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那个叫大龙坪的乡村，群山环抱，风貌奇崛不说，还有谜一般的四条溪流。一条叫刘家湾的小溪，从文家荒的山脊上屠夫剖膘似地滑落下来；一条叫台子湾的小溪从漆树坳叠绕而下；一条叫黄莲溪的从张家池蜿蜒流淌；还有一条从七里口奔突而下的车沟湾。四条潺潺小溪相隔得那么近，一扭一扭地都奔流到村口了，似乎彼此之间都能听见水流的清悦之音了，却各自不管不顾，并没有合注赋形为河流。在人们惊愕的目光里，四条小溪分别归隐于村口的四处天坑，恍若幻觉般地消失在了幽深的黑洞里。也仿佛是相约过，要齐头扎进黑暗的隧道——听得见声响，看不到水流。经常有外地人为四条迷乱无序的小溪感到惋惜，说大龙坪应该有一条河的。当地的老人只是笑笑，踮踮脚，说河在地下呢，叫天河。这种说法很迷人，但那条天河如在地底，又宛在空中，完全不可指望。外乡人带着狡黠的微笑问，他用普通话也堵不住来自远方的外地口音：那天河的水又流到哪里去了呢？这个问题复杂了，充满了崩溃的危险性。老人的脸热得直冒汗，也答不上来，只好闪烁其词，并用天机不可道破的神秘语气说，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

据我所知，在父辈以前，很少有人的足迹离开过大龙坪方圆百里——这一百里地，一条狗花一天的时间就能走完，而许多人却用了一辈子——可见他们对“很远很远”的空间感会有多么局限。多少年的阳光和月亮，在那里永远地照耀着他们，也束缚着他们。面善而宽厚的乡邻，满山的红杜鹃，浅灰色的玉米花儿，翘檐立壁的吊脚楼和带着柴火味的饭香，婚丧嫁娶的唢呐和丧鼓，在这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世间。许多乡亲们的一辈子，就像那几条小溪一样，都不曾有机会经历江河湖海，便草草地走完了简约人生。

大龙坪的一切以一种艺术的形象，自然而然地成为我与生俱来的一部分。时至今日，在我许多的梦中，无论时空如何变换，背景常常只是她的某个画面的局部。我刻骨铭心地记着老家周围目之所及的每座山梁的起伏，从云岭包到鬼塔坡……闭了眼随意画一条曲线，画出的很可能便是某个山脊的起伏。故乡对于我，如同人生的坐标，不论顺着哪个方向起弧，都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条曲线。

小时候，以为能吃一顿米饭就很幸福了。大龙坪没有河流，不产稻米，只种包谷和洋芋。早晨吃包谷，晚上啃洋芋，都是粗粮。一顿挨一顿地吃就很胀气，肚子硬得像石块。米太金贵。家里来了贵客，母亲才到米坛里捧一把米，用瓦罐煨了待客。那还不叫米饭，也不叫粥，叫粘粘儿。我和弟吧嗒着嘴唇蹲坐在门槛上，等着收拾客人吃剩下的粘粘儿。我们伸出的暗红色舌头，像一团火苗在碗壁上搅动。后来读到“禁不住唾液的潜津”这段文字时，满嘴里都是稀粥味。母亲觉得我们有些丢人现眼，就叹一口气，说等你们长大了到枝柘坪当插门女婿去吧。枝柘坪有河有稻田，在那里就可以顿顿吃大米了。弟弟兴奋得都有点难为情了。我用大人的表情告诉他，枝柘坪离大龙坪有三十多里地，要经过三杯河，渔峡口，好遥远。我为不经意间能使用“遥远”这个词而沾沾自喜。因为有了三十多里地的约束，远方在我们心里有了既抽象又具体的意象：像盛产大米的枝拓坪一样远。

童年的日子很整齐地就划过去了。在我的感觉里，一个人从童年到懵懂少年之间的岁月才是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一个人在这段静静展开的光阴里，就像一株幼苗渐渐地长成了一棵抽枝吐芽的小树。成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里面潜滋暗长了许多别人无法得知的秘密。而我们兄弟俩的秘密就是将来能离开故乡，到一个可以顿顿吃上大米的地方。这种想法不可名状，却像一条涓涓细流，在我们的生命里流淌了许多年。大米和远方塑造了我们幼年时代的精神谱系。

