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抵达尼日尔首都尼亚美的那天晚上，是一个叫萨哈的尼日尔黑人来机场接我。因为天黑，我看不清他长得怎么样、面部有什么表情。从机场到宾馆，我和萨哈几乎没说什么话，他跟我想象中热情奔放、擅长胡侃的非洲人形象不太一样，一路上拘谨得略显尴尬。第二天，天还没有完全亮，萨哈便推开我的房门，将我从床上提起来，简单收拾一下便出发了。我无法弄明白我的房门为什么未经同意而被粗鲁地打开。这个时候我才发现，他的脸憨厚纯朴，身材中等，看上去很强壮。只是他的性子有点儿急，收拾东西，走楼梯，跨过路障，风风火火的，我的行李箱被扔进车里时我还来不及提醒他小心轻放。我有些不愉快，但不能怪他，因为我已经被告知，哪怕一路顺风，从尼亚美赶回津德尔中国援非医疗队驻地也要走完整个白天。总队领队反复叮嘱我们，一定不要走夜路。上个月，在卢旺达的一支中国援非医疗队就因为赶夜路出了车祸，虽然没有出现重大伤亡，但使馆一再强调：出门在外，安全第一。萨哈觉得他的责任十分重大，不仅要负责我的安全，还要保证车上的药品食品一件不少地送达驻地。

“日落之前必须赶到。因为夜幕降临，魔鬼也跟着降临。”萨哈对我说。非洲人习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习惯走夜路。夜路不是给人行走的。看得出来，他是一个经验丰富、值得信赖的老司机。

我们迅速出发。

按原计划安排，我本应在尼亚美法语强化班培训半个月，下个月初才赶往津德尔接替援非满两年的老郭，但老郭突然病倒，紧急送回尼亚美，抢救无效，前几天去世了。我和他的遗体在空中擦肩而过。老郭一走，津德尔地区医疗队就缺少拿手术刀的医生了，而那里等待做手术的病人排起了长队。我只好提前出发赶赴津德尔。

从市区出来，很快便走上了横跨尼日尔东西部全境的“铀矿之路”。此路全长有一千多公里，津德尔就在路的另一头。由于年久失修，路况很差，坑坑洼洼，像国内的乡村公路。车在路上走，像一艘驳船漂荡在风急浪高的海面上。我坐在副驾，双手牢牢抓住右侧顶上的扶手，时刻担心被抛出车窗之外。萨哈开车很专注，对我的狼狈和紧张熟视无睹，应该是习以为常了。我时不时提醒他“开慢一点儿”，但他把我的话当成了耳边风。为了安全，我还是忍不住一次又一次提醒他慢一点儿，但越是提醒，他开得越快，仿佛故意跟我较劲。越往前走，越辽阔、越荒凉、越凋败。村落和车辆越来越少，天色越来越明亮。已是深秋，满眼萧瑟，举目苍茫。

萨哈给中国援非医疗队当司机有三年多了，在尼亚美就看得出来，他对中国医生的信任和爱戴发自肺腑，源自骨髓。他比我年长十几岁，总是用父亲一般的目光看我，让我有些不自在，但又觉得很有安全感。我对非洲大陆的了解仅限于书本和影视，对这里的一切很陌生，所以很忐忑，尤其是两个人行进在如此辽阔的大地上，前路迢迢，我心里更加惶恐。萨哈话不多，不愿意跟我闲聊，但对我偶尔提出的疑虑，他总给我满意的解答。有时候，他还忍不住纠正我的法语发音。我按他纠正的发音再练习三遍，他满意地转过脸来朝我露出厚肥的嘴唇保护下的洁白整齐的牙齿。

萨哈话多起来是因为进入了一个一望无际、渺无人烟的荒凉之地。

“萨赫勒大荒原。”萨哈说，“穿过去就是我们的驻地了。”

