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想着过去的事物仿佛它们刚刚开始存在。

——卡内蒂

碗

我站在碗沿上茫然四顾，这是我对碗的最初认识和心灵写照。那时我家随父亲的水文站在辽东的大山里转悠，全家五口人靠在粮站领的那点粮食是填不饱肚皮的，好在村里给水文站的家属也分了一点地，我们全家总动员，肩扛手刨，好歹能把地种上。那是最艰难的日子！父亲是城里人，自然不懂如何种地。母亲来自乡村，所以家里家外的活计就全凭母亲一双巧手了。种地是个力气活，最累的是往地里运粪。还是少年的我肩膀还没长成，就挑了两只大土筐，每日摇摇晃晃地趔趄于那高低起伏的田埂上。偏偏那地又在一个山岗上，好多时候会连人带筐滚下沟里。汗珠子浸到伤口就会蜇得很疼。我咬咬牙，顽强地爬起来，继续往山岗上挑粪。其次呢，就是拉犁。村里农民都有牛和马，而水文站的家属就只有用肩膀拉了。我们跟相邻的农人借过犁杖，我和父亲在前面拉，母亲在后面扶着犁杖。我和父亲的腰弓成驴背，土坷垃被犁铧分开，地垄弯弯曲曲地向前延伸着，日子向前延伸着，我渐渐地长大了，对粮食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碗的另一头，一直紧紧联系着饥饿和温饱。我在碗沿上茫然四顾，这后面是藏着担忧的。碗沿上伫立着的无数先祖们，是几千年农耕文明的最真实的写照。碗是人们吃饭的家什，碗里盛着土地，盛着山川河流日月星光。我曾画过一幅油画。画面中央就只蹲着一只硕大的碗，碗沿上是荷锄扶犁的乡亲——天地蓦然小了，而碗大了。碗里的天地是我少年时代全部的土地河山。

在我最初的记忆里。我家的碗是那种白釉粗瓷的二号碗，碗沿上还有一道淡蓝色的线。碗的大小刚好能填饱我们的胃。儿时的生活异常艰辛清苦，肚子里是缺少荤油星星的，正在长身体的我们往往一碗粗粮是填不饱的，尤其是苞米粥，总要喝个三两碗，但很快又饿了。胃像个无底洞，而碗总是空空的。

我们渐渐长大了，父母也渐渐老了。而饭碗却慢慢变小了。如今，少儿时代的那种大号土碗早已不知去向。碗越来越精致。由粗瓷换成了骨瓷。而故乡却远了，乡情淡了，乡亲成为遥远的一座座坟。碗飘浮在空中，仿佛一轮清凉的月亮，月光喂养着我的诗歌。

父亲早已亡故，母亲的发上满是白霜。碗依然空着，像母亲哀怨的眼神儿。

我在古玩市场上淘了一只民国时代的蓝花大碗，碗壁上满是锔钉，碗口还豁了口。我把它放在案头，每日痴痴望着，像望着故乡。我不知这只碗被多少双手捧过，碗里的粮食喂饱过多少胃肠，那些被喂饱过的人，或许早已成为尘土，而碗依然在这世间流浪。那儿时母亲呼唤吃饭的声音，依然在耳边回荡。我常常无缘无故地泪流满面。碗像一座小庙，静静伫立在人烟稀少的小路尽头。碗供养着我们的精神，使我们感念土地之恩，家园之恩。因为有了这碗，我们活着才有底气。

 钵

钵是盛放东西的陶制器具，形状像盆而又略小，日常用来盛饭菜、茶水等。当然，钵还有另一层意义，即僧人所用的食器，有瓦钵、木钵、铁钵等。一钵之量恰好刚够一僧食用。据传僧人云游时，只被允许带三衣一钵。此钵（钵多罗，佛语）则为其向施主乞食之用。

我的朋友，诗人杨键经常画钵。

戒律中规定比丘不得储有多钵，护持钵当如护持自己眼睛一样，应当常以清水洗净，除去垢腻，且出家人只许使用瓦钵、木钵和铁钵，其他的一律禁止。钵是入世苦修的伴随。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羁绊是物欲，忧贫不忧道。”杨键兄那隔世的苦行僧式的生活，虽属个人选择，却以最不可思议的方式书写了“无”与“有”的不等式关系。古朴人性和天籁回音是他对生命苦楚的艺术表达，与当下那些假借苦难的美声唱法，远远拉开了距离。

水利万物而不争。一只碗和一只钵，恰恰是人类不能说谎的安身立命之所在，是文明的物化，是二十世纪废墟上仅存的东西，是一种天生的信仰和胸中逸气的载体。

而一粒米，是现世的珍宝吗？

钵，汉魂囤积之所，更像一只鼎，它承担着重负。在这难言的自性世界里，充盈与空无几成一体，是寂寂然的如如不动，遗世千载。

一念如佛，也是一切因与果的六道轮回之所在，像暗夜里的浩瀚星空，充满了能量。

这使我想起意大利绘画大师莫兰迪的画，那些在灰烬、尘埃和沙砾的背景下呈现出的器物的静谧与庄严，当我们深入其间，必有某种东西自内心升腾而起，化为虹光和照耀。

法国大诗人雅各泰对莫兰迪做了八次沉思，他带领我们观看这花朵、风景、乃至于碗钵。“他像个僧侣，在与世隔绝中背离了时间，却描绘出世间的无尽相。”那器物，它神秘而简朴，如青草，如石块，在遥远的道路尽头，将梦和记忆以及欲念思绪交织起来。声、色、形、味，通通化作一道光，照着火焰熄灭后灰烬般的魂灵。

