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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广澜（1903-1969）

曾广澜是我的外婆，江西省吉安县永和镇锦源曾家村人。她是共和国36位军事家之一蔡申熙的夫人，曾任红四方面军妇女团团长，是我军少有的大革命时代参加革命的女军人，也是我军极有传奇色彩却并不为大众熟悉的女革命者。

1932年10月，在丈夫牺牲后，外婆身背当时才两岁的我的母亲蔡萍迹，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的大转移，转战五省三千里。1935年5月，又随红四方面军长征，两过雪山三过草地，后又参加了西路军，征程浴血，九死一生。作为她的后人，她对我们来讲也是谜一般的人物，坎坷的人生，传奇的革命经历，在此愿意同大家分享。

假扮夫妻成就了一段革命姻缘

外婆曾广澜出生于1903年，一家普通农户，她是家中5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上有两哥两姐。她出生时因父患重病，家境已败落赤贫。两岁时父亲去世，10岁时母亲也病故，后被伯母和大嫂送给邻村人做童养媳，少时的苦难经历，练就了她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性格。

外婆1926年参加共青团，1927年入党，1928年调南昌中共江西省委工作，担任机要通讯员。她本无文化，在江西省委工作时，曾参加过几个月的学习，所以初通文墨。

外婆是江西人，外公蔡申熙则是湖南人，而且两人的经历有极大的差异。外婆是童养媳出身，还大三岁。外公虽然也是贫苦出身，但他毕业于醴陵的渌江书院，相当于今天的高中。他是广州讲武堂黄埔军校一期生，文武双全。外公长相英俊，但外婆长相并不出众。

他们的姻缘起于革命。外婆工作在江西省委，组织上决定，让她给蔡申熙作掩护，蔡申熙当时的任职是江西军委书记，因为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以及他是黄埔生，所以国民党军队当中有很多人认识他。外公当时已被国民党多次通缉，加上当时租房以及外出办事，若都要他亲自出面的话，危险程度会很大，所以组织上派外婆以蔡申熙妻子的名义去照料。结果，在工作生活当中的相处，两人产生了爱情，所以他们经组织批准就结为了真正的夫妻，于1928年11月正式结婚。

1929年，蒋介石调湖南人鲁涤平任江西省主席。鲁涤平认识外公，他所带的部众也有许多人认识他，这样一来，外公在南昌很难待下去，当时的中央军委就决定调他去赣西南东固地区，准备任职当时的红军军长。

外公离开了省城，当时给的任职是江西东固第一游击纵队的总指挥。外婆则留在了江西的军委机关，此时她怀孕接近临产，但不久之后省委机关又遭敌人破坏，我母亲刚出生不到10天，外婆被迫转移。

关于我母亲蔡萍迹的出生年月，她自己档案都搞不清楚，记载不详。有说是1930年3月，还有一说是1930年9月。经过我的考证都不对，应该是1929年的年底12月左右。

外婆回忆，当时离开南昌的时候，她们是乘船。中途听说红军部队正与敌人作战，她们就随机下船，找到了外公的部队。此时，正在打仗，帮着抱孩子的战士打散了，外婆立即回头到战场上去寻找。三天以后找到我母亲的时候，她已经奄奄一息，当时正是寒冬腊月，天寒地冻。如果我母亲是出生在3月或9月的话，哪里来的寒冬腊月天寒地冻之说呢？母亲也算是初入襁褓即参战吧。

外公、外婆在东固根据地候职了几个月，因为各种原因并没有接任到职务，中央军委又决定将他们夫妻调回中央军委候命。此次调到上海是参加中央军委的高级训练班，地点是在上海的成都路附近。据外婆回忆，当时军委训练班的这些高级干部都是在前后两座小楼中。当时出面办事儿采买，都是由外婆和彭干臣的夫人江鲜云两人操持。

这个训练班当时的主讲是周恩来和刘伯承，里边的学员一共有30多人，包括后来鄂豫皖的邝继勋、曾中生、许继慎、陈赓都在其中。

1930年夏天，外公被任命为中共长江局军委书记，为执行立三路线总暴动的任务去了武汉。外婆当时是留在了上海，后因上海的机构被破坏，当时组织上又决定让外婆去武汉找外公。

外婆到武汉时间不长，中央又决定派留苏回来的刘云接替军委书记，让外公到下边去组织红十五军，外婆便带着孩子随外公去鄂东南蕲黄广地区去组建红十五军。

不久，外公带领红十五军离开了鄂东南的阳新，转战去开辟新区。因为战事紧张，决定将外婆及幼女留给新的党组织照顾，外婆被安排在阳新游击区红军医院工作。

外婆有生以来第一次与“老蔡”动手

这里又有一个谜，就是外婆在鄂豫皖根据地找到外公后，她在红四方面军的任职问题。

根据外婆自己的回忆，她到达军校见到外公后，一家三口曾经有过一个较稳定的生活时期，她任职彭杨军校的供应科。但是又有其他的文章说她任红四方面军四军十师的政保局科长。

按照我的分析，外婆是在彭杨军校直至外公1932年7月紧急调任红二十五军军长时，才与外公分的手。1932年9月，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彭杨军校编入了作战部队。此时，外婆才随军校编入了红四军十师，但是否在此时任过师政保局的科长，却不得而知。

