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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2021年第3期|戴潍娜:阿塞拜疆的巨型婚礼
来源:《天涯》2021年第3期 | 戴潍娜  2021年05月19日15:03

编者语:在现实中,人们往往会陷入一种所谓宏观格局的偏见,比如认为所谓的国际视野,就是将注视的目光定格在西方大国。青年学者戴潍娜笔触中的“国际视野”,则延伸到偏见的另一面,她敏锐地关注到中亚小国阿塞拜疆的女性议题。在一场“巨型婚礼”的台前幕后,她以女性知识分子的独特视角,记录下“女性的花絮”,而这些花絮正随着观念觉醒,逐渐成为当下和将来的主要构成元素。

阿塞拜疆的巨型婚礼

戴潍娜

第一个摘掉了面纱的女人,终日站在中心广场上。阿普歇伦半岛全年强风肆虐,她甩掉的面纱一动未动,凝固在挣脱的瞬间,仿佛女人们激情反抗的凝结。

历史被赋予了一具繁茂又荒凉的身体。这尊始建于1951年的雕像,曾是雪白石膏质地,作为穆斯林世界里第一座摘去头巾的女人塑像——她飞快地迎来被损毁的命运。来自外高加索的风和伊朗的风,朝着不同的方向撕扯她的衣裳,直至1957年,她周身浇铸铜水,变成了现在衣袂飞舞的模样,而她身后便是戴头巾的伊朗人开的银行。天气好时,妮诺从旧宅窗口远眺就能看见她。捧一杯咖啡,她们可以两两对视良久。这座阿塞拜疆的自由女神,登上高高的基石,犹如一则诗体宣言,她代表了重生的诗人、劳动者、解放者。可惜,前苏联解体后没几年,妮诺母亲留给她的那所市中心的房子便贱卖掉了。

“萨拉姆(阿塞拜疆语中的“你好”)!”妮诺张大笑容,远远地迎过来。

阔别三年,我飞来参加妮诺一直念叨的、人一辈子必须见识一次的阿塞拜疆婚礼。新郎是她英俊的儿子尤瑟夫。尤瑟夫跟我年纪相仿,我跟我的阿塞拜疆闺蜜差了一辈儿,但这丝毫不妨碍我们在美国访学期间,毫无节制的一起通宵追剧。有一回为了看莎朗·斯通,我在中国网站上下载了电影,可惜只有中文配音,妮诺在俄国网络上搜到英语原声片源,又毁在画质模糊。我们最终不得不用两台电脑同步播放,中国版的画面,配合俄国片源的原声,破解了北卡罗来纳寂寥的寒夜。妮诺早年留学莫斯科大学,我在老照片里见过她当初天使般的美貌。只不过,用她的话讲,结婚不久,那张面孔就抛弃了她。

钻研中世纪阿拉伯诗歌的妮诺信奉苏菲神秘主义,她真心相信古诗中的魔法,对于生活和爱人保有一层玫瑰色的滤镜,笃信爱可以将人从庸常中提拔到崇高——那也是诗人阿多尼斯终身亲近的苏菲派智慧。妮诺像一个巫女般告诉我,我一生也会拥有几张面孔,现在的这一副将跟随我最久。有时她急匆匆敲响我房门,迫切告知她忽然得到的有关未来的讯息。这种秘密能力在她母亲去世之后开始显现。妮诺的母亲曾是前苏联占领时期功勋卓著的女将军,她的青铜塑像至今矗立在巴库的一个广场上。母亲去世后,有段时间妮诺反复梦见母亲痛苦的模样,她告诉女儿自己得了严重的耳疾。古怪的托梦持续了一周,妮诺决定去母亲雕像前问个究竟。她爬上高高的基石,发现雕像的耳朵里有小鸟做了一只鸟巢。妮诺把鸟窝捣毁后,母亲就再也没来诉过苦。现在,她要去母亲雕像前汇报儿子的婚讯。