人类是悲悯的吗？人心的热忱与渺茫其实仅仅是这微妙的平静，是风暴逝去后的宽恕，如同光。

我醒来，在无边无际的桌面上，这纪念碑式的庄穆，是谦卑与尊贵的缩影，是史前立石，轮廓粗糙而自我，像印象主义者的闪烁其词，像花朵盛开、枯萎，将生命凋零的脆弱和朝生暮死的迅疾一起忽略掉，只剩下木头、雪和冬日的清寂，只剩下那灰色僧人——一只素烧的钵在那伫立，他只说出一个词：忍耐。

盘或碟

碟是日常生活中较小的器皿，相对盘和碗来说，碟是小姐身边的丫鬟，总躬身缩肩站在角落里。而盘是大家闺秀，带着气场和威然，是匠人广阔胸襟的体现。日本一个陶艺家说，盘子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能让陶匠的心情无处可藏，大概就是所谓内心世界的延伸吧。所以当一只陶盘放在面前，如果它看起来又纯净又让人安心和愉悦，一定是观者心无旁骛的原因。

盘是餐桌上的主角，盘总占据餐桌的显赫位置，如同朝堂上的君王。盘中的菜肴色香味俱佳，使盘身价倍增。而碟、碗或汤勺，均是它的仆人。

但盘并非趾高气扬，而是襟怀坦荡，不像汤钵和调料罐，总藏起隐秘的心思。盘让美食一览无余，并勾起食客们的品尝欲望。当酒酣耳热时，盘中的残山剩水，宛如由盛及衰的江山，写尽了荣华过后的沮丧和颓废。

而碟仍小心翼翼立在一旁，如同一贯忠实的仆者。碟往往是调味品的所在，是酱醋和盐末的主打。碟不事张扬却又割舍不了，是这场盛宴交响曲中的伴唱与和音。当一干人饱态洋洋醉态毕现时，碟以黯然之心被废弃的餐纸覆盖。

锅

“我背了一辈子大饭锅。”这是母亲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儿时我并不理解，因为母亲每次说这话时，脸上似乎满是怨气。那怨气既对着父亲，又对着儿女们。

是啊，煮饭的锅怎么能背在背上呢？

母亲没有工作。年轻时母亲一定是个美人胚子，因为现在即便年过八旬，也依然肤色磁白，弯眉慈目的。母亲出身乡村，用出生于城里大户人家的祖母的话来说，母亲是属于庄家院儿的身份。这话母亲记恨了一辈子，现在还总拿出来发泄一番，尽管祖母已仙逝多年。

因为当村干部的大舅的安排，母亲十七岁时去了水库工地当播音员，与同在水库当技术员的父亲相识并恋爱。他们的第一次相遇是在篮球场上。父亲是个出色的中锋，母亲立刻被那个高大、帅气的城里小伙吸引住了。他们同居并结婚，很快就生下了我、二弟和三弟。从此母亲背饭锅的生涯开始了。

我一直觉得母亲嘴里的这个“背”字特别形象，它不仅让我想起“背井离乡”，也想起了数千年来中国妇女所受的苦和难。“背”从某种层面上讲，有被压迫的意思。母亲做了一辈子饭，皆源于父亲是一个懒汉。

母亲大半生把操持家务当做主业。那时父亲挣的工资少得可怜，又加上父亲好喝上几口酒，工资的三分之一自然用在了这项口福上，每月扣除领粮的钱，一家五口人吃菜上学买油盐酱醋的重担基本上由母亲一人承担了。平日里上山采山菜、种地养猪、做饭烧柴，母亲无所不能。虽然后来我们逐渐长大，可以搭把手协助母亲，但几十年来做饭的劳务，一直还由母亲一人操持。

我家的锅是两口大号铸铁黑锅，锅灶的旁边还装有一只木制风匣，母亲系着灰布围裙在锅边忙碌时，我时常蹲坐在小板凳上负责拉风匣。灶膛里的火苗随着风匣推送的节奏一闪一烁跳跃着，映红了我脏兮兮的小脸儿，也映红了母亲汗津津的俊脸。所以从儿时起，热气腾腾的锅在我心里就成了生命中最能蕴藏能量的所在。锅不仅能熬出香喷喷的苞米粥，锅壁上也能贴出一圈金灿灿的牛舌饼和地瓜土豆酸菜饺子。在那个贫寒的年代，锅是所有欲望的总和，是梦的集散地，也是一个乡村女人幸福和希望的寄托。

锅的一端始终通向胃口，锅是家的象征物，也是一个家庭主妇爱恨情仇的倾诉之地。泪水和汗水在锅沿上滚动，劳动通过土地长成的谷物现在重新回到锅底，成为清水、蒸汽和热量的冉升。像一首歌谣从扩张的喉咙出来回荡在原野，锅盖把锅的每一次秘密保留到烈火舔舐锅壁后的倾情一现。锅在母亲的背上，而母亲是家的土地和田园。

如今，我家的锅早已改朝换代全部现代化了，电饭煲是日本进口的，高压锅、铝蒸锅也是国内的名牌。锅是越来越精致了，生活也越来越奢华了，而故土远了，母亲背上的锅成为遥远年代伤感的谣曲。

