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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川籍作家马识途的新作《夜谭续记》中，多个故事均集中围绕婚育民俗纠葛的情节展开，作品不仅展现出中国几千年来封建宗法制下的家族血缘承续的重要性，以及古老婚姻观对宗族子嗣繁衍的意义，同时也具有独特的文艺民俗审美意义。以婚育礼俗为核心所构造出的一系列民俗纠葛对塑造人物典型性格，构建人物群像图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马识途 《夜谭续记》 民俗纠葛 人物群像图

文艺作品来自于社会生活，是对我们现实生活形象的反映。一方面社会生活中的种种民俗事象理所当然地与之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也成为了构建文艺作品情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高尔基所说的“文学的第三个要素”，情节被作家们艺术地安排在了文学作品中，它符合社会生活的客观规律，并囊括了人物之间的各种联系与矛盾，展露了各种性格的人物背后的典型成长及其历史。在这其中，与之息息相关的民俗事象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而那些“与人终生相伴的各种民俗事端、观念、形态等引起的矛盾和冲突，即所谓的民俗纠葛”①，也随之成为了作品情节中的重要角色之一。民俗纠葛构成了情节发展中的主要要素，围绕它展开故事、刻画人物，并利用民俗纠葛来设置小说文本的情节，是中外作家们在文艺创作中的一条成功经验，如著名剧作家莎士比亚的一系列作品，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等，我国作家鲁迅、茅盾、沈从文等的创作都是对此有力的实践佐证。

川籍作家马识途的文艺作品中亦充满了强烈的地方民俗气息，彰显着其独特的民族气质，这符合他一直所追求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与他一直竭力从民间汲取营养密不可分。他的新作《夜谭续记》同样如此，作品缘起于那些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他借讲述者之口，将之加以改造加工，并溶进了自己对于世界的认知和对人生的思索。继而通过一个个乡野山林、宗祠楼阁、大杂院、筒子楼之中发生的种种故事，描绘出了以黄老太爷、赵大老爷、张家大老爷等土财乡绅们为代表的旧式思想与接受了新学的新式教育的后代们之间，在婚姻、生育等种种生活琐事上发生的矛盾冲突；演绎了一出又一出由洋布长衫礼帽和西装皮鞋共同构建的“乱谭”好戏……如作者所说，“虽不足以登大雅之堂”，但足以供你我消痰化食之余，对新中国建立前后四川的风土人情、民间风俗礼教窥探一番。作品中的诸多情节均与四川民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在《狐精记》中的“跳大神”，《天谴记》中的请神算子算命等等，而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多个故事均集中围绕婚育民俗构建了民俗纠葛的情节。在这些极具地方特色的场景中，展现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宗法制下的家族血缘承续的重要性，以及古老的婚姻观对宗族子嗣繁衍的意义；同时由于婚育礼俗也是婚姻礼仪与风俗的缔结物，对人生有重要意义，加之其日常性的特点，也使其具有独特的文艺民俗审美意义。以婚育礼俗为核心所构造出的一系列民俗纠葛对塑造人物典型性格，构建人物群像图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物质民俗纠葛中突显的民俗传播者

民俗纠葛的构建是以一定的民俗背景和场景、民俗氛围以及民俗活动为基础的。而物质民俗纠葛主要是指在有形的物质民俗生活中，如服饰、建筑、妆容装束等方面所形成的各具地方色彩的特点。《夜谭续记》正是援引了《夜谭十记》之名，作为续作，沿袭了《夜谭十记》的惯例，仍立意于川人用川话讲四川故事，谈笑风生的情节之间流淌出的是四川的风土人情，行云流水般的语言之中闪露的是作者嬉笑怒骂的风格。作品以新中国成立作为时间分界线，分为上下两卷，即分为新旧两次龙门阵茶会。在《狐精记》《树精记》《借种记》《天谴记》等以婚育为核心构建起的民俗纠葛中，集中体现了代表新旧社会之间发生的激烈矛盾冲突。其中，《借种记》中黄老太爷去庙里求签拜佛才得来的宝贝独子黄大老爷，一共经历了三次婚礼，其目的是为了接续黄家的香火，他是中国古老传统的婚育观最直接的接受者，同时也是传播者。在以他为开端，之后的三次以婚育习俗为核心构建起的民俗纠葛中，集中展现了服饰、建筑等一系列民俗文化冲突。无论在有意识还是无意识间，山野乡民们、当地百姓们都成为了民俗的传播群体。

