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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的探寻与自我主体的建构 ——新世纪二十年江西诗歌论
来源:《创作评谭》 | 龚奎林  2021年05月06日22:15

编者按

在历史的长河中,2021年注定会留下重要的印迹,有着不平凡的意义:这一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之年。日新月异的文艺,转眼走过了21世纪五分之一的时光。新时代,需要文艺有更大的作为、更新的气象。鉴往以资未来,行远不忘初心。从本期起,本刊特开设“新世纪江西文艺二十年”专栏,梳理江西文艺过去二十年的发展成就,总结经验,分析不足,以便更开新境。

 

江西诗脉畅达。继陶渊明的山水田园诗之后,两宋诗坛名家辈出,庐陵状元文天祥、欧阳修、杨万里、临川才子王安石、晏殊父子、黄庭坚执全国诗界之牛耳;五四诗人饶孟侃被闻一多称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新月诗人”,方志敏等革命者写下马背上的诗词,显示出铮铮铁骨;当代诗人公刘、文莽彦、李耕、郭蔚球、胡平、程维等讴歌时代浪潮,新世纪的江西诗坛更是以卓然的成绩挺进。但新世纪诗歌也充满矛盾与悖论,既众声喧哗又暗潮涌动。因此,阅读、描述新世纪以来的江西诗歌写作是需要胆量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诗歌变迁的在场者,无法脱离时空去勾勒历史叙述脉络,只能通过个人感知勾勒出诗歌话语的特点。新世纪20年江西诗歌有高原,整体实力不错,标志性的高峰很少,在全国可位居中游。伴随着新媒体的强势扩张,江西诗歌也呈现可喜现象:诗歌数量呈爆炸性增长;流失诗人重新回归,青年诗人剧增;谷雨诗会年年举办,知名诗人、编辑和评论家穿梭于诗歌活动现场,引领江西诗歌发展方向;诗歌刊物和诗歌选本大量涌现;评奖层出不穷,诗歌出版与省市作协诗歌活动策划异常活跃;官方和民间共推诗歌筹资渠道,一些文化企业积极为诗歌和大奖赛提供支持。可以说,江西诗歌尽管缺乏在全国具有领军位置的诗人,但却具有整体勃发的气势。

一、江西诗歌地理与赣鄱风格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由于自然地理环境、民俗风情、社会经济的差异,不同社会结构和发展水平的地域,能够孕育出独特的地域文化。巴蜀文化、鲁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无一不是各自地域的文化积淀之所在。江西风景独好,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俱佳,资源丰富,宋明文化独树一帜,成为安居乐土,孕育出了赣鄱文化。任何一个人都是区域文化滋养下的个体,有着悠久历史文化和朴实憨厚民风的赣鄱大地,滋养了一代又一代诗人,江西也因此成为中国诗歌版图上一个举足轻重的版块。“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当然也是人类意识或精神的基础。”[1]江西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于周边省份,从文化角度看,革命老区江西尽管定义为地图上的“中部偏东”或“华东”,但其边缘化的原因在于地理上远离中心和由经济落后导致的话语权的相对缺失。文化是人的创造物,可以文化人。处于江西特定环境、文化中的人,其人格的塑造和形成必然受赣鄱文化的影响,同属这一文化的群体就具有了“江西老表”共同的个性气质、人格精神。作为文化守成者的诗人自然在区域文化潜移默化下,观念、行为与赣鄱文化要求相符。因此,江西独特的地域环境造就了独特的文化,江西诗人成长与创作受到了江西地域环境(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地理环境、文化地理环境)的影响:“江西的自然地理环境是三面靠山、北面靠水,而且赣江和其他支流呈‘十’字贯穿整个南北,赣南山脉、井冈山、庐山、三清山、龙虎山以‘口’字形状环抱了整个赣江大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山的博大、宽广往往塑造人的性格,而水是美丽温柔的,老子曰‘上善若水’,在山水养育下的江西作家具备了文学想象和思维异常活跃的灵气”[2]。长期的文化濡染使得江西人养成一种踏实、低调、勤奋的性格内涵,这种独特的文化语境和精神气候造就了江西诗歌的共同特质。长江与赣江的独特格局,使江西形成了一种别具一格的地理形势,并进一步塑造了江西人直爽与含蓄、豪气与矜持并存的性情,“绵延于江西南北这一弧形环状的大山,一方面具有阻挡外来侵袭、保卫家园生产的屏障作用,另一方面则又阻碍了与中原的交流,迫使江西人依靠个体的勤劳开垦山、水。因此,江西人受到山江河文化的无意识思维影响,具有勤劳品格、开拓性思维和亲和意识。江西文学在赣江流域轴线、山水轴心这一江西地理迁移中逐渐具有了对江西这一地理共同体的价值认同感和文化归属感”[3],自然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由此,江西诗歌的整体格局就是:一方面是生命中难以剔除的 “一方水土”;另一方面,个体心灵走向的独特性又会极力模糊这种“一方水土”的界限。正是这种地缘场域和心灵放逐的相互作用与砥砺,清晰地呈现了他们作为诗人的价值与精神担当。

