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王鼎钧先生曾谓散文有两种作法：一曰“胎生”，一曰“卵生”。前者由内而外，因情生文，即由作者郁积的心绪孕成文字，“也许本来无意为文，欲罢不能”；后者则由外而内，作者听从某种使命的召唤，于是“有意为文，锲而不舍”，类似为文造情。胎生、卵生，不过是散文写作的两种程序，本身并无高下，只不过情郁于中的“胎生”似更利于抒情，更利于写出文贵真诚的浑然之作。其实未必，鼎钧先生还说过：“人的天性和生活激荡自然产生作品的内容，技术部分终要依恃人力修为。”也因此，他认为：“部分业余的作家只有‘胎生’的经验，大部分专业作家都有‘卵生’的本领。”换言之，很多看似“胎生”的作品，背后其实经历了类似“卵生”的审美孵化的过程。梁鸿鹰的散文集《岁月的颗粒》就是这样的佳作。

如梁鸿鹰在后记和前言中所言，他是“被自己的回忆牵引着，重返远方”的，是“过去的那些人与事”，“瞪大眼睛看护着”他，让他落笔写下这些文字的。但他又时刻告诫自己，“过往的价值与书写的价值”并非自然等价，没有“苦心孤诣”，被回望的岁月是找不到“满意的归宿”的，因此，于他而言，最重要的是不是写什么，而是“如何呈现”。因此，阅读这本散文集，作为读者的感受是双重的：一方面，就如散文集的名字，集中的文章记录的是一个1960年代生人对岁月之情感的沉淀和恩宠的领受，是某种“低微的个人的永恒”，带有饱满的颗粒感，那些时代共相之下具有个案意义的切片，是常被共相作删繁就简的处理、但并不能被个人和时光轻易化约的部分，有的让人戚然心痛，有的让人甘之如饴。另一方面，这些文字读起来平易入心，在真诚和坚实的气相之下，又是自出机杼、别有匠心的，在叙事、结构和抒情上都体现出写作者运思的讲究，而由这些写法的具体实践链接出的他对散文境界与题材之“大小之辩”和“新旧之辩”的理解，对于观照当下散文写作观念也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这部散文集，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写作者在人称选择上的用心：《最初的年头》《世界上最寒冷的那个早晨》《被岁月和父亲所塑造》等篇用的是第三人称，《火车进站》《母亲与我的十二年》《书店不完全往事》等篇用的是第一人称，而《哦，那一年的高考与假日》则使用了第二人称。更有意味的是，在编排上，作者有意将同一题材的两种人称先后并置，比如追忆母亲的《世界上最寒冷的那个早晨》与《母亲与我的十二年》，几乎像是一种提醒，，同是“缀文者情动而辞发”，在“他”与“我”的抒情人称的转换中，其实关涉抒情主体以怎样的方式介入回忆情境的考量。通常而言，追忆性的散文“贵在有我”“贵在情真”，使用第一人称叙事几乎是自然而然的事，不过正像研究者指出的，“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通常有两种眼光在交替作用：一为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这两种眼光可体现出‘我’在不同时期对事件的不同看法或对事件的不同认识程度”。这种“童年自我”与“成年自我”（或曰“经验自我”与“叙事自我”）的差异，正为回忆者提供了在视角与人称上变化的空间。

《世界上最寒冷的那个早晨》是文集中最动人的篇什之一，追忆的是母亲撒手人寰的那个“令人愁肠寸断的场景”。写作者选择用“他”，一面把自己的经验客体化，小心翼翼地制造一种抒情的间离效果，既避免一味沉陷于悲伤的泥淖，避免一任回忆流泻的平铺直叙，也让自己有勇气去面对，同时也以一个成人的隐忍和对人生更宽阔的理解去记录和分享少年时最痛苦的经历；另一方面，就像作者在文中所引宇文所安的那句话，“聪明的作者不会让他的作品去说教而是去纪念——使之成为共同记忆的部分”，他也在努力的追记中，传递出自己对人类都会遭逢的亲密的家人必将“缺席”和“消失”经验的某种共情。在提到“他”时，写作者习惯用“我们的主人公”来指代，这里的“我们”既有对读者的吁请之意，也再次提醒读者注意，这个“他”虽然是自我之客体化，但并非不能表达情感态度和价值判断的纯然的中立者，“他”是“我们”的一员，身上无时无刻不体现着“我们”的悲欣。

而在《母亲与我的十二年》《书店不完全往事》等文中的“我”，也时常处于“童年时期的我”和经历了“四十多年的时光冲刷”的“我”的摆荡或交叠之中。而且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者对于采用童年叙事视角是相当克制的，尽管用儿童视角讲述苦难往事，即所谓以天真体会世事的繁难，会带来格外的情感张力和富有反差的修辞效果。《母亲与我的十二年》分了八节追忆母亲生命的不同侧面，只有最后两节，写到童年的自己如何在病休的妈妈那里受到最初的文学启蒙，如何因为替母亲抓药而成为县医院的常客，其他几节的追忆则分明带有时间沉淀后的省思，叙事声音与叙事视角是一种复合的关系，“成年自我”不断把当下时间的思考带入到往事中，来对母亲当年人生选择和经历做出理解和诠释。因此，文中的“我”，不止是一个缅怀者，更是一个读心者，“我”渴望在母亲去世后对母亲家族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在“我”作为一个年过中年的、过来人的“心境”中，去体悟母亲的爱情、母亲的结核病、母亲对生的留恋和对早逝的无奈。

