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文艺》2021年第4期｜赵柏田：县城少年之黄金年代（节选）
01
我清楚地记得这个老县城那沉闷的年代，记得它缓慢的爬行，它深重的土气和异常的安宁——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初的几个年头，这个被沪甬铁路横穿而过的小城还在满街的牛粪味中做着农业时代的残梦。我清楚地记得它沿街的点心铺里酱紫色的长凳和桌子，蒸笼揭开时腾起的白雾，就着油条喝豆浆的一张张油光光的脸孔。我还记得江边的菜市场嘈杂的市声。一长串衣着臃肿的人，排着长队从船上卸大白菜，一群孩子在江边捡菜叶子（冬天也赤着脚）。一条青石板砌成的比盲肠长不了多少的直街，旁边的街弄集聚着铁器店、理发店、包子铺、大糕店、苇席店、冥器店、渔具店、纽扣店、南货店、草帽店等数十家店铺。从民国三年就矗立在那儿的县政府的门楼，中间悬着一块“文献名邦”的匾。不远处的石拱桥上，每天清早总有县越剧团的人在吊嗓子。咿咿咿——哦哦哦——咿咿咿。那时候，全县的人都叫得出这些角儿的名字。土黄色外墙的小火车站，窄窄的候车大厅里，漆色剥蚀的长木椅上坐着些表情漠然的人。墙上一只大钟，长年累月咔嚓咔嚓走动，像一个老人迟缓的脚步。喇叭里一个女人的声音在报车次，带着浓重的本地口音的普通话在空落落的大厅里回响，谁也没有听清她在说些什么……印象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是由这些支离破碎的画面叠加拼装成的。它们静静的残缺，病态的富足，在记忆的光照下成了一座颓败的旧建筑。
02
女人们的上衣和裙子的颜色都很艳。大红、大绿、柠檬黄，也不讲究什么上下的搭配。该宽的窄了，该绷紧的地方又松松垮垮。还有“蝙蝠衫”，手垂下来时腋下挂着一大片皱褶，张开来像《动物世界》里翼龙的蹼。远看满大街都是史前动物。头发一式烫得卷卷的，圆脸长脸的都是这种发式。男士们呢，最时髦的上衣就是花衬衣或加一件藏青色的开司米背心。我十六岁那年就达到了这个时代的最高时尚水平，我有三件花衬衫，大花的、碎花的和格子的。
城不大，毗邻着铁路的县一中，已经算是城西地带了，再往西就没有房子了，全是水稻田，还有纵横交错的河道。从高处看（海拔50米的龙泉山是这个城的制高点）就像一张闪光的蛛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县里的公审大会在县一中开，结束后就把人犯验明正身，拉到操场西南角毙掉，所以人们说此地阴气重。后来公审大会是不常开了，一年一度的春季耕牛交流会却没有间断过。到时，学校停课，满操场全是“哞哞”叫的牛和一滩滩冒着热气的牛粪。牛市过后，收拾拢来的牛粪堆得似小山高。学生们大多是从周边农村考上来的，不怕脏臭，围在操场上垒干牛粪。
每年11月光景，满街梧桐树落尽了叶，县政府的秋季物品交流大会也就开张了。那时物资紧缺，所以交流会对全县的民生很重要。标语早就挂出来了，红红绿绿的，赛似过节。城中的几条主要街道上搭起了一长排的简易棚子，摆着大宗的农机具、铁器，服装、皮箱、竹木器、漆器、锅、盆、碗、铲一应日常生活用具。国营的、大集体的、社队办厂的，各个厂家都有自己的摊位，管摊位的也不吆喝，拉长着脸，只有人到了跟前才搭讲几句。这么多的物品刺激着眼球和神经，所以也没有人在乎他们的冷淡。“秋交会”（人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简称）后，留下满街的标语和半尺高的包装纸，风吹雨打，全褪了色，像一张戏子的脸，说不出的凄惶。
这就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前夜。整个城像一个集群而居的大村庄，在鸡鸣狗吠中继续着农耕社会苟延残喘的梦。布衣素食，生活至味，日常所需，自给自足。寻常日子里几乎用不着跟商品打交道——商品，只有在类似“秋交会”这样的场合才让人意识到它的存在。除了在街巷间“突突突”冒着黑烟如水牛般横冲直撞的拖拉机，和县政府的几辆车屁股上挂着个大轮胎的吉普车，整个城都在慢悠悠地爬行。
