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中国作协在1962年组织召开的“大连会议”，因处于中央“八字方针”与“重提阶级斗争”的夹缝之间，其运作及随后的命运流转，尤能体现“一体化”时代文学的某些特质。会议的筹备及会场的发言，显示着主流文坛在政治规约之下诊断创作不良积习以及探索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可能性；而后来对它不断升级的批判行为，则又透射着“一体化”文学机制的效能与硬度。它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值得镜鉴的一个历史标本。

关键词：大连会议 文学纠偏 文学一体化

1962年8月2日至16日，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组织召开了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以下简称“大连会议”）。此次会议虽然规模较小，仅仅召集了北方八省市的十几位作家和评论家与会，加上中宣部、中国作协的领导及会议工作人员，总共也就20人上下的会议规模；但由于会议召开的时间正值国家政策全面“后撤”时期，因此会场上讨论的话题范围较广，除了对小说创作提出了改进意见，还真切触及了当时农村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某些严峻问题。随后由于国家战略重心再次转向阶级斗争，“大连会议”连同其提出的文学“纠偏”思想随即遭到质疑与批判，一些与会人员的命运也遭遇巨大流转。“一体化”语境之下，“大连会议”对文学创作及农村现实问题的深度探索，以及被某种历史合力裹挟的命运浮沉，都透射着丰富的文学史信息，尤其是对其时文坛权力机制、话语运作等等问题的考察，它更是一个值得细致触摸的历史标本。

一、会议的缘起与组织

1960年代初，在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一“八字方针”的指导下，文艺界召开了一系列专题会议，“大连会议”是其中之一。它与1961年1月的“新侨会议”和1962年3月的“广州会议”等一道，共同对自“三面红旗”以来文艺工作中“左”的倾向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新侨会议”和“广州会议”之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亲自介入下，中共中央以发布文件的方式，于1962年4月出台了新中国文坛第一个带有纠“左”性质的条例，即《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八条”）。“文艺八条”在“前言”中指出，一段时间以来文艺工作“没有正确理解和认真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片面地追求数量”，有些文艺领导干部“既不尊重群众意见，又不同作家、艺术家商量，独断专行，自以为是，使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受到不应有的损害”①。红头文件的这些表述为文艺界传来了“春天”的讯息，文艺工作部门随即进行工作整改。因此，“大连会议”可以说是“八字方针”和“文艺八条”的历史衍生物，它既受到了中央放宽与繁荣文艺工作精神的鼓舞，也是对贯彻落实这种精神的必要回应。

正是源自这样一种背景，“大连会议”在组织层面是完全符合当时的体制程序的，并不存在“文革”中所指摘的“背着党召开的反党黑会”的事实。“文艺八条”颁布后，作协开始反复开会，总结经验教训，提出过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酝酿改进方案。此间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就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现状与问题，曾和中宣部分管文艺工作的领导周扬有过交流，由于谈话内容和周扬当时的思考十分吻合，所以那次谈话为邵荃麟“后来召开大连会议的意图打下了初步基础”。6月初，作协党组有了在夏天召开短篇小说座谈会的想法，在与周扬、林默涵、刘白羽等人商谈并取得一致意见后，邵荃麟起草了《1962年至1963年一年半工作计划》，明确将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列入其中。7月间，邵荃麟就“大连会议”的初步安排再次向周扬作了汇报，并谈了自己对农村现实、人民内部矛盾以及写人物等问题的看法，听取了周扬的意见。这些谈话内容事实上后来都成了“大连会议”的主要话题。会议召开前，邵荃麟就侯金镜拟定的会议议程也在刘白羽家中向中宣部另一位领导林默涵作了汇报，后者也表示了同意。在“大连会议”提上工作日程之后，会议成立了一个临时的四人领导小组，分别是邵荃麟（组长）、侯金镜、陈笑雨和李曙光（黎之）。领导小组成员中既有中国作协的人（邵荃麟、侯金镜），也有中宣部的人（李曙光），还有人民日报社的人（陈笑雨），并非中国作协独此一家。从中可知，“大连会议”从酝酿、做计划，到会议筹备组的搭建，再到议题的形成以及议程的落定等，都彰显着其时文坛的体制逻辑，它是一个在大气候的牵引下，由中宣部统筹与指导、作协党组具体负责的体制内会议。②