妮诺曾给我讲,《布哈里圣训实录》明令严禁一切人形和动物的画像、雕塑,人们相信它们会索要灵魂,而灵魂又是艺术家无法给予的……一切都只为了专一的神。不过,在如今富庶的巴库,神可说是相当拥挤了,他们像一堆谙熟办公室政治,又同时保持友好礼节的同事,分头打理着各自的社群。巴库市里随处可见上进的犹太人和基督徒分享着黄金地段的社区,戴头巾的腼腆姑娘和身着露脐衫的妹子,挽着修长胳膊一起上学、逛街,路过市中心的自由女神雕塑,再去喝上一杯卡布奇诺。手磨咖啡和东方香料混杂的空气中,却依旧飘荡着单恋般的感伤,似乎此刻的生活不值一提。

不远处,里海上吹来的湖风夹杂着石油的味道,挑逗着这里的人们去追寻另一些,或许称得上是真正的、纵情的生活。石油、美酒、美女,和成为一个欧洲人的强烈愿望,几乎构成了生活的全部内容。处在欧洲和西亚的十字路口,徘徊于禁忌之地与应许之地,这个东西方交合的混血儿身上,集合了复杂多元的女性状况。

趁着天气好,妮诺拖我上街,给新娘置办些喜庆礼物,顺便领我逛逛巴库的市肆。她先带我去尝了一种当地特色甜品,硬邦邦的蜜饼上缀满果仁儿,我试了一口便不敢再犯,害怕牙齿当场被蛀穿。她绕到一旁的小铺面,递进去一枚小宝石戒指,柜台里戴小圆帽的犹太人取出放大镜细察,又拎出一杆小金秤,拉扯了几句,那人便数出一叠蓝紫色钞票递出来。我才反应过来是典当铺,想要阻止,妮诺拉住我道:“这个戒指是二十八年前订婚礼上前夫送的。”

“那更了不得!”我很难过,冲当铺伙计摇手道,不卖不卖,钱我出。伙计听不懂英文,还以为要跟他讲价。妮诺温柔地劝住我:“听我说宝贝,这枚戒指,它从没给我带来过快乐。这下终于可以摆脱它带来的记忆了。拿一份痛苦的记忆,去交换明天的快乐,这是笔好买卖!”她数了数三千马纳特(约莫六千元人民币),冲我狡黠一笑:“瞧,我只是个优秀的穷鬼学者而已!”

“不,卓越而已。”我纠正她。

一直以来,我都清楚妮诺有一段为期一年的包办婚姻,那是妮诺到目前为止,也很可能是此生唯一一段婚姻。前夫不仅酗酒,还热衷酒后舞拳,彰显“男子气概”。

是的,他只不过是犯了大多数阿塞拜疆男人都会犯的错误而已。面对这个婚前几乎没交谈过的前夫,妮诺婚后不久便拒绝与他讲话,可她无法拒绝孩子的到来。如今阿塞拜疆平均每个家庭有三个子女,妮诺那会儿,一家五六个孩子再正常不过。她很快怀上了一对双胞胎,并暗自决心等孩子一出生,拿到了出生证她就离婚。

难以置信,直至1994年,阿塞拜疆全境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女性采取避孕节育措施;彼时,中国普及节育观念已近半个世纪。海量的流产,使得阿塞拜疆的性别比严重失衡,女胎被大规模的打掉。

妮诺深知,这片土地上有太多和她一样极端不快乐,却依旧强悍、智慧、美丽的造物。巴库这几年离婚率紧跟欧美步伐,独身女人成为一道新鲜强劲的风景,但几乎很少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包括妮诺。尽管她分明践行着一个女权主义者的厄运和崎途,却对西方女权大有警惕,怀疑其中有太多面向欲望的争执,怀疑其对男人和家庭的敌意,怀疑那些有害的愤怒。可若要在马列主义、宗教和西方女权之外发明另一套女性话语,实在困难重重。改良女权主义倒显得更务实,她们借助开明神职人员的帮助和暗示,小心翼翼躲避着宗教洁癖,在教义条款中搜刮合乎女权利益的新释义。如此日拱一卒,日渐改良传统社会里一个男人的价值约等于两个女人的可怕陋见。在阿塞拜疆,多数女人还是每天练习着妥协的艺术,背弃了虚妄的光荣与耻辱,悄然滑向世俗化和实用主义。