《狐精记》与《借种记》为我们展现了“新旧合璧的婚礼”的样貌。其中《借种记》在婚礼之前先进行了几次铺垫。文章一开头就讲述了黄家大财主的背景，无论是百多年历史的大院所体现出的居住民俗还是“八筒花的缎马褂”的服饰民俗都为之后的冲突作了铺垫。所以当出去见了大场面的黄小宝黄大老爷，穿着“洋马褂”也就是西服，系着领带衣锦还乡之时，首先就与穿体面长衫和穿短褂长裤的“同一个祖公几代传下来同宗的伯叔弟兄”起了第一次因服饰上的不同而造成的民俗纠葛。表面上的议论纷纷，虽然并没有真正传入大老爷黄小宝的耳朵里，但是“穿着皮鞋走路梆梆响”的他却已经引发了不少争议。

继而是作者对黄小宝婚礼新房的描写。在黄小宝的视野中，“这间屋子的窗户前头立着一个精巧的妆柜，挨着一排大衣柜、但最扎黄小宝眼睛的是靠里面墙的一间新床，与其叫床，还不如叫房。它就像一间方正的小房，三壁封死，那件横竖都能伸直脚躺平的大床，叠着不晓得有好多床锦缎花被，大床前的两头还立着灯柜和马桶，最前面才是木雕精致的木门帘，金纸木雕是象征多生贵子的花草，这门帘还是可开可关的”②。然而面对着这一间父亲费了许多心思，请了高手为自己准备结婚的婚房时，黄小宝只给出了两个字的评语——“多事”。婚房且是不能动的，但是重新修整过的自己的住房还是可以摆弄的，因此黄小宝取缔了一切“老古板”的摆放方式，将书桌、座椅、茶几等都按照“大城市北平规矩”斜放起来，“阅读写作正对窗外射来的光线”，再加上自己带回来的洋玩意儿留声机。这是因为新旧建筑居住习惯不同而引起的民俗纠葛，显而易见，这一次的冲突势均力敌。

经过层层铺垫之后，最终到达这场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门当户对的婚礼当天时，当九大碗、送礼的红纸条、女方声势浩大的嫁妆队伍，和花轿来临之时，两父子还在为是穿西服还是穿大红长衫挂上大团红色礼花争论不休，此时以婚育习俗为核心构建起来的民俗纠葛将故事推向了一个高潮。乡村与城市、新与旧之间的矛盾冲突到达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而最终的结局与前一次的结局一致，双方各让一步，“黄小宝按他爸的意思穿上大红长衫，黄老太爷允许儿子戴从北京带回来的深灰色宽边礼帽，脚蹬皮鞋”③。就这样，看似不中不洋的婚礼，其实仍然是以典型的中式婚礼为主要流程，还辅以四川乡间特有的规矩：“新娘只准坐在床沿等候，红盖头是不能自己揭的，要等到晚上睡前，由新郎来揭盖头。”④其实受了风气之先的黄小宝在结婚中的穿戴有了洋味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却受到了传统思想护卫者的父亲强硬的阻拦和反对，服饰作为在各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具有自身独立且明确的心理状态的视觉符号的体现，也展现出了传播者自身的体验与感受。最终的妥协虽然看似是装束上的协调，其实不如说作者展示出的是封建传统孝道对子孙的规束。