有关“大连会议”的议题，据李曙光的记录有五点：1.怎样正确反映人民内部矛盾；2.人物创造问题；3.题材的广阔性和战斗性的关系问题；4.作家深入生活的问题；5.艺术形式、技巧问题。③其中，邵荃麟认为农村题材小说创作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当时他“把这作为最主要议题，以此为中心，围绕讨论创作问题，也不限得过死”④。这些议题的设置，以及“先让作家们谈谈农村形势”的议程安排，实际上也就预设了“大连会议”的两大“话语场”——农村现实问题与小说创作问题，以及会议开始后大部分时间都在谈论农村现实问题的事实。这些议题的生成，联系着邵荃麟、侯金镜等会议组织者当时的思想动态与行动状况。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当时邵荃麟和侯金镜的“政治观点是一致的”，都“表露了对总路线、三面红旗的反对态度”。邵荃麟在“文革”初的“交代材料”中说，“当时我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中，心境极其阴暗，对三面红旗产生了强烈的动摇和怀疑”⑤，“心境阴暗”当然是修辞，但对当时社会主义建设思路的动摇却是真实的心理，这构成了邵荃麟当时的思想重心之一。二是在会议酝酿初期，邵荃麟居然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集中“看了一百多篇近年来的短篇小说”，并通过与侯金镜的交流，两人在小说创作问题上形成了许多一致的看法，包括“要反对短篇小说的浮夸风和粉饰现实”“要强调现实主义，写农民在集体化中改造的困难”“写英雄人物的现实性不够，揭露矛盾不够”⑥等。这些有关农村现实和小说创作的思考，经与周扬、林默涵等中宣部领导人交流并征得他们的同意后，就进入了会议的议题。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议题的确立也不完全是邵荃麟、侯金镜等人思考的结果，某种程度上也掺入了周扬当时对农村形势和小说创作问题的看法，包括在与邵荃麟谈话时提到的“现在国内经济困难更严重了”“人们公社、大跃进这样的新事物，需要经过反复实践来证明到底是不是正确的”⑦等观点，无疑为邵荃麟最终落定这些会议议题提供了信心和支持。

在确定参会人员的问题上，除了主要考量与会人选的创作影响力，还特别看重其对农村实际状况的熟悉程度。即会议邀请的，是那些既在农村小说创作方面颇有建树、同时又熟悉农村现实的作家。“大连会议”并没有像此前的“新侨会议”或“广州会议”那样，邀请周恩来、陈毅、聂荣臻、陆定一等国家领导人与会，也没有邀请期刊编辑等工作人员参会。对此当时正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在大连休养的沈从文就颇为不解：“这里的创作会议，怎么不让刊物编辑处看小说的改小说的也来两个人列席听听，并就谈谈看稿总印象？”⑧现在来看，与会人员的这种少而精，应该体现着当时组织方“谈论问题”的急切与务实，即少一些会议程式，多谈些实际问题，以对农村短篇小说创作形成某些明确共识。比对多种历史叙述和可见的一些史料，参加“大连会议”的实际人员除了周扬、茅盾、邵荃麟等人外，应该还有赵树理、周立波、康濯、李准、西戎、李束为、李满天、马加、韶华、方冰、陈笑雨、胡采、侯金镜、李曙光等14人。赵树理之所以是“大连会议”的首选，一则因为他是当时文坛公认的描写农村生活的“圣手”，在农村短篇小说创作领域最具有代表性；二则因为他此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批判直指农村实际问题，是邵荃麟和侯金镜认定的“最懂得农村”“对农村问题有很多好见解”的人；三则因为赵树理在1959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遭到了不公正的批判，邵荃麟和侯金镜都有借此次会议为赵树理“翻案”的想法。邀请西戎、李束为等山西作家与会，则或许因为这些作家的创作有赵树理的特征与风格，都更加强调呈现农村生活的本来样态和吸收本土的东西，这种与“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英雄主义”自觉保持一定距离的创作倾向，与当时邵荃麟强调“现实深度”和“揭示人民内部矛盾”的创作思想较为吻合；同时，这些山西作家在1960年代初也对“三面红旗”有“动摇”，并表示过“无法区别共产主义风格和共产风，小说没法写”的苦闷，这或许也让组织方对他们的发言怀有更多期待。另外，李准虽然过去主要写英雄人物，但他也熟悉农村，而且他的创作影响也很大，邀他来参会，是为了“影响他来写‘人民内部矛盾’和‘克服困难’的作品”，以壮大反映农村现实问题的创作力量。邀请康濯与会，则主要因为他在“大跃进”期间曾以河北省文联副主席身份在徐水县挂职县委副书记，参与了许多农村具体工作，对其中的问题了解很多，同时他也是农村小说创作的一个知名作家。总之，无论在农村小说的创作上还是在农村现实问题的认知上，参加“大连会议”的人员都堪称专家。这一方面为“大连会议”所提意见的“尖锐”奠定了基础，同时也给后来批判者所谓的“把这些牛鬼蛇神凑在一起”从事“放毒”“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等提供了说辞。

