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陈福民，河北承德人。先后就读于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学位。 1996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研究员。 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小说专业委员会委员； 多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委；著有《阅读与批评的力量》等。 目前从事边疆史地研读与写作。

燕台一去客心惊

陈福民

燕疆不过古北关，连山渐少多平田。

奚人自作草屋住，契丹骈车依水泉。

橐驼羊马散川谷，草枯水尽时一迁。

汉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渐变存语言。

力耕分获世为客，赋役稀少聊偷安。

汉奚单弱契丹横，目视汉使心凄然。

石瑭窃位不传子，遗患燕蓟逾百年。

仰头呼天问何罪，自恨远祖从禄山。

苏澈《奉使契丹二十八首其十出山》

一

金庸在《天龙八部》中写了一个顶天立地的悲剧英雄，他幼年因一次阴谋策划的伏击而失去双亲，寄养在汉人乔三槐家。后来因缘际会习得绝世武功，江湖名头甚大，做到了丐帮帮主，与姑苏慕容家并称“北乔峰南慕容”。其实，他本姓萧，是个契丹人，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而已。

他的悲剧在于，他从小受到的教育是民族仇恨大于天，必须替天行道、匡扶大宋、行侠仗义。他所在的丐帮，以抵抗契丹人对于中原的侵掠蹂躏为己任。公私两义让他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宋人，更是个众望所归的大英雄。当他的父亲萧远山在三十年之后现身少林寺，并揭穿当年的惊天阴谋和他的凄惨身世后，这一切结束了：大宋英雄们出于民族大义都跟他划清了界限甚至与他为敌。他夹在契丹人与大宋子民双重身份中间彷徨无地，在被这个世界欺骗并被抛弃之后，他发出了绝望崩溃而瘆人的狼嚎声。君臣之节、英雄侠义和至爱亲朋中间的沉重义务彻底压垮了他，除了自杀，他没有别的选择。

金庸的武侠小说喜欢处理民族题材中大义与个人的冲突。《射雕英雄传》里杨铁心与郭啸天，分别给自己的孩子取名郭靖、杨康，以纪念“靖康之耻”，却让杨康走向了初衷的反面。《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在清廷、皇帝、天地会、神龙岛以及俄国女皇等几股势力之中周旋，穿梭于国家、民族与个人利益之间，予取予夺都希望在保证个人利益基础上兼顾一下大义。金庸小说之所以深入人心，除了结构故事、刻画人物的艺术功力超乎同类题材的写作之外，他更在历史、人心的正与邪方面有独到的领悟与设计。他可能是厌倦了传统武侠那种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化人性立场，因此偏爱将善恶是非与正邪写到极致再反转，他的小说中相当多的“名门正派”都是蝇营狗苟不可告人的，反倒是有一些一直在“污名化”中谈笑风生的人是真正的洒脱英雄。而那些亦正亦邪的人物，往往带有一种是非难论的面貌和性质，不仅在美学层面撑起了小说的叙事趣味，还泄露一下浅浅的人性秘密。尽管这种写法和理念看上去有些刻意为之，情节冲突也过于戏剧化，明显是“旧武侠”文学观的遗迹——当下网络写作很可能会设法超越或者解构人物死局，但作为传统的大众通俗文学，金庸的写作仍然达到了它所能达到的经典高度。

虚构文学在历史题材方面究竟享有何种程度的自由，一直是个有争议的话题，这很让人烦恼。像《杨家将》这类以辽宋历史为背景的民间故事，将“七郎八虎”“杨门女将”“穆桂英大破天门阵”“佘太君百岁挂帅”渲染得无往不胜家喻户晓。这种以民间信仰介入历史的小说叙述，非常迷恋“忠奸模式”。一连串故事讲下来，辽与宋之间战争的实质、历史走向、力量对比、决策失当与否等等，基本是看不见的，只剩下昏君、奸臣与悲剧英雄的低智狗血冲突。历史真相就在对潘仁美、秦桧的痛骂与对杨老令公的赞美惋惜中溜走了。我小时候看这些故事开始很疑惑，大宋这边忠臣良将铁血丹心武艺绝伦，按理说应该是必胜的一方，然而总打不过别人，看到故事结尾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有奸臣小人在作祟，于是发誓长大了要将那些奸臣小人斩尽杀绝。待到心智稍成熟些，乃知这并不是历史事实。尽管可以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种良好的人民愿望加以谅解，但如果无视沉重、惨痛和复杂的历史事实，用一种主观化、游戏化与个人好恶的立场为尺度去书写，非但距真相越来越远，甚至还有自我麻醉之精神胜利法的嫌疑。

