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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文学》2021年第5期|汤伏祥:自由穿行与年少无知的美妙
来源:《福建文学》2021年第5期 | 汤伏祥  2021年05月25日11:44

灯光在远处,暮色里,往来的车辆各自奔跑。不管夜色如何笼罩,道路已经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那时,我顿然觉得不管眼前如何迷茫,远方如何遥远,我终究将抵达。

我是万万没想到,自己居然有一部车,也居然还会自己开车。这在儿时是不敢想象的。小时候,有过许多梦想,走过许多陌生的桥梁,攀登过许多险要的山峰,但对于车辆却是恐惧的。开车不是很危险吗?父母亲从小就这样说。后来,长大了才知道,其实那是父母从小暗示的结果,是上辈人对机械敬畏的使然。中国步入机械社会时间不长,就是汽车这样再普通不过的机器,在中国流行也才几十年。行走大山,跨越田野,那是久远的事情;脚下生花,步行万里,那都是再熟悉不过的旅途。父辈是这样,祖辈更是这样。在我印象里,我祖父几乎没坐过汽车,那我的曾祖呢?说他没见过汽车,那可能是我的断想,但机械化的玩意儿,他肯定是没怎么打交道的。时间也不算短暂,但到我这辈,居然自己买了车,还敢开、能开。这对于我来说,是想不到的,对于我祖辈来说,更是天方夜谭了。

天方夜谭,在今天变成了现实;不曾有过的梦想,今天在普通人身上闪烁着光芒。对于国家来说,也许它的进步是全方位的,但对于个人来说,他的进步,就是让梦想不再遥远,让远方不再孤寂,让遥不可及变得可及。远方,在暮色中展开,在灯光里消失。

开车两个小时,到达家乡。旅途有点疲倦,我却很兴奋。从乡下走出,奔向县城,接着又走向更广阔的城市。也许城市不是所有人的梦想地,也未必是所有人之归宿,但就人的视野、经历来说,城市无疑提供了多样、多彩的旅途,让梦想走得更远。我的祖辈、曾祖辈,没有离开过乡村,虽然知道朝代的更替,知道久远的历史,但对于他们来说,一切都是默默耕耘的土地。大山、江河,对于他们,是固化的符号。但汽车给我这辈人带来了惊喜,让偏远的山村不再封闭,让我也有机会从乡村到县城,再到更遥远的城市、山川。因为我的远走,自然也让原本困守乡村的父母,有机会同我远行。前几年,父亲跟我说,没想到自己还有机会坐飞机,能到祖国的首都,能见到都城的真容。中国偏远乡村的老百姓,他们终于也有了与过去城里人一样的梦想,也能一样在祖国的大地上自由穿行。

自由穿行,那是不容易的,但我以为更不易的是这几十年人的思想自由穿行了。在我祖辈的时代,他们想都不敢想要去穿行,甚至有机会让他们远走他乡,也大多不愿意,他们守住一方,故步自封那是常态。到父辈一代,随着子女的求学远行或工作变化,原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他们也有机会一起跟随时代的步伐远行。这是我父辈这一代人的幸,也是我们作为子女的庆幸,使父母有机会一起感受时代的变化,领略诗与远方。

我成长在闽东福安甘棠的一个乡村,说偏僻还不算。我曾到过许多偏远的山村,也曾走过一些荒凉的村庄,但相比而言,我所在的村规模还算大,交通也不算落后。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我们步行大概二十分钟就可以到村口,然后搭乘三轮车到镇上。我曾去过我大姨家,路上要爬山两个多小时,人称她所在的村庄为“仙洋”,云烟缭绕,确实有如仙境。我还有个朋友,他家在可洋村,村名为什么叫“可洋”,我们笑话说,他家在崇山峻岭之间,没见过平洋(福安话,平原意),因此渴望(渴与可,方言发音同)平洋,即可洋。但即便像我家这样,地处平原,交通也不算太麻烦,祖辈也都固守田地,不能远行,那偏远的仙洋、可洋可想而知,更是封闭了。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大地,一样也吹拂了仙洋、可洋这样的山村,如今那里的农民也都一样坐拥天下,一样出门打车,一样飞机远行。有梦想,就可以行走,就可以远行。

也许你会说,农民还是靠辛勤的汗水获得今天的生活,飞机远行等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还是奢望。这话不假,但今天的农民,已经拥有这个梦想。是什么改变了我们呢?也许原因诸多,但可以归结到一点,那是时代改变了这一切,是我们的执政者把人民的梦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我上大学时,从福安城关坐汽车到福州大概需要八个小时,从晚上的十点坐卧铺车,一路睡觉,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五六点才能到福州。如今,自己开车,可以一路观光风景,缩短的不仅是时间,更是来去自由的旅途。

人,自由,还有什么比自由更可贵的吗?