“大连会议”的基调，贯彻的是作协当时新制订的《作协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草案）》中“发扬民主，加强团结，活跃创作，提高质量”的十六字方针。邵荃麟在会议伊始就宣布了“三不主义”，即不揪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并“向党员作家说明，茅盾是书记处第一书记，请大家发言时不要有顾虑”⑨。李曙光称“大连会议”是“一次名副其实的‘神仙会’”⑩，没有主席团、首长席等，也没有开幕式，会议进程也十分开放，一人在发言时，其他代表随时插话的情况特别多。为了激发代表们踊跃发言，邵荃麟和侯金镜还做了两个特别的准备。一是准备了两篇农村小说。一篇是邵荃麟推荐的《赖大嫂》，作品中那个无利不早起、损公利己、撒泼耍赖的农村落后妇女形象及其后来的转变，十分契合当时邵荃麟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想法，被邵荃麟作为一个“示范”供会议讨论。另一篇是侯金镜提供的《“老坚决”外传》，虽同为反映人民内部的矛盾，但绰号为“老坚决”的农村基层干部甄仁却是一名敢做敢当的“顶风者”形象。两个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形成对照关系，围绕他们展开的生活，透露出农村中丰富的人民内部矛盾，对人物塑造、题材的广阔性和战斗性等议题不无启发。二是邵荃麟特意从《内部参考》《宣教动态》等一些内部刊物中组织了一些反映农村现实情况的材料，放到会上供大家讨论。据当时负责保管一部分会议文件资料的工作人员涂光群回忆，这些材料“有关于河北沧州及广西部分生活困难地区试行包产到户的材料”，“给我的印象都是因地制宜地正确调整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的，目的在于调动广大社员的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贯彻实事求是的精神，纠正‘左’的缺点、错误”。这一追述显示着材料对当时农村真实状况的触及，与“三面红旗”的思想路线存在出入。从会议的实际进程和发言内容来看，这些材料应该对当时的会场讨论是有所触动的。“文革”初侯金镜也曾就此“反省”，“这几份《宣教动态》也是对会议上反党反社会主义起煽风点火的作用的”。

二、“三不主义”基调下小说创作问题的自我诊断

由于倡导“三不主义”的会风，还有“文艺八条”的出台背景，所以“大连会议”开得颇为民主与活泼。会议开始后的前几天代表们主要谈论的是农村现状，包括物资、物价、农业生产、农民生存等方面的问题和具体细节。从8月5日开始，发言中开始较多出现创作问题，但或许是因为“神仙会”的氛围以及对农村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注，与会者对创作问题的谈论也不连贯，不时又折回农村现实问题。因此，“大连会议”关于改进农村小说创作的意见事实上比较分散，表述时多有现实联系与个人发挥，远未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后来文艺界对其所谓的“写中间人物”和“现实主义深化”两大“黑理论”的提取，完全是形势骤转之下人为炮制的结果。以下对这些分散意见的梳理，只是出于提取会议主要声音之考量，也难以涵盖意见之全部。

关于人物创造问题，主要意见是人物的类型和描写都比较单一，可以多样些和复杂些。茅盾指出干部、工人、农民“写得很多”，但“描写知识分子很少”，而工人农民也是“写两头的多”，“中间状态的少”，“中间状态”的人物其实“还是可以作为典型的”；描写干部的“一律用干部腔”，描写知识分子的则“多半是戴眼镜”，“只是表面地写，通过内心深刻的表现就比较少”；农民“也是复杂的”，而“我们写农民有时是简单化些……事实上精神状态还要复杂些”，“我们相信他觉悟确实是提高的，但究竟是小生产者，有些尾巴是不能硬割的”。邵荃麟也认为作家们写的“绝大部分是先进人物”，“反映中间状态的人物比较少”，但现实生活中“两头小，中间大；好的、坏的人都比较少，广大的各阶层是中间的”，因此“描写他们是很重要的”。邵荃麟特别强调“要研究人物与矛盾的关系”，“只有把人物放在矛盾斗争中来写，不然性格不突出”，不能简单地认为“不是先进人物就不典型”，或者“一个阶级只有一个典型”。周扬则认为人物创造存在“片面性”，作家对“尖端代表”“工农群众”等关注较多，但“技术人员在作品里没有得到充分反映”，“农村里不仅是生产队长、农民可以写，技术员、气象员、小学教员、知识分子也都可以写”。赵树理则直言“咱们下去生活最好不要看模范、写模范村”，因为“模范都是布置叫我们看的”，并说自己从1955年后就“不写模范”了。