金人自侵中国，惟以敲棒击人脑而毙。绍兴间有伶人作杂戏云：“若要胜金人，须是我中国一件件相敌乃可。如金人有粘罕，我国有韩少保。金国有柳叶枪，我国有凤皇弓。金国有凿子箭，我国有锁子甲。金国有敲棒，我国有天灵盖。”人皆笑之。

（《宋人轶事汇编·卷二十·杂事》，中华书局）

这是个流传极其广泛的笑话，笑过之后是无尽的哀伤。以天灵盖迎击敌手的狼牙棒，其戏谑背后的凄惨绝望已经无以复加，只能用自黑来疗伤了。鲁迅1925年在《华盖集·补白》中讲过这个故事，并且加以引申道：“自宋以来，我们终于只有天灵盖而已，现在又发现了一种‘民气’，更加玄虚飘渺了。但不以实力为根本的民气，结果也只能以固有而不假外求的天灵盖自豪，也就是以自暴自弃当作得胜。我近来也颇觉‘心上有杞天之虑’，怕中国更要复古了。瓜皮帽，长衫，双梁鞋，打拱作揖，大红名片，水烟筒，或者都要成为爱国的标征，因为这些都可以不费力气而拿出来，和天灵盖不相上下的。”

鲁迅这些话，明显是激愤于“国粹派”在生死存亡之际对于“道”的玄学式信仰，语调固然不无偏激，但他真正关切的是，究竟怎么做才算是“爱国”的正确姿势。天灵盖与“瓜皮帽，长衫，双梁鞋，打拱作揖，大红名片，水烟筒”之讽刺，与他当年说“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他轰走了”源出一理，都是呼吁人拨开修辞去努力看到历史真相。

“自宋以来”是个很沉痛且漫长的表述，绝非潘仁美vs杨继业或者秦桧vs岳飞那么简单。天灵盖的故事，是靖康之后南宋偏安一隅局面下的辛酸自黑，那时候国是崩坏，异族侵掠如火，边境早就南下收缩到了淮河一线，无限接近北纬30度了。但这并不是开始也不是结局，大幕早在两百年前就已经拉开了，在那之后的每一幕无奈的故事，都闪烁着北纬40度的文明魅影。

二

这一切，是从幽州开始的。

大唐的诗人们虽然特别喜欢说“西出阳关无故人”，但情绪并不真的沮丧孤独，相反往往有“劝君更尽一杯酒”的意气风发。毕竟那是沐浴了帝都长安的繁盛与友人间呼朋引类之后的豪壮与畅快。一路向西，功业隐隐招手，他们期待并且充实。而由于地理关系，幽州地处帝国偏远的东北角，胡汉混杂，经济艰难，民情汹汹，风物萧索。目睹这些，写出的诗歌便迥然有异。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以往说到这首诗，诗评家的代入感很强，解释的角度基本是说诗人在批评政治不清明，并谴责朝廷不爱惜人才——说穿了就是将一种自己不被重用的愤懑之感移植进去。大概在诗人眼里，中国古代政治永远都不清明，黑是底色。谁敢说清明，就得冒着被认为跟朝廷同流合污的风险。古人若是真这么想倒也罢了，问题是当今的解读一如既往屈从于这个套路，人云亦云，论见识和境界有时还不如古人通透，这就未免令人齿冷。如果认真了解了幽州的地理状况及其地方政治经济问题，就会知道陈子昂写出这样的词句一点都不奇怪，他用“怆然”而不是“慨然”“凄然”“凛然”或者什么然去形容自己的心情，是相当精准的。那是一种凋敝破败而无所依凭的苍凉，是满满感受充盈于胸臆却不能道出的虚无，是莫名的触动不知从何说起的放弃，那是一种真正的无人倾听的旷野呼告。

以燕长城为依托的古代河北地区，“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始终面临着北纬40度的民族压力。远离政治中心，自成风气，幽州的这种“孤悬”感古来如此，而且从未能够根本解决。唐代诗人杜牧在他的政论文《论战》中专门讨论了河北：