据外婆回忆，1932年9月14日至15日间，红四方面军四军十师与红二十五军在安徽金家寨汤家汇地区会师。14日这天晚上，她带着我母亲见到了外公。当时，她与外公争吵要求随红二十五军行军，外公不吭声。其实是因为战事繁忙，他不想让外婆上第一线，这也是他们相处的最后一晚。这一晚发生了什么？

从1932年7月份算起，外公紧急调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离开了军校，他们已经有两个多月未见面了。再见面，外公就像变了一个人，又黑又瘦。外婆心疼地掉下了眼泪，追问外公身边的警卫员。警卫员心痛地说：“因行军、作战，蔡军长忙的吃饭没规律。加上大撤退，整个部队粮食也很紧张，时常没饭吃。指挥部队又很少睡觉，才成了这样。”

外公没有说话，只是紧紧地抱着许久没有见到的女儿……良久，他向外婆询问道：“孩子怎么样了？”在敌人对根据地不断围剿的环境下，孩子严重营养不良，两岁多了，尚走不稳。

见状，外公对外婆特别叮嘱：“如找到有卖鸽子、鹌鹑、斑鸠之类的禽鸟类，买了给孩子炖一点汤喝，能够帮助孩子尽早恢复走路，这也是咱们南方老家的土方子。”

当天晚上，外公开了各种会议，忙到深夜才回家。外婆一直在等候他回来，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带着孩子和外公的部队一起行军。

在这个家庭中，外婆称呼外公为“老蔡”，其实她比外公还大三岁。自从党组织派她与外公相处工作时，就对外公的为人和稳重老练的做派佩服得五体投地。

深夜里，外公疲惫不堪，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了住处。外婆曾回忆说：“那晚我们住在一个南方大祠堂式的房子里，天气暴热，我连忙为老蔡打水洗脚，述说着离别相思之苦。”

后来，外婆对当晚的情景又作了详细述说。由于好久未见外公了，外婆有一肚子话想对他说，却只见外公疲劳得一声不吭睡着了。看他这样顾不上搭理她们娘俩儿，外婆想着带孩子的委屈，误认为外公没有把她们母女放在心上。于是，便使劲儿敲打外公的身体。

外婆回忆到此懊悔心痛地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与老蔡动手，可怜你外公从睡梦中惊醒，不知所以然，以为出了紧急情况急忙去搜枪，连洗脚盆都被踏翻，搞得两个人浑身都溅湿了，只能相视而笑了。”

这段故事，外婆多次向我们后代们叙述，每叙述这件事时，仍然会泪流不止，后悔误会了外公。外公向外婆交代说他带领的部队是主力部队，随时会上火线，这也就是他不愿意带妻女随军的想法。但这一晚，他最后还是答应了外婆的请求，让妻女随二十五军军部行军。

尽管如此，因外公军务繁忙，直到他10月10日牺牲，这二十几天时间里，全家人就很少见面。

外婆热泪盈眶地说：“这一晚是我与老蔡最后相处的日子，当时如果不随二十五军走，恐怕我在老蔡牺牲的最后时刻，也不可能在他的身边。”

两千里艰难寻夫 数次被捕遇险

1931年的春天，新旧已是两年了，外婆和外公一直没有通过音信。当时，国民党报纸登载说，红军的十五军军长蔡申熙被俘了。可是外婆和同志们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蔡申熙绝不会被反动派活捉，要么是被内奸所害，要么就是牺牲了，要么继续活着，正和敌人做坚决的斗争。她无法忍受这思念的煎熬，因此她向鄂东南特委提出，请允许她过江去打听蔡申熙的下落，组织上批准了，并派了武装把她送出了封锁线。

外婆带着三岁的孩子突破了敌人封锁线后，从阳新的富河乘坐一艘到江北苏区去做生意的民船，到达富池时，船被当地的民团扣留了起来，她们母女两人也被扣押起来。但是，因为行前有准备，她和船老板谈好，就说和船老板是亲戚，搭便船过江走亲戚。后因船老板的朋友很多，船又被继续放行。