关于反映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总的意见可归结为会上邵荃麟引述周恩来的那句话——“总理说，人民内部矛盾是大量存在的，作家应该去写”。邵荃麟认为“矛盾是广泛的”，农村的主要矛盾是“个体经济的思想与集体主义思想、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革命现实主义就不能不接触矛盾”，写矛盾是为了“显示出生活斗争的真实性，以此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是为了“巩固和保卫我们的社会基础”；在处理矛盾的态度上，既不能“从右的修正主义来强调内部矛盾”，“把它夸大而致否定社会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没有优越性”，也不能“从‘左’的方面”来“否认这个矛盾，粉饰现实，回避矛盾，走向无冲突论”。周扬认为作家“困难的一面写得太少了，流于肤浅、简单化”，呼吁作家在写“当前问题”时，要“写合作社，公社化，五风，顶风，十二条下来，六十条下来，自由市场开放，粮食任务，压迫干部，困难，下放干部……把内部矛盾展开”，这样才有可能写出“一部动人的作品”。周立波则提出写内部矛盾“一定会有人反对的”，但作家们一定要“顶住”，“《山乡巨变》中一个党员不够水平，我写的时候就准备听到‘有怎样（这样）的人吗’。果然听到了，这就要顶住，不顶住就不行”。

关于现实主义，事实上是一个与人物创造、人民内部矛盾、题材、形式等联系在一起的问题。主要意见是小说反映农村生活的真实性不够，现实主义基础薄弱，需要“深化”。邵荃麟认为“农村社会主义的改造是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因此作家“必须看到这两点：方向不能动摇，同时要看到长期性、复杂性、艰苦性。没有后者，现实主义没有基础，落了空；没有前者，会迷失方向，产生动摇。这是一个革命者的世界观问题，是革命理想和求实精神相结合的问题”。结合自身百部农村小说“革命性强，现实性不足”的阅读感受，邵荃麟提出：“我们的创作应该向现实生活突进一步，扎扎实实地反映现实……现实主义深化，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强大的革命浪漫主义，从这里去寻求两结合的道路。”周扬则在讲话伊始就鼓励作家要“忠实于生活，忠实于真理，忠实于客观事物，对党讲真话”。他有关“深化”现实主义的主要提法，一是“取材范围应当广泛些”，包括不要“上边提出个政策就去写”，不要“用大量的篇幅比较稳定的形式去反映新事物”，因为“新事物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大跃进要写，纠偏又要写”等；二是作品要有“歌颂”也要有“批评”，认为“有思想的作品，都是有美有刺的”，“不是哪种作品专门歌颂，哪种作品只批评”，因此他提议办一个“内部刊物”，发一点“有愤怒的作品”，搞个“自由市场”，来个“百家争鸣”。侯金镜认为“这几年的变化是对两结合的误解，以为浪漫主义可以离开现实主义的基础”，但事实上是“没有现实主义就不可能有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应该包含在现实生活之中，而不是“抛弃某种落后现象，创造一种仙境”。赵树理认为作家不能写“假话”，“农村自己不产生共产主义思想，这是肯定的……给他加上共产主义思想，总觉得不合适”。周立波认为既然农村中大量存在像赖大嫂那样从自己利益出发的人，那么作家们“也要从实际生活出发，不要凭幻想，不要把它理想化”。康濯认为“最重要的是写出沉痛的教训，要写出没有掌握好社会主义规律，空想，碰壁，怎么认识”，“喜剧要，正剧要，悲剧也可以要”。

纵观“大连会议”关于小说创作的发声，可以明确感受到会议上下某种“纠偏”的自觉。它要面对的，是自1957年夏季以后，尤其是经过1959年的“反右倾”“拔白旗”，创作上不断沉积的公式化与概念化、简单化与虚假化、回避矛盾与粉饰生活等顽疾，希望作家们从实际生活出发，广开创作道路，增强题材的战斗性，塑造更加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拓展现实主义的深度，从而使农村小说创作实现一种整体性的扭转。

对“大连会议”的创作思想，或许需要从两个层面去理解。一是它不是横空出世的，而是“一体化”时期文坛按照中央精神推行“拨乱反正”工作的一个具体环节，因此，不能孤立地或者单向度地来看待会议的声音。首先，要把它与当时业已形成的文学舆论联系起来。比如1961年《文艺报》发表的意在打开创作题材禁区的《题材问题》专论，指出“文艺创作的题材，有进一步扩大之必要；题材问题上的清规戒律，有彻底破除之必要”；1962年周恩来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讲话时提到，“因为是人民内部矛盾，就说是不要太尖锐化，就说是小矛小盾，有矛无盾，有矛盾无冲突，这些条条怎么能成立……要敢于写人民内部矛盾，肯定正面的东西，批评错误的东西。要写伟大的成绩，但错误的东西也要批判”。联系这些舆论及其背景，有助于看清“大连会议”在当时所处的位置乃至文学史坐标。其次，要看到“大连会议”发声的“复调”意味。一方面，上文所述的那些创作意见，提法上极富“文学本体论”的色彩，人物形象的多样性、写矛盾、写作家真实所见的、要歌颂也要批评等，无疑闪烁着启蒙主义文学的思想质素；另一方面，它毕竟是“一体化”年代里的一次文学行动，因而内部始终存在某种规约，整体上不可能逸出“一体化”的文学逻辑。这种逻辑在会场上的体现，包括邵荃麟发言时反复引述毛泽东、周恩来的话；茅盾讲话时首先说“听到同志们和周扬同志内容丰富的发言，我感到有很多启发，才有胆量来讲几句……周扬同志讲得很好，我也没有新的意见”；周扬在提倡批评的同时又说这种批评“只能巩固我们社会主义的制度，巩固它的经济、文化”。因此，“大连会议”其实显现了新中国文学场域的某个方面，即政治化的文学结构中存在这么一部分文学力量，他们既守望五四文学中的那种启蒙精神，又忠诚于“为政治服务”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

