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这辈子第一次看歌剧是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看的是威尔第的歌剧《埃尔南尼》，当时吸引我的不是威尔第，不是《埃尔南尼》，也不是大都会歌剧院，而是帕瓦罗蒂。

我最早知道帕瓦罗蒂是在北京中央乐团的资料室。1981年，我当时是中央乐团的合唱队队员。那天我走进资料室去找个歌谱，一进门就看到办公桌上竖着一张唱片，正对着门口，唱片的封面是一个大头像，资料室的老师看见我站那儿盯着唱片看，就说：“这是帕瓦罗蒂，意大利男高音之王。”

我从来就喜欢爽朗的笑容，总觉得笑得特开心的人都是好人。当时我并不知道帕瓦罗蒂是谁，但那张唱片封面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帕瓦罗蒂能称王当然是因为他那无与伦比的高音，我觉得一定还因为他的笑容。那张照片上的帕瓦罗蒂头发胡子乱蓬蓬，眉毛一高一低拧着显得有点调皮，圆脸大头，眼神坦荡，笑得开心，真诚得带点儿天真。他脖子上有一条淡蓝色的围巾，上面是彩色的碎花，非常舒服地衬托着他可爱的笑容和背后的蓝天，整个照片让人愉快，使我一下子就喜欢上帕瓦罗蒂。

我出国留学之前只听过一次帕瓦罗蒂演唱的录音。那时谁有一台录音机，有几盘磁带都令人极为羡慕。记得是在中央乐团的同事家，听音乐的过程像举行宗教仪式。朋友拿出一个塑料大圆盘的磁带，小心翼翼，按在一尺见方体形厚重的国产录音机上，拉出小半寸宽的棕色磁带，卷到右侧的大空转盘上，庄严地按下播音按键，轻轻说了声：“帕瓦罗蒂。”

两年以后，1983年12月17号，我出国留学，从北京飞到纽约，第一天就去逛林肯表演艺术中心。在大都会歌剧院的广告橱窗上一眼看到帕瓦罗蒂，跟北京那张唱片封面一样的大头像，顿时兴奋，于是，那天晚上我看了这辈子第一场歌剧。

我买的是八美元的站票，最便宜的，对我来说已是一笔巨款。那时自费出国留学的都没钱，我走出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时，兜里只有三十五美元，相当于我在北京中央乐团大半年的工资，今天真是豁出去了！

我那时根本不懂什么西洋歌剧，第一次听帕瓦罗蒂的录音简直是一次拜神的经历，那种庄严的仪式感彻底把我镇住，拜神的结果，就是我到了美国的第一天，从我全部财产三十五美元里数出八美元，站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最后一排，看我的神。

大都会歌剧院的站票区其实很仁慈，有人性，虽然距离舞台遥远，看不清楚米粒儿大小的演员，而且无论歌剧长短须全程站立。站票区的每个站位都有齐胸高的扶手，包着深紫色的丝绒，你可以两手架在上面，减轻腿部的压力，累了还可以换个姿势。非常重要的是，站票区的声音效果还不错，可以清晰地听到远方舞台传来的声音。

我后来知道，在大都会歌剧院，总有些视歌剧为生命的人永远买站票，几乎每场必看。有些人也不站，靠着墙坐在地上，闭着眼听台上的歌剧。他们都是些没钱的人，歌剧却让他们显得很富有，远比那些来歌剧院社交的有钱人懂歌剧。要听他们的评论，等于上课，他们的批评和赞扬都是货真价实，即便苛刻，但句句在点儿上。如果这一晚他们一个都没出现，那这场演出一定有严重的问题，不是演员不行，就是戏导得太差。

那天晚上我昏头昏脑地站那儿看歌剧时，严重的时差加上听不懂，也看不清楚，还没反应过来，《埃尔南尼》第一幕已经结束。幕间休息时，一对美国老夫妇走到我面前，手里晃着两张票，跟我不停地用英文说着什么。我当时只会说几个英文单词，以为他们要把票卖给我，就不停地说：“No，No！”再配上拼命摇头加摆手，最后他们把票硬塞进我手里，一转身走了，我才明白他们是不看了，要把票送给我。

我找到剧场带位的工作人员，给她看我手中的票，她转身带着我往舞台方向走去，于是我从最后一排的站票区，坐进了观众席第五排正中间，最贵的位子之一，我仔细一看票价；一百五十美元！