在《狐精记》中，还为我们展现了因地域性不同而带来的各种冲突，展示出来自于不同地域的人们都在有意无意间成为了各自区域的民俗传播者。不同地方特色的民俗事象所体现出的是各自不同的体会与理解，而将之集中在婚礼这个仪式空间中时，便体现出相对稳定、持续的特点，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意义。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虽为同一个民族，但也会因地域区域不同而有着各自不同的饮食、建筑等习俗习惯，当文艺作品将之体现出来时，就产生了奇妙的魅力。虽然同在上海接受了新式教育，但是扬州姑娘杨小红很明显与来自四川的丈夫赵进义有着种种不同，当她随着这位赵二老爷回到他四川乡下老家时，且不说赵进义西装皮鞋的打扮，单是杨小红“波浪形的烫发”就足以让头上没什么珠翠的她夺人眼球了。作为被带回老家的新媳妇，却因地方水土不同产生了种种不适，“那硬木板凳子和硬木板大床，的确不招上海姑娘的喜欢。至于桌子上那几盘菜，几乎每一盘都总要带上点乡土的麻辣味，更叫江南人难以下口”⑤。当然这只是初见面时第一次的冲突，跟着接踵而至的习俗差异，将城市与农村，地域民俗不同所产生的一系列民俗纠葛推到了顶峰。看到结婚的枕头上绣着“寻好梦，梦难成，有谁知我此时情”的杨小红并未想到正是这样的诗句一语成谶，一切按照四川农村的规矩举行的婚礼，让陌生的新媳妇六神无主。因为无论是吃、住、行还是各种细枝末节所造成的差异都在提醒着她，这里是一个与她之前的认知完全不同的世界，而这里却也是极为真实存在的有着四川特有民俗风情的世界。在这里乡村与城市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它不再是孤立而单纯的地理空间概念，而成为“不仅代表人类生活和工作的不同环境，同时还指向不同的文化空间、不同的生存方式和人生态度”⑥的深刻体现。由此可见，在以婚礼为核心构建的民俗纠葛中，所融汇的包括服饰、饮食、建筑居住等一系列的民俗元素与故事情节的起承转合、行为结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文艺作品中的情节并不一定都是一定的审美意识派生出来的观念，有许多都是人间世态中人情的一个属性的展现，尤其是小说中的悲欢离合，甚至是巧合、高潮、悬念等等，都是来自于生活，也是在生活中会发生的种种事件。在人们的民俗生活中，所出现的矛盾纠葛往往也是构成这样的事件的组成部分，而正是这样的与人们如影相随的俗事，经过作者的提炼和艺术加工，出现在文艺作品中，便增加了浓厚的生活气息，达到了生活与艺术真实的高度统一。如此一来，读者读来不仅身临其境，更易接受，还能产生情感共鸣，感同身受。由于家庭教育背景、生长的社会环境，以及职业经历等民俗氛围的千差万别，人与人之间接受的民俗信息都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观念及层次上的差异，而正是由于这样的观念错位和所形成的情形，才构成了人与人之间冲突的重要内因。因此，也只有将自己融进当时的民俗环境中，深切地了解作品情节展示出的民俗深层内蕴，品明其中重重叠叠的民俗纠葛，才能对作品审美作出应有的评价。

二、心意民俗纠葛中的经历者

“由禁忌、信仰等形成的民俗纠葛都是心意性的民俗。这些民俗纠葛设置的情节之所以能形成非情节性的淡化表象，关键在于这类民俗纠葛自身展现的形态就是无形的心意性行为冲突。”⑦在婚育习俗中所体现出来的无形的心意民俗，体现出了一系列长时间沉淀积累于人们的心理结构中的传统心理思维定势所形成的理念观念，展现了人们的生活态度。因此作品主要以观念冲突来展示，单一个体的内心在其长时间的成长过程中形成的习以为常的心理思维惯式，与外界客体行为之间发生碰撞所产生的事件火花。它会通过人物的表情、动作或一系列的行为表象来构建起民俗纠葛，构建起人物性格的鲜明特征；亦可能表面只是留下伏笔，为之后的转折、矛盾的升华、冲突的白热化甚至是整个事件的高潮部分的来临做好铺垫和预期准备。

《夜谭续记》中的多个故事，仍围绕着婚育民俗这一核心民俗纠葛，展现出了一系列因乡村与城市的不同、传统礼教与新学不同、信仰禁忌不同等所造成的无形的心意民俗纠葛。心意民俗中与婚育民俗有关的内容主要包括，把对生育神当信仰对象的民俗；人界与神界之间进行沟通和联系的媒介民俗；还有以女性贞操贞洁观以及传宗接代等为主要表现方式的信仰观念民俗。虽然其中一部分有着其荒诞、迷信的一面，然而由于人类社会精神生活发展不平衡，在某些社会形态中，它们仍然是现实存在的，而且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尤其是在新旧交替的社会中，在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急剧转化的时期，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更为突出。其中特别是作为生育礼俗体验者的女人更是在这种冲突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马识途的作品中将这些经历者纳入了自己的文学考查视野，并借助女性这一展示民俗更为直接的群体平台，在纠葛冲突中展现了其独一无二的体验话语，从而展现出独具特色的地方人物群像图景。