诗歌是个体生命对世界的独特感悟,诗人的创作与其生活、成长的人文环境和生命体验密切相关。这种地域性、本土性也就塑造出了诗人的独特风格。可以说,江西每一个地域的诗人都在精心书写着赣鄱大地的独特经验。江西诗歌尽管与全国各省的诗歌尤其是四川、广东等省的先锋诗歌探索及其诗歌运动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一直保持着安稳敦厚的姿态,貌似有些冷清,但正是这种姿态使江西诗人在赣鄱大地上坚守着诗意的坚韧与虔诚,致力于本土性的探索与乡土性的追寻。因此,在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地理版图上,江西诗歌以整体性和独具特色的文本格局、历史内涵、文化积淀、美学征候以及精神指向重构着江西诗坛的新景观,共同谱写着红土地上的诗歌精神:一方面,林莉、林珊、三子等诗人的创作日渐成熟,他们开始在全国诗坛获得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另一方面,一些诗歌奖项的颁发、诗歌刊物的创办和地域诗群的涌现推动了江西诗歌的发展,如林莉等获得过华文青年诗人奖,林珊获得《人民文学》新浪潮奖,还有一年一度的江西年度诗人奖,有十来位江西诗人先后参加了《诗刊》社青春诗会。可以说,正是在江西文学地理学的意义观照下,江西诗坛出现了南昌诗群、上饶诗群、赣南诗群、萍乡诗群、吉安诗群等地域群落,涌现了程维、林莉、林珊、三子、陈离、汪峰、圻子等一批诗人。江西诗歌群逐渐以一种低调的、深沉的、持重的方式逐渐丰盈在中国诗坛,体现出鲜明的赣鄱风格。

二、江西诗歌的精品打造

新世纪以来江西诗歌发展的丰富性和现代性离不开作协、学者、诗人、刊物、谷雨品牌活动各方勠力同心的打造。他们共同推动江西诗歌的时代发展,展现出江西诗歌在中国诗歌版图中所具有的价值与意义。从传播角度而言,江西诗歌以“诗歌活动+纸质报刊+网络+学者评论”的诗歌立体传播方式向中心挺进。

首先,学术探讨的支持。新世纪江西诗歌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学术报刊上发表的学术成果,这些论文从不同维度探讨了江西诗歌的生长与发展态势。夏汉宁、龚奎林、李贤平、刘晓彬、胡颖峰等从发展历程、发展现状、倾向与困境等方面对江西诗歌进行了探讨,谭五昌、邹建军、李洪华、李滇敏、木朵、曾纪虎、范剑鸣等则是以诗人个案研究为出发点和从具体文本角度,梳理分析了江西诗坛的诗人;龚奎林、汪剑豪等研究了新世纪以来“露珠诗社”等高校诗歌团体。另外,《诗探索》《创作评谭》《诗刊》《文艺报》等刊重点推出了林莉、林珊、刘义等诗人专辑评论。可以说,这些学术观照与总结,不仅扩大了江西诗歌在当下诗坛的学术影响,也让江西诗歌发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

