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投稿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美文》2021年第6期|邓跃东:白白的手绢
来源:《美文》2021年第6期 | 邓跃东  2021年06月21日08:52

每天出门,我会查看一下挎包,手机、卡包、证件等物不能落下,就连一块白手绢,也不能忘记,不然浑身都不自在。

一个中年男人,说手绢是很难为情的,印象里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才触及。这是不是说明我心态已经老了?

我是四十岁后想起了手绢。其实并不怎么用,但要放在身上,不是为了好看,而是希望从中获得一种支撑,让自己有点模样。这是中年的本能体现吧——虽然手绢不会让人变得年轻,但总会有一些淡定和从容。

家里人对此却很不解,说还没老成那样吧!十岁的孩子笑话我说:“你真是个‘老爸’,现在就用手绢。”我用手绢给他擦脸,他不愿意,但有一次带他看电影,他被剧情感动得流泪了,准确地从我的口袋里摸出手绢,直往眼睛上擦。我说:“你不是不喜欢我的手绢吗?”他噗嗤一声笑了,还打了我一拳。

我留心观察周围,很多人都不用手绢了,即使家里有,也不拿出来,各种各样的纸巾代替了朴素的手绢。但是,一块手绢中蕴含的情致和温度,怎是一张随用随丢的纸巾能够取代的?我甚至认为,了解一个人,可以去看他怎样使用手绢。

我把白手绢时刻放在身上,我会不时想起一些没人想起的人,回忆起一些没人回忆的事。比如,我外公把手绢用得精致,我向往拥有那种范儿,可笑的是,最后我变成了爷爷的样子。

我们长期住在乡里,不大注意穿着,谁跟谁没什么两样。外公是个乡村医师,大家却说他不像个乡里人。这话有褒义也有贬义,主要是说他穿皮鞋、头发往后梳、衬衣扎进裤腰带,村里只有几个有文化的教师才这样,一个农民怎会这般打扮?大家也知道,外公有文化,读过旧学,平时好静,吟得诗文,写得对联,作为赤脚医师,望闻问切、悬壶济世,又让他平添了几分严谨。

稍大一些,我也觉得外公与周围有些格格不入。外公年轻时进入旧政府的县警察局,干过禁赌队长。解放后回到乡里,自学医术,中西结合,渐渐给人瞧病。那些疑难病症,外公竟能运用湘西山里至今都无法全部破解的梅山巫术、水师法力来驱除,还给人问卜求安,看风水、择良日。

外公的复杂过往,使他处在了社会的风口浪尖。他曾被限制自由,遭村里人凌辱,每隔一段时间,就要重演一次。稍微平静一点后,外公又出来寻找草药,悄悄地给人看病。外婆帮他把被荆条抽烂的衣服缝补好,看上去依然体面。外公还习惯用一块白手绢不时印一印脸上未愈的创伤,好像会好得快一些,或是觉得心里好受一点……

乡里用手绢的人,都是比较讲究或是有一定身份的,一般人不用,都是撩起衣角擦拭。我记得,外公的手绢白白净净,对折整齐,放在衣服口袋里,有时额头没有汗渍,他也拿出来拭一拭,坐上不久还要把嘴角擦一擦,其实什么都没有。

没什么擦的,怎么还要拿出来弄两下,是觉得好看?

我爷爷也用手绢,他是个高中物理教师。有次因没及时参加集体学习,被抓辫子反复批评,他忍不住拍了人家的桌子,最后被革了职,农耕十六年,摔断一条腿,又回到讲台。爷爷退休后,在乡里忙个不停,爱发表意见,常迁怒于人,但我不怕他,敢跟他对抗。爷爷的日子过得很不齐整,手绢一下白一下灰,皱巴巴的,还拿来给我擦,我受不了上面的气味。爷爷能力非凡、气宇轩昂,手绢却用得不像样子,但他坚持用下去,并尽量把自己拾掇好一些,说是对他人的礼敬。

想着他们两个的差别,我常常忍不住发笑。这也是值得玩味的,他们都活得真实。这种方式,也许是在复杂社会立身的办法,会使一个人不被风浪淹没。

很多年来,外公带给我的是不尽的冰冷和忧伤,我觉得爷爷要疼爱我一些,尽管他经常打骂我。

我小时候,外公偶尔来我家,背着一个标有红十字的诊疗箱,放下箱子就慢慢地掏口袋。我满以为他会掏出一包糖、一把花生果子什么的,可是什么都没有,就一块白手绢。我如此敏感,是因为很多次看到同伴小军的外婆每次过来,都在手绢里包几颗糖。小军经常含着糖跟我们炫耀他的幸福,我们傻傻地看着他,口水吞下去又冒上来。