瓶

束腰的美女子，我总是这样称呼。我对瓶的认识来源于两种：一是父亲的酒瓶子；二是水文站测流取水样用的大号玻璃瓶子（我父亲那时经常用来装酒）。记得我妻子第一次来我家串门时，曾无比惊讶于院子里整齐码放的啤酒瓶墙，那是我父亲的赫赫战绩。他是酒的儿子，但他也是我爹——满族称为玛玛。我把我父亲用空酒瓶垒的墙当成了我的乐园，我看见蚂蚁在那儿攀爬，老鼠在那儿做窝，阳光和蜻蜓因为痴迷于玻璃的闪烁，会经常在某一凸起处停驻一小会儿，还有雨水、秋霜和冬雪。我和邻居的小伙伴们用酒瓶子当武器相互投掷，我还用一只厚厚的酒瓶底儿当单筒望远镜的镜片。在那微蓝且绿的圆形厚玻璃片儿的透视下，整个世界都有了玄妙神奇的改变，像是童话世界的忽然呈现。我经常痴迷其中流连忘返甚至想入非非，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国王，可以拥有这世间的一切，而现实是我瘦骨嶙峋的屁股经常会因此挨一顿父亲的胖揍。

当然，关于瓶的记忆并不都是美好的。我开始痛恨我家那堆成墙的酒瓶子了。这源于每次发工资后父母激烈的吵架。“喝——喝，喝死才好呢！”每次吵架后，母亲都会疯狂地砸那些酒瓶子，而父亲则红着眼睛怒视着我们。有一天晚上母亲和父亲在炕上打起来，父亲也狂怒，他下死手打母亲。母亲披头散发，用一床棉被来阻挡父亲的拳头，我和弟弟被吓傻了。“还不快去叫人来……”母亲哭着喊我，我这才麻溜下炕，光脚跑了出去。

母亲要离婚，泪眼婆娑地望着缩成一团的我们，心不久又软了。父亲在水文站做检讨，保证不再提前预支工资买酒喝。事情总算平息下来。但这情形总持续不了多久。不久，父亲故伎重演，酒瓶里蓄满母亲的絮叨和我痛苦的眼泪。

邻居毛驴奶奶的儿子树魁子当了海军，放探亲假时回到故乡。那年代河里的鱼儿非常多，村人们除了用丝网捕捞，还喜欢自制炸药炸鱼。有一天，树魁子用玻璃酒瓶做了一枚新型炸弹，据说其杀伤力惊人，但毛驴奶奶一直限制儿子去河边，因为村里算命的张大仙给算了一卦，说树魁子今年有难，毛驴奶奶深信不疑，一直看着这宝贝儿子不让出屋。可是一天中午，响晴响晴的夏日中午，树魁子还是翻墙去了空旷无人的河边。不久，村里人听到一声惊天动地的炮响，之后就看见通往河畔的沙土路上，摇摇晃晃走回来一个血人，近了，才认出是树魁子，海军衫上一片殷红，一只袖管空了，眼珠子也像鸟儿，飞到了河畔的大柳树梢上……

从此我对那美丽的玻璃瓶竟有了一层恐惧感。

瓶，束腰的美女子。如果春天到了，北方乡村的黄泥窗台上，会不经意间看到有人用旧酒瓶续上清水，插一束开得正盛的映山红或野樱桃花。这情景总会勾起我的乡情，总有淡淡的忧伤弥散其间。最质朴的，我该称呼你什么呢？

而梅瓶当然是最美的瓶了，它尊贵、富丽，是出身大户深宅的器物，像大家闺秀，因气质高贵而傲然屹立。已不属我钟情的范畴了。

有一次，我在河滩上捡到一片绿宝石般闪烁的灵异奇物，在阳光普照下像冬日里的一块冰晶莹剔透。我把这宝贝捧在手里反复摩挲把玩，我确信那是一块宝石，就把它送给了邻居家的小青。小青是个大眼睛的小女孩，我喜欢小青已经好久了，可是我父亲与她父亲关系并不好，我们俩只有偷偷来往，好像地下情人。小青在水里游泳时像条鱼，而我像只稳稳的大木船。小青把那片绿色的东西藏在花布衫的口袋里，时不时地会拿出来，眯起眼睛在阳光下照一照。那是一块玻璃瓶的碎碴子，被水的手缓慢地磨圆了，时光成为它最珍贵的亮色——童年的时光！

壶

我总觉得现在的电水壶不叫壶，它只是另一种假托了壶的怪物，因为它并不具备壶之美。

关于壶，如果说到紫砂壶，估计三天三夜也说不尽吧。我有一友，是美院毕业的高材生，后来因为做生意挣了很多钱，就玩起紫砂壶的收藏来，还建了个博物馆。有一次我去他那里拜访，去时送了他一对玉貔貅。友人过意不去，非要送我一紫砂壶，并大度地一挥手说，博古架子上的任你选。我其实是不懂紫砂的，所以就随意浏览一遍，目光落在一方形小壶身上。伸手拿过时，瞥见友人一咧嘴，我明白他心中的不舍，就又若无其事放回了原处，并对友人说，还是你替我选吧，我又不懂。友人便选了一只米色圆盖儿的方壁器形小壶送与我。我回家后将其闲置于抽屉里，至今也没曾用过。