二是对“大连会议”创作思想力度的把握问题。我们知道，“大连会议”上的很多意见并不是首创的，比如1953年冯雪峰在《英雄和群众及其他》和1959年茅盾在《创作问题漫谈》中，都曾提出过类似于“写中间人物”的观点；1956年作协就“回避斗争与不能真实地描写生活”等现象，也曾向文坛发出过“勇敢地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的号召；而周扬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的报告和秦兆阳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长文中，也都曾对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广阔性等作过较为集中的阐述。这些观点的起起落落当然体现了“政治挂帅”的年代里文学专业化诉求从未断绝的事实及其总是择机而动的规律，但“大连会议”上的这种声音是否只是简单的历史循环？有没有融入1960年代初社会历史所赋予的新质？这些是值得甄别的。不得不承认，对“大连会议”主要声音作上述提取时，笔者内心是充满犹疑与无力感的，不仅因为这种做法遮蔽了“神仙会”上信息的多元与杂芜，更重要的是，它实在难以呈现在自由的插话和漫谈之间，与会者对问题所持的那份鲜活而剧烈的情感，而这种情感应该是我们领会意见“力度”的很好注脚。比如赵树理在讲到农村情况时激动地说，“1960年简直是天聋地哑”，方冰插话“天怒人怨”；邵荃麟问，“电影中把农村写得吃饺子，穿得好，农民反映如何”时，赵树理说，“非常反对。有个戏写公社怎么好，到处挨骂”，韶华说，“党校放些电影，反映大跃进，大家一看就哄笑起来”；谈到浪漫主义的浮夸时，笑话“冬瓜画在地球上是现实主义，地球画在冬瓜上是浪漫主义”。这些怒怼或嘲讽既表露了代表们对农村现实和创作问题的深切痛心或不满，也映衬着他们对当时文坛积垢的认知程度。另外，“大连会议”绝大部分时间在谈论农村社会现状，不结合这方面的言论，要深度领会代表们所提的创作意见也难。“干部好，顶风也是自然的。如果他是勤勤恳恳建设社会主义，他总是要顶的。软顶硬顶，能顶多少顶多少”（赵树理），“那时是吃了兴奋剂，现在吃了副泻药，浮热下去了，真正的热情还没起来”（束为），“现在的措施，允许单干，也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康濯），“自留地很重要，是农民的保健站。我们国家不能都包下来，就得靠自留地”（周立波）……这些关于农村问题的“尖锐”言论至少提示我们，“大连会议”的文学“纠偏”意见并非一种简单的出于工作机制的姿态性展示，它也不是作为一个曾经有过的文学观念被讨论的，而是融入了代表们清醒而丰厚的现实观察，有着他们独到的理解力和感受力的。

三、批判运动的发起与对文学“纠偏”意见的“再纠偏”

由于“大连会议”实质性地讨论了许多问题，因而会议结束后，邵荃麟打算好好总结一下，向作协书记处汇报，并计划安排《文艺报》《人民日报》等对会议作出报道，使之产生广泛的影响。然而这些打算都没来得及充分展开，外部的政治形势再次发生了变化，会上的“纠偏”意见连同会议本身随之被推进了另一条历史轨道。

事实上“大连会议”召开时，在隔海相望的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已经为批判“大连会议”埋下了伏笔。这个原本讨论“怎样度过困难时期”的工作会议，却“从田间管理突然间冒出个阶级斗争日日讲的问题”。随着北戴河会议精神被层层传达，以及围绕这一精神开始筹备八届十中全会，文艺工作局面重新趋于紧张与复杂。

