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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而不失审慎,热烈而不失克制” ——读梁鸿鹰《岁月的颗粒》

来源:中国作家网 | 乌兰其木格  2021年06月07日11:01

作者对作品的命名,不仅仅是外在规制使然,更与写作者的创作动因和美学观念息息相关。21世纪20年代初,在全球化日益凝固和整全性渐趋离散的时代,人到中年的梁鸿鹰将自己的散文集命名为“岁月的颗粒”付梓发行,其怀旧和回望的意味昭彰而显明。斯维特兰娜·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中宣称:“怀旧是一种丧失的位移,但也是个人与自己的想象的浪漫与纠葛。”既然是一种“想象的浪漫与纠葛”,作家完全可用更为文艺唯美的修辞来追怀岁月的馈赠,譬如,较之“颗粒”,“珍珠”似乎显得更为浪漫和莹澈。想想看,在岁月的无尽冲刷下,能够留在脑海中并保持言说热情的人、事、物该是多么的珍贵,将其比拟为“岁月的珍珠”似毫不为过。但梁鸿鹰却无意雕琢和文饰,他不愿为过往度上一层炫目而迷人的光彩,而是以真诚和质朴的心性检拾起记忆沙滩上的“颗粒”,然后,发现它们的美好,也不避它们的粗砺。

在《母亲与我的十二年》中,梁鸿鹰评价情窦初开的妈妈对意中人采取的态度是“真诚而不失审慎,热烈而不失克制”,有意味的是,这样的态度与风格也是这部散文集总体的艺术风格和特色。

《岁月的颗粒》犹如侨寓它乡多年的游子一场返乡或穿越之旅。在返回的过程中,被时间的风尘掩埋的童年、少年、青年的或明亮或忧伤的过往再次灵动活泼起来。在自由无羁的时光穿越中,作者带着我们重回昔日的生活现场,从被姥姥抱在怀中与弥留之际的祖父告别开始,读者见证了主人公此后的成长与生活。在这些散文作品中,既有死生之悲哀,也满含爱恋之喜悦。在细节化的描摹和沉实的语言中,那群灵动鲜活的人物、那些隐曲的少年心事、那场难忘的对话场景则被一一唤醒和复原。此外,梁鸿鹰对声音、对毛发、对手脚、对相片的体物入微和任性而谈,则处处发散出作者那温雅疏淡的人格气质。也许梁鸿鹰认同“散文是心灵的散步”的观念,因此,他的散文似乎有意与教化或虚构拉开距离, 他的取材关乎自身,他的文字明白朴讷,在自然而诚恳的文风中饱含情理,于琐碎细微处发现宏旨精义。

在赤子般的深情追忆中,作者将自我的所思所想与所欲所求真诚坦露,不做作,不伪饰,如他反思自己何以不愿承认与奶妈一家曾经的亲密关系时,认为不过是虚荣心作祟——不愿承认自己曾经在乡下生活过。为此,他将“心中涌出来的感激之情,一遍遍被压抑下去,被不愿意提及‘乡下’这个字眼的念头而压抑了下去。”(《最初的年头》)又如,因童年遭受过父亲阴晴不定情绪的巨大伤害,所以,“当了家长之后,我极力避免成为情绪的魔鬼,把气撒给孩子,但说句实话,真的很难很难。成年人被浮名所困,为功利所绑架,不过是被身外之物主宰的可笑傀儡而已。”(《父亲零章断简》更为痛心和无奈的是,生而为人,在某事或某刻,我们不得不“戴着面具生存,这既是生活所赋予的,也是在有意无意中接受的。不管与自己的家人,还是与素不相识的旁人,都摆脱不了‘扮演’的宿命。”(《被岁月和父亲所塑造》)类似的坦荡告白和灵魂自省,在在昭示出作家真诚质朴的一面。

班固曾对司马迁的《史记》推崇备至,认为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质,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岁月的颗粒》无疑具有史传文学的叙事伦理,作者经由个体的记忆与经验,以最大的诚恳书写出世情的纷繁和人心的褶皱。重要的是,它提示我们,在无情时间中有情生命的甘苦和坚韧,确证了慈悯和情义的永恒价值。这是一种温润的信,仿若山间明月或松下清风,让人不知不觉间对天地众生充满依恋与热爱。

而且,通过《岁月的颗粒》的阅读,我们可以了解作者的情感、生活、亲友以及他对生命和世界的勘探和发见。在这些文字中,我们仿佛与作者迎面相见,因为他的忠肯和天真,我们愿意谛听他细数从前的日子,也愿意目击一个襁褓孩童一点一滴的成长,进而在人心的交接中辨识自我,唤起对个体及普遍生命的深切敬重与深情体恤。