论曰:河北视天下,犹珠玑也,天下视河北,犹四支也。珠玑苟无,岂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为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俭风浑,淫巧不生,朴毅坚强,果于战耕……天下无河北则不可,河北既虏,则精甲锐卒利刀良弓健马无有也。卒然夷狄惊四边,摩封疆,出表里,吾何以御之？是天下一支兵去矣。

所谓“俗俭风浑,淫巧不生,朴毅坚强,果于战耕”，是经典的地缘政治问题。由于贫困与偏远，幽州一带胡汉杂居兵民相间，从生产生活方式到日常习俗，都极为简率质朴。安史之乱之所以在这个地区爆发、且乱后成为藩镇割据中最难啃的“硬骨头”，自有其内在原因。而藩镇率先从河北三镇出现割据，节度使成为事实上的世袭制，不再接受中央政府的任命，而且不向中央政府缴纳赋税。这种“孤悬”状况让河北犹如一块飞地。

风雨飘摇的晚唐朝廷于公元907年被权臣朱温终结，十三岁的唐哀帝在屠刀下将大唐皇位“禅让”给了他。这个先叫朱温后叫朱全忠再叫朱晃的乱世奸雄，先参加黄巢农民军浑水摸鱼还做到了很高的职位，待到朝廷大举反攻他见势不妙又反水投靠了朝廷，是个“杀人放火受招安”的模范。此前他已经把唐昭宗劫持到了洛阳，现在他宣布建立大梁政权并迁都开封，改元开平。某种意义上，宋州砀山人朱温可以算是大宋王朝的先驱，从籍贯出生地到篡权形式再到国都的选择，样样都像。而大唐王朝的灭亡，使中国的政治中心从长安转移到了中原地区的东部，头顶直接压上了幽州。

公元907这一年，不仅朱温当了皇帝，就像宿命一样，还有一个人也当了皇帝——契丹人耶律阿保机在朱温登基之前几个月，已经“即皇帝位”了。

元年春正月庚寅，命有司设坛于如迂王集会埚，燔柴告天，即皇帝位。尊母萧氏为皇太后，立皇后萧氏。北宰相萧辖剌、南宰相耶律欧里思率群臣上尊号曰天皇帝，后曰地皇后。庚子，诏皇族承遥辇氏九帐为第十帐。

二月戊午，以从弟迭栗底为迭烈府夷离堇。是月，征黑车子室韦，降其八部。

夏四月丁未朔，唐梁王朱全忠废其主，寻弑之，自立为帝，国号梁，遣使来告。刘仁恭子守光囚其父，自称幽州卢龙军节度使。

秋七月乙酉，其兄平州刺史守奇率其众数千人来降，命置之平卢城。

(《辽史·卷一·太祖上》)

这个局面，与匈奴的冒顿单于的崛起模式太相似了。都是中原内乱自相攻杀无暇他顾导致边防虚弱之时——经过安史之乱后到耶律阿保机崛起这一百五十年的发展，契丹不再像草原上众多游牧民族那样瞎碰运气生灭无常，他们已经摆脱了部族争斗群龙无首的“原始状态”，成为一个称霸蒙古高原且令人生畏的强大帝国了。

唐天复元年（即公元901年，笔者注），岁辛酉，痕德堇可汗立，以太祖为本部夷离堇，专征讨。……明年秋七月，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驼马牛羊不可胜纪。……九月，复攻下河东怀远等军。冬十月，引军略至蓟北，俘获以还。……明年岁甲子，三月，广龙化州之东城。……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遣通事康令德乞盟。冬十月，太祖以骑兵七万会克用于云州，宴酣，克用借兵以报刘仁恭木瓜涧之役，太祖许之。易袍马，约为兄弟。

（《辽史·卷一·太祖上》）

仅仅是天复二年、三年这两年内，“专征讨”的阿保机就针对幽云营三地用兵五次，动员兵力在四十万以上，而这个统计还不包括同时对突厥、室韦、女真等游牧异族的多次出兵，其用兵密度令人骇然。可见“专征讨”与“穷兵黩武”没什么区别。幽州告急，云州告急，河东告急，平卢告急，北纬40度全线告急。幽州首当其冲危如累卵，然而此刻割据各路的军阀们，正为了谁能在洛阳、开封坐稳皇帝宝座打得水深火热你死我活，根本顾不上这些。

