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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2021年第6期|南子:绿帐篷(节选)
来源:《人民文学》2021年第6期 | 南子  2021年06月11日07:48

这一年春,我家从依奇克里克矿区搬到了奎依巴格镇。大包小包的行李刚扔下敞篷车,人们蒙了,视野里空空荡荡:这里是新家吗?这分明是戈壁滩啊,没有盖好的房子,没有街道,没有广场,没有树,没有草,盐碱地白花花的,日光暴烈得噼啪响,热得要人命。更要命的是,听说这里风沙大,动不动就刮起沙尘暴——中午像黄昏,黄昏像夜晚。而早晨,也有点儿不像早晨了,土黄色的浮尘轰轰烈烈地在大地浮游,看不见太阳。

有老人颤巍巍地低下身子,抓起脚下一把沙土,伸出舌头舔了舔,眼泪落了下来:“这土是咸的,房子呢?它在哪儿——”他似乎不相信,自己的余生就要在这儿度过。

没有人回答他的话。

每家领到一顶绿色帆布帐篷,由一个满脸胡须的男人指挥,在一大片空地打好桩子,安好一顶顶帐篷。扎好的绿帐篷整齐划一,占据着奎依巴格北部戈壁,使每个清晨看起来,都有一种肃穆的、街垒一样的气氛。刚搬进去的时候,帐篷是空的,什么也没有。我父母不断添加进去一些东西:先是木头床,然后是高低不一的木柜,再然后是生铁炉子、锅碗瓢盆。

住下来的当晚,天空刮起了浮尘。似乎有一万吨来自沙漠的沙粒悬浮空中,带着呛人的土腥味儿,一点点地落下,渗进帐篷的各个角落。沙沙的声音落在篷布上,喘息似的微微抖动。是不是它觉得我们是无名的,人生太轻,要施予万吨重量?

第二天早上醒来,人一掀被子,有如抖落一个小型沙暴。不用拍脸,那一定是沙子。嘴里干涩,沙子在齿间嘎嘣响。掀开帐门,眼中所见的一切,都被土黄色的尘土覆盖。天还没有完全亮,我听见有人在帐篷口用力叫喊,曲曲折折的声音既干哑又苍凉,在寂寥的清晨里显得突兀怪异,还有不安。

我来不及抖掉衣服和头发上的浮尘,也来不及喝口水,清理一下被浮尘堵住的嗓子眼儿,便一把推开了帐篷门。黏稠的浮游物浩浩荡荡,到处都有,到处都是,满得不得了,往日熟悉的一间间绿帐篷,像浇铸在混凝土里似的。这时,一阵急促的碎蹄声从浮尘中潜游而出,在我身边团成一个无声的黑影。是一条黑色的大狗。狗屁股上的尾巴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跑得像要断掉似的。路旁枣树的枝蔓都挡不住它,连早起的一排正摇摇摆摆走着的鸭子也被吓呆了。紧接着,又蹿出一个高的影子,大概是狗的主人。他光着脚,头发蓬乱,一路嗷嗷怪叫着,紧跟在狗的身后,一起在帐篷区狭窄的土路狂奔。隔着浮尘远远看去,短的影子在前,高的影子在后,一个长条,一个短小,像随手捏出来的一样,有种非现实感。过了好一会儿,这两个影子重合在了一起,很有些瓜葛的嫌疑,但其实不是那样的。然后,两个影子像突然出现时那样,又突然一起消失了。

一个两岁多的小女孩蹲在自家门口,一边撒尿一边哭,风吹过她的脸,把她的眼泪带给了我。她的眼泪竟然不是水,而是许多细小的黄色粉末。

我们来奎依巴格镇定居的第一天,它就以这种干渴的方式进入我的身体,以至于往后的人生,都像被这没有边际的戈壁沙漠覆盖。

天边的云一如既往地从粉紫到灰白,时间一天天地流逝。

就在这样简陋的帐篷里,人们生活得也格外用心,每天清晨在帐篷门口的泥土地面泼洒清水除尘,在废弃的搪瓷盆、缺了角的陶盆里种上喇叭花、晚饭花,还有夹竹桃。有的人家养了鸡又养了鸭——每天早上醒来时,一群鸡咕咕叫着钻进帐篷刨土觅食,尽管发白的盐碱地上什么也没有。