以研究历史时间理论著称的德国的历史学家莱因哈特•科泽勒克曾谈到过，随着代际的更迭，经验的记忆逐渐消逝，人们“充满了个人体验的当下的过去”会变成“缺乏个人体验的纯粹的过去”，这一过程可能伴随的是“苦难和切身的关联”被取消或淡化的问题。 笔者以为，梁鸿鹰在上述散文中借由人称来强化的叙事视角和叙事空间，除了叙事技艺层面的考虑外，也正体现了对回忆所负载的人生体验予以精神关切的自觉。就像在《母亲与我的十二年》的开篇，他引的波兰女诗人安娜·卡明斯卡《宁静之巢》中的那一句诗——“在回忆里，我们互相依恋”——梁鸿鹰既给读者呈现了被大量鲜活的细节照亮的经验记忆，又不断将自己成长中的人生感思带到经验的记忆中，对他而言，回忆从来不是“纯粹的过去”，而如同指纹或胎记，提醒着自己的生命来路。

梁鸿鹰写过一篇题为《散文的新与旧》的的创作谈，其中谈到对散文变“小”、变“浅”、变“淡”的警惕，同时也对一味强调“宇宙情怀”、文化意识的“大散文”敬谢不敏。在他看来，散文的大小、新旧与素材其实关系不大，要者在于创作者要“提升学养与思想境界，走出自己的生活圈子，达成自我与当下现实的某些深刻连接”，既“善于思考自己与时代相濡的关系，又能拉开一点距离”，写作者要细心“发现并表达生活中微小而可爱的隐秘，人的心灵中那些不为人知的角落，人与人关系之中的微妙韵致，历史发展中浮现过的纷繁烟尘”。而这些思考在《岁月的颗粒》中都有贯彻。

《岁月的颗粒》所辑散文的开篇都有几句作者精心摘录的引言。这些引言首先是学养的体现，从引文所涉书目，足见作者的阅读之广——不过，倘若为引而引，不免有掉书袋之嫌。梁鸿鹰以引言开篇，当然是别有怀抱的。且以《哦，那一年的高考与假日》为例。这篇文章开头分别引了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中的一段话和阿赫玛托娃有关“冰块发出声响漂浮着”的四句诗，单独看这两处引文似乎没什么关联。文章正文用第二人称追记自己高考前后的一段经历，不过考场上的点滴并不是全文的重心，重心乃是少年流连的目光和幽微的心事：在电影院中对某个姑娘的暗中注视，把斗殴受伤的朋友弟弟送去医院，朋友姐姐浴后的美足让人怦然心动，在大姑的书柜里翻看医学书籍时不意所获得的身体启蒙，还有在医院里目睹的伤者和产妇，等等。如果说高考是一个人的成人礼，这篇文章所展示给读者的并非是这场仪礼本身，而是它的内面，是一个即将毕业的中学生在酷暑的夏天对情欲、对友情、对生命、对未来的芜杂意绪和并不成熟的思考。明乎此，再看开头的引文，赫拉巴尔所言的“依我看这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在向前迈进之后又都向后回归”，还有阿赫玛托娃诗中所说的“你为什么惩罚我，我又什么错我不明白”，都和那郁热季节里年轻的主人公“心里像有头小兽骚动不息”的心理状态有关。在关于“高考”的题目之下，这些“不为人知”的心灵暗角，让文章别有一种新鲜的意趣，而两处引言不但平添了知性，也与正文相呼应，促使读者好好思量，除了勇闯独木桥的备考应考之外，高考季还盛纳着和生命的本质更相关的其他经验，而这种经验也是自我与生活世界更深刻更真实的连接。

集中的《毛发的力量》《执子之手》《到底能走多远》几篇，分别写人的毛发、手与足，切口细小，而开掘极深。像《毛发的力量》从“我们的主人公”对父亲浓密毛发的继承写起，兜兜转转，写小镇的理发师、写给主人公理过发的父亲的旧友、写大学理发店里的漂亮姑娘，乃至毛发作为“美学上的资质、道德上的申辩权与命名权”等等，既有任意而谈、无所顾忌的率性，又始终将文风笼于一种淡淡的怀旧中，让文章保持一抹抒情的调性，即使谈论的是欲望，也那么真挚和诚恳。诚如王鼎钧先生说的那样：“抒情是天路，是窄门，最后升堂入室的，是赤子。”而“我们的主人公”最打动我们的，正是他面对父辈、面对自己、面对人生的赤子之心，是他的坦荡无伪，是他对我们所有人的心灵秘境的敞开和尊重！

（马兵，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山东青年作家协会主席、济南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