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马拉，1978年生。在《人民文学》《收获》《十月》等文学期刊发表大量作品，入选国内多种重要选本。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余零图残卷》《思南》《金芝》《东柯三录》《未完成的肖像》，中短篇小说集《生与十二月》《葬礼上的陌生人》《广州美人》，诗集《安静的先生》。

行星偏爱未知的引力

马 拉

作为墓地的威尼斯

1996年1月27日晚，布罗茨基带着手稿走进书房。没有人想到，这是他在地球上的最后一个夜晚。28日早晨，家人发现布罗茨基躺在书房的地板上，安详地睡去，他没有脱衣服。和他曲折的一生一样，尽管他是一个被放在显微镜下观察的诗人，他内心的轨迹依然是一个谜。没有人知道布罗茨基准确的死亡时间，只能推测是在28日凌晨两点左右。至于死亡的原因，可能是折磨他多年的心脏病。布罗茨基作为一个美国俄语诗人死去，最终葬在了意大利小城威尼斯。

美国著名评论家，也是布罗茨基的好友苏珊·桑塔格说：“威尼斯是布罗茨基理想的归宿，因为威尼斯哪儿都不是。”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论断，重点在于“哪儿也不是”。它形象地概括了布罗茨基一生的历程。从苏联到美国，这是一条看似清晰的轨迹，从精神认同感上，布罗茨基并没有清晰的地理概念，对他来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深刻的东西，语言和精神的自由感。这也是布罗茨基流亡的内在动力。和出生一样，一个人不能选择出生地。葬于何处，也并不见得有真正的自由。遗嘱写在纸上，或者被说出，它并不具备行动上的效力。布罗茨基也没有权利选择他的葬身之处。可能是彼得堡，这曾经作为一个提议被考虑。选择威尼斯，有偶然的因素，在布罗茨基好友维罗尼卡·施尔茨和贝涅杰塔·克拉维里的努力下，威尼斯市政局在圣米歇尔墓园给了诗人一块墓地，他得以长眠威尼斯。

布罗茨基在和沃尔科夫的对话中曾谈到这个墓园，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也葬在那里。布罗茨基可能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成为庞德墓地上的近邻。和布罗茨基不同的是，庞德曾长居威尼斯，而布罗茨基不过是威尼斯冬天的访客。据诗人自述，他有两次机会和庞德见面，却都遗憾地错过了。布罗茨基两次接到意大利斯泼莱托艺术节的邀请，主办方告诉布罗茨基，庞德想见他。第一次他还在苏联，第二次他已经到了伦敦，并且买好了前往斯泼莱托的票。第一次不能到访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第二次来自更明确的抗拒。苏联驻意大利大使向艺术节组委会抗议，如果布罗茨基出现在艺术节上，那么，彼尔姆芭蕾舞团就不能来意大利。此时的布罗茨基已经完全自由，彼尔姆芭蕾舞团却不是，这一次出访机会对舞团来说可能是唯一的一次。出于善意，布罗茨基放弃了。他和庞德错过了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同年，庞德去世。这是1972年。

1977年，威尼斯双年展，布罗茨基和苏珊·桑塔格一起来到了威尼斯。苏珊·桑塔格在街上碰到了奥尔迦·拉治，她是庞德的女友。她邀请苏珊·桑塔格去做客，苏珊·桑塔格不想一个人去，她邀请布罗茨基和她同行。关于这次会面，布罗茨基在《水印》中有详细的记载，和友人沃尔科夫的对话中，他再次谈到了这次会面。这是一次不太愉快的会面，奥尔迦·拉治一直在为庞德的法西斯主义和反犹主义辩护，在她看来，庞德既不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更谈不上反犹主义，因为“他的一些朋友就是犹太人，包括一个威尼斯的海军上将”。考虑到布罗茨基的犹太人身份，他对这些言论自然会抱有天然的反感。尽管如此，布罗茨基还是给予了庞德在诗歌领域的客观评价，毕竟布罗茨基很早就将庞德的某些作品翻译成了俄语，这对布罗茨基来说并不容易。他一直是个苛刻而挑剔，同时带有极端倾向的诗人，认可的诗人并不太多。