全球化以后,世界各地富人的生活都一样,穷人的生活各有各的不同。

巴库繁华街道两侧,古驰、迪奥、爱马仕一溜排开。紧邻时尚之都巴库的纳达兰,可能是阿塞拜疆最贫困的地区,基础设施破败不堪,天然气和电力常年短缺,失业率一度高达百分之九十,却是表达“头巾荣誉”的头号现场。妮诺带我绕去巴库火车站后一座陈旧的赫鲁晓夫楼,在那里,我似乎见到了一个微缩版义乌。前苏联撤出后,日常生活中的宗教渐渐复苏,清真寺从十七座迅速扩张到数千座,与之相反的是拆除得所剩无几的苏式建筑。眼前这座四层小楼,填满了兜售各式婚庆用品的小摊贩。我们在一堆灰蒙蒙的红色婚鞋、礼盒、装饰花中,挑选了一套香氛蜡烛和银镜。破败巷口,竟有天籁传来,原是四个饥饿艺术家在不远处地铁口开即兴四重奏音乐会。激越的小提琴水准之高,瞬间拉跑了生活的尘屑。妮诺走过去,将剩余的零钱放进了演奏家脚边的不锈钢盆。前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迎来了毫无准备的独立,一时间物价飞涨,经济几乎崩溃。那段时间,妮诺为了生计贱卖了母亲留给她的十几颗钻石。1993年,阿利耶夫家族在阿塞拜疆重新掌权。

动荡结束,王朝开始。这些年来,妮诺每八年卖掉一个房子,独自供养了一对双胞胎儿子留学、移民,进入世界顶尖投行。我暗暗祈祷今天当掉的这颗戒指,是她和当铺的最后一笔交易。跟上学时一样,我帮她一路提着货物。在美国访学的那一年里,我和妮诺之间有明确分工:认识的第一天,她就宣布了厨房是她的领地。她负责做饭,我负责倒垃圾、搬运行李和打蟑螂。妮诺通常清晨出发去图书馆,我要到中午才起,依她留在餐桌上的纸条索引,掀开保温锅盖,或摸到冰箱里的小菜。心情好时,她除了列菜单,还会再抄上一两句瓦吉夫(莫拉·帕纳赫·瓦吉夫,十八世纪阿塞拜疆诗坛抒情巨匠)或内扎米(十二世纪阿塞拜疆的著名诗人)的诗句,有时甚至鬼画符几笔。那些即兴潦草的小纸条,我一直舍不得丢掉,都夹进了笔记本里。我们很喜欢那幢离学校很近的漂亮的白色公寓,唯一的缺点是没有电梯,提个袋子上下楼让她唉声叹气。妮诺时不时发牢骚说,阿塞拜疆的男人都会在公车上给女人让座,在街上帮助陌生女子提沉重的篮子,我们的美国男邻居显然在这些细节上缺乏风度。我笑话她思想虽独立,肌肉却不给力,同时相当乐意在逛街买菜时提供阿塞拜疆绅士服务。有一天,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位伊朗女生,戴着头巾和她新烤的切糕登门拜访,我才恍然明了,完全不是肌肉的问题。这位已读到研究生的伊朗姑娘声称,她每每看到美国大街上有女孩子自己拖着大型行李,都觉得那简直是人间最可悲的画面——“西方女权主义真把女人们给害惨了!”

我几乎跟她辩起来。得知她哥哥停下工作一年时间,专程来美国给她陪读,才意识到眼前这位粗睫毛掩住乌瞳的姑娘,来自另一个我完全不了解,也无法置喙的世界。不论在伊朗,还是传统的阿塞拜疆社会,男性成员往往负有监护姐妹的职责。

从小义乌满载而归回到公寓,正赶上了妮诺的远房亲戚法拉儿和古丽阿姨前来贺喜。法拉儿一头乌发,笔直高挑,像许多早熟的少女一样,她有一种仿佛可以穿透所有事物的忧郁。这个正在备考雅思的十九岁少女,轻声轻气和我交谈练习口语。当她得知我研究女权主义时,垂下头道:“很遗憾,在阿塞拜疆可能找不到你心目中的女权主义者,她们都隐身了。”