岁月迢迢真是惊心。几十年过去，我和弟弟都已人到中年。从没想过，我们现在每月的收入都足以买成吨的上好大米了。兄弟俩却谁也没去过枝柘坪，两人就很感慨。努力了这么些年，孩童时代的大米情结虽然还是如此刻骨铭心，但奇怪的是我们并没因为每月可以拥有这么多的大米，而产生过一丝富足或者愉快的感觉，更甭说惊喜了。这说明了物质与精神在占领人的心灵高度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兄弟俩心中惦念的还是远方的枝柘坪。美丽，模糊，又陌异迷人，以及确实存在的遥远感。这种想法总是忽然而至，又仿佛早已根深蒂固。虽然，我们至今谁也没有去过枝柘坪。

小时候除了渴望大米，再就是远方了。童年的我时常面对着延绵不尽的大山想象山外的样子。我经常骑坐在老屋旁边的那颗粗矮的核桃树上，远远地看着云岭包上飘浮的白云。有时太阳光柱从云缝里穿出来，云朵就像披了一件金镂衣裳，眩目得惊人，简直要夺魂摄魄。我又情不自禁地想到远方，止不住怦怦心跳。想象力只是天空中的一朵云彩，也许什么都不是。飘来又飘去，都在时空的触角之外。这几乎成了我童年时期，在想象中向天空谋划远方的唯一姿势。

直到我小学快毕业的时候，大龙坪才通了汽车。这个钢铁怪物在飞速行驶里能让风产生巨大的声响。有个人穿着中山装站在车厢里，探出半颗脑袋，眯眼看着前方，他的头发在风中胡乱翻飞。那个人是我的父亲，一个乡村中学老师，他要到县城里去开会。这个经典的动作都寓动于静了，特别抒情。它代表了一个具有幻想气质的人准备奔向远方。

12岁的我被这个动作深深地感染了，远方的世界似乎不再神秘了，或者说远方正在我的面前，慢慢地打开一个缺口。我是一个乡村知识分子的后代，我对一个陌生世界的好奇，在我的父亲那里就播下了种子。这是我的父亲带给我的优势，父亲对一个人的影响就是这么重要。尽管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我所做一切就是要摆脱和逃离父亲的怀抱。我追着那辆汽车跑了很远，只到一块石头绊倒了我。我跌坐在地，抱着碰伤的脚只抽冷气。疼痛无法缓解一个跛足少年对远方的饥饿感，反而把他心中的饥饿养得更肥更壮了。公路被太阳晒得又白又亮，表层冒着妖娆的热气，影影绰绰，像抽象的燃烧，也是一幅通往远方的景像。

父亲从县城里给我们带回来几双凉鞋。他说在百货大楼里买的。百货大楼是一座八层的楼房啊。他站在楼顶朝下看，呵呵，下面的人群像蚂蚁。我们的心都顺着他的话在走。听得母亲一惊一乍，生怕父亲会从楼顶掉下来。我当时的心情既高兴又失落。我什么时候才能到县百货大楼去感受一下呢？我做了一个仰望的动作，在心里面默默地比划着大楼的高度。好比纸上凭空开牡丹，一切都在想象中。远方，县城，高楼，在我心中构成了一幅隐秘地图。父亲抚摸着我的小脑袋说，读书不用功，哪儿也去不了，只能在家里挑大粪。他的目光还像无声手枪一样对着我。我被他的话语和表情镇住了。短暂的快乐瞬间消失，我伤感地拿出课本，把对远方的幻想开始变成另一桩具体的行动：思考着怎么样把复杂的方程式解答得又快又准，把老师布置的作文写到500字……古人说：学而优则仕。我的理想只是希望学而优不去挑大粪度日就知足了，学而优成为一个可以随时到县百货大楼去逛逛的人就行了。我的童年时代在那个暑假悄悄地结束了。

然后十年苦读，等毕业参加工作。我不仅可以顿顿吃大米饭，还有炒肉。假若有心情，可以随时到比县城百货大楼阔绰好几倍的国贸或者商场里去瞎逛，而且我的身体简直健壮得就像个败类，即使逛上一天也不会觉得累。我以为我会很快乐了。从2路公共汽车转到103路，我看到马路四周闪动的都是匆忙的人生。人生中有多少趟错过的公共汽车，就会在生命里呈现出多少次的人世慌张。感觉城里人也不过在乡下人心中的远方，虚假而忙碌地经营另一种人生。儿时渴望远方的那些简约快乐，却如同水面掠过的一丝风，转瞬即逝，眨眼之间连最初的漪涟都已经很难寻见了。人生匆忙，所有历史经过的码头都不可能回头。