《树精记》中为了突出人物奇特的个性与之后经历的转折，一开篇就讲到了与生育、求子相关的信仰民俗。乡间的黄葛树成了精，可以送子，受了传宗接代思想影响的妇女们争相烧香拜树精老爷，许多人都得偿所愿。但不料隔了几年后乡人却突然被来取证的警察告知，根本没有什么树精，而是一个走乡串户善于做木匠活的手艺人白天躲在黄葛树后偷听了妇女们的话，夜晚悄悄做了采花大盗。知道真相的民众们纷纷清理起了门户，将不是自己的子嗣送的送，卖的卖，而在后续故事中的王天地就是这其中之一。长在只会刨土种地的农民家的儿子王天地从小就酷爱木工活，成年之后虽然家庭环境一般，但是眼界和心气一直特别的高，最后这位从未结过婚的老实巴交的农民之子，挑来挑去的结婚对象居然是邻村的小寡妇陈秀秀。这让人大跌眼镜的婚姻中所显示出来的就是“贞操节烈”“门当户对”“寡妇改嫁”等民俗深层心理观念的冲突。在一个深受这些观念影响的乡村，这样的举动无疑本身犹如一个巨大的惊雷，甚至发展至今，这些观念仍影响着相当一部分人群，深藏在心里，成为了他们观察和处理事务的准绳和尺度。而陈秀秀其实也是“买卖婚”的受害者，她之所以从福建被花重金买来其实是为了“冲喜”的，却不料“冲喜”失败，结婚当晚新郎便一命呜呼了，新娘一夜之间成为了从未圆房的小寡妇。面对儿子要执意要娶一个寡妇，父母自然是不同意。究其原因，陈秀秀吸引他的并非是相貌容颜，而是在当天送亲队伍中的一堆雕龙描凤做工极佳的陪嫁箱子。也正是因为这一个图案与他用左手完成的图案极其相似的箱子，吸引了王天地，最终让他娶了带来箱子的人。父亲临终时，他终于知晓自己并非父母亲生的，而是为了给王家传宗接代花了两千元买来的时，他与妻子一同回到了福建老家。在这里，阴差阳错地，他遇到了这只陪嫁箱子的制造者。经过一番了解，他发现对方与自己一样，对木工活有着天然的爱好和兴趣，最后的DNA鉴定结果是父子血缘的匹配度极高，于是两人一起最终找寻到故事开端所说的那棵黄葛树，还合影留念。这其中所体现出的婚育民俗观，以及民间求子的信仰崇拜等，与最后现实结果之间所产生的种种矛盾冲突，无疑是构建整个故事情节的桥梁。作者虽没有正面抨击，但却在字里行间通过民俗纠葛的构建，强烈地谴责了封建婚俗制度，尤其是对“冲喜”等等这种封建迷信思想的讽刺与抨击，以及对沦为牺牲品的妇女们的深切同情。前序故事与后续故事之间将时代的变迁，动荡人生中坎坷的命运，倾注在一系列的以婚育民俗为核心的民俗纠葛中。