她进一步解释道:“F打头的这些词,在这里几乎等同于恐怖、不道德。”

我们聊天时,古丽阿姨已经在帮忙收拾布置屋子,后天一早接亲的队伍将从这间房间出发,我们将一齐跳一种名叫塔拉卡玛的民族舞,将新郎送出家门。

因为语言不通,我和古丽只能微笑往来。古丽是妮诺过去的月嫂,帮忙照顾了她的双胞胎儿子,后来妮诺侄女怀孕,古丽又被介绍去了侄女家。不过这回过来纯属帮忙,她现在已在土耳其给一大户人家做保姆,薪酬翻了倍,从经济上和物理距离上,甩掉了她开卡车的酒鬼老公。法拉儿偷偷给我讲,古丽去了土耳其以后,脸上再没出现过瘀青。

2011年,对家庭暴力和性暴力零容忍的《伊斯坦布尔公约》宣布开放签署,阿塞拜疆拒不加入这一“从妇女的血液中诞生的”公约。令人瞠目的是,土耳其不久前也反悔并高调退群。

家庭暴力把一半的公民打老实了,另一半也将对社会的愤懑宣泄了出去。“官老爷睁只眼闭只眼,他们才不想分享权力和安慰!”法拉儿从新闻报道里今年三八节的示威“丑闻”,一路聊到脸书上热衷政治讥讽的女权“快闪帮”。妮诺这时端出了我最爱的“多玛”,那是阿塞拜疆的一种传统食物,用一层清香的葡萄叶包裹而成。“多玛”在突厥语中的意思是“填充物”,里头塞满了碎肉、卷心菜、胡椒、茄子,倘若撒上姜黄或蘸点蜂蜜则风味更浓郁。在“多玛”的加持下,法拉儿和我讨论得愈发热烈。

“好了,姑娘们,他们口口声声说,阿塞拜疆根本不存在‘妇女问题’,都是‘男人的问题’。”妮诺摘下围裙插进来道,“真愚蠢!事情没那么简单。”

她摆布起桌上的调料和器皿:蜂蜜,对应西方势力;姜黄——×××激进主义;多玛,暂且扮演当局权贵。她开始在餐桌上给我们演示一出几方势力缠斗的戏码。曾经热衷于往伊拉克、阿富汗战场上撒钱,在反恐战争中向美国出借领空和机场的阿塞拜疆当局,时不时放大×××宗教狂热和“伊朗影响的温床”(狂撒姜黄粉!)目的就是为了触发其对现代国家的威胁,如此一来就可以把自己堂而皇之拱上反恐第一线,以彰显自己对西方的价值认同。妮诺说着撂下蜂蜜罐,这样对于欧美来说,他们就是抵御威胁的唯一可靠马仔。

“你说的都对,不过有一点不准确。”我剥开芬芳的浅绿色多玛,一口吞掉一个,“权贵们可不是多玛,你们才是。”

法拉儿嬉笑着,泡上一壶我从中国带来的普洱:“那么请问,普洱演谁呢?”

“要不让它当回女权主义者怎么样?各方都吃撑了,就轮到它了!”

不必去怀疑“阿塞拜疆是否存在真正的女权主义者”,在这个外在开明、内在压抑的社会,女性解放从来不等同于女性欲望解放,也不仅仅是女性权利争取,它更像一种平衡术,一个政治和心理杠杆,一门复杂势力中的妥协的艺术。

再见到法拉儿,是在婚礼前夜的“汉娜派对”。疾风像一只鹰盘旋在古城墙上空,从石缝里渗出幽鸣。亲家双方的单身女眷这一晚都穿上最隆重的裙子和细高跟的舞鞋,吱呀一声推开中世纪古堡沉重的铆钉木门,进入属于女孩子们的最后一夜。