帐篷与帐篷之间的小路,是人一步一个脚印踏出来的,而不是众手铺砌的。有些人家还在废旧的米缸里种菜。是小白菜的菜秧,像野草一样东倒西歪,密密一片。此外,还有牵牛花的藤蔓随意地搭在砖垒上。

每天下班后,帐篷区家家户户的烟囱筒升起袅袅炊烟,烟火气十足。人们在光线昏暗的帐篷内吃饭,低低的谈笑声给普通的一天带来尘世的暖意。

在这样的黄昏,我往往一待好久,看来往的路人,看邻居家晚归的小孩追逐打闹,也看我家门口的粗陶盆里种的晚饭花。这些低矮的黄花粉花红花一起开放,到了次日早上太阳初升,又像小伞一样匆匆收拢花瓣。这些散植的粉红或鹅黄的铃状小花,都有深绿色的纤巧叶片,它们的奇妙之处,在于它们的一开一合,与人们的生活习惯背道而驰。我嗅着它们淡然无味的香气,觉得自己像极了这些晚饭花,在无人理睬的晚上独自开放。

因为帐篷挨得近,可以听见许多声音:人翻身时床板发出的嘎嘎声;早晨上班临出门前急促而忙乱的脚步声;一脸倦容的主妇沉闷的炒菜声;隔壁邻居家的男人嘶吼的秦腔声;对面维吾尔族人家弹起的都塔尔琴声;小孩在大铁盆洗澡时,弄出的哗哗的水声;夫妻小声吵架的声音;饭勺敲击杯子的叮当声……

我家帐篷对面住着一户维吾尔族人家。那天,面容消瘦的男主人守在门口,就着凉茶水吃热乎乎的馕,偶尔放下茶碗,抽味道很浓郁的莫合烟。他脚下的收音机脏污破旧,正放着欢快的维吾尔语歌曲,音乐声很大,热烈的旋律像是维吾尔族姑娘的裙摆,就要从收音机里旋转出来了。

我端着饭碗坐在门口,心不在焉地听着这些旋律,恍惚间竟产生了一种误投尘世的感觉,对睡眠的渴望也随之而来。身躯因疲劳而呆滞沉重,可是我还没有睡意,猜想遥远处的戈壁沙漠是如何辽阔,是否像大人们所形容的那样,是如同疲倦一样的恒久无尽的事物。

他身边站着他家的小女儿,大约十一二岁的样子。她将一把一把的杏仁塞到碗大的石臼孔里,倒上些许清水,再快速转动石臼把子。不一会儿,散发着浓郁杏香的杏仁浆汁就研磨好了。可能是我焦渴的眼神打动了她,她将少许乳白色的汁水倒入煮沸的砖茶水中,舀了满满一碗杏仁茶递给我,示意我喝下去。

她不懂汉语,我不懂维吾尔语。我曾经喝过她家的药茶及蜂蜜茶,还是第一次喝这种口感纯粹地道的杏仁茶。随后,这个女孩又端来一碗晾干的杏仁,指了指杏仁,又指指嘴巴,意思是让我吃杏仁。

一群在满是尘土的路上疯跑的孩子,不知嗅到了什么,突然像小动物一样围了过来。不一会儿,个个嘴巴鼓鼓囊囊的。他们围看了我好一会儿,感觉从我手中、衣服口袋里不可能再找到吃的东西,就没耐心了,便大呼小叫地散开去玩耍了。

几个维吾尔族妇女,头顶着发好面团的盆子,一路说笑着穿过帐篷区,结伴去河渠旁一家馕店打馕。

每个夜晚都像无数个相同的夜晚一样,幽凉夜气与水渠边枣树腥辣的气息,还有长年堆积落叶的腐败气息混合在了一起。刚开始的时候,帐篷区没有接上电,晚上全靠月亮照明,一旦月亮被云层遮住,就没有任何光线了,任凭帐篷外野猫的嘶叫像剪刀划破夜晚的空气。黑暗伴随一切。当天彻底黑透的时候,那种黑,简直渗进了我的胸腔和外套之间的缝隙。

