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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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上她微信，她就将许多照片、文档、音频、视频和各种链接汹涌地灌进跟我对话的那个小框框，而且这种汹涌的势头不舍昼夜，持续不断，形成了新常态。她也会时不时发来语音，报道她的现况，比如她正在苏州大学参加她的作品分享活动；过一两天，她又去南通大学参加另一个相似的活动；再过几天，她已经回了北京，被孙女规定在床上连躺三天恢复体力，好接着做她要做的事情。其中一段语音，她说：“希望能再见面，希望那时候我们更多地聊天儿，我们不管不顾地、没心没肺地聊天儿……”

这是诗人灰娃，九十三岁了。我没见过第二个像她这么大年纪还这么勤奋地玩微信的人——在我接近两千人的微信朋友圈里，现在，她的活跃程度排名第一。

她发来的照片也是对自己的报道，显示她在外或在家里。有一张照片是在她家伸向院子的平台上拍的，齐腰高的矮墙由粗拙墩实的石料砌成，厚重如城垛——我推测她偏居北京西山的那座房子也一定沉稳牢固，足可抵御任何坏天气——她把许多落叶，枯叶和红叶，放在矮墙头上，正凑近去挑拣……平台外面，院子连着北方秋天繁盛的山林，各种色彩层次相间，最耀眼的也是红叶。

她发来的那些文档、音频、视频和各种链接则颇为混杂，差不多全都来自微信公号、头条号、搜狐号、视频号、看一看、抖音、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等自媒体，有不少，会在标题用上“突发”“就在昨天”“太意外了”“太颠覆了”“深度好文”“细思极恐”“看完一身冷汗”“真相”“有些真相未必是真相”之类的字眼企图夺眼球，另有些仅写着“聊天记录”，点进去才能知晓其中的内容。它们大概是所谓未经证实的新闻，真真假假的内幕，稍迟一会儿就不允许再让你听到的声音、再让你看到的画面……换到四十几年前、五十几年前，或许，它们就该叫作“小道消息”了——那正是“文革”的时候，我年龄尚小，却也注意到了，弄堂里有那么几个大人，总喜欢凑在一起神秘兮兮悄声说话——看着灰娃每天（大多是在夜里）接二连三转给我各种传闻，我会猜想，她那时候（四十来岁吧）很可能也是个暗中听闻和传递“小道消息”的人。她提到过，当时只要略有些松动，她就会跟“熟人们开始偷偷来往走动”。

她后来讲起当时的情境——当几个老朋友的孩子来她这儿，她拉上窗帘，点起蜡烛，往泡好的红茶里滴几滴红酒，再找出未被抄家抄走的唱片放给他们听（德沃夏克、柴可夫斯基、德彪西），加上聚在一起谈论或翻阅的禁书，从拜伦、雪莱到安徒生到马雅可夫斯基到黄皮书（《麦田里的守望者》《在路上》）到《第二次握手》这样的手抄本——实在比“小道消息”还要过分。一般来说，“小道消息”只提供鸡零狗碎的谈资，人们不清楚要拿它们来做什么用途。但在极端情况下，哪怕明知是谣喙的私下谈资，说不定就可以获得一点点也许仍保有自我意愿、个体话语和内心自由的感觉，尽管那未必不是错觉。它们像权宜或不宜的出口，临时性的，草率简陋，好处是总算能用来透一透气，刺激一下实在压抑太久的想象力。我不知道，灰娃现在如此汹涌地朝对话框里灌那么多东西，乐此不疲，是否那个年代延展至今的惯性使然，仿佛后遗症……很可能，它们也属于灰娃的一部分诗歌发生学。

我是在2020年10月10日那天（恰好是我生日），在灰娃新书《不要玫瑰》的发布会上认识她的。比我年长将近三轮的这位老诗人，由人扶着走路都颇为艰难了，外出需要坐轮椅，但在开了整整一个下午的会上，她始终端端正正坐着，精神饱满，毫无倦意，费劲地侧耳细听（她的听力已大为衰退）。她会插话去纠正别人关于她的某个说法，或解释一下她何以是这样的，何以是那样的——她一直都认真地、近乎较真地参与着关于她和她诗作的漫长谈论。