时间和阅历改变存在的形状，包括思想。我开始毫无方向感地寻找出路，我曾在上班的业余时间兼职倒卖的行当，把一种叫作磷铁的矿渣从厂里贩出去，我还给二手车联系买主获取酬金，运气似乎不错。我像一棵乡间的野草，享受着运气的阳光雨露。我的胃里早已不再只是大米，而是撑满了高蛋白、高胆固醇和高脂肪的食物了，我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喜悦。我用业余时间贩卖磷铁的收入，使我较早地在生活区装了电话，安了空调，购了手机，还在城区买了房。但我并不快活，仿佛自陷囹圄。我知道这很难成为我一生可以从事的目标。目标是个很大的词，于我却空洞、乏力。我突然想到这个词时，感觉到既好笑又心惊。在世俗的意义上，我的物质渐丰和精神空虚交织成了一桩人生负担，目标更加虚无漂渺。我对未来的恐慌，就像一个拳手，面对无物之阵，只能与空茫搏斗。于是，书桌上的一盏台灯像眼睛一样望着我为所谓的目标在黑暗中拼打。如果能长久保持这种人生奋进的姿态，我会很欣慰。我想起了乡村农夫的耕种，并在心中默默地期待着自己的秋天。

儿时对大米的渴望也许只是追求物质生活的一种意象，而远方则成了未来精神生活的意象。只有大米，没有远方，就会像生活在囚笼里一样。对，囚笼，我十分满意用这个词来比喻。老子告诉我们，一个人的精神层次是从吃饱穿暖以后才开始的。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只要不在孤独中绝望，人总会在逼仄处找到“逃生”的路径。我慢慢找到了克服孤独困境的办法，并尝试在纸上构建诗意的远方，还有月光下的乡愁。在写作中确认故乡，让我的内心也由慌张转为笃定。那些摊开的书本就像一张张床，宽大而温暖，可以体贴地承载起我的梦想。

有时我也想，一个人不经历些世事，纯洁而麻木地做一个过客，田夫野老也罢，市井摊贩也行，二两包谷老烧下肚去，有兴趣还可吼几句流行歌曲。日出日落，凭一把蛮力气讨口食吃又不遭人欺侮，未尝不是很可自慰的一辈子。恰恰心智被开启，又兼喜读些断简残章。我这个乡村知识分子的后代，居然慢慢生出了牵记故乡的情怀。离开故乡十年后，重新找到了自我拯救的方式。那就是以致幻般的快感，用文字向故乡投射诗意。那时电脑还没有普及，我用钢笔在稿纸上写，稿笺上印着“宜昌日报稿纸”，行与列都是20，写满一张纸就是400字。我在格子田里觅得了一方安宁。

30岁那年，《三峡晚报》给我在副刊版面开办了个人专栏，文章大多是描写家乡的风情景物。故乡被我从心里供养起来，仿佛浮上云端，村庄的一切尽现眼前。这是离开故乡后的一场深情回望，在回望中，故乡的事物被再次发现，经历过的桩桩往事再次跃然纸上，或者在对童年记忆进行耐心地擦拭后，让回忆也透出故乡的光泽。刘亮程在小说《捎话》里说：“在人和万物共存的声音世界里，风声，驴叫，人语，炊烟，鸡鸣狗吠，都向远方传递着话语。”我的创作成了相反的形式，就像远方的游子在给故乡捎话。这是我人生中一段最惬意的时光。我开始把目光重新拉回故乡，并尝试小说的创作。这些作品可能就是我早年乡村生活的分泌物。中篇小说《麻烦你给我说清楚》在《延河》头条刊发时，我开始意识到另一种叙述乡村的美妙方式。另一部中篇小说《没有声音的叫喊》被《芳草》刊用后，让我明白了现实生活的残酷与诗意乡村的孱弱。我开始关注社会人生的失控现场。