我惊讶,为什么一种黑暗,会如此不同于另外一种黑暗。它是一种存在:我睡觉时,衣服被黑暗镶了边;当我出门,到帐篷区的尽头排队上厕所时,我戴的防风帽在脸颊留下一个暗影;当我在帐篷角搭起的布帘里冲澡时,我在黑暗中给自己擦上了香皂。我看见母亲在帐篷一角的铁锅前蒸土豆,那是一种可以吃的黑暗——土豆和黑暗。我必须先把黑暗赶走,才可以吃到肚子里。

我有时候不得不在外边待到很晚才回家,让我感到害怕的并不是来自母亲的巴掌,而是黑暗本身。即便我是他们中最不幸的那一个,但我是幸运的,因为天总会亮。

冬天来临,天气严寒彻骨,无风,冰冷的空气像要冻结人的肺。午夜的霜让地面更透亮,让星星更冷硬。那寒冷的感觉,像鞭子一样抽打着人们的身体,却不会冷到让人有从体内开始冰冻的感觉。

坏气候没有动摇人们的心。人们每天从各自的帐篷出来去工地干活,他们一路打着招呼,每个人的眼睛都是新鲜喜悦的——在那个着魔的年代,一切都似乎蕴藏着无限可能。人们对这片戈壁荒滩进行规划,挖了整齐的水渠,将沙枣树、榆树、新疆杨苗一棵棵栽种在水渠和道路两边,忍受着沙暴侵袭,忍受每天长时间的辛苦工作、寒冷和指令。

那些日子里,一部分人夜以继日地打土坯,晾开后盖起了土坯房子,架木檩子,搭木椽子,在屋顶铺上干草和厚厚的房泥。他们的脚踏在硬实的盐碱地上梆梆响,好像从没有静止的时候,阳光和尘沙融入他们的血液。如果有谁累死在工作岗位上,那会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工作也融入了他们的血液。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那是激情。

人们干活时,时间静止,呼出的热气升起,在他们的头顶上形成一小片云——不,那是像要凝结成冰的湖泊。

到了第二年夏天,男人们为节省衣服,都赤裸上身劳动。成百上千的男人挖水渠的赤裸身体,远远看上去,像一道黄色的洪流。但脚下硬白的、连十字镐都快要挖不动的盐碱地,处处在强调这里其实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所在。人们做了这么多努力亲手打造新的家园,一定想到了要在这儿长久地住下去,想到了子子孙孙。但没想到,才过了几十年时间,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会再次抛弃自己亲手建造的一切远走他乡。我和我的家人也永远地离开了那个地方,再没有返回。奎依巴格镇,差不多成了一座空城。

听大人说,要不了两年,这座戈壁滩将奇迹般地构建出人们之前所描述和许诺的:一排排挡风沙的新疆杨,耐旱的沙枣树、榆树,十连排的土坯房,一家一户一个院子——他们还将建起横平竖直的马路,接着,又建起职工俱乐部、商店、镇巴扎、学校和医院,还有灯光球场。

在他们的描述中,这是小镇最初的雏形。它像一个虚构的世界从盐碱滩升起,在地面上微微颤抖。我听了之后,感觉自己理解不了奎依巴格镇的布局方式。它看上去可能是东一块西一块的,没有章法地向外扩建,像一块发酵的面团随自己的意愿膨胀。

这个季节的南疆多是晴天,天蓝得坚硬光滑,令人心生忧伤,风浩荡而有力,大朵白云,从早晨到黄昏,排着队从天上走过。与它有着同样力量的南戈壁广阔无垠。我一次次走在晴朗天气里的南戈壁滩,走了很远,不时避开有刺的灌木丛,还有沉默的蜥蜴。

那些日子里,我最爱去的地方,就是小镇尽头的南戈壁滩。它足够大,大得能让我无畏前行。一个个灼热难忍的夏日正午,万物困倦,日光热烈,像火熊熊燃烧。戈壁滩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细细的、无所不在的、神秘的声音:“咝——咝——”但那不是虫鸣,不是风声,没有方向,找不到出处。屏着气听那声音时,它便消失了,再一转脸,那声音重又聚拢过来:“咝——咝——”开始我以为这声音是幻听,是耳鸣,到后来才发现,这若有若无的声音是新疆戈壁滩所独有的。