在一张拍摄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旧照片上，我毫不费力地找到了我天天行走的街道、拱桥、马路和翘着飞檐的钟鼓楼，还有一家那时叫“宏济堂”后来叫“健民”的药店。在这张已然泛黄的照片上，我发现，占据画面中心的合影人（这些官员和士绅都是当时这座城里的显要人物）的表情也很熟悉，一样的知足和隐忍。有一瞬间，我惊悚地以为我面对的是一座消失了时间的城。这里的人和事永远不会消亡。他们在不断重复。太阳底下都是影子和影子的影子。这一切不断增殖、重叠，像一个镜中世界。人们不再知道是生活在现世还是在往事中，不知道迎面相逢的是一个熟人还是一个幽灵……
03
几年后，这个以农业、轻纺、塑料、来料加工业为经济支柱的县城升级成了市。尽管这个“市”的前面还要加一个带括号的“县级”，地方党政官员还是迅速认识到了精神文明的重要，城市总要有城市的模样吧？城里人的生活总要有城里人的样子吧？于是以政府公告的形式出台了“六不”“五要”“四规范”“三突出”（戴着红袖章的小学生在街上随便逮住个人就问你什么是“六五四三”）。于是风光一时的拖拉机再也不能跑进城来撒野了。于是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市长们面对电视机镜头再也不能像公社书记一样拍桌子骂娘了（在漂亮的女主持人面前他们拘谨得像小学生一般）。就像一个刚发达起来的人急于掩饰以前的穷相，一夜之间，满大街的广告牌都用“市”盖住了“县”字。
漫画式的征象后面是革命的实质。这革命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渗透、覆盖甚至替代了另一种生活方式。其实，革命更早的时候在其他地方就开始了——它像一场大雨浇湿了各家各户的屋檐。延续了数十年的日常生活的格式消失了。
撤县设市一年后，政府一声令下，城郊几个村的数万亩水稻田全都改种大棚蔬菜。我父亲，一个在城乡接合部的农田里水牛般蹚了大半辈子的稻农，不得不改变他顽固坚持了大半生的劳作方式，像一个小学生一样从头学起：开渠引水，改变田间结构，像参加扫盲班一样参加“蔬办”组织的大膜育秧、间种套种技术，去农技站购买优质或不那么优质的化肥，并像一个炼金术士一样成天窝在屋子里研究各种农药的成分配比。而我母亲，一个长年在锅盆碗筷中转悠的家庭主妇，则被驱赶到菜市场去守一个仅容转身的菜摊。问题是，父亲侍弄瓜果蔬菜远没有他种水稻那样得心应手，常常是菜价高时他的番茄、豇豆、南瓜还在地里长个儿，到可以收来上市了，却不得不贱卖。家庭战争由此爆发。一个怨一个种不好，一个怨另一个卖不动，因口角龃龉而怄气，而骂骂咧咧，空气中浓烈的火药味像是随时要爆炸开来。
后来，栽种技术这一关算是过了，忽然又传出消息，新一轮的城市规划将把城西的蔬菜地全都用作房地产开发和拆迁户安置。无地可种的父亲像一个退下来的老干部一样成天骂骂咧咧，看什么都不顺眼。我不无悲哀地看着他迅速老去。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养过鸭子、蚯蚓、兔子和猪崽，可最后都蚀本了。如果投下去三千元，收上来还是三千元，他就觉得赚了，像一个老小孩一样可以高兴好半天。后来他对母亲说：想通了，生来是摸土坷垃的命，干什么都不踏实，还是种蔬菜吧。自己没有了地，就向邻村去租，十里外的榆嘉桥村和韩村，很多男人都出外做木工、泥水工，地都抛了荒，父亲以每亩八百租了四亩。于是母亲又成了一个菜婆子。因为那块地薄，出产少，她还要每天凌晨三点钟起床到位于县城西北角的庙弄蔬菜批发市场排长队，然后回到家把批发来的蔬菜按成色的好坏分拣，在批发价和零售价之间赚取一点差价。屋子里成天都是腐烂的土豆、茄子、菜叶和咸菜缸令人作呕的气味，这气味浮载着生活，滑向我们不知道的来日。
我家乡的诗人商略在《文山路》中准确地描写过他们：
在文山路的内部
准确一点说，是在它内部的北侧街沿上
在三年龄的青桐树下
他们蹲着，篮筐里装着
土豆、青菜、花生和茄子
偶尔也有少量水果
据说，这些农产品源自
他们的土地
源自他们伸出来的
那双枯树皮一般的手
但这些蔬菜和水果的卖相
并不是很好，如同他们陈旧的衣着
不好看，也不饱满
但我深知它们的价值总和
来自我许多年来的
口舌和肠胃的所有反馈
它们的功效依旧，可维持一段艰难的生活
在那里，他们蹲着坐着，谈价过秤
东风吹着他们，阳光照着他们
国家机器的某个机械手臂
也时常驱逐着他们
我想说的是，这些土豆、青菜、花生和茄子，确实产自他们自己的土地。即使后来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土地，不得不租借别人的，他们还是把它看作自己的土地。
04