其次,理论专著的推进。江西不少学者的理论专著就江西诗歌历程、团体、现象及代表诗人及其作品进行学术性考察与探究,以推动新世纪江西诗歌的发展。李贤平的《江西新诗编年史》,龚奎林的《地域文化视阈下新世纪江西文学研究》《新世纪诗歌的叙事与抒情》,刘晓彬的《创作与评论需要良性互动》,木朵的《诗人观念的当代阐释》等关于江西诗歌历程和现象统揽性的研究专著和文章,探本溯源,不仅详细地探察、解读与研究新世纪以来江西诗歌发展状况,也论述了新世纪江西诗歌发展的现状、特点、存在的困境与解决路径等。可以说,新世纪以来江西诗坛不同的批评家与研究者,以理论的视野从不同维度考察和探究了江西诗歌的发展脉络与演变轨迹,以诗歌创作与理论互鉴相统一的形式记录和呈现了江西诗歌发展格局与全貌,匡扶着江西诗歌的创作与发展,展示了江西诗歌在中国诗歌版图中应有的价值与影响。

再次,诗歌选本的“观照”。诗歌的选本是一种介于文本与理论之间的诗歌观照与呈现。新世纪以来,江西诗坛不同的主体或个人对江西诗歌发展进行了不同视角的选本总结,如刘上洋、谭五昌、林莉等主编的《江西六十年文学精选》《江西诗歌年选》《吉安诗歌年选》《江西诗歌精选》等具有文学性、空间性、地域性与理论视野性的江西诗歌选本,梳理总结了江西诗歌在历史维度上的发展演变情况与文本发展特征,表达了对江西诗歌历史发展的思考与理解,反思了江西诗歌发展的不足并探讨了前进的方向。而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夏汉宁团队编选的《年度文情报告》、谭五昌执行主编的民间诗刊和诗选本《新江西诗派》、李贤平执行主编的《诗江西》等,无疑也推动着江西诗人创作的热情,让我们看到了江西诗歌更加包容、丰富的一面。

新媒体的推进。网络的崛起为诗歌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诗歌写作、发表、传播的平台乃至整体生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走向前台。新媒体时代的诗歌传播平台既有基于互联网路径的诗歌网站,也有基于移动多媒体终端的智能设备应用程序,更有基于网络社交的博客、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实现了诗歌文本及相关新闻对有效受众全方位的吸引,并通过声像系统跨越各个传播平台互动传播。许多江西诗人都建有自己的诗歌博客、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平台,如鹰潭诗群的微信小诗成为全国翘楚,鹰潭市被中国作协诗歌专委会授予全国唯一的“中国微诗城”荣誉称号。

高校诗歌的传承。江西文学社团和诗歌创作群体日益活跃,如南昌大学节南山诗社、井冈山大学露珠诗社、江西师范大学青蓝文学社等,这些团体不仅丰富了校园文化,推进了江西文学的发展,也为江西诗坛培养了许多优秀的诗歌传承者和生力军。如井冈山大学露珠诗社在曾纪虎、龚奎林等老师的师徒制方式指导下,通过举办诗歌赛事、朗诵会、分享会等相互学习、交流,涌现出了李路平、邓小川、刘理海、徐启航、陈洪英、彭媛等“90后”青年诗人,在《十月》《诗刊》《诗潮》《诗探索》等刊发表诗作和诗歌评论,多次参加《星星》诗刊“中国大学生诗歌夏令营”、《中国诗歌》“新发现”诗歌夏令营、《十月》诗会、江西省青年作家改稿班等。他们加入省作家协会后,以其青春质朴的诗歌情怀展现了独具特色的赣风鄱韵,为江西当代诗歌的写作提供了某种实践与可能。