她头发精细地染成黑茶色，衣装色调以黑灰为主，围着一条紫黛色丝巾，搭配简洁雅致，颇有点讲究——跟她在“文革”最难熬的日子还不忘朝红茶里滴红酒的做派正相符合。她的眼光里，见不到半点昏瞆浑浊，闪烁着许多天真和好玩，看人时炽诚，不设防。她的嗓音也没有沙哑，很显亮，讲话的速度慢，吐字清晰，语调亲切。那个下午她说了好几回，她并不曾想到自己会是个诗人，写下的字句会成为诗歌，会有作品发表，会以书的样式出版。

除了到场黄浦江畔一家书店里的这个灰娃新书发布会，第二天，我又看了灰娃在上海一个美术馆出席她诗歌朗读交流会的网上直播，然后，灰娃赴南京的两场活动我也赶了过去，好跟她有多一点交谈，听她更多地说出自己的记忆，讲述她怎么写起诗来，怎么一发不可收拾，一直写到了今天。花费几天时间对这位诗人的小小的追踪，难说是一种着迷，也难说不是一种着迷……或许我有所迷惑，要去破迷？确切的是，坐在一起吃饭、一起茶歇及更多在一起的场合，每当跟灰娃面对面，看着她，我免不了就会有遇见一个传说的那种注目——想到她突如其来的创作萌动（由潜意识驱迫的神志恍惚的书写）简直就是个奇迹，而如此奇迹，恰好发生在同样堪称奇迹的中国当代诗歌的萌动期；她当年为了发泄的字词涂鸦，正属于此刻仍然正在进行时的、越来越壮阔的这一诗歌传统最初潜隐的开端……

1972年，灰娃四十五岁——在相距易写起诗来的反叛青春期足够遥远的安全年龄，在以任何方式发出属于自我的声音都极为不安全的年头——她毫无前兆、并无此意、不知不觉、作为一种病态症状写下了她的诗。灰娃的自述述及，那时候，她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已经有好几年，“头脑里……思绪纷繁”——

忽然不由地拿起笔来，随便拿到什么纸，便乱写乱画。一句话，一个词，一个字，一段文字，随意写下当下纷乱思绪的一些碎片，像采下一片片花瓣，零乱而不完整。写时心绪宁静了片刻。但好景不长，写后一看，立时惊恐万状。心想这正是社会要灭杀的东西，是反动的东西。肯定已经有人用新式高科技仪器探测到了。这不是反动的证明吗？于是，赶紧撕碎，装进衣袋，偷偷走进卫生间，扔进马桶冲走。就这样反复地做着。

她比喻在此状态里自己的“情绪如同凌汛壅塞心头，凌灾泛滥涌出心的堤岸”，其景象或许如精神崩溃，但那也可能是一次又一次精神的排毒。

等到有机会“熟人们开始偷偷来往走动”，某一天，灰娃竟然大胆地把一些刚刚写成的文字带在身边，悄悄拿给她小时候的老师（实则是老师的老师）、后来的（第三任）丈夫张仃先生看了。时年五十五岁的张仃点醒了她：“这是诗啊！”许多年后，灰娃仍然清晰地记得张仃那天所说的话：“不是人人对诗都有感悟，你心里有这么多美的感受，如果不写诗就没有一个美的出口。”这话听上去有点像对她的精神分析，而在那一刻，他对灰娃最最高明、最具重大价值的教导，我想，应该是要她继续去写，并设法把写下的东西藏起来！

灰娃真那么照着做了：“深夜里我偷偷把装有诗稿的铁盒子埋在一个大花盆的干土里，上面再加放许多小花盆，堆得高高的，不露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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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娃最早的手稿已无存，现在她那些标记为写于“文革”期间的诗，无法找到对证的原稿了。经几位学者确认，《路》（1972）和两首《无题》（1972），以及《墓铭》（1973）、《我额头青枝绿叶》（1974）等数篇东西，是她最早的作品。我估计，到了整理发表的时候，灰娃对它们又有过修订。《路》的篇幅不小，分为两章，长达一百三十多行，这里摘录它第一章的第一、第二节，来看看那时候灰娃的什么样的思绪“涌出心的堤岸”：