我很不安地环顾四周，周围一些人也在注意我，可能我的样子不像有钱人，坐最贵的位子显得可疑。而且我的穿着可能也怪，因为我一直没脱北京买的加厚鸭绒白大衣，里面还穿了高领毛衣加秋裤，满脸满身的汗，那时哪里知道进剧场要脱衣服？虽然我坐那里显得不知所措，但马上被周围的景象吸引了。剧院一下子变得壮观起来，一层层的观众席盘旋而上，沉重的金色大幕瀑布一样地垂下，与座位上紫红色的丝绒交织出一派高贵的感觉，我只在画册和小说里读到过这些场景。抬起头能看到十几个晶莹的水晶吊灯，大小不一，大的直径十几米，在大厅金黄色的天花板上花朵一样盛开着，最大的一个就悬挂在我头顶，伸出数十只亮闪闪的枝干，四散着星辰般的光芒。周围都是穿着精致华丽的人，举止优雅，女士们身上散发着各种香水味道，麻药般地飘散过来，让人昏晕。乐池离我几步之遥，里面传来乐手们调音和练习的声音，和着周围几千观众柔声的交谈，混合成一种奇特的和声，好听。突然，整个剧场灯光开始减弱，水晶吊灯群缓缓地升起，星辰融入黑暗，人声和乐声都逐渐消失，使我瞬时觉得歌剧就是另一个世界。

大幕无声无息地张开，乐声骤起，我突然发现离我也就不到三十米的舞台上，帕瓦罗蒂就站在那里，面对着我，敞开他不可思议的歌喉。

我完全呆住了，帕瓦罗蒂绝对有一种不由分说的吸引力，他身躯庞大，没什么动作，但你会感到他就是戏，你的目光就会跟着他，只要他张口，旁边人的歌声似乎立马失去光彩，你会像中了魔法，不能自制地被他的歌声迷住。人们对帕瓦罗蒂的演唱有各种各样的见解，我认为他之所以成为近六十年最伟大的男高音，是因为他的歌唱像说话，愉悦动人，明亮又好听。他的声音充满着生命，是活的，就像他的笑容，感动你，绝不做作。

大都会歌剧院显然是世界一流，我那天晚上除了被帕瓦罗蒂彻底迷倒，还被台上的演员、合唱队、布景、灯光、服装和乐队完全镇住。辉煌——是我对歌剧的第一印象。

帕瓦罗蒂的谢幕很可爱，他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地走出大幕，两臂猛地张开，大手一翻，头一歪，笑得像个腼腆又淘气的大熊，观众完全疯狂，我也大喊大叫。

后来很多人问我，是不是第一次看歌剧的经历让我下决心唱歌剧？更有人离谱地瞎传，说我当场发誓，一定要登上大都会歌剧院的舞台。这些都不是真的。看到真实的帕瓦罗蒂当然高兴，但我根本就没想过唱歌剧，这辉煌跟我无关，最真实的感觉是：我还剩二十七美元，怎么办？怎么活下去？

再见到帕瓦罗蒂是十年以后，在大都会歌剧院的排练厅。

1993年秋季，我在大都会歌剧院签约的第三年，第一次跟帕瓦罗蒂一起排歌剧。

那天我们排的是歌剧院新制作威尔第的《朗巴底人》，据说帕瓦罗蒂会来排练。我们排戏已经排了几天，大指挥列汶每天都会出现，大男高音却迟迟未见。我一早上就兴奋不已，终于要跟这位巨星一起排歌剧了！因为帕瓦罗蒂要来，导演决定让我们返回第一幕重排，专门排他没有排过的场景。所有的歌唱家、哑剧演员、助理指挥、导演的团队，还有几个音乐部门的人、伴奏、歌剧指导，都已到齐，互相招呼着，排练厅里至少有二十多个人。准时11点，我正背对着门口跟一个熟识的歌唱家说什么，突然所有人一下子安静了，排练厅里的空气似乎凝结了两秒钟，然后我感到空气中好像有一道无形的波纹四散，回头一看，帕瓦罗蒂进来了。只见他低垂着眼睛，面无表情，几乎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上身穿着一件深色宽大的衣服，松松垮垮长及膝盖。他大约比我略高一点，可身形比我大一倍，走路有些吃力，只见他缓缓地走到钢琴旁边，跟指挥列汶友好地握手寒暄了几句，就坐上给他准备的椅子，拽过谱架，戴上眼镜，开始看谱子。他不时会跟指挥和钢琴伴奏说点什么，还伸出手去按几下钢琴键找音。