我见过日本陶艺家小野哲平烧制的一只凹盖圆身粉引茶壶，非常美。还有一只粉引线刻小壶，提梁是用木藤系的，也很特别，内心瞬间涌起了强烈的想拥有的欲望。器皿虽然不会开口说话，却能在人们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据说器皿会经过人类的使用而暗暗生长。在珍贵的时光中，缓慢改变的器皿将把使用者的意趣和个人品格在器皿内部日渐生成，并逐渐熟落出现更美的光泽。那是培养心灵的时间之器，是无限记忆的蓄存，也是器皿倾听自己声音的过程。

就像泥土与火焰因窑中的原始力量的合成，从而获得涅槃与新生一样，这是握在手中的幸福时光，是人与自然保持亲密关系的一种方式。

所以说，好的一只壶将是一个人的生命之旅的最忠实的伴侣。

“手是诚实的，手永远不会欺骗你。”那位日本陶艺家曾这样说，他说得非常好。当一把精心挑选的壶被你握在掌中时，带给你的不是欣喜，不是不安，而是接近于泥土的很舒坦的会意，是在漫漫人生之路上对心灵供应的养分。

寂静的黑色器皿和温柔优美的白瓷，当然，还有集万千喜爱于一身的紫砂……在这些器皿面前，凡人的苦恼似乎都会在静峙中云淡风轻，挥挥手就消散了。只有千年万载的器皿，只有壶中的日月才是整个宇宙世界。就如辛弃疾的诗“壶里乾坤大，杯中日月长”所描述的，一个人面对器皿时的内心是静谧的，坚持保有土壤气息是所有制陶人的梦想。我在前不久去长沙附近的望城参加一个艺术活动时，参观了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铜官窑古街，回来时手上多了一只绿釉的当地名家“泥人刘”亲手制作的壶，是一个好友赠送的。我把玩许久不忍放下，我为那只壶的美流下了热泪。

坛

坛是个忽大忽小的词儿，大的可以说成天坛、地坛、月坛，小的可以说成我家的咸菜坛、醋坛和酒坛。我今天说的当然是作为日日之器的家用之坛。

坛能说成天坛地坛，自然有庄严高耸的神圣之意。因为在古代，举行祭祀和誓师等大典进行叩拜祈祷的人们，必然要以土石筑高台，以期更接近于渺茫无垠的天穹，借以向神言说，那是何等神秘的事情！而现实中那种口小肚大的陶器能被命名为坛，一定也是沾了些仙气儿的。

据说楚国人把庭院也称为坛，这和现代人把种花养草的苗圃称为花坛是一个道理的。总之，坛端庄而有度量。是天圆地方的小社稷。

儿时我家是拥有数尊粗瓷瓦坛的（那时可以上供销社购买）。一尊用来腌咸菜，一尊用来腌咸鸭蛋，还有一尊略小些的，用来盛盐巴（我家那时用的是大粒盐）。除了酸菜缸和大酱缸，我家另外的宝贝就是这三尊青釉坛子了。

那时候每到秋天，青萝卜、白萝卜、鬼子姜、长豆芸豆以及各种山菜，那只大号坛子总被母亲装得满满登登的。那是每户北方家庭必备的食物。就像一只忙碌的小松鼠或小野猪，为了度过漫长的冬季，必须要把这一切储藏好才不至于饿肚子。至于咸鸭蛋，就更是我们一家过年过节来贵客才能享用的口福了。腌咸鸭蛋的坛子里不仅仅只有鸭蛋，还有鹅蛋和鸡蛋，只不过是以鸭蛋为主，才习惯这么称呼。我家那时随父亲的水文站总住在河边，所以母亲总愿养些家禽以解日常之需。可是养鸡时经常会遭遇黄鼠狼的袭击。记得好多个夜晚，只要听见屋窗下的鸡舍里传来母鸡们大呼小叫的骚乱声，母亲就会一骨碌爬起来赤脚奔向院里。因为起得匆忙，手中往往不知何时会顺手拿起个家什挥舞壮胆，有时是个笤帚疙瘩，有时是烧火棍之类的。总之，母亲一边大声吆喝一边叫着：三毛野兽黄鼠狼子——臭！

然而往往那时现场早已一片狼藉，狡猾的黄鼠狼子早已咬死三五只母鸡了，并且还会将那只雄壮的大公鸡咬得一地鸡毛。母亲这时常常气恼得不行，愤怒得不行，会一屁股坐在鸡舍边放声痛哭。待到父亲和我们也穿上鞋赶到外面，一切早已不可挽回了。父亲倒很高兴，说咬死就咬死吧，正好吃肉下酒解解馋。我们也相跟着兴高采烈。我们肚里的小馋虫早被勾引出来了，哈喇子都流出二尺长，全不理会母亲的悲伤。

再说那群鸭子，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有好几次到了傍晚，鸭群不知从觅食的河边返回家中，反倒顺流而下向远方游去，害得母亲和我一口气要追出数十里远，才能把它们追到。

“连家也不知道回的东西，太可恶了！”母亲瞪着眼睛骂道。

可是又舍不得杀了吃肉，毕竟还能下一坛咸鸭蛋。我家五口人到了端午节的那天，是要煮上一锅每人一份分而食之的。由于我家的鸭子每天在河里捕鱼吃，所以那鸭蛋腌出来就特别鲜美适口。我不像两个弟弟分到手后一顿大快朵颐，而是小心翼翼每餐只吃一点点，这样品尝美味的日子就会被无限拉长，心里也有个盼头。