我想象中的萨赫勒荒原跟看到的完全不一样。它太辽阔、太平坦、太荒凉！不像新疆的戈壁滩，也不像内蒙古的大草原，这里简直看不到人类活动的痕迹。路边全是荒凉的灌木、荆棘和草甸，并朝着四周蔓延开去。一堆堆，一丛丛，像是一个又一个部落。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根草，都仿佛相处了千年，早已经看腻了彼此，却又不得不互相为邻，紧挨着搀扶着度过漫长的岁月和亘古的孤独。开始时我对此等风景感觉很新鲜，甚至有些兴奋，仿佛处处有惊喜，但很快便审美疲劳。因为此景近处是，远处也是，比远处更远的地方还是，仿佛全世界都是，像懒惰而马虎的画家留下的巨型草图。画家来不及完成它，或压根儿不懂得如何完成它，便在被孤独折磨死之前赶紧逃之夭夭。路的前方偶尔有风刮起的黄土，黄土里偶尔有羊群和野牛乍现，以及空中盘旋的黑鹰和乌鸦。环顾四周，在荒野里只有我们这一辆车，渺小得像一只爬行的蚂蚁，此刻我觉得我们不应该闯进这个原始的寂静的世界。最让我绝望的是，无论头抬多高，也看不到路的尽头。毫无疑问，这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公路，从荒凉通往荒凉，从寂寞通往寂寞。

我问萨哈，穿过大荒原要多久。

“日落之前。”萨哈脸上的淡定让我惊讶。

何时才日落呀？这太阳似乎才刚刚升起，那么高迥无际的天空，太阳会落山吗？极目远眺，毫无尽头，山在哪里？

“山在我的心里。”萨哈说。

我刚想哂笑，萨哈突然肃然起来。

“老郭就是一座最高的山。”萨哈拍了拍方向盘，仿佛是刻意提醒我，不容我置疑。

怎么突然说到老郭了呢？

我故意对他隐瞒实情。“我不认识老郭，只知道他是天津市著名的外科医生，曾给非洲几位总统做过手术，医术很高明。”

“你怎么不认识老郭呢？”萨哈惊讶地质疑我，并朝我投来不满的目光。也许在萨哈的眼里，我只是乳臭未干的新手，他不相信我能取代老郭。

我说：“中国有很多跟老郭一样技术高超的医生。”

萨哈说：“我知道。但老郭不仅仅是一个医生……你竟然不认识老郭！”

因为我说我不认识老郭而惹萨哈不高兴了，因而又走了很长的路，他都不发一言。眼前令人忧伤的苍凉和不知道何时才走到尽头的绝望，让我也不想说话。

“我一共有过七个孩子。夭折了四个。”萨哈说。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开始，萨哈突然开了口。他说“夭折了四个孩子”把我镇住了，我好久才反应过来，直了直身子：“怎么啦？怎么会这样呢？”

我知道，在疾病和饥荒的多重打击下，尼日尔的死亡率很高，尤其是儿童。在国内培训时，看纪录片或听期满回国的同事讲述得知，在瘟疫流行的尼日尔一些地区，人命如草芥，尸体随处可见，人走着走着倒地就再也爬不起来。

萨哈没有回答我的疑惑。或许他觉得我压根儿就不应该有这样的疑惑。因为在这里，死亡不分年龄，是一个常识。他又陷入了无边无际的沉思。

我想打破尴尬的沉默，刚要向萨哈打听一下老郭的故事，萨哈突然一个急刹车，我的头差点儿碰到车窗上。当我抬起头来，萨哈用手指了指车头前面，一条身材臃肿的蜥蜴正慢吞吞地摆着尾巴横穿公路，不慌不忙，霸道得像是大荒原的主人。我明白了，是萨哈给蜥蜴让路。