古老的仪式正在上演。法师模样的老者口诵经文,帮助新娘和女眷们躲避“邪恶之眼”。羞涩的灯光和柔软的音乐声中,女孩们冥想,抚摸自己的内心,如同美丽的鸟儿梳理着它们光洁的羽毛。驱邪结束,音乐开始活泼,灯光媚眼闪烁,女孩们变得很吵,这时大概没人能不注意到一群孜孜不倦地摆拍的伴娘。我原以为法拉儿已是巴库明珠,直到这一刻遭遇这群耀目的女郎,无异于目睹世界小姐选美现场。一个个占尽西方立体轮廓和东方风神情韵的丽人,无论是举手投足间的千金做派,还是一口流利的伦敦腔,都让人很难揣测她们的复杂血统和文化背景。我惊叹道:“你们完全是欧洲女孩!”领头的瑟琳大方承认,自己确实很“像”欧洲人。“但是……”她眨眼道,“‘成为’欧洲人是我们下一个目标!”音乐轰鸣,所有人开怀地跳起一种起源于游牧突厥的名叫“yalli”的集体舞,又不知不觉转向了夜店风,女郎们兴致高昂。妮诺说得没错,这的确是一桩悬殊的联姻,她曾为此担心。新娘有阿塞拜疆天然气财阀里大权在握的父亲,伴娘们都是她同阶层的闺蜜,她们从小被送去伦敦读书看展,品味超凡,常年血拼哈洛德百货,不会错过欧美流行的任何动向,时时在社交平台上被捧为异域美女。她们是一群奋斗中的名媛,目标是伦敦、纽约和巴黎。很难想象,眼前这群女郎从发色到面庞到做派,都跟妮诺家女眷大相径庭,可她们居然属于同一国度。大街上没谁会被轻易认作“异乡人”,又或者,所有人都揣着一份乡愁,各自在伊斯兰传统、苏俄遗产、欧美风潮中寻找归属。这个1991年才独立的国家,历史上曾被波斯帝国、土耳其、伊朗、英国、苏俄等占领瓜分,因而人种结构相当复杂。这片土地也像是被多番蹂躏到没脾气的女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般单恋上某一强权,并渐渐学会在屈辱中做买卖。

新的精英集团由此产生。法拉儿边跳舞,边给我普及了几大财团八卦,我惊叹这些都是绝妙的写作素材!金发瑟琳摇曳着红酒杯拥过来,法拉儿僵硬地配合,她扭起腰来青涩得要命。她和瑟琳的美,绝无雷同。

“全是美女!”我亢奋道。

“傻瓜,男孩们都在另一个局上疯玩呢!”

我当然知道,尤瑟夫他们此刻正在另一座古堡里痛饮、狂欢,祭奠黄金单身汉时代的落幕。瑟琳将她裸露的玉臂送到我眼前,上面蜷伏着青黑色图腾。“不是文身。两周就能洗掉。”她对着我耳朵喊,“你要不也试一下?画师创作时会完全遵循她对你的个人直觉!”越过人群,瑟琳怂恿着将我推到海娜花画师跟前。很快,我左手腕上多出来一朵黑色莲花。

法拉儿这时跑过来,忽而很严肃道:“我刚说的那些八卦内容,别写!”

隔了十分钟,她又跑来说:“昨天下午谈的有些也别写!”说完,她有点不好意思地一笑:“幸好你是个诗人,不是一个记者。”我愣住,毕竟我只是用中文写作,还传不到遥远的阿塞拜疆,但我完全理解她的过度紧张,这篇文章整个略去了那些精彩桥段,并隐去了所有人的真名。经历过不容许私人悲伤,不可以有阴影的时代,恐惧就像一条染色体般在民族基因里种下,即便我们此刻跳舞,即便还将纵情跳舞到午夜……有些阴影和隐情,丝毫不会改变。接下来一个白天的记忆,似乎也都是在跳舞,跳着舞进门,跳着舞迎亲,跳着舞合影。