在对这次会面的回忆中，布罗茨基说“埃兹拉·庞德是个大人物，事实上，他就是个行业”，从措辞上看，布罗茨基无法压制对这次会面的反感，尤其是对奥尔迦·拉治言论的反感，这当然有后期整理的影响。回忆往往会加强场景中的情感效果，从而让部分感觉得以放大，独自成立。对奥尔迦·拉治的描写中，布罗茨基的用词几近尖酸刻薄，他写道：“他（庞德）仍然被我的一些朋友欣赏，而我现在要去看他的老女人。”“只是出于礼貌，我没有打断这位女士；她讲的那些都是垃圾，但她相信这些垃圾。”“这个老妇状态很好，处境也还过得去；最重要的是，她从自己的信念中得到安慰——这种安慰，我觉得，她会竭尽全力维护的。”注意这几个关键词，“老女人”“垃圾”“老妇”。如果不是出于对庞德诗歌成就礼貌的尊重，布罗茨基用出更极端的词也并不奇怪，他并不是一个忌惮极端用词的人。就在《水印》中，他写到了一个他讨厌的人，直接用上了“人渣”这个刺激的字眼，而且不止一次。“他是个人渣建筑师，他的那种可怕的战后信念对欧洲天际线造成的损害比二战时期任何纳粹德国的空军还要多。”“后来，我听说她和那个人渣离了婚。”布罗茨基对这次会面的厌恶感当然不是针对奥尔迦·拉治个人，而是她着力为庞德辩解的法西斯主义和反犹主义，它像幽灵一样缠绕不散，这才是最核心的问题，实际上奥尔迦·拉治也是被伤害与被侮辱的对象。在这个前提下可以理解，布罗茨基真正反感的是极权体制对个人的侵害。这也是为什么布罗茨基看到诗人的胸像时“一种厌烦感突然坚定地攫住了我”的真正原因。所以，当苏珊·桑塔格说出“但是，奥尔迦，你肯定不会认为美国人是因为埃兹拉的广播节目对他发脾气吧。因为如果仅仅是由于他的广播节目，那埃兹拉将会是另一朵‘东京玫瑰’”这句话时，布罗茨基对这句话的评价是“这是我有生以来听到过的最伟大的回复”。鉴于布罗茨基一贯的语言风格，通常的极端化倾向，此处的“最伟大”仅仅意味着强烈的认可，而并非实质上的最伟大。同时，在这句话里也包含了布罗茨基的态度，出于对诗歌的热爱，他能够理解庞德诗歌的重要性，却无法接受政治或者社会学意义上的庞德。

从1940年开始，庞德连续在罗马电台发表讲话，抨击罗斯福，支持墨索里尼，这在布罗茨基看来是不可原谅的。1944年，庞德在意大利被美军逮捕。1945年被押回华盛顿，面临审判时因神经错乱症被送进疯人院。庞德被关进疯人院，显然是出于保护策略，避免被处死的命运。布罗茨基对此应该感同身受，他也有类似的经历。面对这样一位诗人，布罗茨基感情复杂，他想到的是诗人的命运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在奥登看来，一个伟大的诗人如果犯了罪，应该先给他颁奖，然后再处死。这意味着，奥登认为诗歌与罪恶应该有一个区分，各自拥有各自的领地。他也是这么做的。奥登赞成颁给庞德波林根诗歌奖，而弗罗斯特则为庞德争取到了赦免。正是在这两位布罗茨基敬重和热爱的诗人的努力下，庞德1949年获得了波林根诗歌奖，1958年美国政府撤销了对庞德的指控。这一切发生时，布罗茨基还处在他的童年时期。成年之后，他对庞德的态度也许受到了奥登和弗罗斯特的影响。即便如此，庞德也从未进入他的大诗人名单。1988年，此时距离庞德去世已经16年，布罗茨基在意大利都灵首届图书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了题为《如何阅读一本书》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布罗茨基向读者推荐了上百位他认为值得阅读的诗人名单，其中没有庞德的名字。英语这个语种，他推荐的是弗罗斯特、托马斯·哈代、叶芝、T.S.艾略特、温·休·奥登、玛丽安娜·穆尔和伊丽莎白·毕肖普。他对庞德的评价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作为一个诗人，他得到了奖赏。作为一个人，他也得到了他理应得到的东西。在我看来，他作为一个诗人所得到的东西，甚至超出了他理应得到的东西”。所谓超出的部分，可以理解为在布罗茨基的评价体系中，庞德作为一个诗人的伟大是有限的。