母亲也舍不得吃，最后往往又给了弟弟和父亲。我父亲嘴馋，又喜欢喝酒，常常那咸鸭蛋还没腌到时候，就偷偷捞些做了下酒菜。母亲为此常和父亲吵架，又把坛子用布绳系上，并在上面压了块石头，但也挡不住偷吃的手，无奈之下也只好不断往里续些新下的鸭蛋。

唉，那总也填不满的坛子，该多令母亲伤心啊！

我想，我家大概只有盐坛子不必让母亲操心了。那时候吃的都是大粒盐，虽然便宜，但也要到供销社去买。那时候家里困难，到供销社买一斤饼干或一瓶汽水，都要攒好多天的零花钱呢。我能吃到饼干的日子常常是我生病时。感冒了，父亲会带我去卫生所打针，那时候父亲才会给我买一包用旧课本纸包着的饼干。所以小时候我常常盼着有病。可是总不能为了吃饼干，真的发起烧来吧？但是每次路过供销社，我总是使劲地闻从那里散发出的食物的香气。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口里衔着糖块儿，就羡慕得了不得。这时只好偷偷地捏一粒大粒盐放在舌头上。虽然有些咸，但口里总算有味道了。

罐

罐，盛东西或汲水用的圆筒形的瓦器。在古玩市场，我是淘到一些老器物的，其中就有好多尊瓷罐或陶罐，大多都是民国时代的旧物，也有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泥罐，上面纹着粗朴简易的花式，倒是很耐看。我用它来盛装干果，放在茶几上，客人来时往往惊讶于这器物的古朴和端庄。都觉用作日常有些可惜，但我倒不这样想。

我曾把一只黑土陶罐的底部钻了孔，养了一盆偃柏。这比市场上任何花盆都气派，毕竟是老东西呀，谁会舍得如此用的。但我一直觉得，器物就是器物，本身来自民间，就让它重新发挥作用也是好的。

还有一只旧火罐，也被我钻了眼，养起老桩多肉来。我觉得酱色的釉配上老桩白菊，煞是讲究，也最能体现其妙处。

说起火罐，自然想起儿时故乡于家婆婆的额头，长年累月总是嵌一块圆圆的紫痕，像是盖了一只邮戳，那是她的标记。我时常听见她人前人后蹒跚着叹着气，口里哼唧着像只病母鹅：哎呦喂，我头疼啊头疼，头像裂开一样疼啊。她就这样一边哼唧一边起身，把鸡蛋磕在她家那硕大无比的大铁锅里，柴禾引燃时，一会儿锅里冒出缕缕香气。那是那个饥馑年代我很少闻到的食物的香气。于家婆婆脸上现出痛苦状，哆哆嗦嗦把煎好的蛋盛在一只土陶碗里，不知又往碗里撒些什么，在周边一圈狼一样永远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孩童们的注视下，一个人缩回臭气熏天的角落里独享去了。

据说，于家婆婆每次吃了鸡蛋头疼就自然好了，这幕情景每隔半月总会重演一次。我不明白她面对那碗香喷喷的煎鸡蛋为何面露痛苦之色，但于家婆婆那有节奏的悠悠然的哼唧声，却像故乡井辘轳的转动声一样，这么多年也没停息过。

除了火罐，北方冬天时常放在厨房外间的尿罐，也让我记忆深刻。那是什么样的冬天呀！真是冻掉下巴的寒冷啊，你上外面撒尿，黄色尿液会立刻冻成冰棍。所以到了夜晚，家家户户就都在屋里便溺了。我家的是一种黑土陶的类似于坛的一种器物，敦敦实实，并有两只耳朵。父亲只简单用铁丝做了个梁，以便清早倒尿方便。好多个夜里，我在睡梦中总能听见有人哗哗的撒尿声，我的眼前立刻便会浮现出黄浊的尿液欢快喷溅的情景，这总让人感到恶心和不适。我对我自己在寂静的夜晚因便溺而发出的响亮的喷溅声感到羞耻，但是我又毫无办法。

有一次，家里来了客人，我借宿到邻居王叔家。王家是一水儿的三个女孩，虽然也刚上小学，平日里又是较好的玩伴，但我们小小年纪似乎已有了害羞和不安。何况我对王家的大女儿小青还暗生情愫呢。到了半夜，我尿憋得不行，却不好意思下炕去尿，后来实在忍不住了，这才野猫一般溜下炕，摸黑去了外间。当那种酣畅淋漓的激射声灌满我的整个儿耳鼓时，我绝望得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后来踅回被窝的一瞬间，我看见黑暗中有一双亮晶晶的眼眸一直在对我笑望，我赶紧用被子盖住头躲了起来。

当然，在那个夜晚，我还听见了拥有肥硕身胚的王婶的撒尿声，那是一种惊天动地的声音，我不知道一个女人的身体里怎么会蓄有那么多的水。还有我暗恋的小青的小解声，像是小溪流在山涧潺潺流淌。这使我想入非非，我知道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后来的某一天，村庄陷入一片骚动，村里跳大神儿的程婶说，是方圆数百里来了黄大仙儿——一种民间的神，只要前去叩拜，就能得到一副神药，很灵，能包治百病。出现黄大仙儿的山沟沟里，那时早已人山人海了。