陈丹晨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据我了解，发起批判这次会议是林默涵搞的。”从一些材料来看，好像是林默涵最先启动了对“大连会议”的调查，但要不要对会议发起批判，或许也不是由他的意志所能决定的。林默涵最早从周立波那里听到了会上提出了“写中间人物”的意见，随即他向中宣部派去的工作人员李曙光询问了会议这方面的情况，可见林默涵那时对会议已经有了政治上的敏感。8月26日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开启，为了贯彻阶级斗争精神，中宣部文艺处开始搜集文艺方面的阶级斗争情况，周扬让林默涵“召集有关单位吹吹风”，“大连会议”由此正式进入“被调查”的视野。9月5日林默涵让李曙光“把大连会议的情况写个材料，把关于‘中间人物’、现实主义问题写一下”。9月22日林默涵在他召集的在京文艺报刊和各大报副刊负责人的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抓阶级斗争”的精神，布置了检查任务，并将“写中间人物”作为问题予以了点名。

在此过程中，文艺界也已觉察到了意识形态风向的变动，并据此有意调整了关于“大连会议”总结与宣传的工作预想。比如，为宣传“大连会议”精神，《文艺报》原本要编发两篇文章，分别是由唐达成执笔的“会议纪要”和由谢永旺执笔的“文艺笔谈”，但在付印前一天主编张光年决定，“把‘大连会议纪要’抽出来，放一放再说。至于那篇‘文艺笔谈’，全文都没有直接涉及‘大连会议’，问题不大，可以不抽”，原因是周扬从北戴河给他打来长途电话，“谈到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中有新的指示，说有人‘利用小说反党，这是一大发明’，政治形势将会有重大的变化”。再如，尽管邵荃麟难以接受林默涵在一些场合对“写中间人物”的批评，但也不得不慎重考虑如何起草递交给中宣部的会议报告。报告第一稿由于真实反映了会议有关农村小说“现实性不够”以及“写中间人物”等意见，作协党组在讨论时因遭张光年反对而被否决。10月起草第二稿时，邵荃麟指示起草人侯金镜，“这次稿里要突出写英雄人物和两结合创作方法；关于国家、集体、个人的矛盾要突出阶级斗争”。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完成报告第二稿后，邵荃麟又亲自执笔“大改了对农村形势的看法和提法”，报告在经党组会通过后送交中宣部。虽然我们无从看到第二稿会议报告的具体内容，但侯金镜在“文革”中曾“交代”，那份报告“掩盖了大连会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革命实质”，“掩盖住周扬、茅盾、邵荃麟、侯金镜的反动发言”，“掩盖住到会的一批牛鬼蛇神的反动发言”，这些说辞表明，第二稿报告对会议的意见有了大幅度的取舍与调整，显示着中国作协对“大连会议”作“降温处理”的努力。

然而自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闭幕之后，针对“翻案风”“单干风”的批判运动全面铺开，毛泽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精神也被广泛传播，在这种情况下，对“大连会议”作“降温处理”事实上已变得不大可能。10月19日周扬召集文化部、文联、各协会负责人开会，检查前一阶段的工作，研究如何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此时谢永旺（署名“沐阳”）执笔的文艺笔谈《从邵顺宝、梁三老汉所想到的……》便成为了“问题”。林默涵指示《文艺报》要再发表一篇文章，以明确表达对“写中间人物”的反对意见。李曙光（署名“黎之”）受命撰写了《创造我们时代的英雄人物——评〈从邵顺宝、梁三老汉所想到的……〉》一文。文章指出：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典型创造的“根本任务”是“创造带动我们这个时代前进的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而不是“写中间人物”；不能说“只有大量存在的事物才值得大量地描写”，重要的是作家“要善于从大量存在的事物中发现典型创造典型”；至于写“中间人物”是为了教育他们，那是“夸大了写‘中间人物’的教育作用”，“事实证明，英雄人物在读者中特别是在青年读者中所起的教育作用，是所谓中间人物形象无法比拟的”；“中间人物”的提法“也是比较混乱的”“大成问题的”，那种“不好不坏”的解释，“很容易模糊我们的阶级观点，以致不能正确地理解现实生活和分析作品中的人物”。在整体局势还没有变得十分严酷的情况下，作为熟悉“大连会议”实际情况的工作人员，李曙光虽然首次公开质疑与批评了“写中间人物”，但文辞并没有多少火药味，“阶级斗争”在文中也只是背景，并没有作为武器。这种批评当然是出于“表态”的需要，是“一体化”时期文艺界为应对政治风向变化而采取的一种被动性也是策略性之举。