我终于见识了妮诺口中“人一辈子必须见识一次”的阿塞拜疆巨型婚礼。

女方豪迈地邀请了几十位海外同学,包下国际航班和五星级酒店。妮诺这边就只有我一个。她坚决要求我穿金戴银,撑起场面。出门前,她抱出了自己的首饰盒,但凡能挂上我耳朵、脖子、手腕的细软,统统安排上。我服气道,真就差给我打个金舌环了。妮诺坚信,纯金可以招来好运。十八个国家的同学从世界各地飞来,连同上百名亲眷,不分昼夜跳舞、吃饭、喝酒,再接再厉,喝酒、吃饭、跳舞,这便是阿塞拜疆婚礼的全部。

此地美食堪称东欧和西亚的集大成者。能容纳二十人的巨型圆桌上堆满了食物、鲜花和藤类植物,食物挨着食物,盘子上垫着盘子,我几乎找不到空隙放下手中的酒杯。侍应生还不断添加新鲜的山羊奶酪、蜂蜜、干果、亮晶晶的鱼子酱,满桌像流淌着奶和蜜的丰饶之巢。紧接着,热菜一道道上来,迅速换了一桌子山菌野菇,淋上黄油,像大大小小的钱币摞遍一桌,随后登场的鱼虾蟹,竭力保持着海洋馆里活生生的形象,鲟鱼瞪着大眼,肚中塞进了肉桂、百里香、薄荷、姜黄,蘸上名为纳沙热巴的酸挞石榴汁。我吃到这里已目瞪口呆,捧着肚子跟法拉儿惊叹道,你们阿塞拜疆人还真是不知节俭,就这么往桌上撒钱。以瑟琳为首的“欧洲女孩后备军”伴娘团热力四射跳进舞池,贡献了一段超A的女团舞。音乐轰鸣中,法拉儿凑到我耳边道:“她人生的所有功课都是如何离开阿塞拜疆!”

烤鸡这时上来了,连同不知名的珍禽,天上飞的都齐齐飞到了这几十桌婚席上。山鸡张着小嘴,像邪恶的小神,鸡肚子里同样被填满了山核桃、炸洋葱、干李子。新娘和新郎表演了一出唱跳兼备的情景小剧,我猜他们一定苦练了很久。口哨雷动过后,婚宴正式进入到硬菜阶段,先是一轮烤串,各种牛筋、牛背、牛丸前赴后继,把牛全身吃一遍,再换羊登场,羊头、羊脸、羊肚,再换一桌鹿肉,配着扎啤、红酒、白干、威士忌。客人们这时已撑不住矜持,他们痛饮、放声大笑,桌子中央娇羞的花骨朵都滚进了油渍渍的盘中。从傍晚六点钟持续到下半夜,时间才刚刚开始。没有人再刻苦维系肢体和神经的腼腆。身旁肘边,贪妇痴汉捧着肚子涌入舞池;餐盘迎撤,客人们一拨拨起身狂舞又汗渍淋漓的回到桌前,把头闷进热腾腾的餐盘。我从没见过这样的狂欢。隔桌的两百斤的胖子踩着鼓点,一次次把自己重磅的身体摔向地板,他简直是在杀自己,没办法,他太快乐了。新娘新郎这会儿也灌了太多迷魂汤,放肆起来,全然忘了他们为婚礼高价聘请的舞蹈教练和精心练习的舞步。阿塞拜疆的婚礼现场一定是全世界最吵闹的地方,连上帝都要塞上耳机,对他们不闻不问了,就让他们快活去吧。我算明白了人们为什么不远万里不辞劳苦地赶来,妮诺说得没错,人一辈子一定要见识一次阿塞拜疆的巨型婚礼。

半醉的男男女女大汗淋漓的从舞池归来,一头栽进了一口口汤锅,山珍野味连同酸奶一齐炖煮的绿色或粉色的汤,带着麻药的功力,空气中散发着浓醇的享乐气息,杂着体味,给筋疲力尽的疯子们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每个人都疲惫全消、魅力四射,一直吃喝一直跳舞,仿佛可以快乐到地球毁灭、心脏骤停的那一刻。

