

有人连忙打电话，叫来中央医院的毕大夫，但和培元已经没有了呼吸。附近的老百姓用民间偏方，把鸭子的嘴塞进他的嘴，还是没有救活他。这天是和培元结婚的第三天。

两天之后，也就是1941年7月29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青年哲学家和培元溺水逝世。”1941年8月20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第3卷第2、3期合刊上发表了和培元的遗著《论新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

桃园论左右

一时，毛泽东上课回来，走在延河边，一眼看见前面一片粉红色的云烟，便信步走过去。桃枝横斜，左边是桃花，右边是桃花，毛泽东在左右之间寻找到一条小道，顺着走进了桃园。桃花开在柳树后，柳树长在流水前。

毛泽东说，这么大一片桃树林子，从前竟没有留意。

这里是王家坪，军委所在地，旁边有百十棵桃树，有人称之为“桃园”，有人叫它“桃林公园”。桃园中还有一个茶社，茶社卖茶水、红枣等。桃树下有半爿石磨，几节断碑，然后便是石桌石凳了。

毛泽东在石凳上坐下。他微微扬起下巴，看着远远近近的桃花。

陈伯达说，《红楼梦》贾宝玉看《西厢记》，正是桃花飘落的时候。

那是第二十三回，黛玉葬花，葬的应是桃花。

有人给毛泽东端来一碗茶水。

毛泽东说，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

叶剑英等人急急地跑过来，跑到毛泽东面前，立定，敬礼。

毛泽东拍拍身边的石凳。叶剑英就在毛泽东身边坐下了。

归去来兮。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古文观止》中说桃花的文章有几篇？

叶剑英说，有陶渊明的《桃花源记》。

陈伯达说，有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

人面桃花；桃花流水鳜鱼肥；桃花水豆腐胜似肉……毛泽东的思路铺张开来：元君理庭内，左右桃花蹊……什么是左？什么是右？

叶剑英说，从军事上讲，面向水流的方向，左手为左岸，右手为右岸。

什么是路线上的左？什么是路线上的右？

陈伯达接过毛泽东的话：“主席曾说，我们党有两个缺点，一个是‘左’，一个是‘右’。”

毛泽东说：“我研究共产党党史，在党史的字里行间，看见两个字：左，右。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

陈伯达说，左右之辨，奇正之循环……

毛泽东继续说自己的：有个词叫“过犹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

无风花自落，左一片，右一片。

毛泽东伸手捏着一片飞花。他说， 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越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

毛泽东端起茶碗，一瓣桃花落在茶碗里。毛泽东喝一口水，继续说：“稳步不前，右了；超过实际可能办到的程度勉强去办，左了。这都是主观主义。”军委工作的同志听说毛主席来了，都来到桃园。一看毛主席正说话，都静悄悄地站在一边倾听。

什么叫左倾？什么叫右倾？事物在时间、空间（特别是时间）中运动，人们观察事物如果不合实际情况，看过了叫“左”，看不到叫“右”。毛泽东看见延河岸上走着一位孕妇，手指指一指说：“……中国有句老话，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是说要自然地而不是勉强地达到目的。好像妇女生娃娃，七个月就压出来，就是左了。过了九个月不准出来，就是右了。”

大家扑哧地笑起来，毛泽东看见军委的同志，向他们招招手。

毛泽东说，本来做得到的，本应该办的，不去办，这就叫右倾保守；没有充分根据的，行不通的，去办，那就叫盲目性，叫做左倾冒险。

毛泽东说，一般地说，信心过高，容易犯左的错误；信心不足，容易犯右的错误。

两只喜鹊扑棱棱飞过来，打落桃花。

桃园三结义，是统一战线，是团结；两桃杀三士，是分化瓦解，是斗争。毛泽东说，搞斗争时要防左，搞团结时要防右。

一阵风吹来，桃花向左飘；又一阵风吹来，桃花向右飘。

毛泽东哈哈大笑起来：“这多像有些人，比如王明，斯大林刮左风，他就向左倒；斯大林刮右风，他就往右倒。因此，左也是他，右也是他。”

叶剑英说，我们现在不左不右……

毛泽东说，过去革命经过多少年，到延安之后才找到既不是陈独秀的“右”倾，也不是后来的“左”倾，而是不“左”不“右”之倾，那是花了很大代价才找到的。

毛泽东忽然问道：“‘左不栽桃，右不栽李’什么意思？”

陈伯达说：“我知道民间有‘前不栽桑，后不栽柳’的说法，还没听说过‘左不栽桃，右不栽李’。”

“这个得问俺，俺知道。”一个声音从桃园深处传来。

陈伯达左看右看，看见从桃花丛中走出来的是民间艺人韩起祥。

毛泽东起身站起来，上前牵起韩起祥的手，扶他在自己身边坐下。

“俺一个瞎子看不见，心中胡琢磨：左顾右盼使的是左眼右眼？左右开弓使的是左手右手？迈开双脚先迈左脚右脚？左思右想使的是左右哪个脑壳？左派右派是……”

毛泽东右手轻轻地拍着左手。

“老韩，别扯远了。毛主席问的是为啥说‘左不栽桃，右不栽李’？”

一阵大风吹来，桃花瓣，飞如雨。

后来传说——

毛泽东说，此地可以秉烛夜游。

后来传说——

毛泽东离开后，盲人韩起祥对人说，毛主席下颏上的痦子偏左一点。“你看见了？”听者都笑了，“你看见他婆姨没？”韩起祥答：“左看桃花红，右看杏花白……”

（作者有删节。注释略。）

 

胡松涛，作家，学者。著有《毛泽东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辋·王维》《〈心经〉初见》《民间的阳光》《嚼雪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