大家似乎都有点拘谨地注视着他们，一两分钟才恢复正常的聊天对话。列汶一声“我们开始”，所有人都提起了神，各就各位，包括帕瓦罗蒂都坐直了。

我相信有“气场”。每次排练，帕瓦罗蒂在与不在根本就是两种氛围。即便他坐在那里不说话，你都会感到房间中有一种力量吸引你，中心就是帕瓦罗蒂。在演出中，“气场”更明显，帕瓦罗蒂在台上和不在台上，根本就是两回事儿，他一出场，全场的观众和台上的演员都会精神一振。

国内声乐界喜欢给一些大明星起个绰号，叫帕瓦罗蒂“老帕”，叫多明戈“多哥”，叫俄国大指挥捷杰耶夫“姐夫”。他们都是有气场的人物。

老帕工作起来极为认真，他不说废话，问的问题都很简短但很到位。他似乎很珍惜自己的精力，尤其是拍戏的时候，走几步知道自己的位置以后，他就会马上回到自己的椅子上坐下。导演基本上不要求他做什么，只告诉他从哪里出场，从哪里下场，随他怎么演戏，我们来配合他。帕瓦罗蒂的替补演员随时都会在排练场，只要他一坐下，从排练变成“看排练”，他的替补马上就会走进排练场地替代他排戏。我们会根据老帕的要求随时进行某个片段的音乐排练，他对音乐准确性的要求很细，而且在排练中几乎都是放开嗓子唱。通常戏剧排练大家会省嗓子小声唱，主要是排戏，但是老帕一放声，大家自然都会放声。听帕瓦罗蒂如何运用嗓音，近距离地观察他的歌唱技巧，是一种难得的经历。在排练厅里，我总觉得他的声音音量不大，但非常集中，干净，位置很高，既不撑也不挤，只是不知道他是否完全放声了。等我们进到剧场上舞台排练，我试着在观众席不同的角度和距离听他的歌唱，发现他的声音非常能传，不管你坐在那里，帕瓦罗蒂的声音好像就在你的耳边，字与字、句子与句子之间非常Legato（连贯）。最重要的还有，他的声音总是稳稳地坐在呼吸的支持上，而且音准极好。我觉得意大利最传统的美声唱法就是声音一定要集中，一定要高位置，集中就明亮，位置高就穿透。老帕绝对是意大利正统美声唱法的传人。我是主张学唱歌需要听真正大师演唱的录音，尤其是实况演出的录像和录音，最好是听四五十年代开始，到帕瓦罗蒂时代，大师们的演出实况。就像学画画的人到美术馆去临摹，学写作的人要读经典文学作品一样，年轻的歌唱家要能从大师们的演唱中悟出道理，模仿是学唱歌的方式之一。要注意的是：有些大师的演唱可以模仿，有些不行，尤其是模仿戏剧性歌唱家的声音，必须小心。你可以模仿帕瓦罗蒂，但不要模仿多明戈，虽然都是大师。

在这里必须要辟个谣，总有人说帕瓦罗蒂不识谱，那是胡说八道。我想说的是，他不像多明戈，是一个看乐队总谱排练的人，但普通的五线谱老帕不但熟读，而且比我棒，也比你们都棒。

大师没架子，但跟不熟的人没话。《朗巴底人》是一部演出极少的歌剧，在大都会歌剧院的历史中是首次演出。我们所有参加演出的人都是第一次唱这部歌剧，包括帕瓦罗蒂。大都会歌剧院一定是为他量身定做了这部歌剧。我们在排练厅排了四个星期，然后在舞台上排练一周。帕瓦罗蒂是一号男主角，我是配角之一，跟他没有对手戏，只有一段大重唱，导演还安排我站得离他很远。排练的日程根据场景决定，我的戏不多，所以四个星期在排练厅排练时，很多时候并不需要我，再加上在帕瓦罗蒂面前我很紧张，不知所措地发怵，所以一直到首演那天我都没跟他讲过一句话。