《文艺报》、作协等原以为这篇文章可谓对“大连会议”的“问题”有了最终交代，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对“大连会议”的追讨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发酵。一方面，由于文艺激进势力不断扩张，以及邵荃麟公开抵制柯庆施提出的“大写十三年”，对“大连会议”的批判受到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特别关注。1964年4月在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上，上海组就反复提出要对“写中间人物”进行更严厉的批判。另一方面，在毛泽东作出第二个“文艺批示”之后，文艺界承受了更大压力，作协开始全面整风，此时对邵荃麟和“大连会议”的批判，单纯地谈文艺创作显然已不给力，它必须印证毛泽东在第二个“批示”中的论断，成为文艺界“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的一个佐证。重压之下，“周扬、林默涵和作协负责人反复研究，只好由《文艺报》编辑部根据一些人的回忆和大连会议记录，断章取义，拼凑了一个《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组织了个写作班子，写了一篇《‘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点名批判邵荃麟”。“材料”以时间为序，按照“在《文艺报》编辑部时期”“在大连会议上”和“大连创作会议后”三个阶段，对邵荃麟及其“追随者”有关“写中间人物”和“现实主义深化”的言论做了详尽的整理与罗列，目的是为了明示这些言论是一种连贯而富有体系的“理论”，同时为大张旗鼓地批判这些“理论”提供素材。《“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则是一篇战斗檄文，以“我们/你们”为语体，立场分明而言辞高蹈，分“甚么是‘中间人物’”“甚么人代表着时代的主流”“所谓‘矛盾往往集中在中间人物身上’”“用‘中间人物’来教育‘中间人物’？”“甚么路子才是宽广的”“反对歪曲恩格斯和毛主席的原意”“甚么是‘现实主义深化’”“需要照照镜子”等板块，全面系统地对两个“理论”进行了批判，最后以“这是文艺上的大是大非之争”作结，指出邵荃麟是“反社会主义社会力量的代言人”，“我们同邵荃麟同志的争论，不是一般的文艺理论上的争论，而是文艺上的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同资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的斗争，是大是大非之争”。作为参与“大连会议”的酝酿与召开并在会上作“重磅发言”的周扬，组织文艺界推出如此批判行为，既显示着“一体化”文学机制的效能与硬度，同时也似乎印证了黄秋耘对其时文坛某一“规律”的认知，即每逢“非常时期”，“总要牺牲几个头面人物来当‘替罪羊’的”，此乃“象棋对弈中“‘舍车保帅’的战术”。“材料”与文章一道发表在《文艺报》1964年第8、9期合刊上，是升级批判活动的一个标识，也是全面开展批判运动的一个信号。既是“大是大非之争”，国家“党政群”联动机制随即启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于1964年10月31日以配发“编者按”的方式转载《“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各地报纸和文艺刊物也纷纷效仿《人民日报》转载该文，各地政府机关单位、文艺团体和机构乃至工厂车间等纷纷开展批判活动，人们结合《文艺报》提供的“材料”，以“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学主张”为目标定性，群体性声讨“大连会议”及其“理论”，一时间批判文章像雪片一样飞来。为配合批判运动，作协党组也专门召开会议“帮助”邵荃麟，让他认清“写中间人物”的“错误思想”。虽然邵荃麟“其实并没有想通究竟错在哪里”，但在党组会议上他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作自我检讨。

批判“写中间人物”和“现实主义深化”的再一次升级，是在1966年《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出笼以后。此时，“写中间人物”和“现实主义深化”被提升为“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的代表性论点，并被列入了“黑八论”。这当然是文艺激进派全盘否定以周扬为核心的“十七年”文艺工作并由此获取“开创未来文艺新纪元”的领导权的需要，同时也意味着对“大连会议”的批判开始进入了“革命”的轨道。“所谓‘愤怒’地‘揭露现实矛盾’就是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周扬一伙在这样的时刻抛出‘现实主义深化’论，正是妄图阉割和对抗党的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文艺的生命线”。诸如此类，文艺激进派开始用无限上纲的言辞罗织种种罪名，对“大连会议”及其创作思想进行“是可忍孰不可忍”式的斗争，“大连会议”由此被牢牢锁定为“文艺黑会”。与此同时，大量与会议相关的人遭遇残酷批斗，包括参会人员、会上谈到的相关作家、会后写文章支持“写中间人物”的作者，等等。他们或被送进监狱，或被关入牛棚，或被下放农村进行劳动改造，身心受到折磨，有的甚至被摧残至死。根据当年亲历此次批判运动的人士回忆，“在‘四人帮’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最猖狂的时候，因为大连小说会议和‘中间人物’牵连受害的达数百人”。对“大连会议”的批判，就在这样一种“高潮”中趋于落幕。

“大连会议”从发生到被彻底清算，从出于一种职责和专业的创作探讨变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一切都在“一体化”的文学体制内展开。它带给我们的启示，绝非仅仅如何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还包括共和国文学体制的制度建设、运行规范探索乃至文艺官员的人格操守等问题。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都可成为“大连会议”留给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历史遗产。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65-366页。

②上述有关“大连会议”的缘起与组织的细节，多参考了邵荃麟、侯金镜在1966年下半年撰写的关于此次会议的“交代材料”。参见洪子诚《“大连会议”材料的注释》，《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③⑩黎之：《回忆与思考——大连会议•“中间人物”•〈刘志丹〉》，《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2期。

