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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2021年第3期|于坚:棕皮手记(上)
来源:《芙蓉》2021年第3期 | 于坚  2021年06月23日08:40

屈原之忧

屈原的深刻在于对“去终古之所居”的烦、忧虑、操心。“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乱曰: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就是离乡去国之忧。这种忧心两千年前在世界思想中相当罕见,世界思想的主流是生活在别处、进步主义、破旧立新。“去终古之所居”意味着“温故知新”这一人类命运的最高真理将失去根基。二十世纪非此即彼的极端主义盛行,乃是故乡不断地被拆迁的结果。历史虚无主义是故乡的敌人。无故,失去故乡,意味着中庸失去尺度,这是巨大的危险。马克思曾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指出了一个异化的、单向度世界的到来。失去故乡这个最古老最强大的长城会发生什么?我们今天已经深刻体验着了。这种“文明”其实就是同质化。同质化为瘟疫开辟了传染的方便快捷之门。死亡以亘古未有的速度席卷全球。最近两年中,不断听到世界传来一阵又一阵古老的、久违的关门之声。

关,汉语的意思是,以木横持门户也。在汉语里这个字非同小可,“事物的枢纽或重要的转折点”。这根木头事关生死。关系、关键。

“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潜)这是一种已经日益被淡忘否定的世界观。迷信未来,人类今天已经很少再温故知新,不再想“去终古之所居”“归去来”“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等问题。不去想“未知生,焉知死”这种孔子的问题,不去想“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钺之诛,而为此乎?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丑,而为此乎?将子有冻馁之患,而为此乎?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这种庄子的问题,不去想屈原的问题、陶潜的问题、哈姆雷特的问题……去终古之所居。对于屈原,乃是存在的丧失。正是由于屈原们的伟大警告,中国传统一直坚守着故乡,这次瘟疫之所以没有重创世界最大的族群,我以为某种程度上,乃是得益于故乡一息尚存。

“去终古之所居”乃世界文学的不朽母题,无论屈原、荷马、但丁、李白、杜甫、苏轼,还是曹雪芹、普鲁斯特、乔伊斯……无不在这一母题的丰富阐释中成为伟大的、不朽的。

洪水

庚子年六月,洪水肆虐中原,微信上流传着各种洪水图像,最惊心动魄的是人们穿越洪水抬着死者去举行葬礼,不顾洪峰随时会将他们吞没。死亡不是一件马革裹尸的便宜之事。披红挂彩的棺木在洪流上漂,亲人跟随,喇叭笛子哀歌响彻江面,令人震撼而感动。很久没看见这样的葬礼了,它们几近于被遗忘,洪水将古老的中国葬礼从时间的黑暗里捞出来,令人沉思。

人们已经习惯了现代殡仪,死者自医院穿上裹尸袋送进电梯,运到火葬场火化。无论死于瘟疫、恶疾、长寿,还是德高望重、丰功伟绩,三尺微躯都是一个待遇,躺在电动运输车上,进入那道铁门,然后工人一按开关。

有句老话叫作死给谁看。死是给活着的人看的,死亡无法看见死亡。葬礼就像一出戏剧,导演就是死者自己的一生,怎么个死法?曝尸荒野,死无葬身之地。“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礼记·曲理下》)怎么死,取决于人生在世的质量,如何生,如何在世?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如何知生决定着如何去死。

名这个字由一个夕和一个口组成,据说意思是在黑夜将至的时候,看不清人的面目了,只能点名,应名而出。

胡适认为:“‘名’即是文字,即是写的字。‘名教’便是崇拜写的文字的宗教;便是信仰写的字有神力,有魔力的宗教。”(胡适《名教》)

名即其人,语言即人。名教,就是一个名脱离现实之肉身进入了真理之界,成为不朽之文字,可以施教了。名才是死亡(存在)之敞开。名令死亡存在。杜甫这个名就是一个教堂。苏轼,就是一个教堂。白居易就是一个教堂。教堂也是规模不等的。子曰:“必也正名乎。”死亡乃是正名的时刻。“重名教,以矫衰弊之俗。”(曾巩《上杜相公书》)这个名如何,葬礼是一种评价。名副其实,名必有重量。徒有虚名,名必死。

鲁迅逝世,抬棺者在他的灵柩上覆盖了三个字“民族魂”。鲁迅是一座白话文的教堂,名教之教堂。鲁迅的有些意思或者已经模糊,不像文章刚刚出炉时候那么犀利,但“鲁迅语”依然清晰可辨。纳博科夫说,文学是如何写的历史。

传统的葬礼各个不同,礼是一个。礼是空间性的,意味着人的位置不同。这个位置是人一生自己选择经营的结果。存在先于本质,先于名,名只是在死亡之际才落实。葬礼依据人们与道的距离。“不得好死”是中国人最忌讳的。