谷雨诗会与省内报刊合力。江西省作协每年开展谷雨诗会和各种诗歌研讨会,组织评论者力量和刊物媒体力量去推介江西诗歌。1961年,时任江西省省长的邵式平倡导每年谷雨期间召开诗会,从此诗歌在江西红土地上如雨后春笋般成长壮大起来,谷雨诗会培养了数千位诗人。每年谷雨诗会都是江西诗群年度集体亮相的时刻,其间举行的青年诗人研讨会和年度诗人奖颁奖盛典更是让诗坛激动。活动年复一年地举办,集中展示出江西诗歌创作实绩。可以说,具有国内诗坛品牌效应的谷雨诗会成为江西诗坛的“晴雨表”,呈现着江西诗坛的发展变迁与历史成就。

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可以“改变人的关系与活动,使其形态、规模和速度发生变化”[4],江西本土报刊媒介刊载诗歌作品和评论,形成江西诗歌繁荣之势,《创作评谭》《星火》《百花洲》《江西日报》等各级报刊积极挖掘江西诗歌符号,推介江西诗群,为江西诗坛走向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江西诗歌的创作向度

新世纪以来,谷雨诗会、十月诗会以及各种诗歌研讨会的交替现身,诗人们在《诗刊》《人民文学》《星星》等重要刊物上频频露面,华文青年诗人奖、女性诗歌奖、江西年度诗人奖、十月诗歌奖等各种奖项的荣揽,青春诗会等国内外大型诗歌活动的承办和参与,彰显出江西诗歌发展的新特征、新活力和新维度。江西诗人“以人文关怀的阅读视野、青春群像的发力方式记录自我的生命体验、情感轨辙和心灵沉思,寻找诗歌的理想境界,抒发着赣鄱诗意与典雅诗情”,正是他们的执着努力,江西诗歌在全国显山露水、风生水起,“他们打捞着历史的文学碎片,寻找着江西区域文化的价值认同,展现了江西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和区域文化共同体的精神原貌,并以多种脉络交织的空间维度配合着历史叙述的时间维度和文学精神体验维度,凸显出江西诗歌独有的生命特质、审美形态”。[5]

(一)古典意境的底色。地处江南,那种古典意境与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反思自然呈现在诗人的笔下。程维的诗书画皆有底蕴,因此其诗也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如果说《酒约》以口语化叙述呈现友情的渴盼和人生的孤寂,那么《今秋无事》《秋天的刀斧手》则是通过季节变迁的风景描绘呈现人生的秋色。邓诗鸿在《外省的月亮》中,通过古典意象“月亮”抚摸江山,连接起乡愁,这是羁旅天涯的游子身系故土的深情之思;《边塞曲》在雄浑的边塞遗风中唱响生命的铿锵,呈现出苍茫、孤寂,却又雄浑、辽远以及生灵庄重的底色,家国情怀在传统文化典籍和边塞烽烟中显现,“风吹江山,风吹浮世;也吹动你,和我/却把我留在故园,泪盈满眶,一去经年”,走出历史岁月的古典情境,与抒情主体的“故园”别愁相得益彰。大枪的《围绕陶潜建一个理想国》和《黑骏马》在诗意的想象中借用“陶潜”和“黑骏马”两个文化意象,建构起生命和理想的辽阔。蒋为农的诗有着空灵的意象,追寻着禅诗的气度。与此一脉相承的则是刘义的诗,其诗极富古典诗意,是向传统文化与古典田园致敬的自我抒怀,也是一种繁华喧嚣中的自我救赎,在浮躁的当下高举古典与写意之旗,正如陶渊明所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尤为可贵的是,诗人语言感受力很好,化用古典的山水写意与唯美意境,融入现代人性的思维与阐释,把握诗歌语言的韵味和节奏,其诗显得沉静、灵动。