帕瓦罗蒂没保镖，从来没看见他周围有过黑衣大汉。有一对年轻夫妇照顾他，他们那时也就二十多岁，夫妇俩都随和，意大利人，不能说精明但质朴，很照顾他。帕瓦罗蒂一直有女秘书，据说一两年换一个，大都很漂亮，也都是意大利人，我们排《朗巴底人》时那位叫乔瓦娜，个子有一米七五，棕色的短发，圆脸圆眼，皮肤很白，像是意大利北方人。乔瓦娜很有朝气，很热情，不停地帮帕瓦罗蒂安排各种事，总显得很忙碌，跑进跑出。后来就有一个个子不高戴个眼镜的女孩儿老跟着乔瓦娜，像是她的助手，很年轻，也就二十多岁，皮肤光滑，不怎么化妆，叫妮可。妮可也是意大利人，不爱说话，动作不多，老是慢慢腾腾的，眼睛里喜欢琢磨事儿。我老觉得她不是那么在意帕瓦罗蒂和周围的事情，总是安静地坐在帕瓦罗蒂的化妆间外，眼神儿雾一样不知在想什么。

世上的事儿就像雾，妮可过了几年成为帕瓦罗蒂的第二任妻子，还给他生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娃娃。

《朗巴底人》公演的那天我一直很不安。剧中女高音主角是大都会歌剧院的当家花旦米罗，美国人，是艺术总监列汶一手培养出来的明星。她的声音音色特别，浓厚又有穿透力，语言和风格都很好，拥有大量的粉丝，是一个少见的歌唱天才，一张嘴就是一股意大利美声唱法的老味儿，醉人。米罗以演唱威尔第歌剧著称，三十来岁已经成名，在几部大都会歌剧院重要的DVD和唱片中，包括《阿依达》、《假面舞会》和《弄臣》等威尔第歌剧，都是米罗领衔，列汶指挥。

这次有点不对，在整个《朗巴底人》的排练过程中，米罗几乎就没放过声，一直就轻轻地唱，听上去小心翼翼，从来没有唱出过高音，而这部歌剧的女高音唱段有一些难度极高的高音。米罗是一个骄傲的人，舞台感很强，一举一动都带着一种霸气。但是排戏归排戏，每个人都在等着听她唱出高音，包括大师列汶和老帕。记得我们在与乐队第一次彩排那天，大师列汶当着所有演员的面对米罗说：“宝贝，今天你可要唱出来了，一定要。”语气严肃。

米罗最坚定的支持者是帕瓦罗蒂，他总是在鼓励米罗，在排练中只要米罗大声唱出几句，帕瓦罗蒂就会给她叫好，时不时还会给她一个“熊抱”。米罗孤傲的个性不太招人喜欢，于是更显得老帕的鼓励多么重要。我喜欢够哥们儿的人，“仗义”是我们青年时代最重要的性格成分，“为朋友两肋插刀”是必须的。那时我不能说喜欢米罗，但被老帕的这份儿仗义感动，于是越来越替米罗担心。

合乐彩排的第一幕，米罗基本上是放出了声音，好听，唯独没有唱高音。那一刻我注意到指挥列汶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垂下眼睛，看也不看米罗。第二幕，米罗终于放声唱了咏叹调最后那个要命的高音，没唱好，似乎要破，但米罗不改一贯的霸气，仿佛没事儿一样。所有人都垂下了眼睛。

首演之前，帕瓦罗蒂的注意力似乎有一半分给了米罗，去她的化妆间祝她成功，给她打气，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不时用“熊掌”轻轻拍拍她。米罗一副志在必得的神态，但一脸的浓妆总遮不住眼睛深处的那点儿紧张。

我也紧张，虽然我的唱段不多。《朗巴底人》是一部新制作的歌剧，首次在大都会歌剧院公演，台侧台下架满了摄像机，这部歌剧将在美国PBS公共电视台播出，还会在美国主要的广播电台直播。参加这种阵势的演出不是玩笑，而且是我第一次跟我的“神”同台。

我总是喜欢在侧幕观看大明星们的排练和演出，那是最好的课堂，在大都会歌剧院的二十年中，我不知道站在侧幕看了多少老一代歌剧明星的演出和排练，学到了多少东西，只是后来能让我在台侧倾听的歌唱家越来越少。

那天只有我一个人站在台侧听米罗唱咏叹调。

第二幕结尾时有米罗的一段咏叹调，最高音到High降D，对很多戏剧女高音来说已是极限的极限，是一个恐怖的音高。当我站在台侧听米罗快唱到那个极限高音时，觉得自己在微微颤抖，不自觉地为她祈祷，希望她能够唱好。可是，她唱到最高那个音时——失声了，完全没有了声音，停了下来。米罗双手抱在胸前，仰望着剧场的上方，无助地站在台中央，显得很孤独。乐队也停了下来，四千观众寂静无声，好像整个世界停顿了两三秒钟，突然，从观众席传出了一片喝倒彩的声音，越来越响，之中还夹杂着米罗粉丝为她打气的叫喊，场面混乱。不过，这一切都晚了，对任何一个歌唱家来说，这种时刻一定是毁灭性的，是歌唱事业崩溃的开始。