压抑与狂欢的配比,恰如背叛与希望的周期,维系着这个奇特的国度。

妮诺受不了吵闹已经提前回家,临走时叮嘱我不醉不许归。起码有十分之九的人留了下来,法拉儿教我拿刀叉戳破当地一种比脑袋还大的面包,米粒和奶油咕噜噜全冒了出来,她一面大笑一面帮我拍摄并上传了脸书,而我已迅速沦陷在下一道藏红花手抓饭里。小山丘般的蛋糕被推上来,几个伦敦投行的小伙儿一屁股坐进了蛋糕里,像在阳光沙滩上把自己埋进了白沙,全然顾不得高级定制的西装。人们舔着手指上、胳臂上蹭满的奶油,此刻每个人都是甜蜜的新娘,贪婪的新郎。

甜点好像让我恢复了知觉。九个小时下来,每个人都吃掉了一圈动物,一园子植物,外加一车的奶和酒。现在,硕大的土耳其奥斯曼风格瓷器大碗里填满了各种风味的冰淇淋,人们用大勺舀进嘴里,为疲惫至极的胃和肌肉镇痛。一派狼藉中,土耳其瓷盘中央影影绰绰地现出了乾隆青花……

音乐一刻不停,从特色民谣到爵士到交响再到摇滚电音,零点过后,高潮才刚刚来临,彩纸礼花喷得没皮没脸,上百号宾客手拉手串成长龙,把新娘新郎堵在中心,形成一座小小的解放之岛。人们海浪般载歌载舞,好似所有人永远也不分离……直至晨光熹微,各自归家散去,那些彩带还固执地粘在头发上。太多的真诚和热烈,让散场比狂欢显得更荒谬,更不可置信。

一场婚宴下来,大概率头痛三天。

“你怎么可以还这么清醒!”妮诺大半夜给我开门时,简直感觉我不可救药。她期待中的故事没有发生。

“我大概也就是灌了二十杯橙汁吧!”

她皱着眉头讪笑,然后邀我陪她再喝一杯真正的威士忌。“你知道,在阿塞拜疆有一个著名段子——半数婚宴的压轴大戏都是报警或送医。要么酒后滋事,要么从餐桌上直接进医院。”我们大笑,我当下决心回北京就开始辟谷。我们象征性地喝了一杯,心知从明天起,时间又会转回原先的速率。压抑烦恼的生活将再次归位,但无论如何,这一夜的狂欢,少说可以维持半年的身心健康。妮诺收拾起酒杯,背过身忽而念起阿拉伯中世纪抒情诗人的句子:“罪恶和黑暗并非永久,可善良呢,唉,也如白驹过隙。”

最后一天,我抱着新购的花样繁复的地毯去管理局盖章,阿塞拜疆这几年开始严格限制手工地毯出口,想要将这些姑娘们花费青春织就的“尤物”带出国门,得先拿到“地毯签证”许可。车子经过里海畔,水下新修的石油管道错综连接着新的世界秩序。阿塞拜疆人相信,只要头顶上有星空,脚底下就有石油。栈道旁立着巨大的棋局,几个下棋的男人围着半人高的石头棋子,在刻于地面的棋盘上焦躁地走来走去,好像随时要推倒棋局,吃下所有的筹码。这个时尚的“东方小迪拜”,像妖艳的人首蛇身的海妖,她早已不满足于做西方的石油“血库”,而希望成为“文明世界”的棋手。然而,总有另一部分身体,闪烁着蛇鳞,不可遏制地承受古老的诱惑,用极具杀伤力的方式,抗拒着成为现代社会的渴求。频繁的抗议和擦枪走火,提醒着阿塞拜疆人,他们贩卖的多元主义,也许只不过是疲乏过后的休战期。不安的天空下有一个声音,始终召唤着伺机而动的不祥幽灵。

我离开后不久,阿塞拜疆边境爆发了对亚美尼亚的战争。我急急给妮诺打去电话,她倒很淡定,仍在拆解古早的诗歌咒符,晚上还继续吃喝跳舞。遥远的“火的国度”,再次陷入战火和迷狂,也定将在交锋中捕捉到新的惊险平衡,在赤焰中再度免疫。

(戴潍娜,诗人、青年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我的降落伞坏了》《灵魂体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