(二)生命的敬畏和亲情的吟咏。谢帆云在红色苏区地域讴歌英雄、敬畏生命,《王俊的儿子》非常精巧,通过革命烈士的孩子出生叙写中央苏区反“围剿”的艰难以及众志成城,令人动容,更在不动声色的叙述里传递出对迫害革命烈士的反动统治者的愤慨。《七千双草鞋》则是还原红色宁都人民一夜之间编织七千双草鞋送给子弟兵的英雄故事,传递出军民鱼水情的动人乐章。布衣的《高处》和《山顶上的雪》分别发表在《诗刊》2009年7月和2018年1月下半月刊,两首诗作都是着眼“高处”,辽阔、苍茫的诗意在人与自然的生命对望中日渐弥漫。虽相隔九年,前者是自我生命的升华,后者则是对宇宙生命的敬畏,显然比前者更加圆润、深沉,哲学意味更浓,“高处”不胜寒的孤寂在“我”与“星空”的相望中愈发明显,含蓄、朴实的瞬间感融进主体自我哲思中。春暖水的《菜地》《蜗牛》感恩母爱、感恩外公外婆的亲情,他们为了养育孩子,辛勤地在大地上劳作。陈安安书写的《八月的渔乡》《爱喝酒的渔夫》《渔嫂》,那丰收的喜悦掩藏在渔夫的酒碗里,对出海打鱼丈夫的担忧和挂念掩藏在渔嫂眼角的“一滴暴风雨”里。亲情永远是我们内心最柔软的情感,范剑鸣、董书明、郭国祥、郭志锋、黄春祥、柯桥、胡新开、龙泉、赖永洪、余向阳、卢炜、罗铮、冷克明、卢时雨等“60后”“70后”“80后”“90后”诗人用自己的诗笔去捕捉细微的人生体验和日常经验,分享特殊困境下父母的艰难与坚守,呈现父母们勤劳耕耘、为子女无私奉献的博爱情怀。

(三)现代性乡土视域下的故园回望。乡土诗写作是乡土中国的一个传统,在改革开放40年中尤其明显。城市化的现代性日益消解乡土性,当回望故乡、感恩乡土逐渐成为遥不可及的过去时,尽管新农村建设中千篇一律的建筑风格既构筑起乡村振兴的号角,也弱化了乡土文化与民俗风情;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故乡的宠儿,都是在文化地理中成长的思考者和在场者。诗人们在现代性乡土视域下回望故园,将乡愁融入笔下真挚、细腻、单纯、含蓄的诗意中,以对故土的情感坚守回望童年、苦难和农村寂寥的个体。叶小青的《雨天》《夜幕下的声息》《蓝色灯火》把对生活的爱与乡村世界的童年细节融合起来,以一种缅怀童年的模式展示了在金盆村这一中国最为普通村落所经历的贫穷、痛并快乐着的生存状态。漆宇勤的《乡居》《农事:放水》、黄禄辉的《步行年代的乡村生活》以连环图画的诗意呈现方式还原童年时代的乡村生活,在沉湎中向外张望,借以对照当下快节奏生活对人的剥夺感。可以说,作为“情感结构”的“故乡”,成为诗人创作缅怀追忆的对象。“词作为痕迹不可避免地是各种地域、时代、意识形态、权力和身体对其意义进行赋予和涂抹的产物。”[6]圻子在《枯蓬记》《河流的行李》《田野补记》等诗中,侧重于让“故乡”摆脱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外在因素的遮蔽,也没有依附情感的浓墨,而是超然地还事物以本来面目,使故乡返回宁静的气场,呈现其“自在”状态。同时,山水自然与恬淡生活孕育了江南雅致的唯美意境,蔡伟清《戈坪村的生态》探向生活的内部,展示出一幅幅原生态的田园美好风光图。可以说,乡土作为文明延续的横切面,成为诗歌创作中细小而紧密的经验独白,重构起人与精神原乡同频共振的情感纽带。