紧接着的是幕间休息，后台化妆区一片尴尬，只有帕瓦罗蒂和米罗的房间不断有人进出。帕瓦罗蒂进出了几次米罗的房间，关开门的瞬间能够听到他大声地为米罗打气，米罗又跟着帕瓦罗蒂回到他的房间，能看见穿着宽大睡衣，脖子上围着一条白毛巾的帕瓦罗蒂在拥抱米罗，安慰她，告诉她那个音就是个意外，会好的。只听到米罗大发雷霆“他妈的，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应该唱得很好，×他妈的！”昂着头快步走出帕瓦罗蒂的房间。

歌剧继续演出，可以感到米罗的信心已不再，虽然帕瓦罗蒂极力地支持她，甚至陪着她走到台侧，搂着她的肩膀，目送她上台，为她真是“两肋插刀”了。

1993年12月17号，第五场《朗巴底人》，第一幕演出时，我在台上有一刹那走神了。我突然想起十年前的今天，1983年12月17号，我到美国的第一天，就来这里看了帕瓦罗蒂演出，看的这辈子第一场歌剧，十年前的今天！我一阵激动，在台上拼命抑制自己，脑子里在想一定要找机会告诉老帕。第一幕结束谢幕后，我追上正往化妆间走的大师，开始结结巴巴地跟他说话。

由于紧张和不好意思，我胡乱地说着：“我，我是Tian……十年前……从北京来……没钱……看了大师……是我第一场歌剧……我真的很高兴能跟你演歌剧……十年以后……”等等等等，语无伦次。从台侧走到化妆间也就一分多钟，我不知道讲了什么，也不知道他是否听懂了。老帕只是笑笑，眼睛盯着地面，一边走一边说着：“Si，Si，Ok，Ok。”然后一推门进了他的化妆间，门在我面前“砰”的一声关上。

我站在他的门前愣了一下，觉得自己一定说错了什么，心里一阵后悔，余下的演出情绪全无，沮丧至极。

演出完谢幕，最后所有演员排成一排出去总谢幕时，主要角色在中间，我是配角就在最边上。到了该帕瓦罗蒂出去时他没动，挥着手让所有的演员出大幕，还催大家：“出去出去，快，快！”等到该我出去的时候，他用左手一把攥住我的右手，把我拉出大幕，面对着拍着手的几千人，他挥动右手使劲地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不停地指着我，带着大家为我鼓掌！我哪儿敢当啊！刹那间，我热泪盈眶。

后来的四场演出，帕瓦罗蒂都是拉着我的手出去谢幕。

从那时开始，帕瓦罗蒂见到我总会叫一声“China boy（中国男孩）”，然后对我双手合十，我也合十回复，后来合十成了我们的“接头暗号”，见面先对暗号。

大都会歌剧院的人都知道Martha能做一手好菜，尤其是她的北京烤鸭。我们1991年搬到纽约至今，Martha做了大约两千两百只烤鸭，太多人吃过。如果中国春节前后我正好在大都会歌剧院演出，Martha一定会为剧院后台做一顿年饭，晚上演出两小时前送到剧院。我可能是唯一的一个歌剧演员，演出当天，起床就开始剁洋白菜，包饺子，炸春卷儿。下午5点，我就和Martha肩挑手提，带着一大堆饭菜去歌剧院。

Martha深知歌剧演员们对食物很挑剔，每个人有各自的饮食习惯，尤其是演出前和演出中，都非常小心吃什么。她可不想承担哪个歌唱家吃了葱、姜、蒜或胡椒卡了嗓子，或者谁被饺子噎住的责任。她就会在一些食物旁边插个小牌子，上面写着“仅供后台工作人员，有葱蒜，歌唱家止步！”“注意！这个菜是辣的！”等。