我依然希望外公下一次来能有变化,手绢里会包着糖,哪怕一颗。我只能寄希望于外公,因为外婆瘫痪在床,眼睛失明了。但是,外公一直没能让我实现这个愿望。

外公谨言慎行,做事慢条斯理,一丝不苟,我们几个外孙不敢跟他多说话,甚至看到就躲。有次我听到他的声音,竟从房子里一跃飞过高高的门槛,结果跌落在屋檐下的水沟里,湿了一身。外公说:“你就这样怕我?我又没骂你。”

母亲是姊妹中的老小,深得大家喜欢,她能跟外公轻松地说话。母亲有时建议半天,要外公把生活搞好一些,注意身体。外公却说:“我有什么不好呢?”然后就不说话了,掏出手绢,轻轻地擦拭面容。

这个动作,我见过无数次了,旁边人跟外公说话心急火燎的,他总是不紧不慢。外公似乎用一块白手绢拭去了所有的繁复,留下清静和笃定。世界与他无关。我认为他是个极其清高的人,把自己缩成一块手绢,跟俗世分得明白。

有一次,我忍不住向母亲说起,外公一个男人,手绢怎用得怪冷冷的。母亲说,手绢原来是外婆用的,外婆的眼睛就是外公被关押那段时间害的病,没钱去县里的医院诊治,不久就失明了。外婆不能下地干活,手绢也不用了,外公就拿过来用,慢慢成了习惯,旧了再去买一块。

原来是这样。我相信,这里面还有外公——一个男人深深的歉意。他的内心,可能会因为外婆的失明而更加坚韧:那时母亲和小舅还未婚娶,得面对今后的生活啊!

外婆去世时,外公的表情也没什么变化,跟往日一样,不晴不阴的。在把外婆送上山后的第三天,母亲带我回去给外婆烧纸,家里却无人。我在屋后的竹园边撒尿时,突然看见了外公的背影。他一只手扶着竹子,肩膀微微颤动。我明白是外公在哭。母亲这时在屋前呼唤外公,外公的身子动了一下,然后拿出手绢擦眼睛。等他走进屋,脸上恢复了平静,和气地呼唤我们。这件事,我一直未跟母亲说,全家人可能只有我看到外公哭过。

也许外公忙着办丧事,还来不及悲伤;也许他的悲伤都放在心底,从不表现;也可能他已经习惯了,悲伤来得快也散得快,跟他的手绢一样,时刻是白净的。

乡居生活让我看到,爷爷一直用不好自己的手绢,他的粗犷任性让他无法注意到一块手绢的细节,以致酿下惨祸,折断翅膀;外公不紧不慢地过着他的日子,逢人少言,遇事不惊,他的手绢一直保持着一种样子。他们的命运,截然不同。

外公后来获得了自由,但村里不准他行医,另外安排人去了医疗站,那是可以计工分、分粮的,他只能去干并不熟练的农活,收获不了什么东西。外公也不埋怨,有酒喝酒,有烟抽烟,雨来了避雨,天晴了拾柴。

有一天,村里一个小青年在田埂上干活,小腿被一条剧毒银环蛇咬了,一下肿得老大,渐渐发麻,村医疗站的人奈不何,去乡卫生院要一个多小时。小伙子的父亲知道外公处理过蛇伤,但他曾在集会上扇过外公的嘴巴,不好意思来求助。其他邻居跑来告诉外公,希望去看看,他赶忙跟着奔去了。外公将白手绢撕成条,联结成带,捆住小伙子的小腿上部,然后一口一口吸出伤口上的毒血,嘴巴都发紫了。外公又去寻了草药捣烂,给他敷在伤口上,慢慢退了麻。夜里,他们两口子来到外公家,带了一包红砂糖,对过去的事真诚地道歉。外公好像没发生什么一样,平静地跟他交谈,还一连几天到他家换药。

家里人埋怨外公,过去受过侮辱不说,也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啊!外公说,他也不知道会这样。也许对于一个医生来说,这是一种本能,不需要理由。后来我在生活中发现,人不刻意,只需遵循本能去行事,往往都顺利;开始就想着一个结果,不遂心时,总觉失望。

这件事情在村里一下子传开了,大家都想不到外公会不计前嫌——因为那个人凶狠地对待过他。外公得到了大家的信任和尊重,过去都喊他“周医师”,现在都称“周先生”,这个称呼在乡里是很少有人能享有的。不久,村里决定让外公到医疗站坐诊,毕竟六十多岁,跑不动了。