(四)人文关怀的深度书写。渭波以敏锐的触角感知社会的变异、自我的裂变、世道人心的变异以及人文关怀的坚守,以锐利的锋芒之痛和精练的抒情短章呈现智慧的光芒,揭示人生的本真状态和生存的现实意义。诗人一方面以诗笔揭露艰难生存状态下的现实处境,以锋芒直逼深刻,以悲悯温暖人世,多以硬朗如刀、螺钉、伞、竹等意象呈现,其色调多以阴冷为主;另一方面与大地、乡村、田园、青春、故乡等古典意象对话,挖掘日常生活的柔软和乡土记忆的温暖,多以柔软如自然、季节、乡土等意象呈现,其色调略显温暖。而这两种色调、两种意象纠缠在渭波的作品中,构成了诗人精神的暗伤与内心焦灼的隐痛,并以一明一暗、一柔一刚、一痛一怜、一城市一乡村的对立性二元隐喻切入文本的裂口中。因此,诗人渭波通过日常生活与风景呈现人的及物性与个体的存在感,表现抒情主体对他者、对社会、对事物存在命运的哲学思考与人性思辨。李鸿根的《翅膀和蝉》《墙角的金银花》《二十一世纪初的乡村小学》抓住生命中长久的、尖锐的刺痛,讴歌“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人民教师,呈现底层生存和悲悯情怀的道德力量,读来令人心酸。熊国太近乡情怯,《乡愁的火焰》《浙赣线上的民工专列》叙述打工者为改变人生命运不得不远离故土,不畏艰辛漂泊异地寻找自己的梦想,但作为异乡人,那种牵挂与乡愁无时无刻不在折磨他们的两难生存处境。诗歌语言冷静内敛,表达生活的卑微与艰辛,呈现生命的美丽和个体意识的觉醒。可以说,流浪者的精神旅途与故乡的回忆使熊国太的诗歌不仅具有坚硬的柔软质地,更有面对底层独立而真挚的悲悯的人文关怀和忧伤的精神向度。

(五)日常生活的哲思审视。三子善于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思考生存的意味,他的成长记忆和个体经验成为他诗歌创作源源不断的资源,而经历的农村生活也与诗人的直觉内省成为诗歌创作的内驱力。因此,《镜中记》无疑就是一种人生影像的投射,通过镜子这一镜像载体把前半生的人生体验如同电影蒙太奇般一一展映:“乡村的泥泞路上/我遇见过他。赤着脚,穿着拖鞋/骑永久牌载重单车,肩挑/一担湿漉漉的谷子。山坡上,他在割草/夜晚,端着碗里的月光发愣。”然而城市的异化逐渐改造了自我曾经的气息:“过若干年,在阳明路、一经路上重逢/我几乎认不出他。”诗人青少年时期疼痛的生存体验和走出农门后的人生境遇在朴实的文字中形成张力,产生出错位与归位。可以说,农村的生活与当下城市塑造自我的变异相互对照,重构起诗人三子自我的成长历程,既有分享艰难的苦涩,更有走向新生活的凝重,那种洞察世界的哲思也更为深邃。曾纪虎的诗歌《在更蓝的瞬间》《小酒馆》《思故园》源于最日常的生活经验,在近乎朴素的表达里,他竭力打开那些小事物的内心,赋予它们以主体性和灵动感,以移情的方式切入事物的内心,在叙事的同时以超验、通感、象征、隐喻等理念与体验把诗歌的情感与思想转入了哲理的思辨与表现,呈现出典雅内敛的江南诗风。而王彦山把江右绵延千年的锦绣严密和齐鲁的醇厚任侠进行了巧妙结合,擅长将心中的情感裹藏到日常事物的描述之中,进入事物的幽深隐蔽处品味玩索,生动显现世界的内在纹理,形成质朴而深厚的艺术风格。对于生活在异地的诗人,那股挥之不去的乡愁总会在独处时飘出,唯有茶才能帮助他短暂祛除,因此《茶,1983》蕴涵着诗人的人生思索。学者作家陈离一直写小说,2017年重新回归诗歌写作,一发不可收拾,在《人民文学》《芙蓉》《诗歌月刊》《星火》《创作评谭》《广州文艺》《滇池》《百花洲》等刊发表大量诗作。他的诗歌真诚朴实,作为知识分子写作的方式,却又在日常生活的采撷中把哲思的深广以浅白的略带口语化的文字素描出来。如《世界的玫瑰》一共七节,文字非常简单,甚至有点像一句话断句分行而成,但却有着繁复的艺术魅力。文本讨论着“我爱玫瑰”与“玫瑰爱我”的关系,把形而上的否定之否定的哲理呈现出来。也许是陈离的学者思维,让他的知识话语与郑敏所说“诗与哲学是近邻”吻合起来。《黄昏的秘密》(组诗)观察日常生活,感受人生变迁,截取刹那人事入诗,以浅显的文字和流畅的半口语化语言,絮絮叨叨建构出诗人博大而又素朴的诗性世界。