是在傍晚，我和小青以及邻居的大娘大婶们，神神秘秘地各捧了一只用红布蒙着的小罐，里面盛了酒液，前往那个黑幽幽的山坳。月亮时隐时现，风吹得树棵子哗啦哗啦乱响。我们畏手畏脚来到一处山坡上。程婶子四处打量一下，说就这儿吧，我们就齐刷刷跪下了，口中还念念有词。过了一会儿，程婶子说，大伙还是离远一点，别影响大仙儿发药。大伙就听话地躲到树丛暗处。又约莫半个时辰，耳听得有人叫一声：有了有了！众人便一起拥过去，各自拿起各自的小罐。揭开红布仔细看去，果然在那有些浑浊的酒液里，有几个模模糊糊类似头发丝儿的东西漂浮着。程婶说：赶紧喝！我和小青互相看一眼，都将小罐中的酒喝干净了。往回走的时候，身子蓦然轻飘飘的，像是踩在棉花团上。树和月影一直在眼前晃，也不知是药劲儿还是酒劲儿。

瓢

瓢来源于葫芦，确切地说，是切成一半并掏出瓤的半拉葫芦，称之为瓢。在高度发达的电气化的当今，瓢早已悄然退出了我们的生活。

我对葫芦并不喜欢。母亲用青葫芦条做成咸菜，倒非常清脆爽口。据说古人用成熟晒干的葫芦装酒，谓之酒葫芦，我在杨柳青年画和武侠小说里常见过，感觉怪神奇，而今人用小而漂亮的袖珍葫芦制成手把件赏玩，亦是一种风雅。

不过，对于那种阔大的沉甸甸的水瓢，我却蓄满情感。记得儿时，放学回家或下地归来时，往往渴得喉咙冒烟，急吼吼扑到水缸前，舀半瓢凉洼洼的清水，一通猛灌，咕咚咕咚，顿时通体舒泰，凉爽得不得了。

记得在一本小说里读到，一个小伙子到一个姑娘家讨水喝，也是热得一身大汗，小伙子舀了一瓢水正要狂饮，却不提防被那姑娘一扬手撒了一层草屑，小伙很是有些恼怒，后来才知道，那是姑娘的善心，是为了让他喝得慢些，防止被凉水激坏肠胃做下病。

前年重回故乡——那是一个依然很偏僻的北国乡村，我在一户农家的水缸里，又看见了一只大号的瓢。我端起来抚摸很久，被水滋润的瓢有些重量，却更厚重朴素了。像那些浸满汗味和油烟味的老棉袄，那是乡村的体温，是乡情的低音，也是母亲手掌的温度。我用那瓢舀些水慢慢喝下，喝水时能嗅到瓢的气味：一种温良的食物与土的味道。这该是遥远的亲人的气脉吧！

我曾听妻子给我讲过这样一个真实故事。妻子的住在城里的二舅的儿子，小时候去住在乡下的大舅家玩儿。二舅的儿子渴了想喝水，就站在一只小板凳上想去抓缸里漂浮的瓢，不承想脚下一滑，一头扎进那只硕大的水缸里了。二舅家的儿子在缸里乱扑腾，幸亏又抓住了那只水瓢，这才没被淹死。

瓢救了只有五六岁大的那个男孩。瓢像一只小船儿浮起男孩的惊恐。而水缸则像一口井，一直清亮亮地屯着这个有些荒诞的故事。

故乡的人见我钟情于水瓢，便送我一只留作纪念。我很惊喜，心里想着如何说服妻子，将家里那些精致的铝制的舀子替换下来，尽管我知道这土味儿浓浓的家什，早已与现代化的厨房不匹配了。

杯和盏

杯和盏当然是有区别的。杯通常都有一个把，是盛酒和茶水的用具。茶杯分大小两种，小杯主要用于乌龙茶的品啜，亦叫品茗杯，是与闻香杯配合使用的。大杯可以直接用作泡茶和盛茶的用具，主要用于高级细嫩的名茶的品啜。

至于盏，它的常见器型为敞口小足、有着倾斜圆润的胎壁的器皿，大小一般处于碗与酒杯之间。比如宋代有名的兔毫盏、油滴盏、鹧鸪斑等等。

自秦汉以降，饮茶之风日盛，茶具才开始从日常的食器酒器中分离出来，成为单独的一种。据说是宋代开始把茶具称为茶盏的。也许是受宋代理学的影响，宋代茶盏轻盈而优雅，造型上更为秀丽挺拔，盏壁斜倾，碗底窄小，如纤足的女人亭亭玉立，充满文人气质。进入明清以后，茶盏开始被称为茶杯，并逐渐成主流。器型上与唐宋时期有质的区别，不仅将茶盏茶托合而为一，且比宋代小得多。

以前常听朋友提“建盏”这一名词，我当时觉得很神秘。后来才弄明白，建盏是集民窑、官窑和御窑三位一体的高古民窑，其烧制技艺工序复杂，所烧器具含铁量极高，瓷胎又比较厚，露出的胎体呈灰黑色，俗称铁胎。由于在烧制过程中能够达到一千三百多摄氏度的高温，釉料中的铁离子会尽数析出，在釉面上流动，进而形成独特美妙的花纹，即所谓的兔毫纹。建盏也正是以兔毫盏为世人所熟知。