外婆还是搭这个船，冒险渡过了长江，通过了武穴。她在广济见到了县委书记蓝文峰，蓝书记告诉她说蔡申熙并没有牺牲，而是经过了数次国民党围剿的战斗考验，他的军队由少到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打败了敌人的许多次进攻建立了苏区，并且在广水县双桥镇大捷当中，活捉了国民党军官岳维峻。最后他说蔡军长受了伤，现在后方办一个革命干部学校并且养伤。但那儿离这里有2000多里路，要经过许多极其危险的封锁线才能到达。他告诉外婆不要去，但外婆执意坚决要克服一切困难去找外公，县委书记也只能同意了。

县委的同志请来一位比较可靠的农民扮成她丈夫，替她抱孩子，化装成一对外出逃荒要饭的夫妇，他们日夜赶路，风里雨里，人都病了。外婆得了疟疾病，孩子也拉肚子，他们实在走不动了，就借住在一家老百姓家里，这里离红军的游击区已经不远了，反动派在这里的统治特别严。

当地的军警派人来检查，外婆就按照县委书记布置的话说，可是那名男子被敌人吓住了，他不敢承认曾广澜是他老婆，他只说是曾广澜拿了三块银洋请他来挑孩子的，这么一来情况就严重了。

外婆暗地里示意他不要乱说话，可是他说：“你的命难救了，可我要救我自己的命。”

敌人认定外婆是红军的侦探，她不承认，敌人开始恶意地辱骂她，然后对她用刑拷打。第二天把她押走时，她走不动路，看押她的人狠狠地打了她一枪托，打得她跌出一丈多远，还破口大骂：“土匪婆，红军叫你翻山越岭你也能走，我叫你走平路你还不走，不走就打死你。”还推子弹上膛，准备枪毙她。旁边匪兵劝阻，说团长说过，女土匪婆可以卖掉，这才拣了条命。

当晚三人被关押到一间大庙里，这里实际上离红军根据地只有40里路，敌人打算如果红军晚上打过来，就地把他们杀掉。天黑了，敌人来了两个人，查看他们三人，并说今天晚上上面决定要解决三个犯人。

等到天亮了，敌人也没有行动，原来是团长要亲自审问他们。团长问：“你是那个男人的老婆吗？”外婆始终咬定说：“是！”他又问那个男子，那个男子还是不承认是他老婆，但是也没乱说了。

外婆对匪团长说：“原来我有丈夫，因为丈夫外出打工并没有回来，我不知丈夫是生是死，只能出来寻他。因生活无计，只得找了这个人做丈夫，当然时间不长，这个人看见我出了事情，因此就不承认我是他老婆了。”

匪团长听了她这番话还是半信半疑，结果又把她吊起来捆打，打个半死不活。然后用船把她送到蕲春县去坐牢，一起被押过去的有10多人。到了蕲春县牢里，她被戴上了脚镣手铐，坐牢又是几个月，可怜她的孩子也跟她在牢里受罪，生了重病险些死去，她和孩子的头发几乎全部脱光了。

敌人关了他们有半年多，由于没有找到外婆的确实材料，同时那男子又没有确定的口供，最后决定还是把他们放了。那男子一放出来就立即溜回家了，外婆没办法，只能带着孩子沿路讨饭继续寻找。因为人生地不熟，结果又走回广济县原来的地方了。

外婆又找到了蓝文峰，那名扮作她丈夫的男子早已到家，县委早就知道她的情况。书记说：“你九死一生，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我们怎么向蔡军长交代呀！”

此时，县委的同志问外婆打算怎么办？她还是坚决要去找外公，县委没有办法，只得派了十几位同志，护送她去苏区，这次将孩子留给了蓝书记照顾。

经过了十几天的周旋，他们已经临近苏区了，在越过最后一道封锁线的时候，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当地有一个风俗，如果女子是二嫁的时候，一定要坐夜轿，于是他们就扮作接亲的，有的扮轿夫，有的装成是挑礼物的，有的敲锣打鼓，在一个漆黑的晚上成功越过了封锁线，这样到了苏区地界。没几天，出乎外婆的意外，蓝书记派专人把我的母亲蔡萍迹也送过来了。

到了苏区，她们先是住在安徽金家寨的一个中心县委书记家里。外婆由于身体太虚弱了，不小心摔了一跤，结果脚被火盆里的火给烫坏了。休养了几天，脚还没好，因为想早日找到外公，外婆请求组织上护送她去外公所在的地方。因为又要经过商城县南部反动统治区，才能够到达新集北部的丁李湾彭杨军校。见到了外公，我母亲蔡萍迹完全不认识自己的爸爸。

