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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

《决议》发表至今，仍带给我们启发与力量。在新时代，如何更好认识其重大意义，并从中获得启迪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近日，记者采访了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决议》起草小组成员石仲泉先生。

记者：为什么到了1979年这个时间节点，起草《决议》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

石仲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后，许多积累的历史问题经历了逐渐凸显的过程。在党内和群众中，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些历史问题的看法都很不一样，“左”的、右的思想倾向都存在。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启的关键时间，决不能任由争论发酵。否则，大家就不能拧成一股绳，无法团结一致向前看。1979年，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时，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此后不久，起草小组就开始工作了。

记者：在《决议》起草过程中，什么让您印象深刻？

石仲泉：亲历起草，与有荣焉。《决议》起草工作中，印象深刻的是前后修改了许多次。邓小平同志对初稿并不满意，经过多次调整修改，有的部分相当于推翻重写。其中，最主要的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及对毛泽东思想指导作用的评论。邓小平同志提出，这两件事一定要写到位。要使全党全国人民明白，中国革命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不可能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的成绩也是主要的。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功劳是第一位的。所以后来，起草小组重新加强了这一部分。修改过程中，陈云同志提议把新中国成立以前28年党的历史概括起来写，以更好地突出毛泽东同志的功绩。

记者：在您看来，《决议》有怎样的重大意义？

石仲泉：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实现国家稳定、党内团结，《决议》发挥了“定海神针”作用。它彰显着我们党极高的智慧，具体体现在三个“区别开来”。第一，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否则，我们就无法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第二，把毛泽东同志的初衷和“四人帮”别有用心的利用区别开来，毛泽东同志的初衷始终是使社会主义制度更适合中国的情况，使我们的党更加先进。第三，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和否定这一历史时期区别开来。十年里，在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各项工作在艰难中仍然取得了重要进展。

总之，《决议》还将继续发挥作用。这是一个经得住历史考验、与时俱进的决议，至今仍是我们学习、研究党史的重要遵循，能够从中获得许多历史启迪。

（本报记者 户华为 赵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