哦时间的重量

压弯了我们的腰

那一霎笑意一盏焰呢

流星曳去了但听

远梦回响

浪花溅泼

沉淀了一味咸涩

我们的灵魂

毒火烧焦

烟云奇幻

膝行前往

终于

连苦笑也

厌弃了

“灵魂”这个词最引人注意，尤其因为它出现在那个时期的话语空间和社会氛围里。此诗讲述的，正是浓缩其已经走过的人生之路的“灵魂”历程。“远梦回响”……“沉淀了一味咸涩”，那么灰娃对此历程之叙述，大概是回溯和回望，带着一些反思。

整首诗里，灰娃用到“灵魂”这个词八次，另有五次，她写下“心”，一个不妨读作“灵魂”之另名的字眼，一个更具体的、身体里跳动的“灵魂”，一个脏器。在她笔下，“灵魂”不同寻常地密接于身体动作和身体反应——“腰”被“压弯”，“膝行前往”……在未及引录的这首诗的其余部分，还可以读到诸如“手牵手面对面地痛哭／还相互按着彼此创伤”“蹒跚人间紧拥磨难”“垂泪下跪”“以酩酊沉醉奉献／用热烈坚定的脚步踏碎”“银子般的童音／顺着蛮荒山坡与高原雷声／争相滚动”“负伤的羽翼／痛苦地拍击着／难以鼓起”“用淌血的额角／劈开浓雾摸索”等等一系列，关于“默默不语的”“浑沌无识的”“初醒的”“觉醒的”“天真烂漫的”“热泪滔滔的”“梦魇困绕的”“灵魂”的身体化表达。它们并非比拟，是对“灵魂”幻象的写真。跟那种抽离物质的、理念化的、神性的、教条的、意识形态的、凌驾于身体之上主宰和主导个人行为的“灵魂”大不相同，或故意反向，也跟那个时代主流话语的“灵魂”用法相抗逆，灰娃诗中的“灵魂”属于身体，仅属于身体，存活于身体。

开始两节即已展现了“灵魂”的处境。当“那一霎笑意一盏焰呢/流星曳去了”（此句让人联想“人死如灯灭”“人生如流星”之类），尤其“毒火烧焦／烟云奇幻”，示意“灵魂”正经历化炼，来到了那个非人间场合。这首诗后面写道：“怎能再世一次我们的生辰？”“当我们告别人间依稀长叹／可还有什么值得顾盼／为何总不肯闭合双眼”，诗的结尾又说：“山民们而今／谁已不在人间……／当他们回想如火如荼的往昔／是怎样／评说我们？”更明确了《路》采取的是死后回溯和回望的角度，其反思则有了审判的意味。

看上去，“灵魂”被置于“灵魂”的畛域了——通常，死后“灵魂”就离开身体，往阴曹走一遭——不过，灰娃的“灵魂”不离身体，带着一具身体的全部感觉、感触、感知、感受和感想；死后也依然活着的“灵魂”之身在非人间际遇里，苏生了人间被抑制麻痹的切肤之感，这体验因而更其（地狱、炼狱般）真质地痛彻，痛彻地沦丧着，而又不甘（“总不肯闭合双眼”）……跟楚辞《远游》里身体之魂飞升漫游，或但丁以阳人身体穿越冥界都不一样，灰娃让“灵魂”之身从非人间回溯和回望、反思和审判（自我审判）其人间历程，赋予，应该说还给了“灵魂”之身一种悲惨如非人间的人间体认，从而揭出“灵魂”之身那人间历程的非人间性——这便是自我审判之“评说”——《路》的第一章结尾：“我们如霜似雪的银发间/插着忧郁神圣的紫堇/心里头 戴的是一顶/荆棘之冠。”

在这首诗里，以起头的一声“哦”为先导，灰娃潸怅地“依稀长叹”——“喟叹透过泥土／摇撼歪扭的宇宙”；即使忆起“银子般的童音”“稚气无忧的笑声”“质朴热烈的晚会歌唱”，提及“含笑”和“欢笑”，诗的叙述也叹悒叹悼。“苦笑”先已遭“厌弃”，灰娃的伤叹，时时被诗里写到的“痛哭”“哭泣呻吟”“垂泪下跪”和“血泪”阻断，仿佛刚刚冲破凌汛壅塞的水流不畅，加剧为一种时而哽咽的哭诉。这首诗的声音——综合自语调、口吻、节奏、旋律、音势、气韵、用辞、意象和结构的诗的声音，正是“灵魂”之身的哭诉伤叹。进而，在她这一时期的另几首诗，比如以“为什么／我今年／这样忧郁”开始的《无题》（1972）里，变得抽噎般短促，呈一种泪干的噤战……更其炽痛，更多历经“毒火”的酷烈和凝贞，则又结晶为她同一年写下的另一首《无题》：