《岁月的颗粒》是梁鸿鹰在“自己的园地”里的深耕细作。乍看之下,作者似乎无意于宏大叙事的壮阔与担负,然而细读散文才知,那些令人过目难忘的人物、书信日记和各种情感无不承载着作者对世界和人生的哲理化思考与发见。事实上,梁鸿鹰的散文不仅是对自我的辨识与滋养,同时也是他对外部生命世界的细致观照——“从出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再到现在,自己始终与整个国家的巨大变动相伴随,同时代共同跨过的所有艰难曲折及风云激荡的一切息息相关,我熟识的一个个家庭,一个个亲人,一个个身边所经历的沟沟坎坎,体验过的酸甜苦辣,都在洗礼着我,对此,我尽可能地加以记录,留给自己和后来者。”(《岁月的颗粒·自序》大历史的叙述背景为这部散文集带来宽广的精神视野和历史意识。通过身边亲人和友人们的命运遭际和日常生活,作者由此展开了对风云激荡岁月的探幽寻微,释放出1960年代以来至当下时代海量的生活信息,并以审慎和蕴藉的语言感悟世事,彰显朴素而恒常的生命与情感真谛。

在家乡小城生活读书的日子里,稚拙的少年触目所见皆是明亮:“那个时候,尽管物质上很贫乏,人们对精神享受的追求向往热情很高,家家户户求上进,都想把家里的墙面变得与大街上、单位里的一样,与伟大领袖、大好河山、样板戏、好人好事日夜相伴。我看到不少小朋友家的墙壁上贴过《列宁在1918》《列宁在十月》的剧照。”(《书店不完全往事》)此外,在《1978年的日记所见》里,梁鸿鹰饶有意味地记录下1978年代的因袭与新变。一方面,小城里的生活依然携带着革命中国的面影,如,团委要求各班的班干部在周末时要观察和记录“敌情”,清明节去烈士陵园扫墓以及在礼堂里听老红军袁县长讲抗战故事等;另一方面,改革中国的萌芽也在潜滋暗长,譬如,紧绷绷的牛仔裤、亮闪闪的红皮鞋、格里格的《晨曲》、青年节同学们被要求唱英文版的《国际歌》、男女同跳集体舞以及语文课上老师对《班主任》和《伤痕》的详细讲述等。无一不提示我们时代和生活的新变。

值得称道的是,即便是在波诡云谲的特殊时日里,梁鸿鹰的散文也是克制温婉的,没有常见的悲愤呼告,亦没有哀情控诉,而是采用深沉委婉的讲述方式,呈现出一代人的人生境遇及历史命运。在《书店不完全往事》中,作者以充沛的情感礼赞了书店售货员小金的美丽和热情。但是,她的青春美丽却成为了她的“原罪”,流言蜚语和具有侮辱性的铅笔画充斥在她的生活中。无疑,这些行为给小金的生活投下了浓重的阴霾,但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据说,书店里的罗锅老汪勾引小金,犯下了流氓罪。作为出了“风化”问题的女主角,小金消失了很长时间。许久后,再次出现在人们面前的小金变得麻木而不修边幅:“她的手不再像以前那么白那么嫩了。拇指和食指上有了浅浅的黑道。她不再扎‘小刷子’了,而是将头发散下来,披在了肩上。由头往下看,我发现她的袖口有些抽线,袖子上有明显的油点儿。”细节化的描摹以及人物前后鲜明的突变,有力地揭示出小金心灵的重创和精神的轰毁。

更多的时候,作者愿意在灰暗的日常中捕捉温暖和善意。比如,写到妈妈与肺结核病魔作斗争的哀婉往事,梁鸿鹰记忆中保留的是小城人们对母亲无私的帮助和关爱。这些人包括县医院的医护人员、书店的小金、看守果园的女知青、杨大妈一家……正是这些朴实善良的人,令敏感惶恐的少年感到情义的无价,苦难的岁月也因人情的温暖而不再凉薄。

《岁月的颗粒》存在着一个中年的“我”对一个少年的“我”的回顾、对话和诘问,这种“活出来”的散文带着作者鲜活的心跳,甚至传达出一种依稀可触的体温。少年失母的不幸,青春期的烦恼,中年的奔波和人生的聚散无常,令人哀伤,却不致绝望。这些散文篇章处处透出作者与世事和解的圆润智慧,同时也有着穿透世情的表象,体悟历史、社会、文化间错综复杂的纠葛与奥秘,具有经岁月洗礼后智者的恬淡与从容。