四、江西女性诗歌的崛起

男性诗歌代表的是铿锵铁骨,因此历来边塞诗都是男性诗人创作;而女性诗歌主要以女性个体生命的体验与自我身份的认同展开创作,代表的是温婉柔情。虽不然绝对,但却有其合理性。由于当下在平稳的社会发展环境中,回忆、缅怀、寄托成为女性诗歌发展的提升元素。江西诗歌的崛起还体现在以林莉、林珊、婧苓、吴素贞、周簌、丁薇、朱仁凤、苏隐没、周玲、简小娟等为代表的女性诗群的崛起。她们大多出生于1970 年前后,在20世纪末开始诗歌创作,在21世纪迎来自己的黄金时代,以其厚实质朴、温婉素雅的诗歌创作成为新世纪女性诗歌的代表人物。她们大都受邀参加过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和诗刊社举办的青春诗会,先后获得多个诗歌奖项。她们一方面保持女诗人特有的细腻与敏感,另一方面融合女性经验和地域特征,在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写作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戴锦华认为:“女性写作是一种包含了很多可能性的、具有无限空间的文化的尝试,可以叫做一种文化的探险。”[7]江西女性诗人以温情、友爱、感恩、守望来消解冷暴、粗鄙的男权中心话语,通过诗歌抵抗欲望对自我的精神奴役和压榨,体现诗人自我的抱负与追求,有效地推进了江西诗歌的发展维度与本体意蕴。林莉是当下江西诗坛的青年领军人物,她依据女性特有的敏锐、细腻与自然细节对话。其诗《慢》《秋天的画布》《雁群飞过》以脱俗的勇气、坚守的姿态、宁静的气息洞察生命的本真和人生命运、万物自由的关怀,书写人性良知与灵魂淘洗下的日常生活与宇宙事物,充满了浓郁的生命气息和爱的基调。其诗歌在冷静的抒情背后有着沉实厚重的气度和沉静坚韧的悲悯感。《人民文学》“新浪潮”诗人林珊的代表作《小悲欢》,善于植入生活的内部,从一些司空见惯的生活细节出发,发现藏匿在生活背后的生存真相。故土家园、一花一木、山川河流、自然美景,她都能从中获得极致深刻的情感体验,以诗意的笔触挖掘事物背后的深层想象,犹如一抹清新自然的微风拂面而来,让人心旷神怡。她的诗哀而不伤,地域特征明显,女性意识较为突出,充满田园和山林气息,总能从小情感中洞悉人生的大格局、在小悲欢中呈现人间烟火和天地万物。可以说,林珊的诗情感细腻饱满、意象典雅精练、语言雅致清新,在浮躁的口语诗泛滥的当下,通过小清新的邻家乡野采茶风的抒情风格成为诗坛明星。简小娟写诗填词皆佳,相互融通,正是这种婉约的文风,其诗《迎着风,迎着变幻的轮回》《秋风辞》都以唯美的笔触叙写如画的季节迁移的意境,通过女性特有的细腻与敏感、脆弱、坚韧呈现直抵人心的柔软与温情。周簌敏感细腻,乡村成为她想象的精神故乡。她在《大雪》中将灵魂投射在了故乡的雨雪草木和孩童的快乐中。童年的记忆就是故乡的历史,“那年冬天我在十岁的屋檐下/用一把禾棍敲打冰凌/含在嘴里,素手纷纷轻叩窗棂”,但对外在世界的想象与探索吸引“我”这个“外乡人手提着熄灭的煤油灯盏”跑到村外松树林看雪,素朴的语言勾画出了故乡的纯朴、童趣的执着和曾经美丽的人生体验。