记得刚到单位报到，我仅凭公司办公楼就比故乡最豪华的乡镇机关要漂亮得多要大得多的印象，幼稚地把城郊当作过城市的范本。这与人年幼的经历没有多少存储作参照有关，世界被无形中放大了。好比小时候以为自己藉以存身的村庄多么博大，诞生了那么多人，发生了那么多故事，却原来不过一藉藉无名的小山洼。十几年后，我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卧槽马》，那种感觉是曾经生活过的村庄，在奔突的文字里又慢慢复活了。这种剪影式的抒写使小说更像一部精神虚构的村庄变迁史，而不像现实主义的工业题材。创作之初，那些人物、事件都是破碎的，慢慢才被细节连贯起来，并符合了逻辑的推演，最后才让村庄与工业化、城市变迁等建立起了丰富而深厚的联系，慢慢有了时代镜像的意味。只有背景起初就是清晰的，那些都是我所熟悉的城郊的乡村景象。好像我只是在把一个朦胧的远影，突然变成了清晰的近景……这是我第一次把他乡当成了自己的文学故乡，成为阐释世相的一个支点。那种感觉既陌生又熟悉，既疏离又亲密。

2010年，我调到离家千里之外的河南任区域总裁。我的人生道路仿佛被突然泄出的一团阳光照亮了，办公地点多次辗转，从郑州，又到漯河，很大一部分时间还要往返于焦作、洛阳、三门峡，那些地方分散着集团下属的几家化工企业。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我很少认真地读过一本书，写过一篇好文章。许多时候甚至都来不及慌张，岁月就这样匆匆而过。内心里藏着的那些鸟鸣，月光，春天般的诗意，还有储存在电脑里的那些未完成的半截子文章，逐渐被时间悬置而疏离，变成了一场时断时续的旧梦。

近几年，随着集团战略调整，我又开始参与处置几家企业的资产转让，停产清算，人员安置和社会债务处理。这些企业主体的消亡，其实也是另一种生命形式的解体，令我痛彻心扉。就像一棵树，无论枝繁叶茂，还是枯枝虬杆，都只是那棵树在不同环境里的生命形态。但很少有人相信，这冬天的树和春天的树，其实是同一棵树。那天傍晚，我伫立在大江公司门口，对着一棵落叶的梧桐凝神，其实是在对“另一棵树”的怀念与默哀。我长久地沉湎于那些叶子被风吹拂的黄昏里。到了夜晚，我才敢将松散的记忆用文字排列分行，去安抚那个焦躁不安的灵魂。第二天早晨，我还是能感受到那种人性与命运撕扯的疼痛，孤独与喧嚣对撞的不安。突然我就被某种无法抑制的悲伤，穿透了空茫的内心。

卡夫卡在致密伦娜的一封信中有一段精彩的表达：“我们以为一直在往前奔跑，越跑越兴奋，直到光线明亮的瞬间才发现，我们并没有跑，还是在原来的迷宫里乱转，只是比平时跑得更激动、更迷乱而已。”他在写这段话的时候，也许在故乡，也许在远方。但谁能理解他曾经受过的心灵风暴？

多少年来，只有风一直在相隔数千里的故乡和他乡的上空激荡，吹散了月光，也吹散了我这个异乡人清瘦的乡愁，掀起来的都是一片片稀薄的人生。在客居他乡的这十年，我经历了那么多的人和事，感觉已不再迷恋远方，只是更加思念故乡。月光和故乡哪个远？举头见明月，却不见故乡。我多想把远方的远，归还故乡。远方有多远，大约就是历经千山万水也抵达不了内心的地方。或许这样的地方，是他乡，也是故乡。虽然每个漂泊在外的人，也会把曾经驻足过的他乡当作过故乡。但一个人一辈子其实都很难真正走出故乡的领域，世界再辽阔的版图也是以故乡为中心辐射开去的。就连路遥笔下的高加林，他最终也是跪在故乡的土地上痛哭：这人生哪……

陈刚，土家族，1974年出生于湖北五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化工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北省作协13届签约作家，现任宜昌文学艺术院院长、三峡文学杂志社社长。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民族文学》《飞天》《延河》《芳草》《山西文学》《长江丛刊》《散文》等刊发表过小说及散文，部分作品被《长篇小说选刊》等转载。出版有小说集《没有声音的叫喊》、散文集《黑白乡村》等。长篇小说《卧槽马》获第十届湖北屈原文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