当Martha几大托盘的食物摆在歌剧院后台时，谁能顶得住那种香味儿的诱惑啊！化妆师们、服装师们、管道具的、艺术部门负责的，会有几十个人蜂拥而至，冲在最前面的往往是当天晚上要上台的歌唱家们，配角们吃得最多，主要角色们相对节制。Martha为后台做的食物通常会有春卷儿、饺子、东坡肉、炒牛肉或鸡肉的菜，还会有炒面和炒饭。其中她的春卷儿和饺子极受欢迎。有一次她还做了北京烤鸭，四只，在那儿片给大家吃。没人相信这一切食物都是出自我们家那个小厨房。有一次大都会歌剧院艺术部门的主管跟我说：“你以为你一直在这里有合同，是因为你唱得好？错了，全是因为我们想吃Martha做的饭！”

帕瓦罗蒂出名地喜欢吃，还自己做饭。意大利人大都喜欢吃中国菜，大师身材庞大绝对跟吃有关。“我已经从你做的食物中偷了五个春卷儿！”帕瓦罗蒂笑着告诉Martha，“现在要唱了，先不吃，晚上回家热了吃，两面煎一下对吧？”

那次是我们一起演威尔第的《假面舞会》，开幕之前在他的化妆间，老帕还顽皮地打开他藏的春卷儿给Martha看。我们请过老帕来家里吃饭，但他实在行动不便，专门派他的助手夫妇来取Martha做的烤鸭。

每次在大都会歌剧院的演出，只要有老帕，演出结束后台至少有两百人挤着去恭喜他，几乎每个人都想跟他留影合照。剧院的工作人员总是试图阻挡人们照相的要求，不让人随便走进老帕的化妆间，避免他太累。但很多朋友看了歌剧就想见见老帕，就请Martha把他们带进后台，只要帕瓦罗蒂看到Martha出现在他的化妆间，总是大声地招呼我们的朋友们进去跟他合影，照相时，可爱的老帕一定会伸手把Martha拽过去，挡在他前面，遮住自己的半个身子，以免显得过于庞大。还有，他总是见了所有的客人之后才卸妆。

帕瓦罗蒂每场演出都坚持自己画眉毛，无论演哪一部歌剧，不管在哪个歌剧院唱，化妆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自己凑在大镜子前面——画眉毛。不知为什么，他画的眉毛总是左边高，右边低，而且很粗很黑，唱歌的时候一使劲儿，左眉更高，右眉更低。每个歌唱家演出之前都有自己的习惯——求个好运。帕瓦罗蒂也不例外，他每场演出一定要在后台找到一颗弯钉子，然后揣在演出服的兜儿里上台，为了好运气。也许他要自己画眉毛也是同样的原因。

没有人在歌剧演出之前不紧张，不管你是多大的腕儿。每个歌唱家都有自己减压的方式。帕瓦罗蒂放松的方式，是在歌剧演出的前一天晚上，跟助手夫妇打几个小时扑克，一直到早上三四点钟，然后睡到第二天中午。起床后试一下声音，如果嗓子不错，就不再出声，一直到演出前来到化妆间，化完妆，唱一两段剧中的咏叹调开嗓子。

威尔第的《阿依达》是我跟帕瓦罗蒂唱的最后一部歌剧，也是他最后一次演出《阿依达》，我还留了一张当时演出的海报，做个纪念。那是2001年，帕瓦罗蒂已经动过膝盖的手术，走路困难，要扶着人走，所以剧院在舞台上特意改变了布景，放置了一些大箱子、大椅子和一些用麻袋布做的大垫子，为了帕瓦罗蒂在台上随时有东西可以靠着，也能坐下。

我的角色是埃及的国王，第一幕出场，而且是在一百多名合唱队、舞者和群众演员的簇拥下登场。一阵号角过去之后，在低音提琴三声拨弦之后有一个唱段，宣布敌人要进攻了。由于伴奏微乎其微，我那段唱等于清唱，在一片宁静中开始，而且在场上所有演员的注视下。第一句最重要，节奏和音准绝对不能错，尤其是节奏，如果和低音提琴几乎听不到的拨弦节奏错开，就很难再对上。

歌剧一开幕，帕瓦罗蒂一上场就有一段著名的咏叹调（Celeste Aida），随后是与埃及公主和女奴阿依达的二重唱和三重唱，整个过程大约有十五分钟。然后我与众人出场，他们三人就转过身来背对观众，听国王宣讲。那天演出，当大提琴三声拨弦后，全场静默，我刚要张嘴唱，突然看见面对着我十多米远，背对着观众的老帕，从嘴里吐出一块鸭蛋大小的绿色物体，直线落下，只见老帕迅速地一抬右手，准确接住绿色物体，攥在手里，面不改色，整个过程也就两秒钟，让我一下子惊住，发不出声，于是错过了大提琴拨弦后应该进入的第一句唱段，虽然就晚了一秒多钟，但节拍乱了，足以让指挥的大师列汶皱起眉头，用指挥棒示意我马上纠正错误，跟上歌唱节奏，刹那间我满身冷汗。