新时期到二十世纪末,散文写作也曾断续地表现出对旧有模式的挣脱,寻求艺术方式的突破,进而确立文体的独立性与当代性的尝试。然而近年来却很少关于散文文体创新方面的探讨与论争,散文写作在总体上走向大水漫漶式的简单随意,绝大多数散文作家似乎丧失了对散文文体形式的创新意识。但在《岁月的颗粒》中,梁鸿鹰开诚布公地宣称他在散文形式方面的创新:“我不想平铺直述,而是想让形式感更强一些。那些通往文学世界的种种策略和路径始终诱惑着我,不顾是否弄巧成拙。”(《岁月的颗粒·自序》)事实证明,不论是人称视角的自由转换,还是叙事时间的灵动跳跃,均避免了散文在叙述方式和叙事节奏的贫乏单调,给人耳目一新的阅读感受。当然,在散文的技术层面,最引人注目的是作者在每篇散文的开篇均引用1-3段经典语句,包括古今中外文学、哲学、历史、艺术等的经典论断。在散文内部,也如天女散花般遍布着对各种知识的引介、议论和探究。而且,这些知识不是游离的,而是与散文内容构成互文关系。譬如,在《最初的年头》里,作者在开篇分别引用了左琴科、亚里士多德和拉迪亚德·吉卜林关于写作、时间和童年记忆的论述,这些引述与叙事主题弥合无间,形成奇妙和谐的共振。

事实上,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即有“君子之言,信而有征”的征引传统。而在现代散文的发端期,将广博的知识引入散文写作也屡见不鲜,比如周作人、废名、沈从文的散文均以知识性和哲理性见长。在当代散文写作中,“新散文”和“文化大散文”曾流布甚广,一定程度上使得历史、文化和知识的写作权重愈发上升。《岁月的颗粒》触目可见作者对各种知识谱系的探究和征引,但其目的却不是出于炫技和才情的展示,而是梁鸿鹰对君子立言传统的自觉承继,更是他通过读书增益心智、纾解疑难的养心之举。

《岁月的颗粒》除了在形式叙述上进行了大胆地革新,更在散文“材质”的择取上接通了古典散文驳杂汇融的传统——将书信、日记、演讲、采访等移植到散文写作的范畴中,打破了当代散文过于狭窄和逼仄的概念限定。《一次邂逅》全篇由作者和马津老师的对谈构成。通过“我”的发问,马津老师详细而富有文采地回答,缕析了从东部沿海城市来到西部边远内陆的知青群体历经的生活轨迹和价值理念的变迁。该散文将客观的叙事与议论、抒情相杂糅,使得读者得以窥见大历史背景下知青群体的理想主义激情及其凝重的理性思索。如果说《一次邂逅》是对父辈历史及人生命运的记录和喟叹,那么《1978年日记所见》和《盈盈尺素》则通过日记和信件的方式,呈现出1960年代生人青春时代的学习生活和两性之间曲折而又浪漫的恋情故事。而日记与信件的历史性和非虚构性,则决定了这些散文在记人叙事上实事求是的质色,即便书写复杂的情感关系,也没有传奇化的倾向或极端的矛盾冲突。总体而言,材质的多元与丰富,不仅将散文文体固有的“杂”与“广”发挥到极致,而且进一步印证了散文以 “真”和“实”为础石的艺术堂奥。

梁鸿鹰的散文写作不独注重文体创新,而且在语言上也力求“拥有属于自己的声音声调”。这种声音声调的获得,则与作家的气质禀赋和人生经验联系甚深。对作者而言,十二岁便失去母亲的创痛是深巨的,以至于时隔许多年后,他依然能清晰地回忆起母亲去世时的情状,依然能在任何时候不假思索地说出母亲去世的具体日期,依然能用温柔的文字还原母亲在世时的具体言行和举止……失去母亲的痛苦,萦绕在作者的心间,成为他终生难以化解的情结,难以缓释的疼痛。可以说,个人遭际及对宇宙万物的透彻省悟,共同决定了该部散文集沉郁顿挫的感伤情调。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曾论述到:“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由是观之,梁鸿鹰的散文确如清水出芙蓉般清新、本真而又余香袅袅。会心的读者,自然可以看出他“细嗅蔷薇”的温良,也会懂得他“草蛇灰线”的隐曲。 

(乌兰其木格,蒙古族,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北方民族大学文传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学、网络文学、少数民族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