这就是外婆两千里艰难寻夫，数次被捕，几乎被枪毙的经历。

去世前 将两只沾满鲜血不能飞的鸽子给女儿

在红四方面军最危急的第四次反围剿军事行动中，外公肩负重大责任。1932年9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主力进驻金家寨燕子河镇（当时属于霍山县）。9月27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在此地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史称“燕子河会议”。会上，外公作为军委会参谋长，首先介绍了敌我态势，形势极为严峻。参会人员包括当时鄂豫皖苏区的党政军几乎全部领导人。为了这个会，外公已经数夜未眠。外婆心疼得没有办法，只能熬点汤水让外公喝上一口。同时，也禁止小女儿纠缠爸爸。

10月8日，我军主力投入了决战，全歼敌胡宗南第一师的一个团。下午，红二十五军军部进驻黄才畈。随之，苏区的领导中心也入驻黄才畈。此时的战斗前线在仙人洞，其距黄才畈五里之外。在这里，外婆曾经力劝外公不要到前线去，她对外公说：“苏区领导都在这里，此刻你待在这里，也许会有什么事找你。”

外公一听发了火，瞪着眼睛对外婆说：“我的部队担负阻击敌人、保护这里的重任。战士们已连续作战几十天，缺衣少食无弹药，疲惫不堪，此刻军长上前线才有士气。你也是老战士了，不会不懂这个道理吧？”

其实，这不仅是外婆个人的意见，苏区领导也都对外公说过，马上就要召开联席会议，希望他留下来，让七十三师师长王树声指挥即可。但是他没有听劝。

1932年10月9日，他率领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在河口仙人洞，与他的黄埔同学黄杰的国民党军第二师正面交锋。在敌我双方激烈地厮杀中，他不幸腹部中弹，躺在担架上继续指挥作战，拒绝指挥部后撤，为正在召开的黄才畈会议阻击敌人，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夜里，外公被担架抬回了二十五军军部。正在开会的所有领导来看望他，只见他的鲜血仍然从绷带里往外淌，整个担架都被染红，鲜血透过担架滴落到下面的黄沙中。

二十五军军政委王平章将情况告知了外婆，她急忙赶到黄才畈红二十五军军部，与外公见了最后一面。

外婆赶到时，外公在弥留之中尚能言语，时而昏迷。外婆紧紧搂着外公恸哭。外公为外婆拭去泪水，喃喃而语：“广澜，对不住了！怕是不能陪你们了。别把女儿抱来，别吓到孩子。你一定要坚持到底，死也要死在革命路上！”

这句话外婆牢记一生，直到她的生命终结。外婆坚持把女儿抱来，让孩子靠近爸爸。

外公叫警卫员把挎包打开，将里面两只沾满鲜血不能飞的鸽子给女儿。

由于军情紧急，随后便匆匆地在军部后山坡埋葬了外公，外婆是被当时的红十师师政委周纯全派人架走的。

对于外公的牺牲，徐向前元帅在他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一文中，是这样描述的：

“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负重伤，第二天也牺牲了。牺牲前，我去看了他，那天正在下雨，他躺在床上疼得没办法，要人补他一枪。我安慰他之后就急忙指挥部队去了。蔡申熙同志是红十五军的主要创始人，对鄂豫皖红军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不仅具有战略家的胆识和气度，而且在历次战役战斗中机智果敢，勇猛顽强。因而在红四方面军中具有很高的威望。在河口镇地区战斗中，他身负重伤后仍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直至坚持到胜利，充分表现出一个杰出的红军高级指挥员的责任感和无畏精神。他的牺牲是红四方面军的重大损失，大家都很难过。”

埋葬了外公后，部队马上就开始了西征战略大转移。当时红四方面军四军十师的二十九团，是外公任红十五军军长时候的老部队。外公牺牲时，曾嘱托过交通队长王友均要照顾好他的妻女。外婆回忆王友均没少帮她背着孩子行军，越过平汉线离开了苏区。接下来的三千里路，五省区的转战，外婆带着巨大的悲痛，背着幼女涉汉水，跋巴山。

她是鄂豫皖苏区红军西征中的十几位女战士之一，徐向前元帅在回忆录中写道：全军共计14400人，其中仅有十几个女同志，包括张琴秋、曾广澜、林月琴、汪荣华、何福祥、刘伯欣、王泽南等（近些年来的考证，从鄂豫皖苏区西征过来的女红军，应该是有三十几位）。

红四方面军到达通江、巴中前，外婆一直是随着四军十师的部队。1932年12月，在外公蔡申熙牺牲两个月后，在战斗中得以喘息的时候，在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琴秋的主持下，为蔡申熙、甘济时（原红十师师政委）等牺牲在突围战斗中的红军将领举行了追悼会，地点是陕西省汉中平羌县。外婆在发言中泣不成声，几近昏厥。

2006年，我是在中组部组织的“蔡申熙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期间来到了黄才畈。从外公曾经滴血的土地上取回了一抔黄土，祭洒在外婆及我母亲蔡萍迹的骨灰盒中。（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