威尼斯可以说是布罗茨基最为热爱的城市，他为它写下了长篇散文《水印》。和这个书名一样，这是一座举世闻名的“水城”，到处都留下了“水”的印记，“水”是威尼斯得以存在的依据。对布罗茨基来说，威尼斯不仅是一座城市，它也是一个精神的地标。他对威尼斯的向往由来已久，这种向往带有强烈的精神色彩，不光是建筑和人文风光。十二岁左右，布罗茨基读到了米哈伊尔·库兹明翻译的法国作家德·雷尼耶的四部小说，有两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在冬季的威尼斯。不久之后，他得到了一本《生活》杂志，其中有一组关于威尼斯冬季的摄影报道，白雪覆盖着圣马可广场。看到那组照片，布罗茨基的感觉是大脑短路了。稍后，布罗茨基生日，他热烈追求的女孩送了他一套明信片作为生日礼物，那是女孩的祖母从威尼斯带回来的。后来，布罗茨基又看到了维斯孔蒂和博加德的电影《魂断威尼斯》，博加德坐在蒸汽轮船甲板椅上的长片头深深打动了他。这四件和威尼斯有关的事件都发生在布罗茨基的少年时期，可以猜测，这让布罗茨基对威尼斯产生了最初的想象和向往。这四件事中，只有一件和现实生活产生关系，他喜欢的女孩送了他一套明信片。对一个情窦初开的男孩来说，明信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仪的女孩送了他明信片。这个行动中，情感意味大于实物本身。只是碰巧，明信片的内容关于威尼斯。小说、摄影照片和电影，更多地和艺术发生关系，这是一种内在的审美判断。那么，对布罗茨基来说，威尼斯显然是一个审美对象，它有着内在的精神驱动力。一个有意思的巧合是，这里面多半提及的是冬季的威尼斯，而布罗茨基确实也更喜欢冬季的威尼斯。这和他的假期有一定的关系，他的教学工作对他的行动有所限制。除开时间因素，恐怕和布罗茨基的审美有关。对他来说，威尼斯既然是一个审美对象，必然会有美学上的要求，也有情感和生理上的原因。他明确表示：“总之，我将永远不会在夏天来这里，哪怕是在枪口的威胁下也不来。我对炎热的耐受力很差；碳氢化合物和腋臭气味的充分排放让我觉得更加糟糕。”“既然我已经把这个城市的脸审视了十七个冬天，到现在我应该有能力可信地完成一个普桑式的任务：画出这个地方的样子。如果不能画出一年的四季，那就画出一天的四个时刻。”布罗茨基果断而坚决地排斥了夏天的威尼斯。让人稍觉遗憾的是，他死后，他的灵柩6月21日才正式迁葬威尼斯的圣米歇尔墓园，那时正是夏季，离他死去快五个月了。

布罗茨基对威尼斯抱有固执的想象，多数时间他生活在纽约，却像一只逆向的候鸟，每年冬天前往寒冷的威尼斯。最初对威尼斯的想象中，他想象如果有一天他能离开苏联，要做的第一件事将是去威尼斯。1972年，布罗茨基32岁。6月4日那天，他从列宁格勒飞往维也纳，开始了他漫长的流亡生涯。就在那年冬天的圣诞节，他买了张从底特律飞往米兰的来回机票，那是他第一次真正抵达威尼斯。此后，威尼斯成为布罗茨基冬天的圣地，只有两次因为生病而没有飞往威尼斯。有一年冬天，因为威尼斯的寒冷，布罗茨基生病了，他的女伴将他送上了开往巴黎的火车。那是他最有可能死在威尼斯的一次。在巴黎稍事调整后，他飞回了美国。他还是没有死在威尼斯，他只是葬在了那里。他喜欢的水、镜子、建筑的立面，和他的墓地产生了紧张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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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请阅读《长城》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