回望过去,夜色已经笼罩,远行把车窗模糊,把灯光带来。我从福安到福州求学、工作已经二十六年了。这二十六年是福安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腾飞期,伴随着撤县建市,迎来了福安的大变革、大发展,许多梦想在这里书写。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为在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我,对它怀有深切的爱意。

人的思想远走高飞了,但许多过往却历历在目。我思想自由了,但干劲和憧憬也磨灭了不少。短暂的车程里,思索未曾停止,希望自己能重拾时光,能如过往一样勇往直前,也希望家乡能热烈拥抱时代,创造出无限的可能。

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宁德民中念书。初三那年,我莫名其妙地喜欢上文学。其实我的作文底子很弱,从小在农村长大,长期畏惧写作文,也没阅读过一本课外书,背诵不下一首课本以外的古诗,到了中学,才知道自己与城里长大的同学的差距。初三下学期,写了篇作文,得到老师的表扬,于是就做梦自己可以写出好文章。上了高一,没有担任班干部,心里有点失落,就不甘寂寞地练起笔了,一周写一两篇作文,请语文老师林国清批改。大概是高一下学期的一天,我莫名地冲动起来,想成立一个全市的校园文学社联盟。老师在上课,我就在下面草拟章程,一口气把章程草拟得有模有样。然后,趁着周末,去了福安师范、宁德农校、福安一中、福安十中。那时,福安师范离民中很远,但我徒步到达,一点都不觉得累。我打听这几所学校的文学社,找到负责人。我暗下决心,成立一个学生组织,把笔友们聚在一起,共同学习进步。

我也不知道自己哪来的这么一股韧劲,找到福安市文联的郑万生副主席,他和蔼可亲。我去他的办公室、去他的家,就希望能把校园文学社纳入市文联,在他的领导下成长。他耐心为我出点子,让我去找时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联主席余挺。我打听到余挺的家,就这么冒昧地去打扰他,他倒也没有回绝我,说问问看。努力了一阵子,发现成为市文联下属单位的组织架构行不通,因为一个协会的成立,首先要获得市民政局的批准。

我找到民政局,找了当时管社团工作的同志,他告诉我,一个市级学生组织要成立,首先要征求并取得所发起学校的同意。也就是说,我要先从自己所在的民中做起。我只好回学校找校德育处绍康主任。他对我这样的行动,大概有点纳闷,但没批评我。他明确告诉我说,现在成立社团审核比较严格,即使他同意,其他学校也未必同意,市里领导更未必同意。但我还不死心,去找民政局的负责人,他说,你实在想的话,也可以去找找市长。这也许是一句玩笑话,但我却很上心,暗暗了解了市长的办公室和住家。在一个夜晚,我到了市委院子后面的宿舍楼。门卫保安不仅让我进了大院,还给我指路。我到了钟明森市长的家,敲开了他家的门。在他家门口,我把材料递交给他,说我要成立一个市级校园文学社。钟市长和蔼可亲,我把事情讲完,他让我先回去,他了解情况后再定。

我当时还只是一个高一的学生,起码的民事行为能力都不具备,但却要这样折腾成立一个组织,在今天看来是天方夜谭,也是滑稽可笑的。也许是青春年少无知吧,但就是这样鲁莽冲动,却没有人因为我的无知而阻挠我厌恶我,那些在不同岗位上的人,从市长到门卫保安,都向我伸出了温暖的手,让我的无知变成一股青春的美妙,积淀在我的过往岁月中,并灼灼闪耀。后来,在民中副校长林梅生的支持下,一个松散型的校园文学社真的成立了,挂靠在宁德市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下开展工作。我成为第一任社长,后来还出版了社刊《天马》。

将近三十年过去了,我离开了福安这个青春的城市,来到更大的城市求学、工作,但那段无知的岁月,恰恰给了我一段难得的历练,我后来真切地喜欢上写作,真切地折腾出一些文字,到大学后还主编学生刊物《闽江》。这些都是缘于我在福安无知的折腾,更是那个年代,那些没有架子的师长、领导给我的鼓舞与鞭策,是那个年代的韧劲、激情给了我勇往直前的勇气。筹建文学社的过程让我知道,只要有梦想,一切皆有可能,只要有行动,一切都将有回馈。

热爱文学,给了我成长的灿烂,让思想得以自由地驰骋;在福安求学时,还有一事,也让我终身受益。在高一那年,我和同学钟连木突发奇想,准备成立一个学习小组,一起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样的组织在高校里常见,但在那个年代,在中学却是少见的。我们的想法得到了学校的极大认可,在政治老师雷进生的直接指导下,在很短的时间,我们真真切切地学起来,虽然当时对这一理论的理解还不深刻,但对我的思维训练,对我后来的理论学习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和小组成员一起去天马农机厂调查,写出了相关论文,提出股份制改造等,其中一篇获得福建省教育厅组织的科技小论文一等奖,奖金一百五十元。这个小组的理论学习,我不知道连木同学后来是怎样的体会,但对我来说,那是一生的财富,尤其是参加工作后,我对于理论越发感兴趣,虽然水平不够,但我以为,理论定能把问题看个透彻,定能让自己在迷茫中把握前进的方向。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我热爱福安这片故土,在撤县建市三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与她再次亲近,驾车前往看她、抚她、爱她。福安养育了我,让我青春的年代有了美妙的瞬间,让我将无知练成了勇气。今天,我怀念所经历的点滴,怀念思想的驰骋,也怀念自己的勇气,更怀念这片土地上勇于创造机会的人们,以及这个勇往直前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