《天谴记》中大财主温大老爷连娶好几房姨太太，好不容易最终得子，传闻说是上天赐来的，取名旺才。但这位大少爷得到父亲好色基因的遗传，干尽了作践黄花少女的龌龊事，最后他与下江逃难来的卖唱少女吴小玉的婚事，受到了“神算子”的劝阻，神算子算出了两人的前世今生和来世，劝说两人吃斋念佛，以赎前罪。但两人均不以为意，盛大的婚礼依然按一个比神算子还神的算命瞎子算出的黄道吉日进行。婚房、婚床，还有“从各大城市定做的时新的男女新式服装”和“各种新式的男女皮鞋”与嫁妆抬盒上“一块验证少女贞洁的白绸”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个黄道吉日当然也与雨季中常有的雷雨交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为之后两人的结局埋下了伏笔；婚礼上象征喜庆的喇叭声和鞭炮声与人们私底下议论认为天兆不吉利的话语亦成为了对比。然而等一切尘埃落定之时，仿佛是要应验神算子的话一样，刚刚成为新郎的温少爷在婚床上被雷劈中，一命呜呼了，而被抢救过来的新娘吴小玉最后真的如神算子所言，削发为尼。这一经历，是艺术的概括和提炼，不仅展现出四川当时生活习尚的真切缩影，也有新旧观念之间的对比。更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引导读者去品鉴内心细微的激荡。

除此以外，心意民俗纠葛还体现在信仰和禁忌的习俗中。《狐精记》中在上海受了新派教育的赵二老爷与扬州姑娘杨小红回到四川乡下老家举行婚礼。两人已经在上海领了结婚证，举行了婚礼，原本杨小红仍准备穿上在上海结婚时的婚纱，婚纱的颜色却引起了赵大老爷的严重不满，“说这是白色的丧服，如此不吉利怎好拿出来，赶快收起来，重新做婚服！结婚一定要用大红颜色嘛。一切带红色喜庆的物件，雕花六柱架子，复杂的化妆梳洗柜，大小花柜箱笼，桌椅板凳，和红色的便桶（乡下没有自来水）也已经摆放好。大红丝帐，床上叠着不知多少床的盖被，绣花枕头……”⑧从传统汉族的婚俗来看，红色历来是象征吉祥幸福的颜色，对红色的崇尚是具有民族性特征的，而以法国人为代表的西式婚礼则是崇尚白色。白色在西式婚礼中，意味爱情的洁白无瑕，象征着纯洁。阎纯德在《在法国的日子》里描写奥•琳娜的婚礼中写道：“我们刚走出大门，迎面是另一对被前呼后拥的新郎新娘。新娘穿着洁白的细绢做成的拖地古式连衣裙，头系白纱同新郎携手踱步而来。那些随从的车辆和男女，也都扎着白色的绢条或绢花。”同样的，传统的汉族婚俗期望着结婚这一天是个大晴天，而在法国结婚这天如果遇到雨，便会被认为是吉祥之雨，是上帝在考验爱情忠贞的雨。由此所展现出的鲜明的民族性，亦是构成民俗纠葛体现张力的重要方式。

“张力”是由美国现代诗人、批评家艾伦退特提出来，最开始是用于体现诗歌的意义，与我们在诗歌中所能看到的全部外展与内延的整个整体有关。后来经过新批评理论家将之扩展到了诗歌的内容与形式等方面。“张力”这一艺术效应用来表示两个对立因素之间所产生的艺术效果，在文艺作品中对情节的推进演绎，气氛的烘托塑造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狐精记》中女主角杨小红之所以极具感染力，与四川乡村中的“闹婚”、立“贞节牌坊”等一系列男尊女卑思想冲突中的民俗纠葛所形成的这种悲剧的“张力”是密不可分的。随着故事的推演，赵二老爷的去世，杨小红的个人内心感受也与当地的婚育习俗之间的矛盾越发尖锐，张力的推进也不断加深着文本的悲剧氛围。这一点在《天谴记》中也有相同的表现。温大少爷与吴小玉最后的结局都应验了神算子的论断，婚姻并未有好的结局，温大少爷新婚之夜被惊雷劈死于床榻，吴小玉出家为尼，最后两人各自修行，以赎前罪，度人度己，正是对悲剧故事的深层体现。亚里士多德曾指出：对于一个整体的悲剧而言，应包括六个决定性的成分，即情节、性格、言语、思想、戏景和唱段。而由于悲剧本身就是对行动的模仿，因此，在这六个成分中，“情节”又最为重要，可以说它是悲剧的根本，亦是悲剧的灵魂。按照这一定义和理解，《天谴记》中最终促成两人悲剧的因素是围绕婚育民俗纠葛所展开的各种情节发生、发展与演进。而两人自身的心理感受也是随着这一交织着婚育民俗纠葛的情节传达给读者的，因此人物的悲剧意义随着情节的不断发展而被推向了高潮。