我曾得到一友人赠予的建盏，闲暇时把玩于掌心之中，细细观赏。但见其黝黑如夜，表面看起来似乎黑无一物，看久了却仿佛有隐秘闪烁的点点星斑闪耀其间，美丽无比，真好似浩瀚无穷的天宇周行运转，令人产生无限的遐思和联想。在这浩渺无垠的自然中，万物赖以生生灭灭的基质，恰是蕴藏于这小小的深邃莫测的一握之中。“送得当筵玉盏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我去台湾作文化考察时，偶然购得当地制陶名家的手工茶杯，素烧的杯壁与挂釉的把手十分贴切合适，我当即买下来，留做日用赏玩。现在那杯子还天天蹲于我的几案前，已由一初识的路人变为熟友了。

我父亲是个嗜酒如命的酒徒，喝了一辈子酒，却从无一把好的酒器。他们那代人苦惯了，对器物似乎无甚感觉，日常饮酒随意拿一玻璃杯即可。我一直以为父亲喝酒的玻璃杯太过粗俗，但他老人家用惯了，若贸然给换作某种讲究的水晶杯子或瓷陶酒器，反倒不适应起来，喝酒也就不滋润了。

人，还在于习惯啊。

我夫人喜欢那种精致透明的器皿，她买了几只韩国产的贴金线的水晶杯，平日里舍不得用，生怕打碎了，总是将其束之高阁，一直到近两年，才会时不时地拿出来把玩一下。

其实我也是如此。我是收藏过几套窑产茶具的，其中一套汝窑产的我极喜爱，也是仅放置于博古架上欣赏，却一直没用过，日久了，集了一层灰尘，这才又将其收入盒中放入柜里了。

我二舅哥的女婿，是毕业于天美雕塑系的高材生，近两年开始学习柴烧技艺，不久前来我家送我一套专为我烧制的茶具，极有特点，非常珍贵。我喜欢得不行，平日里绝不肯示于人的，偶然想起，便小心翼翼打开木箱，一个个拿起泊于掌心赏玩，瞬间有“此物只应天上有”的心态。之后便赶紧收起，留作怀想了。

早年读一友人写瓷器的诗歌，说的是上好的瓷器高贵如雪，每走一步便是深渊……我觉得写得极好，抓住了生命的本质。刹那与永恒，也只是一念之间吧。

缸

不知从何时起，缸已然是远离我们日常生活的多余之物了。那敦实、厚重而伟岸的粗瓷瓦缸，似乎早已被人们从生活中排除掉了。说起来还真是让人感到忧伤和不可思议，即便在有着漫长冬季的北国——那以腌制的酸白菜为主菜的大东北，家家户户也无需再用大号瓦缸来制作这无可比拟的美食了。因为市场上到处都可以买到某某公司出品的袋装酸菜，甚至还有为家庭主妇们切好的开口即食的现成品，只要你肯花钱。难怪，缸像一位怅然若失的老者，渐渐远离了我们的视线。

我怀念那像一尊峻拔屹立的小山冈似的瓷缸。

说起来，我与缸是有着深厚的情感的。缸就像我早逝的祖父、我前年病故的父亲，或像我遗失的故乡老宅，那里面蕴藏着我童年全部的隐秘与忧伤。

儿时，我家是有一口大号粗瓷水缸的。缸与井，是连成一体的圣物，中间是一条曲曲折折的乡间泥道。我放学回家，头一件事是抓起浮在缸沿边儿的水瓢，舀半瓢凉洼洼的清水咕咚咕咚喝个够。

当然，我的一个任务就是把缸里的水挑满。那时我家随在水文站做工程师的父亲常常住在偏远的乡下。井离我家倒不太远，但是一个少年挑两满桶水，也是够沉的。一口大号水缸往往需要挑三担六桶水，你能想象一个少年摇摇晃晃走在乡间小道上的模样。冬季天黑得早，往往当我俯身石头井沿用扁担钩挑起一只水桶汲水时，一低头，恰好会看见一轮满月的碎影。

我父亲是个懒人，他总能找到各种理由不去挑水。我在家里孩子中排行老大，自然这繁重的体力活，就落在尚未发育成熟的我的身上了。那时，我对我家那口巍巍然的大瓷缸真是又敬畏又气恼。它肚皮也忒大了耶，似乎总也填不满。小时候我曾幻想，要是能把山泉水直接引到缸里就好了，我叫它来它就来，我叫它停它就停。不过后来我又想，若果能如此这般，那我不就成神仙了？于是又为自己的瞎想不安和自责起来。

除了那尊大号水缸，在我家的菜地中间还有一只二号缸，母亲叫它大酱缸，那是我家的宝藏。

初冬季节，寒霜打过枝叶，母亲就坐在院子里开始选豆料，几麻袋的大豆要全部摊在席子上。院里的鸡鸭鹅狗都已被圈好，母亲把圆月形的大箩筐和秫秸编的大盖帘一一准备齐当。这是冬天里的一个好日子，母亲面露微笑，只选我做她的帮手。我诚恐诚惶小心翼翼。我知道这一年大酱的好坏香臭全在下面的操持上了。选料时，母亲先把盖帘儿倾斜到一定角度，然后用葫芦瓢舀起箩筐里的大豆一瓢瓢倾倒在盖帘上，让圆鼓鼓的黄豆顺着秫秸的缝向低处滚动。那残缺的豆子就都留下了，而成熟饱满的黄豆粒儿会叽哩咕嘟顺势而下，来到我家的大号铁锅里。从早到晚，厨房里蒸汽腾腾，母亲和我把全部的豆料填到铁锅里煮。就这样一直忙活到傍晚，一满锅的豆料全部熬成美丽的绛色，这才撤火休息。而大豆是不出锅的，母亲叮嘱家人，谁也不许掀开锅盖。我和弟弟们从锅台旁经过时，口鼻里全是浓郁的豆香气。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母亲早早起床，把大锅里熬好的豆子做成方方正正的酱块，稳稳当当放在屋中央的大梁上等待发酵。从此，那像古城墙方砖一样结实芳香的酱块，将和我们一起度过整个寒冷的冬天。