这日子，像潜入了深水，前面没有一丝的光亮。县城东厢酱园街88号那间七平方米的小屋成了我逃避的一个去处。那时，我已是县城里这所旧称“东风”的学校的一个专职体育教师。
对于我能毫无悬念地留在县城，而不必去乡村学校，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我父亲动用关系，把校长给摆平了。但说实在的，我父亲只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见过的最大的官就是村里的支书，他哪里有能力为他的儿子争取到屈指可数的留城名额。让我留在城里的，是因为老校长猫在楼上，偷偷听了一堂我上的体育课，并亲眼看到我在树荫下的跑道上为孩子们打了一套张牙舞爪的南拳。
老校长是有私心的，他的私心就是他要的这个体育教师得是会打拳的，最好能够独立带起一支武术队。那时电影《少林寺》刮起的尚武风还在劲吹，每天早晚，县城的灯光球场、龙泉山到处都是站桩吐纳的人群。《少林寺》里有个狠角色叫“秃鹰”的，光头，细眼，一手鹰爪功端的厉害无比，出演这个角色的演员，就是从这所学校毕业进了省体工大队的。那时候办学要讲特色，老校长把武术办成本校特色，于是我这个练过几年三脚猫功夫的应届毕业生就撞上了他枪口。
我献给老校长的第一份礼，是在暑假参加地区青运会的少年组武术比赛（因差两个月到十八周岁，算是最大龄的选手），拿回了一个长拳银奖和一个棍术第三名。这件事在县城很快传开了，那些练家子不知怎的打听到我住在酱园街，纷纷找我来切磋。他们中有自称精武门的，有练大小洪拳的，还有一个中医院的气功师，长得像白面书生，打起架来疯魔得不要命。
外面世界轰轰烈烈地行进中，我的二十岁也在懵懵懂懂中登场了。我的工作是带孩子们出操、练拳，去龙泉山的石阶跑步。余下来的时间，要么是和隔墙一所中学的男孩子们一起打篮球，要么是站桩劈砖，拿枪使棒，赤裸着上身，对着操场边上的一棵大树摔打出啪啪的响声。我的旋风腿踢得又高又飘，可以单脚落地扎得稳稳的，再接连打十个旋子不喘一丝儿粗气。
我下到每个班里去物色好的苗子。那些个子小巧、长得机灵又有爆发力的孩子都让我捡到了筐里。我一点也不怀疑，只要我假以时日好好调教，他们中间一定会出现省冠军，甚至全国冠军，再不济也可以做“秃鹰”那样的打星。运动队拉起来不久，老校长拨出一笔款，向省体工大队订购了一批武术器械，三十根白蜡杆和十几把单刀。学校没有车，我就一个人坐火车跑到杭州，把这一大堆东西扛回了学校。当天一个来回，第二天还接着上课。老校长看到，像老干部一样拍着我肩膀说，小伙子，身体不错呀！
终于有了第一次出门远行。不是坐飞机，也不是坐火车，是从宁波江北岸轮船码头坐轮船，去舟山。省体工大队在那里办了一个武术教练员培训班。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大海。海水那么浑浊，带着泥腥味，一点也没有我想象中的碧蓝。
在县城里我练得算不错的了，但一到那里，高手如林，一下子让我自卑得不行。班上有几个女学员，都个子小小的，胸脯平坦，扎着马尾辫，出手凌厉，闪展腾挪一点不亚于男生。可是我从来没有单独跟她们说过话。我觉得她们太漂亮了，她们的漂亮让我无地自容。班上有一个仙居来的男学员，比我们也就大五六岁的模样，一口黄话，在我们眼中简直是个老油子。他不知用什么法子，总能把女孩子们逗得咯咯笑，笑得直不起腰。他看不起我们，说我们练的是童子功。
岛上半个月的集训结束了，我又回来继续做我的体育教师。我热爱这奔跑的日子。每天的开始是在操场，结束也是在操场。我在操场上高喊、怒骂、大笑，有时也为运动成绩不佳伤心。操场就是我的血与沙之地。我的梦想就是带出几个冠军来，这也是老校长对我的期望。如果不出什么意外，我的今生几乎已经被规定好了。
做体育教师除了不用站讲台，还有一个很让别的老师眼红的福利——每年可以发一套教练服。这种腈纶面料、大色块的教练服，穿出去在八十年代末的街头绝对很拉风。我穿着这样的教练服去工人文化宫参加诗歌活动，和画画的小女生搭讪。我想恋爱，可是我不知道找什么样的姑娘去恋爱。一个校办工厂的穿红衣服的小女工每天傍晚总站在窗口看我在操场上练拳。终于我们有了第一次约会，牵着手走了大半夜，从城东一直走到城西的铁路边。我都没有吻过她，只是牵了几回手，老校长就找我谈话了。后来她只敢远远地看我了，而我也没有再去找过她。
……
（节选，全文刊发于《广州文艺》202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