天显元年（公元926年），耶律阿保机征讨渤海国大获全胜，回军路上接待了从洛阳赶来报丧的后唐使臣姚坤，因为皇帝李存勖在兵乱中死于伶人郭从谦之手，后唐不得不更换了新皇帝。李克用与阿保机曾经“约为兄弟”，按照结义辈分，阿保机是李存勖及新任皇帝李嗣源的叔叔。

明宗初纂嗣，遣供奉官姚坤奉书告哀，至西楼邑，属安巴坚（即阿保机，笔者注）在渤海，又径至慎州，崎岖万里。既至，谒见安巴坚，延入穹庐，安巴坚身长九尺，被锦袍，大带垂后，与妻对榻引见坤。……安巴坚号咷，声泪俱发，曰：“我与河东先世约为兄弟，河南天子吾儿也。近闻汉地兵乱，点得甲马五万骑，比欲自往洛阳救助我儿，又缘渤海未下，我儿果致如此，冤哉！”泣下不能已……又曰：“我儿既殂，当合取我商量，安得自便！”……安巴坚因曰：“理当如此，我汉国儿子致有此难，我知之矣。闻此儿有宫婢二千，乐官千人，终日放鹰走狗，耽酒嗜色，不惜人民，任使不肖，致得天下皆怒。我自闻如斯，常忧倾覆，一月前已有人来报，知我儿有事，我便举家断酒，解放鹰犬，休罢乐官。我亦有诸部家乐千人，非公宴未尝妄举。我若所为似我儿，亦应不能持久矣，从此愿以为戒。”又曰：“汉国儿与我虽父子，亦曾彼此雠敌，俱有恶心，与尔今天子无恶，足得欢好。尔先复命，我续将马万骑至幽、镇以南，与尔家天子面为盟约，我要幽州，令汉儿把捉，更不复侵入汉界。”……安巴坚善汉语，谓坤曰：“吾解汉语，历口不敢言，惧部人效我，令兵士怯弱故也。”坤至止三日，安巴坚病伤寒。一夕，大星殒于其帐前，俄而卒于扶余城，时天成元年七月二十七日也。

(《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七》)

耶律阿保机不仅“善汉语”，对中原政治形势也非常了解。除了身边很多汉人亲信耳濡目染外，当然与他不断侵扰汉人边境以及挺进中原的长期战略思想有关——幽州，一直是他心心念念之地。从上述对话中看，阿保机首先是个优秀的政治家军事家、治国理政能手，有成为贤明君王的志向，他对李存勖称帝后政事荒废、宫廷奢靡了如指掌，并表示要引以为戒。同时他还是一位真伪难辨、信口雌黄的讹诈高手。听到李存勖死于非命，他先是“声泪俱发”，竟至“泣下不能已”，然后立刻变脸，声色俱厉地训斥起来：我儿既然死了，由谁当皇帝你们就该先来征求我意见，怎么敢擅自做主？很明显，阿保机并不是空言恫吓，他有资格这么说，因为两边的关系早就是不对等的。

“我要幽州，令汉儿把捉，更不复侵入汉界”，这种以“令汉儿把捉不入汉界”做幌子的主张，完全掩盖不了其以武力相威胁进行敲诈的实质，这段话，在《奉使辽金行程录》（商务印书馆）中记载为“与我幽州，则不复侵汝矣”。意思虽然差不多，但远不如前者提供的历史细节丰富。中国古代史上，从西汉以来就一直都有朝廷准许游牧民族“内附”“内迁”并划拨定居点乃至牧场的例子，人口规模从几万人到十几万人不等。比如东汉安置南匈奴内附于河套地区，唐初设六胡州安置昭武九姓粟特人。内地人也常有各种原因而外流的（应该不会很多）。总之，民族往来融合这种事儿，在北纬40度一线上通常多是民间自主行为，也属自然正常。然而，像耶律阿保机这样以国君身份“坦率”提出大规模“领土要求”，应该还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姚坤后来是否向后唐政府汇报此事不得而知，他此时只能搪塞说，这事儿您得跟我家皇帝去商量，我这个做臣子的哪里有资格参知。

（全文刊载于2021-3《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