没有谁

敢

擦拭我的眼泪

它那印痕

也

灼热烫人

精神分裂症会造成意识、感知觉、情绪和行为方面的扭曲，出现妄想、幻觉、错乱、思维奔逸等等状况。灰娃在空气里总是回荡着“我们放声来歌唱”之类嘹亮高音的光天化日下，躲在暗处写哭诉伤叹抽噎炽痛之诗，多么像是病态的发作；她的绝然，则会被视为比偏执更偏执。不过，要是寻到她发病的直接诱因——惊慌失色、惊慌失措于充斥着残酷斗争、疯狂迫害的极端社会政治现实（并且竟然完全覆盖了日常生活现实）——大概也可以认为，她是被普遍扭曲为精神分裂症的时代风气扭曲成了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这当然不是专业精神病学的诊断，就像我认为——她那时候记录下“涌出心的堤岸”之驰思遥想的只言片语、段落和篇章，是对其扭曲身心的一种再扭曲，近乎自我的心理矫正——很可能并无专业精神病学的依据。

大概，那些满布裂隙的诗行，将破碎片断缀接的诗章，正呈现了写下它们时灰娃病态的精神样貌；这种自白化的写作，就像已有人指出的那样，仿佛对自己的谈话疗法，成为她自救的一种方式。意外却又并无意外地、从身心过敏、潜意识骚乱和情绪情感的振拔振颤里、以一种好似（比如自泪腺）分泌出来的自身的语言、个体的语言、灰娃的语言，她抵御着外在暴力对私人精神空间的碾压。即使，她最早的诗思不甚连贯，诗艺生涩疏失，诗作勉强成型，但它们仍然起到了自我纠正的作用，也在其个体生命基础上，为时代保存了一种——当时不为人读到的——良心措词。

在她刚开始写诗的前后那几年，所谓主流的诗歌声音，差不多全都来自深受斗争哲学和说话方式影响的“红卫兵诗歌”。1968年底第一次印刷印数就高达三万册的《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流行全国，尤其在年轻人中间风传。虽然“九大”以后，这本书被封，“红卫兵诗歌”的概念也甚少再被提起，但这种声音却更加发扬光大，成为高度一体化社会里唯一合法的诗歌声音，在包括“知青诗歌”的一大批出产于“文革”岁月的战斗诗篇里震荡。它们跟大字报、标语口号、檄文和社论有一致的腔调，尽显无限忠诚和全无敌气概。那是意识形态化、教条化和偏激化政治宣传语言的最高表现，有着占领一切阵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铲除一切个人私心杂念的浩大声势。灰娃在此声势下偷偷写下的那些东西，被她自己立即辨识为“正是社会要灭杀的东西，是反动的东西”的那些东西，只能属于异端。而她最显著和有力的异端行为，便是使用了她那种从精神分裂症分裂出来的“灵魂”之身的语言，去刺穿和突破铁板一块的时代话语。

中国当代诗歌能够从“文革”焦土中生发出来，跟持续致力于这样的刺穿和突破大有关系。早在“文革”之前，蔡其矫、流沙河、沈泽宜、昌耀、黄翔、哑默、郭世英、张鹤慈、张郎郎、陈建华、牟敦白、郭路生等人，即已写下了省思、质疑和叛逆的诗作；“文革”期间，出入贵州野鸭滩沙龙和北京读书沙龙的诗人，在河北白洋淀插队的诗人，聚拢于上海文学“小集团”的诗人，四川西昌的周伦佐、周伦佑兄弟等诗人，以及遭抛弃和打压的几个体制内诗人……更是渐渐形成了具对抗性的地下诗歌运动。灰娃的诗歌写作，参与到这样一个起源的运动进程里，但她似乎又游离其外，她极为特殊地独处一隅，不为人知，孤立无援，自我封闭于精神分裂症病患的世界。除了背驰拒扞，她又背驰拒扞那种刻意的背驰拒扞——相比地下诗歌运动里那些自觉的诗人，她让她的诗野蛮生长，其词语反应，更多是本能的身体反应之诗化；她更内向，内在化，挖进生命更幽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