我感觉头晕目眩。萨哈若无其事地说，还好吧？也不向我道歉什么的。我说，有点儿晕。但萨哈并不理会我，车子继续往前走，加快了速度，身后扬起的尘土遮住了公路。

“要不，我们聊聊老郭？”我说。

萨哈的脸上突然布满了悲伤，连皱纹的缝隙里都堆积着难过。好一会儿也不吭声，只是喉咙咳了咳，像是被什么卡住了。看到此等情景，我也不好再提老郭了。萨哈也没有了说话的兴趣，面包车像辽阔海面上的飞鱼跳跃着前进。我担心车子会散架，紧紧抓住车顶上的扶手。但萨哈的驾驶技术真不错，车子跃起落地都很平稳，没有左右摇晃得很厉害。我不再提醒他“开慢点儿”，因为我也希望他尽快带我走出这个寂寥的大荒原。

荒原越来越苍茫，阳光越来越刺眼。我看着干旱的土地，喉咙突然有冒烟的感觉。我拿起矿泉水吸了一大口，然后把头探出车窗，朝饱受干渴之苦的灌木、荆棘和草甸，以及那些可能隐匿其中的动物用力地喷洒过去，希望能滋润一下它们。

“你真是一个傻瓜！怪不得不认识老郭。”萨哈看了我一眼，摇头道。

“我后悔没有从国内带来足够多的水，否则我能把整个大荒原都浇灌一遍。”我说。

萨哈笑了，用力踩了油门。车像一叶扁舟跃过海面。

车子跳跃之间，我的肚子饿了。这个点，也是午饭时间，但萨哈没有停下来歇息片刻的意思。我可受不了饥饿，从挎包里掏出一包饼干。萨哈不吃我递给他的饼干，也不吃车上公家的食物，只吃自己随身携带的粟饼和水。我听说了，萨哈自尊心很强，从不贪小便宜，从不吃别人的口粮的。他一边开车，一边啃了一半粟饼，喝了一小口水，算是午饭。剩下那半块粟饼，他不忍再啃，放回衣袋里。我不相信那么高大壮实的一个人吃那么点儿就饱了。我可不那么省，但在萨哈面前也不好意思吃得太奢侈，只吃了几块饼干和一罐从北京带过来的八宝粥。饭后，我迅速有了睡意。尽管车子一路颠簸，我还是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不知道睡了多久。我是被萨哈又一个急刹车惊醒的。当我睁开眼睛时，看到车头前站着一个身材高瘦的黑男。他双手张开，拦住了车的去路。

我大吃一惊，以为碰到劫匪了。在尼亚美的时候已经被告知，近年来由于旱灾，尼日尔遭遇了大饥荒，疾病盛行，饿死、病死的人随处可见，人们求生的欲望超过了对法律和戒条的敬畏。有些地方并不太平，常有劫匪出没。去年法国一支医疗小分队在穿越萨赫勒荒原时便遭遇了悍匪，两个医生和一个司机被枪杀。我心里下意识地说了一声：完了！

萨哈倒很镇定，伸出头去，朝那个黑人质问说：“尼可，你要干吗？”

原来萨哈认识他。我悬起来的心顿时放了下来。

那个叫尼可的男人走过来跟萨哈叽里呱啦地说：“我等你们两天了。三天前，有人看见你的车子往尼亚美走，我以为你昨天回来。如果今天等不到你，我会疯掉的。”

萨哈扭头对我解释说，“一个熟人……郭医生给他的老祖母做过手术。”

尼可朝我草草地瞧了一眼，对我说：“他是我爸。”

他指的是萨哈。我仔细一对比，他们还真有几分像。尼可虽然长得很高，脸也黑得成熟，但仔细一看也就十五六岁的样子。萨哈知道无法隐瞒，耸耸肩对我说：“是的，他是我儿子。”

此时的阳光已经变得很柔和，有了黄昏将近的意思了。

……

朱山坡，男，1973年生，广西北流人。现供职于广西民族大学文学影视创作中心。出版长篇小说《懦夫传》《马强壮精神自传》《风暴预警期》，小说集《十三个父亲》《蛋镇电影院》等。曾获首届郁达夫小说奖、第五届林斤澜短篇小说奖、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等多个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