我永远没有解开这个谜，到底是什么绿东西从帕瓦罗蒂的嘴里飞了出来？！问题是他已经唱了咏叹调、二重唱和三重唱，这么大一块绿东西在嘴里怎么唱的呢？我听说帕瓦罗蒂喜欢在台侧咀嚼一块苹果皮，上台之前吐出来。于是我试过嘴里含一块鸡蛋大小的苹果皮练唱，根本没法唱，嘴都不会动了，无法咬字，苹果皮还差点进了气管。

排练《阿依达》期间，有一次他坐在钢琴旁边情绪不错，招手叫我：“China boy过来过来！”他跟我说：“你知道吗？我又要去中国演出了，离我上次去快十五年了，我真的很高兴！”他告诉我第一次去中国演出是1986年，在天安门前骑过自行车，说那是全世界最宽的大街。他还提起曾用几个小时化了个京剧花脸的妆，经历了最长最复杂最疲劳的化妆过程，然后穿起全套的戏装，当了一回票友。

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帕瓦罗蒂，唯一的一个歌剧演唱家，可以一个人在几万到十几万的观众面前开独唱音乐会，可以吸引世界范围的流行音乐巨星们和他一起歌唱。记得帕瓦罗蒂1991年在英国伦敦海德公园里曾为十二万观众演唱，观众中有英国王子查尔斯和戴安娜王妃。音乐会进行中突然大雨滂沱，为了不影响他人观看，所有人在戴安娜和查尔斯的带领下放下雨伞，坐在雨中，浑身湿透地看帕瓦罗蒂的音乐会，没人动，也没人离去。这就是气场。

2005年，帕瓦罗蒂最后一次去中国巡演，他的膝盖已经无法支撑他的体重，几乎无法行走，在北京的独唱音乐会是坐在椅子上完成的。

2004年3月8号中午，纽约第五大道上华尔道夫酒店的大宴会厅聚集了一千二百多位客人，每个餐桌十人，布置奢华，到处是闪亮的水晶酒杯和银光闪闪的餐具，还有鲜花。我和Martha不时会碰到认识的人，但我提不起精神寒暄，望着远方舞台的大屏幕上“谢谢你帕瓦罗蒂”几个大字，心中一阵难过，大家心照不宣，都知道这是为帕瓦罗蒂开的告别宴会。

在2003—2004年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演出季，帕瓦罗蒂只有三场歌剧《托斯卡》的演出，从3月6号到13号。3月8号午宴这天，美国主要的英文报纸——包括中文报纸，在报道他在大都会歌剧院演出《托斯卡》时，不约而同地用了“告别演出”的字样。

在华尔道夫酒店举行的午宴是大都会歌剧院主办，一千二百位来宾主要为女士，都是歌剧院的赞助者，大都来自纽约的上流社会。

“你好，你是哪里来的？”我和Martha找到我们的桌子准备坐下时，Martha旁边一位满身珠宝的老年女士抬起疲倦的眼睛问她，脸上显然没少做整容，化着浓妆，弓着背，似乎被满脖子的宝石项链坠得抬不起头。

应邀出席午宴的有许多歌剧界知名歌唱家，帕瓦罗蒂常年合作的朋友，不少是驰骋歌剧舞台数十年的巨星。有蕾欧婷·普莱斯（Leontyne Price)、比佛利·希尔斯（Beverly Sills）、安娜·莫芙（Anna Moffo）、谢尔·米尔恩斯（Sherrill Milnes）、塞缪·雷米（Samuel Ramey）等大约三十位，我是有幸被邀的几个年轻演员之一，大概是因为跟帕瓦罗蒂在大都会演过三部歌剧十九场演出。

我们一一走上舞台，被主持人介绍给所有的来宾，然后每个人都会走到帕瓦罗蒂面前向他致意，老帕看到我的时候，笑了，我们都默契地双手合十，交换了“接头暗号”，只见他嘴里喃喃地动了一下，说了一句：“China boy。”