葬礼是生者献给死者的一件作品,必须美轮美奂。美是实用的,在死亡到来时,更显其美。美的葬礼意味着死亡不是悲剧而是喜剧。

曹雪芹写过多场葬礼:“一时只见宁府大殡浩浩荡荡,压地银山一般从北而至。”“不下百余十乘。连前面各色执事、陈设、百耍、浩浩荡荡,一带摆三四里远。”“彩棚高搭,设席张筵,和音奏乐。”

庄子说:“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是什么令人向死而生?语言,就是名。如果名只是善吾生而不善吾死,死亡就是回到动物性的无名。

可以说,人的一生只是为了一场葬礼,死得其名。如果死亡是可以信任的,死得其名,人生之向死而生才会安心,不怕死亡。向死而生,人是在死亡中获得尊重,获得礼遇,获得永生。葬礼郑重其事,即使在洪水中也丝毫不能马虎,生者心之所系焉。此生可以置之度外,死必须有尊严,因为那才是不死的开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杜甫)身后事是形而上的、不朽的、山高水长的。

葬礼和过节一样隆重,吹拉弹唱,披麻戴孝,就像一篇文章,极美。曝尸荒野之可怖就是因为没有葬礼,死给谁看?

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中国人追求一种彼岸而又在世的形而上,死亡就是进入没有肉体的实名,某种形而上的在场,在世之名乃是虚名,死亡才令人实名。身体已没,而名必称。所称之名是美名还是恶名,非同小可。名意味着死亡令死者成为一种精神性、形而上的存在。无名之死,意味着动物性的死亡。死亡令人实名,也令人回到动物性的黑暗无名。死亡,那就是成为形而上、不朽、精神性的存在,成为名,成为文,成为牌位、祠堂、遗像、榜样、楷模的开始。

海德格尔所谓的常人就是无名之人。

写作追求的正是一次次当下的死去,匿名,朝着千秋万岁名。语言乃是作者的葬礼。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这个名是超越之名、无身之名、语言之名、永垂不朽之名。垂在何处?此岸。所以孔子、庄子、李白、杜甫、苏轼不灭,他们活在名的教堂中。

现代西式的殡仪馆将尸体当垃圾处理,又没有牧师到场。人对死亡没有信任、敬畏、尊重、期待。死亡如此简陋、冷漠、恐怖、庸俗、机械,如此可怕,谁不怕死?人生只是及时行乐,逃避死亡。

如果有一场美的葬礼在终点等着,谁会怕死,谁又不热爱生活,活泼泼地向死而生,以获得这样的美的逝去?

王阳明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先生死于名教,他已经完成了一座文教的教堂。亦复何言!

现代死亡不过是一只黑色塑料裹尸袋,死于速灰(火化),何必文章,没有文章,谁不怕死?道在物与非物之间。物,因为道是变化的,不是概念。非物,它不能从细节感知,此在于此,而是无所不在,不属于任何一双手。

先于语言即先于人。语言是道的在场。

蜃盛溺

多年前我在印度孟买的一条小街上,发现一个小店,里面卖首饰、珍珠、黄金什么的。有一个贝壳做的容器,很美,我仿佛看见了沙滩。那是店里最便宜的,才合几块人民币。带回家,我发现它很难用,底部是椭圆的,碗也不行,盒也不行,不稳。我就搁在一边,忘了。今天抄《庄子》,到了一段,云:“夫爱马者,以筐盛矢,以蜃盛溺。适有蚊虻仆缘,而拊之不时,则缺衔毁首碎胸,意有所至而爱有所亡。可不慎邪。”(庄子《人间世》)其中的蜃,就是蛤壳。忽然想到那个贝壳,可以当瓢用。不必接马尿,可以接一瓢水,去浇花。好大的一个瓢呵,一盆花,一瓢足矣!

意是有“筐盛矢,蜃盛溺”。爱是无,无意味着意义的无涯。意义永远是单向度的。志在必得。爱是无。这位爱马者一旦将爱降为一个意义,爱成为有,爱就消亡。

写作是写语言还是意义?写语言是爱。写意义是将语言当作表达意义的工具。

“无意义,我的朋友,这是生存的本质。它到处、永远跟我们形影不离。甚至出现在无人可以看见它的地方:在恐怖时,在血腥斗争时,在大苦大难时。这经常需要勇气在惨烈的条件下把它认出来,直呼其名。然而不但要把它认出来还应该爱它——这个无意义,应该学习去爱它。”

无意义就是爱。没有为什么。如果颜真卿写一个“溺”字,必不是因为这个字的含义,而是这个字的形状,书写这些笔画的爱。他无法将这个字写得像这个字的意义那样恶心。这是一种更深刻的形而上,无意义之美,而不是合目的之美。

(未完待续)

于坚,1954年出生于云南昆明,祖籍四川资阳。“第三代诗歌”代表人物。著有诗集《诗六十首》《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只有大海苍茫如幕》,散文集《人间笔记》《棕皮手记•活页夹》《丽江后面》《云南这边》《老昆明》等四十余部。曾获鲁迅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人、年度杰出作家奖、人民文学诗歌奖等。作品被翻译成法、日、德、英等十余种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