三、仪礼民俗纠葛中的执行与接受者

仪礼本身就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以及封建等级制度的核心，它是由统治者制定的用以规范其内部的行为和等级的准则，而风俗又将之大众化和通俗化。在民间，仪礼与风俗的规范共同缔结了婚姻。因此，对婚姻的一些礼俗习俗的表现，展示出了婚育习俗接受者各自不同的个体意识。

《借种记》中在大城市求学归来的黄大少爷黄小宝，回乡第一件事是被父亲拉着去了大堂屋给祖辈人叩头谢恩。当要对着堂屋正中墙上的神龛神牌祖公画像等象征祖上之物行礼时，“黄小宝有点迟疑，穿起这身西服，哪个好下跪磕头呢，只应该三鞠躬呀”⑨，而一旁的父亲黄老太爷却斩钉截铁地阻止了他的迟疑：“在家里就要照老规矩，磕头！”因此，最后的结果是“黄小宝听他爸这样说，只能是身不由己地跪下磕头了。拜完祖上后，黄小宝很自觉地向坐在供桌两旁两把黑木椅上的父母亲磕头”。很明显，长期受着封建礼教思想教育长大的黄小宝虽去了大都市，见了大世面，但在回到家乡之时，仍不由自主地遵从于传统礼教礼俗。这是第二次因为礼俗礼教所构建起的民俗纠葛，很明显，这一次，旧式礼教取胜了。在之后婚礼中，旧时传统礼教礼俗也展现出其绝对的强势，以“哭喜”的嫁女礼俗为代表的传统婚礼礼俗铺天盖地地占领了整个婚礼现场。刘师亮曾在《蜀地竹枝词》中云：“装嫁新娘作泪痕，红毡铺桥说回门，回盘礼物知多少,外搭红甘蔗几根。”其中的“装嫁新娘作泪痕”就是指的哭嫁的习俗，即是文中所说的“哭喜”，在川西也称为“坐堂”。此种习俗说法各异，一说与婚姻的居处关系有关，出嫁女子即将离开自己居住的氏族之地，沦为男子的私有财产，因此出嫁时用痛哭的方式表达悲伤之情。另一说，这也体现出对封建家长制社会中，包办婚姻的控诉。

《狐精记》中所展现出的婚礼中的敬酒、祈子、闹婚等一系列与婚育习俗有关的仪礼习俗也构建出其特有的民俗纠葛。在这里，一对新人不仅需要在大坝上的宴会为每一桌的客人敬酒，还要在天黑后面对所有不分辈分人的“闹婚”，“无论平辈、长辈和小辈的人，都要来洞房祝贺，所谓祝贺其实就是不论辈分大小，不讲礼貌地胡闹，掀了盖头的新媳妇，任由大家说笑推搡，估倒灌酒”⑩。而放在婚床上表示早生贵子的红枣、花生、桂圆和瓜子更是让从上海来的新娘杨小红惊诧不已。孝义孝道是影响四川地区婚育习俗的重要思想根源，受“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影响，民间的百姓们对子嗣的繁衍非常重视，撒帐习俗因地不同，但都带着强烈的地方特色以及传统的民俗文化因子。这些陌生的礼俗礼仪已经让杨小红又羞又气了，不成想更夸张的还在后面。夜深人静时，两人松口气准备睡觉了，忽听床下有人在敲床板，竟有人偷偷藏在床下“听房”，这是当地一个重要的闹婚节目。如此种种将四川农村“欢乐而野蛮的婚礼”与“上海的文明婚礼”之间相去甚远的矛盾推到了顶峰，为之后处理田产、“跳大神”驱妖等一系列的事件铺垫了氛围，并让错综复杂的情节故事更显情致。