我觉得,外公能够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全是一块手绢的作用。他的白手绢一直“准备”在身。看,手绢可以擦面、拭泪水、蒙面挡风尘;可以当头巾、扎头发、别在衣襟、绕在手腕、手中挥动与故人告别;可以包扎伤口、熨帖胸口、做成吊带、沾湿敷额退烧、咬在牙里忍受疼痛;可以用来做丢手绢各种游戏、叠成小老鼠玩、两块手绢就能联结成一对鸳鸯;还可以包糖、包果子、包点心等等。

一块手绢的用法这么丰富和宽广,且是各种情况下的自然表现——或匆忙、或紧张,或愉快、或淡然,或从容、或沉缓,或静或动,或忧或思,哪一种都是熨帖心灵的,就跟手绢的布料一样,柔到心底了。当然,不是哪一种都能用得上,正如不可能方方面面都很完美的人生,只能尽量活出自己的本色。

回想起来,我对外公的误解是多么长久、多么幽深啊!他的清冷严谨、他的和而不同,不是清高,而是沧桑散去后澄明通透的清贵。

清贵,在这个时代是多么的奢侈。

一个人可以凭借能力获得尊贵,也可以超越世俗变得高贵,这都是很用力的,但是清贵是减法,是自然而然的心态,是一种日常的朴素。

一个人,要有怎样的本事,才能用得起一块手绢。

我把一块白手绢揣在身上时,已是十五六岁了。那时候,男女同学身上都有一块手绢,暗暗争比谁的漂亮、谁的雅致。异性之间,谁有那个意思,就给对方悄悄送一块精美的手绢。轻佻大胆的男同学准备了好几块,喜欢谁就送出去,也有女同学送男同学的,还在上面绣字。手绢成了青春饰物,并不用来擦什么,常常打个结套在手上,干了活、走了路用来摆摆风,觉得动作潇洒,以区别于把手绢用得土里土气的成年人。我那时喜欢户外活动,一天折腾个不停,手绢放在身上总是皱成一团,没两天就灰不拉叽,还经常把手绢弄丢。我买过几次,反复这样,后来就不用了。

不到二十岁,我走入职场,单位里曾经发过几块手绢,但我仍然用不好。有段时间干脆垫在大盖帽里,但是又实在不忍把一块漂亮的手绢弄得油腻腻的,后来索性用报纸代替手绢。

看来,手绢离我太遥远了,我没有能力去拥有。白手绢注定是外公的。我回想了再回想,确定了再确定,外公是用他的生命在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

外公离开我们的时候是初冬的一个早上。前一天是外公的母亲、我们的老外婆九十岁生日,他忙了一天,早起时引发脑溢血,失去了神智。家里人赶紧叫来一辆拖拉机,载着外公直奔县医院,但是不久就没有了呼吸。外公躺在我母亲的怀里,母亲的泪水滴在外公的脸上。她掏出外公身上的白手绢,盖住了他平静的脸庞。那天,棺木还没买回来,很多亲友前来探视,看到的是一块白手绢。

想不到,外公就这样和大家告了别。

第二天,我去向在县医院住院的爷爷报讯,爷爷听了没有说话,目光转向窗外,然后把手绢按在了眼睛上……二十天后,爷爷也走了。

在那年这个伤感的冬季,我远离故乡的杨柳岸边,开始了长久的漂泊。漂泊是动荡的、辛酸的,也是心潮奔涌的,当然含着乡愁,夹着眷恋,需要不时地停下来咀嚼、沉吟。

我平常很少回乡下,祖父母一辈的人都走了,父母随弟弟住在外省。这似乎成了我不太回去的一个理由。其实不然,就是回去了,我也不觉得就走近了青山故人。我倒觉得他们都在身边。比如外公,一脸清癯肃冷,我一下子就能在脑海里浮现出他的面目来;对爷爷的回忆缓慢一些,我要用一支烟的工夫才能把他的复杂形象完整地回忆出来。

把他们回忆一遍,我的眼角是湿润的,其他很少有什么人、什么事让我这样动情。这时候,我会情不自禁地用手绢擦拭眼睛,好像是一双宽大的手掌在抚摸我。

于是,我把一块白手绢习惯性地带在了身上,好像有了一种分量。想不到,外公清贫一生,没留下什么东西,在我四十岁的时候,却给了我一块白手绢。

我用得不好,做做样子而已。在这个失去矜持感的时代,活得有点样子是多么地不容易。

我依然漂泊,不停地获取,不停地失去。我庆幸,最后还有一块白手绢放在身上。

邓跃东,湖南洞口县人,1974年出生,行伍出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服务于交通部门。在《天涯》《解放军文艺》《散文》等40余家文学期刊发表散文习作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