④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邵荃麟全集》（第1卷），武汉出版社2013年版，第422页。

⑤⑥⑦⑨洪子诚：《“大连会议”材料的注释》，《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⑧沈从文：《沈从文全集•书信》（第2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 年版，第234 页。

涂光群：《五十年文坛亲历记（1949-1999）》（下），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65页。

后文对会议主要声音的梳理和涉及的发言情况，参考的文献包括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邵荃麟全集》（第1卷），武汉出版社2013年版，420-435页；茅盾：《在大连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茅盾作品精选》，丁尔纲，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502-509页；周扬：《在大连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周扬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1-208页；《周扬在“大连小说黑会”上的讲话》，《批判文艺黑线代表性论点》，辽宁大学中文系编，1972年编印，第225-231页；赵树理：《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赵树理文集》（第4卷），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版，第1953-1965页；洪子诚：《“大连会议”材料的注释》，《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张光年：《题材问题》，《文艺报》1961年第3期。

周恩来：《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1962年2月27日）》，《文艺研究》1979年第1期。

冯雪峰在《英雄和群众及其它》中说：“在实际生活中，所谓不好不坏的，看起来好像既不能加以肯定也不应该加以否定的、没有什么斗争性和创造性的所谓庸庸碌碌的人们，是大量地存在着的，并且形成一种很大的社会势力。然而这样的人们，仍然不是站在矛盾斗争之外，而是站在斗争中；他们无疑是生活前进的一种雄厚的阻碍势力，可是又恰正在斗争中被教育、被改造，时刻在变化着的……在艺术形象上，所谓庸庸碌碌的人们，仍然也是重要的主人公，要出现在各种各样被否定的、被批评的、被教育的和被改造的典型里……”见《文艺报》1953年第24期。茅盾在《创作问题漫谈——在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中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典型，有正面的典型，也有反面的典型，还可能有一种中间状态的典型。” 见《文艺报》1959年第5期。

《勇敢地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文艺报》1956年第3期。

王琢：《风云变幻的北戴河会议》，《同舟共进》1999年第7期。

陈为人：《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溪流出版社（美国）2005年版，第83页。

黄秋耘：《“中间人物”事件始末》，《文史哲》1985年第4期。

黎之：《创造我们时代的英雄人物——评〈从邵顺宝、梁三老汉所想到的……〉》，《文艺报》1962年第12期。

《文艺报》编辑部：《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文艺报》1964年第8、9期合刊。

《文艺报》编辑部：《“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文艺报》1964年第8、9期合刊。

周扬在此次会议上发表了许多关于农村现实和创作问题的“重磅言论”，诸如“不能认为包产到户一定就是单干，也可能是田间管理责任制度”，“农民根本还没有看到集体经济的好处，首先看到坏处，集体经济搞得家破人亡”，“自留地多保留几年，也没有什么坏处，并不影响集体经济，我看不一定是让步”，“有点自由总是有点好处。你没有一点自由，反而保卫不了社会主义”，“作品没有愤怒，搞个有愤怒的作品。我看过去的作品都是有愤慨，现在也发一点愤怒，也许有好作品”，“要写自己相信的东西，自己不去相信为什么要写呢？这样犯了错误也值得嘛”，等等。这些内容以《在大连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为题编入《周扬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时，被作了整体性删除，这方面的言论可参见“文革”时期内部印行的《周扬在文化艺术方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汇编》（首都革命文艺造反总部、文化部机关延安红旗总团、首都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委员会、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资料组合编，1967年编印）、《周扬在“大连小说黑会”上的讲话》（编入《批判文艺黑线代表性论点》，辽宁大学中文系编，1972年编印）。

辽宁大学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坚持文艺创作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彻底批判“现实主义的深化”论》，《批判文艺黑线代表性论点》，辽宁大学中文系1972编印，第213页。

苏习：《批判“现实主义深化”论》，《毛泽东文艺思想学习参考资料》，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编，1975年编印，第249页。

比如邵荃麟以“黑作家”“三反分子”等多个罪名被捕入狱，1971年6月10日病逝于狱中；侯金镜先以“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喉舌”被关进牛棚，后又以“现行反革命”被发配到湖北某干校劳动，1971年8月8日在劳动时脑溢血猝死；陈笑雨在批斗中受辱，被要求“下跪请罪”，于1966年8月24日投河自尽；茅盾作为“写中间人物”的“真正发明者”或“后台”被免去文化部部长，后又被抄家；赵树理遭到疯狂批斗，被打断肋骨，摔断髋骨，于1970年9月23日逝世；周立波以“文艺黑线的黑干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名目被监禁5年之久；西戎则因“黑样板”小说《赖大嫂》而先被关进牛棚，后又被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

彭放：《“中间人物”论必须连根拔掉》，《学习与探索》1979年第1期。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艺批评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