其实“闹洞房”的风俗古已有之，在传统婚礼中是不可或缺的。这一习俗主要以新娘为主要的逗趣对象，因此又被称之为“闹新娘”，旧时还称为“戏妇”。 明朝时期四川某地就流传过这样一首《新房曲》：一看新娘手，二看新娘脚，三看新娘腰……足以可见此中滋生出的一些乖情悖理的举动。虽然在民间说法中认为，这是为了保护新娘免于受到妖魔的侵害，是防鬼怪进入洞房的一种保护措施，可通过众人的“闹”驱魔辟邪，正所谓“人不闹鬼闹”，来保佑新婚夫妻。但据汉末仲长统在《昌言》中的记载：“今嫁娶之会， 捶杖以督之戏谑醴以趣之情欲，宣淫佚于广众之中，显阴私于新族之间，污风诡俗，生淫长奸，莫此之甚，不可不断之也。”可知，其实闹房从其出现伊始，就被视为一种陋俗恶习。

由于受鬼神之说、迷信思想长期潜移默化地影响，虽然受到了西方文化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影响，但是在四川民间，尤其是乡村中，始终保留着根深蒂固的对传统神灵的信仰意识，即使是现在，也依然有不少地方秉承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理念，而这其中女性是最直接的信仰活动的主体。在马识途的作品中，将这样的信仰民俗纠葛融进在事件发生发展的进程中，展示出人物对象复杂又纠结的心理，以及富有内蕴的人生态度。

在19世纪末，西方的礼仪礼俗传入了中国，同时中国社会也不断发展变化，学习了新学的人们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将中西礼法融合了，其中突出表现在婚礼上便是慢慢形成了一套有着中国特色的“文明结婚”的仪式，它既有西式婚礼的简洁、热烈，又保留了中国的传统的婚俗。这样的“文明结婚”最初见于东南沿海的大都会与商埠中。《清稗类钞》上描述了当时的“文明结婚”：“迎亲之礼，晚近不用者多。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结婚，倡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之。礼堂所备证书（有新郎、新妇、证婚人、介绍人、主婚人姓名），由证婚人宣读，介绍人（即媒约）、证婚人、男女宾代表皆有颂词，亦有由主婚人宣读训词，来宾唱文明结婚歌者。”很显然，马识途作品中所展现的恰是接受了新学的教育之后，受了所谓外界文明影响的黄小宝所代表的一批年轻人，与乡间的大财主父亲所坚持的旧式礼教思想习俗之间所产生的重重叠叠的民俗纠葛，并将这样的民俗纠葛构建立在了乡土和城市，这一组在文艺作品中一直经久不衰的对立又和谐统一的对照之上。以此联结起的是作家的创作灵感、成长记忆与由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现代气息与西方文明。

“婚育民俗”一直是新文学作家们在文艺创作中书写人物的一个焦点。冰心、叶圣陶、茅盾等作家更是在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主题下关注关于女性的婚姻与家庭的问题，当然，其中也不乏对各种婚姻陋俗的批判与讽刺。在这些读者们日常耳濡目染、见怪不怪的俗事中，暗嵌的正是你我他曾经的经历或正在经历的事情。马识途在自己的文学实践中也一样恰到好处地利用起了这些民俗元素，经过一番采撷、提炼，再进行艺术的加工，汇集成文，造就的文艺作品无疑充满着浓郁的四川生活气息。这为丰富作品的内蕴，激发读者的兴趣以及增强作品的可读性、吸引力都起到极大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民俗纠葛的构建，对于突出主人公的生命内核意义，塑造人物形象，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以上种种，有些是出现在故事发展的背景中，有些是作为故事的铺垫，而有些则是塑造人物性格的关键情节。这些是构成文艺作品中的情节冲突的要素。并非作者认为的牵强附会，这些生活中平凡而常见的民俗矛盾纠葛场景，成为了使文艺作品波澜起伏，扣人心弦的关键情节。也只有理解这些民俗纠葛，才能使文艺作品更加贴近生活，更真实地反映人生，成为真正地表现广大民众生活的文艺形式。马识途作品真正贴近生活之意，通过作家的笔触真正达到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概括和统一，唤醒了读者的亲近感，让读者在欣赏接受产生共鸣之余，经验崇高的体验。

注释：

①⑦陈勤建：《文艺民俗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308、321页。

②③④⑤⑧⑨⑩马识途：《夜谭续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34、137、137、38、40、134、41页。

⑥张岚：《本土视阈下的百年中国女性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6页。

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87页。

[作者单位：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