万物如同戈壁滩这铁锅中不变的炒货,这声音就是那最后一点水分蒸发时发出的天籁之音。

到了秋天,天空深远湛蓝,只有我和我的阴影在移动。

大概是受到南疆金黄胡杨林的吸引,众多的猎物如黄羊、野骆驼、野兔、野猪等纷纷在此落户。戈壁滩无边无际,一群群黄羊像汹涌的朝霞一样,奔驰在平坦、开阔而又干爽的戈壁腹地,蹄子踏起滚滚尘土,让大地有了微微颤抖的感觉。蜥蜴从灌木丛中蹿出,土拨鼠听到后,迎风站立,看着黄羊群远去的身影,身子被风吹得微微抖动。它想开口鸣叫,更大的风声在耳边呼啸,满天呜呜作响——而头顶上的天空湛蓝,空无一物。它们渐渐消失在大地的起伏中。

因为野生动物的出现,从外地来的车子渐渐多了起来,他们途经这个小镇,远远地就能听到他们的汽车喇叭在小镇唯一一条公路上发出的鸣叫。

偶尔有睡不着觉的晚上,我睁着眼睛,在家人此起彼伏的酣眠之声中,依稀听见帐篷外边有长途汽车驶过的声音,那声音越来越大,像要充满整个奎依巴格镇。我甚至还感觉到了汽车带起的气流,我忍不住想,在这样一个荒芜闭塞的地方,会不会有人想到有我这样一个少年存在?

风吹过排列成行的绿帐篷,吹过道路两旁的新疆杨,吹过新疆时间,吹到戈壁滩。而那些吹过去的时间,是永远也找不回来的。我悄悄地赞美,赞美这无人知道的秘密之地,赞美强大、横扫一切的风,赞美形状像骆驼的云,喇叭花比昨天多开两朵,我也迫不及待地赞美。似乎我只要赞美,就有人热切回应。我的赞美语无伦次,词不达意,也安抚不了我的心虚。

有好些个夏夜,一个打球的男子,独自一人在镇机关场部的空地上打篮球。那是一个年轻人,他穿着白棉背心,托着篮球一次次起跳投篮,动作娴熟,富有一种力量的美感。看起来,他是真心喜欢篮球运动。有好多天,我远远地站在路边一棵新疆杨下面看他打球,觉得自己快要爱上他了。可我爱他什么呢?大概是爱上了他的寂寞吧。

又一年春天,大地冰雪消融,一层层泛绿,人世间最早的芳香已经从盐碱地,从花朵中,从一切已然成熟的万物里散发出来。每天一睁眼,天就大亮了。昨夜沙尘暴的浓尘散去,露出了澄澈天空。掀开绿帐篷的门,阳光哗啦一声落在床铺上,金币叮当,金针密密,把人的眼睛晃得发痛。

风一住,天一清,槐花沙枣花开过,就是炎炎夏日。小镇上有工作的人,在单位领到一份用来消暑的劳保——半公斤绵白糖,还有茶叶。待家里的茶叶罐子快见底的时候,转眼又是秋天了。秋风已携来凉意,炎热正从这个被沙漠包裹的小镇消隐,人们穿起了长衫长裤。帐里帐外有明显的温差。特别是早晨,懒起的孩子们不敢把脸蛋伸出被头,一旦伸出,就感到室内空气寒冽异常。还没推开门,想象一下自己出门的情形,就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

我家帐篷斜对门的一户人家,是四川人。一堆没有劈过的柴火在帐篷外整齐地码放着,上面晾着新鲜的白萝卜干、红心的萝卜干,还有豇豆,红红绿绿的,很好看。我兴奋极了:“妈,你快过来看,她家晾干菜了。”我妈头不梳、脸不洗地去她家取经,买来一堆蔬菜使劲地清洗一番,准备进行腌制。案板箩筐里摆满了切成片、块还有条状的白萝卜、黄瓜、青红椒。煮好的辣椒水胡椒水有一股清爽的甜辣味道,让整个帐篷散发出一种世俗的、过小日子的、热气腾腾的气息。

在临时帐篷小学,我的小学班主任是我母亲。而教语文数学的,是个随军来的家属,四川人,一个邋遢的中年妇女,长一副男人相,一条粗黑的大辫子垂在脑后,摆来摆去。一年到头,她穿一条走路带风的黄绿色大裆裤,一条裤腿总是挽上去,她用纯正的川音,教我们朗读语文课文,教算术加减法,还教唱歌。当我们知道她的学历才是初中时,便很不屑,觉得自己的将来被耽搁了,于是就有孩子逃课。