宴会持续了大约两个小时，其间在舞台上的大银幕播放了一系列帕瓦罗蒂在大都会歌剧院演出的录像，还有几位没有出席宴会的歌剧明星的视频讲话，包括多明戈、卡雷拉斯、米雷拉·佛蕾妮和我崇拜的男低音加乌洛夫。十几个人在现场讲话，大都在讲跟帕瓦罗蒂合作时一些好笑的经历，有时帕瓦罗蒂也会大声地跟他们开个玩笑，引起人们一阵阵大笑。

宴会的每一道菜都非常精美，可我根本无心品味，总在回忆那些跟老帕有关的经历。

帕瓦罗蒂是个孝子，跟父母关系极好，据说每天都会通电话——无论他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有一次我们演完《阿依达》，老帕一定要请我们跟他一起吃饭，在中央公园边上的一家意大利餐馆，离他家很近，我和Martha还有几个演员去了。

虽然已经深夜，餐馆里还是人声鼎沸，很热闹。老板当然认识帕瓦罗蒂，给我们留了一个长桌子，位置很好，挨着一个火光闪烁的壁炉。

整个晚餐我们吃饭的时候，老帕几乎一直在打电话。由于餐馆很吵，有时他不得不提高声音。他是跟他父亲一直在聊那天晚上的演出，告诉父亲他怎么唱的，哪一幕更好一些，哪个音他觉得不太好，遇到谁，他很高兴整个演出还顺利，等等。我想他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会在演出后跟父亲聊这么久的歌唱家。听说他的父亲是一个面包师，男高音，酷爱歌唱。

谁说世界上没有不散的宴席？华尔道夫酒店那天的午宴，永远停留在我的记忆中，没散过。记得最清楚的，是主持人邀请帕瓦罗蒂讲话的时刻。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这里是我们的鲁契亚诺·帕瓦罗蒂！”主持者话音未落，全体来宾瞬间都站了起来，高呼：“Bravo！Bravo！Bravo！！”震耳欲聋的掌声和欢呼声，持续了很久，很久。

帕瓦罗蒂站在那里，双手撑着讲台，目光低垂，看得出来他在努力地控制自己的情感，时间好像停止，欢呼声一阵高过一阵，所有的人都疯了。

帕瓦罗蒂终于挥动起他宽大的手掌，示意大家坐下，没有一个人坐。

“我来之前觉得我会哭。”他的目光依然低垂，停了几秒钟。

“但我不想当大家的面流泪，所以来之前我已经哭过了。”

停顿。

“我想说的是，我在大都会歌剧院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时光。”他讲到自己跟当时歌剧院院长沃比的友谊，说他们刚认识的时候沃比还是一个木工，负责剧院制作布景和道具的工作。1990年的一天，沃比走进帕瓦罗蒂的化妆间，问他下个演出季想唱什么角色，帕瓦罗蒂笑着反问道：“我想唱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沃比也笑着说：“跟我有关系，因为我现在是这个剧院的院长。”帕瓦罗蒂说到这里，大家都笑了。

长时间的停顿。

帕瓦罗蒂双手撑着讲台，头更低了，目光盯着麦克风，许久没有讲一个字。

扩音器里传出一声轻轻的抽泣，他哭了。

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宴会大厅一片寂静。

“我想，真心地……谢谢你们——我的同事们……这么多年……”他哽咽着，断断续续地说着，“我真的爱你们……谢谢大家……”

老帕转身挥了下手招呼站在右侧的助手过去，搭着助手的肩膀，缓缓地走向宴会厅的大门，再也没有回头。

没有人动，也没有声音，大家一直目送帕瓦罗蒂消失在大门外，很多人噙着眼泪。

当宴会大厅的门慢慢关上的时候，歌剧的黄金时代大幕垂落。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帕瓦罗蒂。

田浩江，美国大都会歌剧院签约20年的中国歌剧演唱家，曾与30几个歌剧院合作演出超过1400场，饰演过50多个歌剧角色。他还参加过十多部中国原创歌剧的首演，并担任编剧，在北京国家大剧院首演了个人舞台剧《我歌我哥》，他还作为监制，主演过舞台剧《往事只能回味》。田浩江是iSING Suzhou国际青年歌唱家艺术节的创办人兼艺术总监、总导演。2009年，田浩江的英文自传《歌剧人生》，作为纽约林肯表演艺术中心系列书籍出版，近年开始从事散文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