就这样一直得等到第二年阴历四月十八，母亲才把那些宝贝重新请下来，洗去灰尘，再放到春阳下晒干，然后切成细细的薄片。加上适量的盐粒，放到酱缸里并放满冷却的熟水。“快醒醒吧——小懒蛋，春天早就来了！”母亲对那些切成薄片的大酱絮絮叨叨说着，然后用木质的酱耙一遍遍击打。早打一百耙，晚打一百耙，就这样从早晨到中午，又到傍晚，母亲终于把她的大酱做好了。当然了，最后母亲还忘不了在大酱里放些花椒、姜和大料。真香啊，一揭开那酱缸的木盖，远远的，那浓郁的酱香就扑鼻而来。我和母亲都会阖上双目，陶醉似地说：真香啊！

这么多年，蹲在菜地里那装满酱的缸，对于我来说，好像一位远方的乡亲，我是多么怀念它啊！

盆

上中学时住校，母亲上供销社给我现买了一只红花绿叶的搪瓷洗脸盆。那是我独自拥有的第一个盆儿。四十余年过去了，盆从最常见的厨卫工具和生活用品逐渐剥离出来，似乎丧失了许多功用，比方说洗脸和洗澡，而仅仅作为厨房中的辅助用具了。

想当年，我家是有过一只超大号的用洋铁皮砸制的洗衣盆的。那时左邻右舍都没有这么大的盆儿。晴天里，母亲坐在太阳下的院子里，打上一盆清亮亮的井水，把一家人大大小小的衣裳浸泡在那盆里，然后架上搓衣板，慢条斯理儿地一件件洗濯起来。那是一幅多么温馨美丽的风俗画啊，远处的山脉、河流，近处的草房和篱笆，以及一棵郁郁葱葱的老核桃树。母亲不时抬起被水浸红的手臂，拢一拢额边的发，并满怀思绪地望一望院门口蜿蜒向远方的乡路。母亲一定是在想些心事，而洗衣裳这项劳动让她无比舒心和释怀。

当然，这只大盆除了洗衣服，也是我们一家的澡盆儿。冬日里，年关快到时，母亲必提前烧一大锅沸水，然后让我们兄弟三人轮流站在盆里洗澡。乡下条件差，根本没有澡堂，积攒一冬的灰垢全靠这一次的清理，一个个就痛苦得很。母亲用力搓，弟弟们缩头缩脑用劲躲。末了总会换一番责骂和一顿巴掌。洗后的皮肤泛起潮红，但心里却受用得不得了。那只大盆在童年的我的心里，是那么宽广仁厚，仿佛能装得下全东北的山川湖海。

后来有一天，邻居家的小红姐姐来我家借盆儿。她和母亲在厨房嘀嘀咕咕，见我留意，小红姐姐顿时羞红了脸，麻溜扛起大盆离开了。后来我才知晓，原来是小红姐姐要出嫁了，她明天要做新娘子了，所以头天晚上要洗个澡，洗去一身泥垢烦恼，明晨好做个清清爽爽的俏新娘。

当然，除了那只大号洋铁皮盆，我家还有两只大铝盆，母亲用它们发面，烙苞米面饼子。尤其是到了腊月里杀年猪时，那两只大铝盆儿就都派上了用场。一只装肥肥瘦瘦的猪肉伴子，一只装血肠下货。待到腊月将了时，北方村里家家户户就开始烙油炸糕和牛舌饼了，那是一年中孩子们最快乐的日子！因为不用上学，还可以吃到好吃的，我们总是在雪地里冰面上嬉戏，兜里总少不了刚炸好的套扣（一种油炸面食）。常常，一只大铝盆安放在柜盖上，上面盖了一张报纸，而盆里满满登登的全是留备过年的食物。我和弟弟时常会偷拿出一点，以解直流口水的馋虫。我们怕母亲看见呵斥，其实母亲早看到了，只是装作不知罢了。

现在，我从古玩市场上淘来一只民国时期的挂绿釉的面盆。那盆儿虽经岁月磨砺，但仍光彩炫目，美丽之极。我把它用作了洗脚盆，说起来好像有些奢侈，但每日傍晚临睡前，温一盆热水，再将两只汗脚完全浸在绿莹莹的瓦盆里，别提多舒坦了。这盆儿厚重滋润，使脚与盆的接触顺溜稳重，像是一次快乐的远足，或是一种温习——对古典文化的温习，或是对古诗词的温习。总之，用民国时期的老盆濯足，另有一番情趣在心头。

巴音博罗,满族。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从事文学创作，至今发表文学作品400万字。著有诗集《悲怆四重奏》《龙的纪年》，油画散文合集《艺术是历史的乡愁》，小说集《鼠年月光》等多部。国家一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