人活着的意义就在于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新生与幸福,为家人顶起一片蓝天。丁薇的小诗《努力的理由》短小精悍,寥寥数笔把“我”的生存境遇如实呈现。为了“年迈多病的父亲/经久未修的泥巴房/还有那比天空还要美好的梦想”,“我”必须努力,这是我们向上的动力源泉。另一首《在夜里》则还原人的本性,白天戴着面具生活,只有晚上才是真实的自我。吴素贞的诗歌朴素自然,有着流畅的语感和语言铺叙的能力,在场感和代入性强。《苍山》《老宅》通过细微的日常生活细节和先验的存在世界的比较提供了具有社会存在意义的诗歌题材标本。该诗传递着浓浓的亲情与缅怀,空间场景的黑白慢镜头由远至近,“我”与“父亲”,“父亲”与“奶奶”,“我”与“祖母”,代代传递的人生宿命和情感归宿就在坚韧、疼痛以及亲情之爱中呈现。可以说,精细幽微、敏感多思、沉静深邃而又真善美融通的诗思方式成为新世纪以来江西女性诗歌的靓丽景观。

总之,江西诗歌有一批执着的诗人,有坚持半个世纪的谷雨诗会品牌,有高校培养的校园传承人,有些刊载诗作的媒介平台,共同推动着江西诗歌的发展。人类的故乡不只是某个地方,更是心灵的守望。山水地域文化孕育的江西诗歌散发出独特的赣鄱气息,蕴涵着“江西老表”勤劳、淳朴、善良、踏实的种种生命体验。那种沉稳的创作精神,凸显的是“江西老表”闲散、淡泊、开阔、包容的人文情怀。粗略概述江西诗歌20年的发展,我们不仅看到江西诗歌的成绩,也能发现江西诗歌在发展历程中存在的问题:江西诗坛存在团队发力不一、刊物单一、网站民刊匮乏、诗学理论创建不够、诗歌批评失声、评论家较少、诗歌创作缺乏领军人物等问题;大多数诗人的写作是在平衡中求稳,过度迷恋农业化主题,缺乏一种创新的闯劲和先锋的勇气。因此,江西诗人们需要以开放的姿态追求先锋的卓绝,在地域、历史、现实、文化的融通中书写赣鄱风云与文化之根,建构独特的诗歌风格。

 

注释:

[1]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修订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页。

[2]龚奎林:《文学地理学视阈下的新世纪江西诗歌》,《新文学评论》2013年第4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9页。

[3]龚奎林:《文学地理学视阈下的新世纪江西诗歌》,《新文学评论》2013年第4辑。

[4][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5页。

[5]龚奎林:《人文关怀与青春群像——江西青年诗人论》,《创作评谭》2012年第3期。

[6]一行:《词的伦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68页。

[7]戴锦华:《女性主义是什么》,《北京青年报》1996年1月16日。