她总是痛心疾首地骂我们这些孩子:“你们这些造粪机器啊,整天就知道拉了吃,吃了拉。”“造粪机器”这四个字陌生而又新鲜,我们一点儿没觉得它是句骂人的话:啊,原来我们是这样的啊。这句话很快传了出去,当人们反感某个人行为的时候,就数落说:“造粪机器,你造粪机器啊你。”

我也喜欢逃课,逃课去镇东巴扎闲逛。巴扎日牲口集会上,有好多人看那些笨拙的小公牛、尖声叫唤的绵羊。巴扎街口处有一个卖羊杂碎汤的小食铺,简陋得无以复加,可能许多年前它就是这样简陋,但是每天来吃饭的人却不少。混合着青菜的羊杂碎盛在半旧的搪瓷茶缸中,一个个紧挨着摆放在屋子中间的大铁炉子上,茶缸里咕嘟咕嘟冒出的香气把空气变得潮湿温暖。

很长一段时间过去,我还是一点儿都听不懂当地人说的话。他们不停地说、说——时间在往前走,他们的话也越来越多。慢慢地,我熟悉了他们的口型,他们说的话也能明白一些了。

还不到两年时间,人们就已淡忘了依奇克里克。它的故事到此结束了吗?它被抛弃了,连同那古老的激情,车辙印遗留在那里,比不曾经过的大地还要荒凉。再也不需要一条崎岖的、蜿蜒至此的山路通向它。

这一年七月,南疆的伽师地区发生地震,死伤了一些人。尽管,事发地距离奎依巴格镇遥远,老人们仍擦着眼泪聚在一起纷纷议论——地震了,那是天塌下来了吗?又要断粮饿死人吗?小学生们还要上学吗?镇卫生室还给人看病输液吗?我家的老母鸡还下蛋还孵小鸡吗?小卖部还卖蜡烛、火柴和肥皂吗?

——没有人回答他们。

这件事过后没多久,一号病来了。说是奎依巴格镇周边某一村庄有人误食了沙漠里带病菌的旱獭,带来了这场瘟疫。人们对瘟疫这个词是忌讳的,含糊其词地给它起了个名字:一号病。为堵住这场瘟疫四处蔓延,当地在通往外地的唯一一条路口搭了个临时帐篷,里面吊了一盏昏黄的灯,几个男人住在一起,登记往来的车和人,还拿着装满药水的喷壶,往人们的身上滋。不停地滋。

帐篷里的收音机放着《新闻联播》,偶尔换成了秦腔,高亢的声音融入漠风,时断时续。

那些日子的天似乎也有异象:每天傍晚的夕阳烧得汹涌,太过恢宏。那天黄昏,帐篷区尖翘的帐顶上,有如一柄柄火苗蹿起,瞬间在这片戈壁沙漠中心燃烧起来,整个小镇变成了蔓延的海,远处昆仑山峻峭的冰峰,像烧红的剑刺向天际。

我倚在自家帐篷一角,凝神看燃烧的红霞,五脏六腑也像在灼灼燃烧,因为每个人的前胸都镀上了一层金红色的霞焰。

一个约莫两三岁的小男孩举着一个酸角包从我面前走过,他仰头看着烧红的天。突然,一群鸽子像碎纸片一样飞过,翅膀被染红了。他的嘴慢慢张开,慢慢地伸出染着红醉霞火的胳膊,咿呀呀地叫。啊,这是真实的人间吗?为什么我的心里会感到难过呢?这难过,是觉得它很快就消失了。

我的眼睛发痴地盯着在晚霞中飞舞的鸽子,羡慕它们的自由。所有自然的事物都安于自己的位置,那我呢?被戈壁沙漠困久的孩子总是沉默和胆怯的,就像我,心里总有那么多的不甘心,总是在盼望,总是在失望,也总是在犹犹豫豫。

这样胡思乱想着,直到天空燃褪的红霞被我久久拖着的目光送走。

…… ……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见《人民文学》2021年06期)

南子,生于新疆南部地区,著有散文集《游牧者的归途》《奎依巴格记忆》《游牧时光》《蜂蜜猎人》《精神病院:现代人的精神病历本》,历史人文随笔集《洪荒之花》《西域的美人时代》,长篇小说《楼兰》《惊玉记》等十一部作品。现居乌鲁木齐,为新疆日报社副刊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